旧改革开放观典型代表吴敬琏：为资本主义而奋斗终生！

   直挂云帆济沧海

     2005-3-20 17:37 星期日

一、 吴、汪十分担忧官僚资产阶级称王，粉碎他们的“改革”目标

吴先生从1998年以来多次表明他的反对“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立场，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高度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次他在《对话》中说：“体制转轨是一个利益结构大改组的过程。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转轨，在利益分配上总会有问题，原来掌握权力的人肯定会利用权力把过去的公众财产据为已有。如果官僚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会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情况；大部分财富被一小撮人鲸吞，而百姓却变得一无所有，那就国无宁日了”。“为什么规范的改革往往被视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等，却被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瞬息间就风行全国?这些奇怪的现象层出不穷，不是足以发人深省吗?”……“不管怎么样，中国再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其实这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对于这一发展趋势吴先生说：“未来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最近的、将来的经济发展更认为未可乐观。”（以上均引自《对话》）2003年10月30 日吴先生在纪念改革25周年的论坛上说：“弄得不好就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走上所谓crony capitalism即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吴敬链：《必须提防和扼制“权贵资本主义”》，中新社， 2003 10 30）

从以上吴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吴先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一定程度这个副词的意思是，吴先生只反对“设租”、“寻租”，以权力掠夺财富的资本主义，并不反对一般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对官僚资本的依赖和勾结，他是不乐意正视的。此外，他也绝对不谈他所鼓吹的私有化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2，吴先生害怕中国出现俄罗斯式的“坏的市场经济”，大力倡导美国式的“好的市场经济”,力图在改革中实现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最大化，避免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最大化；3，吴先生认为中国的前途不容乐观，走上“封建的、买办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的“概率很高”，一字不提、也不必要提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前途。中国现在还有多少社会主义？吴先生比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干资本主义实事的走资派要坦诚得多。他认为改革的前途仅仅是坏的还是好的资本主义称王的问题。这里没有社会主义的份。

吴先生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谁能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错误的？然而他的立场绝对不同于劳动大众。他的改革目标是消灭社会主义，建立“个人本位制”，让“独立民间经济”，也就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现在，眼看官僚资本主义胜出，粉碎他的改革目标，他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呢！所以，吴先生们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无疑，这是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先生既然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又绝对反对社会主义，所以笔者暂且称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吴先生是什么角色还有待观察。

二，吴敬琏反对社会主义，追求美国式的、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不少人吹捧吴先生是“脚站在老百姓一边，嘴对着领导的耳朵”的非凡人物。这前一句赞誉是荒诞的溢美之词，而后一句却是真的。原来吴先生是向领导人灌输新自由主义的教师爷呢！当然，领导们是否听了他的话，听了多少，是要用事实来证明的。

吴先生在《对话》中说：“土地改革像任何一次大的社会运动一样，总是有怀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参加。土地改革的有些积极参与者是所谓‘勇敢分子’，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是见过世面、富于社会经验的‘乡村政治家’。他们希望在‘斗地主，分田地’中得到自己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的好处，在运动中往往采取一些过火的(“左”的)行动。麻烦还不只在这里。成问题的是，这些人并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诚实的劳动和经营中使自己、也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却有一种倾向，总想在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分一杯羹。如果这些人成了社会的精英，他们就会变成1955年以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的社会基础”。吴先生这段话说得恶毒至极！

按照吴先生的说法，“左”的“社会精英”就是靠权力掠夺财富的“勇敢分子”；这些“勇敢分子”是1955年以后“不断革命”的社会基础；1955年以后的“不断革命”是“勇敢分子”的革命。

