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能为你歌唱－－洪启自述

我为什么不能为你歌唱－－洪启自述

我的家庭

　　我一九七三年出生于新疆和田的一个贫穷的维吾尔家庭，由于孩子多，家里实在养活不了刚出生的我，就把我送给了一对来自浙江淳安的汉族夫妇，一对支边建设者。我成了他们心爱的儿子。他们用当时很难搞到的上海奶粉和鱼肝油把我喂活。

　　我的妈妈余佑春背着我，手里拎着自制的冰棍箱，跑很远的路，以每根冰棍几厘钱的微薄利润把我养大。

　　我伟大的母亲由于去新疆较晚，一直没有被安排工作，名份是家属。她在我幼年时卖冰棍，童年时装卸煤车，少年时打土块、挖地基。直到现在，她一直靠自己的裁缝手艺支撑着我们家的半边天。

　　父亲洪文标是六十年代中期复转时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到新疆参加边疆建设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四团的工人、机关小车班的大轿子车司机，中国共产党员。

　　多少年来，直到退休，他的任务一直是接送单位里的工人们上下班。

　　他们是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６日把我抱回家里的，推算了我的年龄后，将我的生日定为５月６日。四年后，他们生下了我的弟弟洪雁。父亲和母亲都是极其本分的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太好，但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从小到大，我一直认定他们就是我的血肉至亲。

　　小的时候，在我身上体现出的美术天分要远远超过音乐。爱上歌唱是我一九九零年参军之后的事情了。

　　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塔里木河的沿岸，主要任务是看守劳改农场。在戈壁滩上行走时，在夜晚空寂无人的岗楼上值班时，在酷热的烈日下的工地上，我产生了最初的歌唱的欲望。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最初的吟唱。并且尝试着创作歌曲。

　　每每想起先辈们的身影曾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耕耘和开拓，我都会产生无限的激情，这是与我所生活的城市中多么不同的风景呀！在无边的大地上，我眼前看到的是无数面火红的旗帜，耳中听到的是响亮的号角。

　　带着对自由歌唱生活的憧憬，１９９２年底复员后，我登上了东去的列车，从此开始了我漫长、艰辛却又乐趣无穷的吟唱生涯。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到西安，到北京，到广州，到沈阳，到太原……，这一条路我不知要走多久，但是在路上时，在歌唱中我建立了信仰，找到了队伍，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得到了刻骨难忘的爱情……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余佑春和天底下所有勤劳善良的母亲一样，是我最热爱的人了。

　　一九七三年末，她亲手把我从我的生母手中抱回家里，用温暖而透明的净水将我身上的污垢洗脱，我自此获得了新生，命运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母亲是浙江省淳安县人，她的家离我父亲洪文标的家只有三里路，他们的亲事是我的父亲在舟山群岛当兵时由他们的父母定下的。

　　母亲的家门口有一棵外公栽种的桔子树，幼年时母亲带我回家，桔子成了我的至爱。疼爱我的外婆由于年纪大了，制止不住顽皮的我，眼看着我天天坐在树上很快就把一树的桔子吃光了。在我印象里活泼好动、很会讲《西游记》故事的外公去世的比较早。一九九七年的一天，我们在乌鲁木齐接到了发自老家的电报，外婆病危了，我给母亲买了一张飞机票，而她还是没能见上我的外婆最后一面。一向节俭的她回来时竟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到家后顾不得和我们寒暄就倒头睡了一天。

　　我的母亲是位手艺高明的裁缝，在我家居住的这一片有着极好的口碑。她每月的收入超过我那拿固定工资的父亲，但她的辛苦也远超常人，她往往从清晨七点忙到午夜凌晨，由于工作的特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她都是站立着的。

　　母亲很爱吃鱼，从小我一直以为她最爱吃的就是鱼头，因为每次她都要将鱼头与鱼身夹断，将鱼身的肉夹到我和弟弟的碗里，懂事之后才明白这是母亲深切的疼爱。有一段时间，我做广告音乐收入还不错，总想带母亲和家人去好一点的餐厅吃饭，但母亲总是非常坚决的拒绝，她说：“有那些钱你给我，我给你存着，以后结婚时用。”