吴先生之所以以1955年划线是因为1956年我国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1955年以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勇敢分子”用权力掠夺财富的“不断革命”。这是对我党和我国人民的极大污蔑；吴先生把我国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也视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他看来，公有制经济全是1955年以后“勇敢分子”靠掠夺而建立的。官僚资本主义并不是现在产生的，早在1955年以后就出现了。吴先生所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意思。众所周知，在毛主席在世时，谁敢把公有财产攫为己有，所得而私？他凭什么说“勇敢分子”是1955年以后“不断革命”的社会基础？当时，即使有极少数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但他们能够发动起什么“不断革命”？显然，他的矛头是直指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的。他的这种说法不仅有失“学者”风范，而且简直是血口喷人，十足反映了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吴先生完全知道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他刻意把这一理论污之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居心何在？！读完吴的这些言论，人们不禁会想起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吴敬琏之流新自由主义分子为什么能够在“改革”中恣意妄为，横行无忌？其根本原因是某些决策人在经济领域不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以，始作俑者是党内的走资派！20多年的所谓改革实质是消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今天，公有制经济还残留多少？3-5年后更残留多少？于是吴之流自然会反问：既然如此，何必当初？认为1955年以后的“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勇敢分子”的掠夺。所以，新自由主义分子们不仅在“改革”中出谋划策，煽风点火，大力推动私有化，而且在私有化以后还会作为资产阶级的秋后算帐派恶毒攻击共产党。

下面笔者将粗略地揭示一下吴先生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真面目。吴的祖父是大资本家，继父和母亲也是颇有名气的民族资本家。吴在解放后读马列，夹尾巴，甚至在1964年还批判孙冶方的企业经营以利润为目标的理论。“改革”开放后，吴的天赐良机到来了。吴以最早提出“市场经济”而独领风骚，人们称他为“吴市场”，殊不知他的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承诺：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以后，吴便倾其全力，要为打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出大力。早在1992年，吴便提出国有企业小卖大股，反对国家控股的总体主张。他说：“要使企业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除大量发展非国有的工商企业之外，还要对原有的国营企业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对小型国营企业来说，多数经济学家主张分别用‘包’、‘租’、‘卖’的办法，将它们改造为民有民营或国有民营的独立自主经营者。”“在笔者看来，就小型企业而言，‘包’不如‘租’，‘租’不如‘卖’。”“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我主张通过法人化（corporation）实行股份公司制度”。“把原来由政府掌握产权和直接经营的公有制企业，改造成为以各种法人组织代表公众持股为主、公众个人持股为辅、实行股权分散化，允许股权自由转让和委托专业人员全权经营的法人化企业（公司）”。“有一种意见，主张股份制以政府持股为主、由主管机关直接任命高级主管人员，以确保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结局可能是政府与企业‘父子关系’的格局依然如故。”（《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176、177、178页）吴先生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是靠国家强力和“国家迷信”建立的。（1997年8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吴敬琏：《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当国有小企业卖光以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1997年他和董辅?i一起向中央提出国有大型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建议。他说“国有经济要收缩范围，进行战略重组，通过上市募股、售股变现、收购兼并、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资本市场运作，促使国有资本从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向国家必须掌握的战略部门集中”。“支持和鼓励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包括合作社经济、民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1997年8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这个建议得逞了，2003年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掀起了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的新高潮。试想，经过吴敬琏等新自由主义者们早思暮想的“攻坚”战以后，中国经济制度还能称得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按照吴敬琏等新自由主义分子的意图，亦步亦趋地展开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有人早已定了调子：在经济领域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2003年9月下旬，暴发户厉以宁因认定私人股份制是“新公有制”而臭名昭彰。无独有偶，吴敬琏约在两年前早已提出私人股份公司制就是公有制的观点。2001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网站的《战略论坛》公布了吴在该院所做的题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讲演。他说：“事实上从19世纪末期，就出现了所谓现代公司，现代公司这个东西，是公众化的，……比如说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叫做‘going
public(走向公众)’，这是不是公有化了”。
“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十五大报告说公有制不只是国有、集体两种，只要是适合于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都是公有制。”他断言，股份有限公司是公众化的，又是“适合于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当然是“公有制”的。可是，谁见过15大报告中有这段话——“只要是适合于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都是公有制”？吴先生是在造谣吧？！莫非吴先生深知内情，道出了什么人的本意？无论如何，吴先生这些说法都是一派胡言。他掩盖了股份公司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阶级对立，美化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吴先生自己说，1988年马洪和弗里德曼讨论私有化概念时，后者认为西方的股份公司是私有制（来源同上），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小徒弟、大商贩(贩卖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吴先生还挂什么羊头，卖什么狗肉？硬说股份公司的“公众化”便是公有制！