　　记不清多少次，我的母亲因为我的不听话而伤心的流泪，她盼我成材的心比任何一位母亲都要急切，没能考上大学为她争光添彩是我终生的遗憾。所以当她提出弟弟大学毕业后全家一起返回浙江生活时，我愉快的答应了她，母亲为此兴奋的彻夜未眠。我明白我就是她的血肉，虽然我不是出自她的身体，但我与母亲的灵魂是紧紧交融的，是永生永世不可分割的！

我的“妹妹”

　　九四年初，我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和几个在夜总会演奏的朋友小住了一段，排练我创作的歌曲。排练时总会有一个年龄不大、面貌清秀、头发总喜欢用一条手绢扎起来的小姑娘和她的一个小姐妹在边上听着。这个小姑娘叫周亚，当时应该不足十八岁，来自石河子，当时在夜总会做三陪小姐。她年纪虽小，却饱经世事。做这行的原因是因为家境贫寒，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所以放弃学业讨生活。

　　周亚很喜欢我一首歌叫做《城市黄昏》，——“这个城市，它已经堕落，因为它已经进入了一天的黄昏。无数的车，无数的人，无数的小妹妹在晃动着灯……。”这是我歌曲中最早的抗议和对社会问题的最粗浅反映，但使周亚视我为知音。她经常单独把我叫出去请我吃饭，一个炒土豆丝，一个葱爆羊肉，外加白米饭，这对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来说无疑是大补特补了，后来发展到有一天我在台上唱这首歌时，她拒绝坐台了。

　　在我准备离开乌鲁木齐去北京之前的一个晚上，周亚约我出去，到了市中心一家乌烟瘴气的、小地痞流氓出没的通宵录象厅，她告诉我，她孤独的难受的时候就一个人在这里看整夜，然后在昏昏沉沉中睡去……。

　　走之前我们愉快的合了影。

　　九九年初在乌鲁木齐，一个原先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朋友告诉我一些周亚后来的情况。在朋友做的音乐节目中，周亚经常点歌，是热心听众。周亚经常向他提起我的歌。我和她的合影成为了她的骄傲，她对她周围的人说：“他是我的哥哥！在北京唱歌。”她一直会唱我那首《城市黄昏》。我追问她的下落，朋友说她后来混的圈子越来越乱，又染上了毒瘾，也没攒下什么钱，冬天睡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把所有的家当都压在了身上……。朋友一年多前也和她中断了联系，有零星消息说她贫病交加死了，还说好象是自杀。

　　——我要为这样的姑娘唱歌！

　　我相信周亚的心里一直有一根油芯，只是没有机会，没有力气，也找不到任何方法把它点燃。我的歌声曾经给过她一瞬间的希望，后来，这希望一直在她心里一点一点的燃烧，直至耗尽了能量。

　　——我要为千千万万个周亚歌唱。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姐姐，是我们的妹妹，是我们的爱人，是无数美好的身影，洁白的心灵，是等待火焰的油芯……。

　　周亚一直喜欢在电台点歌安慰自己，很幸运，我一直在她的心里为她歌唱着。

阿里木江，你在哪里？

　　在我写歌、唱歌之初，很多朋友感到不可理解，他们认为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音乐训练，不懂乐器，不通乐理，怎么就可以作曲写歌呢？我想，我是比他们明白音乐真正的功能和意义吧！

　　自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科目一直是我的强项，而每次考试占分最多的作文是我的得分保证。由于在文学上有一定的天赋，爱上诗词创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命题作文的局限性太强，我没有什么兴趣，而课余的诗词创作练习则使我着迷，我可以任意选择题材，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些什么，喜欢去对一些问题和现象进行观察、思考，而一则贴在公共汽车站牌上的寻人启示深深的影响了我的生活，使我对现实题材的创作兴趣日益浓厚，并直接影响了我的音乐创作观念。

　　那是一九九二年，有一天我在乌鲁木齐市西北路的公共汽车站等车，抬头发现站牌上贴着一则醒目的寻人启示，一行黑体大字“阿里木江，你在哪里？”边上是一个漂亮可爱的维吾尔小男孩的照片复印件，内容看的出来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写的，充满了失子的悲痛和寻子的急切心情。之后的一段时间，在全市的许多站牌上我都看到了这则启示，我不由想象起这位父亲奔忙疲惫的身影，他是多么的焦虑不安啊，他的夜晚一定是漫长而难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件一定要写的事情。很快，我就写出了一首名为《阿里木江，你在哪里？》的叙事诗，而脑海里冒出的又一个念头更使我激动，我想，如果把这首诗谱上曲子，然后在大街小巷里唱开，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知道阿里木江丢失的事情。

　　为什么要写他？因为他是纯洁而天真的灵魂！他的走失仅仅意味着一个少年的走失吗？他是你、我、他的走失。为什么？因为他是希望、是梦想；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张洁白的纸，上面可以写下有力的诗句；为什么要唱他？因为他是羽翼未丰的鸟儿，天空是他的家园，大地是他的故乡。他注定要和他不幸的命运做最艰难的斗争！他一定要唱那最悲伤愤怒的歌谣。他现在太小，无法决定自己的方向，如同我们的眼前，不前进不抗争就没有出路……。在这个时期，我听到了努匍拉，听到了阿炳，听到了最深刻的，呼唤良知、呼唤真理与正义的歌唱。

　　他们是阿里木江，他们尝受最多的就是苦难，但他们心里装满的却全都是希望，而我们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那就是，通过音乐去找回这个民族失去的诗魂、乐魂！从此，我就开始了我的音乐创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成为了一名成熟的歌手，忘不了阿里木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找到了他？在我的心里，阿里木江犹如努莆拉一样，是一个音乐的圣人，他的形象光辉而高大，他擅长各种乐器，他能用各种语言歌唱，他的歌声真诚而具有力量。他要求我做一个漂泊的歌手，把见过的事儿通过歌声传到每一条街巷。

　　阿里木江，你在哪里？

　　王铁汉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是一个酷爱音乐并天赋很高的工人，他和他性格开朗、 活泼健谈的母亲相依为命。

　　也是在九二年，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铁汉，被他弹的一手好吉他和能弹唱很多歌曲的本事所吸引。铁汉的家住在一片楼群之后、山坡下的小平房中。他家房间里的光线很不好，但从来没有影响小屋中欢乐的气氛。铁汉的母亲是天津人，来新疆很多年了，她的一口天津口音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她特别喜欢和我、和朋友们聊音乐，还经常说你们喜欢听的东西我都听得惯，不时还唱两句时下的流行歌曲，逗的我笑的直不起腰来。每当铁汉弹琴唱歌时，铁汉的母亲总是很认真的在边上坐着听，那眼神中流露出的慈爱、关怀和赞赏、骄傲的神情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铁汉和母亲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每次我来都倾力招待，以土豆、罗卜和白菜为多，多来一个人就不够吃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铁汉家的饭菜是我吃过的最可口的食物之一。

　　铁汉在服装厂干的工作有一些设计性质，他的衣服多是自己设计裁剪制作的，做的很好，很有样子，穿出去绝对是街面上看不到的款式。当地一些所谓“玩”音乐的人看不起铁汉，说他的吉他弹法是“野路子”，铁汉有些不服气，我劝他别和那些人搞在一起，那些人是真正不懂音乐的人。

　　许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有一次路过他家那块儿，特意看了一眼，房子好象拆掉了，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他。我想，铁汉是不会放下手中的吉他的，更不会停止歌唱的。当时，他最好的听众是他的母亲和我，现在应该增加了许多。铁汉在我心里，又是一个阿里木江。

　　小马从地区来到首府乌鲁木齐，揣着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借来的六万块钱圆他的音乐之梦——录制一盒自己的个人演唱专辑。

　　相对于那些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里的歌手，小马是有货的。在内地三年的专业学习使他掌握了一定的音乐知识。而他的演唱也是具有水准的，回族花儿，蒙古长调他都非常拿手。但这盒个人专辑的录制，却使小马脱了至少三层皮。