吴先生还更有匪夷所思的惊人表演，他在同上的讲演中说：“长沙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经营状况不好，市委就做了个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个人，但量化到个人的时候，有一些规定从理论上说大概是不对的，……劳动创造价值，那是马克思讲的价值的决定，它不是讲的分配，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就是要素分配，劳动者拿了工资，他的贡献是工资补偿的，资本利润是对资本的补偿，所以资本是谁的，利润就是谁的”。请问吴先生，“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就是要素分配”有何根据？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而要素分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萨伊的分配论。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分配都是按要素分配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按要素分配，或主要按要素分配，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马克思主张按要素分配，他就和萨伊一样了，用不着写《资本论》了。吴先生完全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中集中批判了萨伊的要素分配论，却刻意给马克思栽赃，居心何在？吴先生造谣造到马克思头上，还有什么学术诚信？！这就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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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南方周末》所吹捧的吴先生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其实这并不奇怪，吴敬琏为掩盖资本家的剥削，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原来，吴先生很卑劣！

吴先生经常打着公平、公正、为民请命的旗子，这次在《对话》中说：“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5日）。什么是公正？吴认为公正主要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平等）。他认为，由于我国权贵们靠掠夺致富，造成了机会不平等，“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吴敬琏：《要建好的市场经济》，深圳商报，2003年11月04日 ）吴迄今所谈的机会平等集中在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上，认为私人资本主义不仅不会造成机会不平等，而且还会实现“共同富裕”。吴所指的公正和机会平等完全是从西方贩来的，即肯定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决定的分配方式的前提下的公正。这种公正中的机会平等就是法制健全下好的市场经济（如美国的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平等竞争；这种公正中的结果平等不是庇古等老福利经济学家主张的“收入均等化”（大锅饭），而是奥肯的公平观，即国家的人道主义的救助。吴先生拒绝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平等和按劳取酬（并非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公正观，因为他是搞私有化的急先锋。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从它原来的意义上说，就意味着追求社会公正，要求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它的本质，至于说它是以什么样的所有制来实现，现在看来，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网站，《战略论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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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就是说，公有制“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资本主义所有制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共同富裕，因为“机会的平等或者叫起点的平等，是跟效率正相关的，如果机会平等，大家能够平等竞争，这是能够提高效率的。”（同上出处）其实，这就是平等竞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可以把蛋糕做大，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的自由主义观点。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我国，由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和连绵不断的私有化，我国的两极分化也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资本主义剥削是社会公正？无产阶级岂能和资产阶级平等？所以，吴先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法制健全、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美国经济也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吴先生的改革目标就是消灭公有制，建立美国式的、“好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岂有这样的“社会主义特征”？真是活见鬼，活接鬼（轨）

三，吴敬琏妄图废除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私有化，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必然提出政治要求。2003年11月17日吴先生说：“现在，非国有部门占我们国民经济大致是2/3，因为私营经济这20年的发展，它首先是培养起了大批的企业家，同时它也给市场的形成，给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加了压力……，同时也给我们的政治改革也提出了强劲的要求，那么政治改革也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在这方面可能有优势，最重要的优势，我同意杰弗里·萨克斯所说的（他的观点有好多我不同意，但有一点我同意）就是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所以这样俄罗斯就可以在今后，就像今天上午李稻葵教授讲的，它是在法治下的改革，而我们要从行政主导下的改革转变成法治主导下的改革，法制基础上的转轨，这个关是很难过的，因为各级的政府、各级的行政机关都有它的利益”。（《吴敬琏在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信出版社，《比较网站》2003 11 17）吴先生说得多么清楚！私营经济大发展和私人企业家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强烈的要求”，是政治改革“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他赞同美国和平演变苏联的干将萨克斯的观点：俄罗斯的宪政改革走在中国的宪政改革的前面,俄罗斯“有优势”！ 说白了，所谓“优势”就是俄罗斯宪法中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为主体这些条文。

随着大型国企拍卖高潮的涌现，中国的右派分子们认为，私有化已经走上不归路，“改革”的重心将向政治改革转移。吴先生作为现代的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挑战于人民民主专政！2003年6月6日他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说：“‘三个代表’意味着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好一个“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当然要废除，而废除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根本改变我国国体，就是夺权，特别是夺共产党的领导权，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颇为滑稽的是，他说他的政治要求的根据竟然是“三个代表”！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不仅是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也还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呢！是全面和平演变我国的“勇敢分子”。他所追求的目标是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化。他的言行当然符合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我国的利益。现在，吴敬琏等新自由主义分子的行为正在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鼓励呢！布什于2003年11月6日在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讲演中说：“经济改革将开启中国人们渴望自由的大门。……最终，那些被允许支配他们自己财富的人将坚持要支配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国家”。（BBC ，2003 11 07 电，转引自主人公网 2003 11 07）