　　先是被当地某大牌音乐人在制作ＭＩＤＩ时刁难，付了钱的小马被大牌在曲式、结构等问题上说的一钱不值，一天到晚烟酒伺候着不说，动辄大牌就喊着要小马请客，就这样了大牌还消极怠工，完成的活儿粗糙无比，气的小马说：“我要有他的设备（合成器），做的准比他好。”接下来小马被出版商、发行商层层刁难和盘剥，印刷封面时又上了当。花光了所有钱的小马只有在朋友家里蹭饭蹭觉，狼狈不堪。

　　专辑终于上市了，小马又开始忙着跑发行，收帐。人累的都快要散架了。我问他还做不做第二盒？他非常坚定的回答我：“做！”并决定下一次自己来完成配器的工作。

　　是啊！小马在捍卫自己歌唱的权利，他是一个挑战者，他挑战的对手是愚蠢的唱片公司、著名的音乐人、所谓的市场，只为让人们听到一个来自小地方的、一个小人物的歌唱。

　　这不又是一个阿里木江吗？

一只空碗

　　在北京音乐圈里，我没有什么朋友，也不觉得有什么人值得交往。倒是在九六年夏天，一个偶然的原因，和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摇滚歌星小朝合租了一套房子，小住了一段时间。通过对小朝生活的观察，对所谓的北京摇滚音乐圈有了一些认识。

　　小朝由于嗓音条件突出，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通过包装和炒做在当时流行歌坛“极度繁荣”的假象中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明星”。而少年得志的她在生活中却又是那样的不幸。在一次活动中与人争吵被人拿起利器破了相，落下了终生残疾。在合住之前，我也听说过关于小朝吸毒的传闻，也没有怎么在意。她住东屋，我住西屋。我在单位里上班，作息比较有规律，而小朝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呆在她那间屋子里。

　　她没有劳动习惯，吃完的碗筷也懒得洗，堆成小山般高。早晨做完饭，我都会问她吃不吃，她在里边说想吃，给她留些，我就把饭给她放在门口，而下班后回来时在原地看到的是一只空碗。日子长了，小朝身上的毛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不爱劳动、虚荣、不懂基本处世之道，不懂爱护自己，甚至不明事理。

　　小朝是北京摇滚圈的一个代表，他们过早在虚假的环境里获得了不明不白的“成功”，又不愿意通过学习去补充自己的业务水平，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在一片虚情假意的吹捧声中过早结束了自己的青春。在春风得意时高朋满座，在大势将去时周围狗都不见一只。

　　小朝是被这个所谓的“音乐界”毁掉的典型例证，是被急功近利的音乐商人、伪音乐人和吹鼓手们吃掉的小绵羊。

　　她在短暂的荣光失去后手里捧到的不是一只空碗又是什么呢？

　　九三年初来到北京后，写信给不久前同时从部队复员的战友小张，希望他能够走出家门，用自己音乐上的才华做出一番事业来。

　　我和小张在部队时可谓生死之交，他能弹一手很好的吉他，歌唱的也很好，在连队里还是尖刀班的班长。信发出后，我想小张可能会用一段时间考虑，就安心等着他的回信，不想在不长的时间后，他竟然直接打着行李来到了北京，并在我没有收到他接站电报的情况下，找到了我的住处。我惊喜万分，他给我的礼物是从新疆带来的啤酒和香烟。他说收到我的信非常的激动，马上辞去了刚分配的工作上路来了。

　　小张和我的一样，父母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大军中的工人。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寒，心地善良，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在北京生活了八个年头之后，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成为了一个没有理想，内心空洞的人。

　　来到北京半年后，小张认识了来自中原的，因小时侯患病而留下残疾的女歌手玲玲，两人谈起了恋爱。玲玲是一个有一些音乐天赋，喜欢争强好胜的人，她有一副还算不错的嗓子，尤其是唱起齐豫的歌儿来惟妙惟肖，同时，她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两人同居后，小张悉心照顾玲玲的生活，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在一段清苦而艰难的生活后，两个人开始在酒吧里演唱谋生。渐渐地，经济条件好了起来。