我们从吴先生的言论中可以发现右派们的两项主要策略：其一，丑化、污蔑社会主义的基本面，特别要全面否定、骂倒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光辉业绩和毛泽东思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以便蛊惑人心，搞乱公众信仰，为告别社会主义鸣锣开道；其二，高举反腐败，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旗帜，一面争夺“改革”红利，为“民有”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力图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强烈不满，想从中渔利，实现他们的“制度创新”。

四，“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年，毛主席写下“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今天我们再读毛主席的诗句时，不胜万千感慨！中国将走向何方？谁主沉浮？面对这样严峻的历史关头，我们当然也要分析“改革”前途。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派理论得到实践检验，完全正确。俄罗斯的走资派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中国有没有走资派？有。胡长青、陈克杰、程维高、王怀忠等就是走资派。还有其他走资派。试想，谁敢公然违背宪法，改变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毛主席说过，弄不好，资本主义随时有复辟的危险。今天这种危险究竟有多大，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未来前途完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能否战胜修正主义路线。

官僚资产阶级是“改革”中产生的、利用权力鲸吞公有资产，鱼肉百姓，迅速暴富的反动阶级，是寄生在党政机体内的毒瘤。这个阶级中隐藏着大量走资派及其子女、亲信、亲朋好友，其犯罪行为已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这个阶级正在瓦解着劳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官僚们的权钱交易行径也是犯罪的。不消灭这个阶级，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政权崩溃，势在必然。我们打倒这个反动阶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是为了满足吴敬琏们的野心——民族资产阶级主沉浮。

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之一，是“改革”中受益最多的利益集团之一。随着大规模私有化，这个阶级将更加羽翼丰满。按照目前的路子走下去，资本主义所有制将日益成为我国的主要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不少资本家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进入共产党。然而这个阶级并不满足目前的政治地位。如果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它，那么，它必将迫使政府主要为它服务。它的某些代表人物正在运筹帷幄，寻觅变天之道，妄图在中华大地上主沉浮。这个阶级既受官僚资产阶级的抑制又与官僚资产阶级紧密联结，不仅有大量“原罪”，而且也继续犯罪。它十分野蛮残酷地剥削劳工大众。鉴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有些资产阶级文人宣扬什么瑞典模式，社会民主党思潮。这是欺骗。中国人口众多，生产力不高，更无强大的工人运动，何谈瑞典模式？那种不问所有制结构，“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仅靠税收调节和第二次分配便可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是欺世之谈，是骗局。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依法清算它的“原罪”和其他犯法行为；反对它喧宾夺主，恢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辅助地位。

随着大规模私有化，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由主人翁转变为雇佣劳动者，日益被边沿化，弱势化，贫困化。私人和外资企业的工人由于受到庞大失业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其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后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天堂”。下岗失业者更陷入绝对贫困化。工人阶级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上亿的农民工遭受着资本家最野蛮、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我国农民状况也令人担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有人甚至形容为“火药桶”。中西部农民收入低微，又受杂费挤压，是我国最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他们无钱治病，无钱供小孩上学，正在被迫再生产着下一代的贫困。看来，“三农问题”现状正在批判农村和乡镇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正在呼唤不同程度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回归。我们可以断言，广大工农群众决不甘心资本主义的统治。

环视中国现状，一极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他们拥有最多的财富，另一极是工农大众，他们只拥有少量财富。我国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基尼系数不断跳升，早已超出警戒线，正在向南美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挺进。中国怎么啦？为什么“改革”恰好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阶级结构，阶级地位，利益分配倒了个？！
“改革”的前途究竟怎样？吴敬琏之流主张“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但是民间资本主义也很肮脏，也很残酷。“脚站在老百姓一边”的吴先生是极其虚伪的，搞资本主义的人还奢谈什么“共同富裕”？水仙不开花，装什么蒜？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干资本主义实事的人们又属何类？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改革的前途必然是黑暗的。

有人说：“改革不要改出革命来”。这话不是没有一定道理。毛主席早已说过“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国光明的改革前途应当是否定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不管历史如何曲折，最终，社会主义必将胜利。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