　　当时的我，正在全心寻找方向去探索实现理想之路，比较反对过早将经历和时间全部投入到家庭小生活的建立。而玲玲和小张在通过酒吧演出获得稳定而丰厚的收入后，就一门心思地在住房、穿衣、生活用品方面大搞起建设来。玲玲有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写了一些她个人的小情绪，小感动，初期还有些动人之处，很多人因为她身体残疾，又能写能唱，对她寄于同情，对她的夸奖也高于旁人。在这个情况下玲玲就越来越孤芳自赏起来，小张也乐于为女朋友做铺垫，在吉他伴奏、音乐创作等方面用自己的全部才华为玲玲服务，玲玲成为了他们二人世界的主心骨。

　　在生活稳定、安逸后，玲玲的创作开始走向完全虚无的状态，她写布啊，花啊，草啊，空灵啊，无边的美丽啊，那些生活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完全不表现自己的生活，不反映自己的生活，而是在歌曲创作中造梦，造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色无为的虚假“气息”。而他们的生活，也确实缺少可唱可歌的内容，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玲玲喜欢隔一段时间就指挥着小张把家具从南屋搬到西屋，把一些物件从这里换到那里，开始还可以理解，但经常的来回搬、甚至叫我们这些朋友到他家里玩时“帮帮忙，一起搬搬”时，我觉得这样折腾很没有意义，而开始时小张也比较反对女朋友的这个“毛病”，后来竟也乐在其中了。

　　我对小张渐渐开始失望了，特别是另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告诉我，他来北京前给小张打电话，小张说：“来干什么呀！又没有钱，饭都吃不了……”。我的心象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的敲击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小张来北京的时候，有钱吗？有饭吃吗？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为什么要以这个姿态，这个口气，对抱有理想准备来做一番事情的朋友说这种话呢？？？

　　而玲玲做为一个身体残疾、又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闯天下的女孩，不去为自己的生活呐喊、歌唱，不去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理想实践中，而是乐于修巢筑窝，造假调，唱朽曲，真是令人痛心！

　　他们二人后来结交的朋友很多，形形色色的目光中我看见的都是“猎奇”！他们交朋友的目的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实用”。越往后，他们的脑子就越浑，居然练起了“法轮功”，而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都是没有健康、明确志向的缘故。现如今，小张和玲玲还在为修巢筑窝而忙碌，还在为了多一个机会、门路“寻找”着朋友。而在我的眼里，他们手里捧着的，不过又是一只空碗而已。

我为什么不能为你歌唱？

　　努莆拉、阿炳、陈达是我心目中的三位音乐的圣人，他们是我心中永远不会熄灭的指路明灯。是他们教会了歌唱，也是他们让我明白了歌唱的意义。

　　努莆拉穿越戈壁和沙漠，来到一个又一个人群居住的所在，用都塔尔和热瓦莆为受苦的人歌唱，为受巴依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歌唱。他唱的喉咙出血，引得大地与他合鸣。维吾尔人民爱他，因为他唱出了他们的苦难，并为他们带来了光明的希望。努莆拉死在国民党的铡刀之下，天山的血水为他的牺牲而融化。

　　在江南小镇的盲艺人阿炳，拉着二胡，弹着琵琶在县衙门口唱着揭示社会疮疤的“新闻”，流氓恨，地主恼，官僚怕，人民群众爱他不够。有人说他的音乐是“跪”着听的，我看阿炳的曲子应该是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坐着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跪着听。因为贫苦人是他最忠实的听众。

　　我的追求，就是继续他们的歌唱！

　　我的目标，就是普天下受苦人都热爱我的歌声！

　　我通过我的歌曲去寻找朋友、战友和同志。

　　过去的我象一只找不到队伍的鸟，在无边的天空中任意的飞翔，虽然身体是自由的，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一九九九年，自从网站《音乐大字报》的开通，一群和我有着相同理想和抱负的朋友集结在了一起，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了有意义的充满着热情的生活。

2000年1月至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