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打工作家的十年漂泊历程：可管窥这样一个南方

时光如白驹过隙，到2003年10月，走出我热爱的川南故里，我已在南方有整整10年的打工生涯了。10年的风风雨雨里，跋涉的路上洒下了多少汗水泪水？
——而事实上，我漂泊打工的历程又岂止10年？！

即使落难，也要做一枚燃烧的太阳！

16岁那年春天，正读高中一年级的我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了——为了供我上高中，父母不仅变卖了家中的花生种子，而且砍光了屋后的桉树出售，而奶奶又在这时溘然长逝。我不得不回乡老老实实做了一名农民。记得参加农活，我将自己剃了个光头，引来村里人一阵哄笑：“瞧，老三家出了个和尚了！”“老三”是村里人对当生产队长的父亲的友好称呼，因他排行第三的缘故。原以为父亲会因此责骂我，他却只说了一句：“当农民就得像个农民样，犁田插秧多学学。”之后便默不作声了。我也知道父亲的无奈——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方园数十里有名的私塾老师，留下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遗训；在我们川南乡下，村民们都恪守着“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的传统！
寒来暑往风里雨里，我学会了三月插秧九月扶犁。其时，与我一般大的同龄人都热衷于学手艺，因为这不仅可以挣几个盐巴钱，也能为将来讨媳妇成家立业打下基础。母亲也琢磨着让我学得一技傍身，当时供我选择的手艺有两门：一是去村里的陈阴阳处学掌罗盘看风水；还有就是向作石匠师傅的舅舅学艺。这两样都让我觉得好笑得不行。母亲的苦心自然遭到年轻气盛的我的断然拒绝：我辈岂是蓬蒿人，怎会去干那令人不屑的手艺？
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外出闯荡，干些“下贱”的苦活累活。川南泸县为农业大省，人多地少，侍弄庄稼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力——青壮年都纷纷背起行囊外出“找钱”去了。17岁那年秋天，瞅着屋后那株红樟树下一片片老透的树叶，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作出了外出的决定。
我外出的第一份活是修水电站。那是在湘黔接壤处的一个叫马面坡的偏僻小镇，这是个侗族人聚居之地，我和同去的数十位四川老乡住在河滩边临时支起的工棚里。此地几乎与世隔绝，整日只听到粗犷的号子在山野久久回荡！我们因无石匠手艺，便从事抬石头、开搅拌机和打夯的体力活。初出家门的我第一次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尽管那时我“茁壮成长”到了1·75米的个头，可毕竟只有17岁，和成年人一道从事纯粹的体力活——四个人抬上千斤重的巨石！有些吃不消的我只能硬撑着，一位老乡见我稚嫩的肩膀实在无法承受，抬石头时常常将抬扛吃进去多一些。而一天下来总感到浑身乏得不行！晚上躺在工棚里，多感的我却又忍不住想得很远很远，远到我的故乡山顶上，远到我热爱的女语文教师，远到我朦朦胧胧的未来，甚至远到无处可想……
一个冬日的黄昏，领饷后的民工酗酒玩牌作乐去了，我独坐在水电站旁一座山峦的一块巨石上，陷入了冥冥中关于命运的思考。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极为辉煌的落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体味到了成年男子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与苍凉。我蓦然有了一种强烈渴望倾诉的欲望！
那年春节前夕，思乡心切的我告别了初次打工的水电站工地，回到了老家。依然是去时那身清瘦的行囊，一位乡邻因此讥讽我是个永远不会有出息的人。当时的我看过不少小说，很崇拜写文章的人，“气急败坏”之下便脱口说我打算写文章。他却讪讪一笑：嘿嘿，你怎么会呢？我被激怒了：“你嘿个锤子，我怎么不会呢？”我向乡邻挥动了拳头！要不是一位长辈劝阻，我说不定卡他脖子！其实当时乡邻说得不无道理：在我们乡，当时除了章二麻子，谁的名字也没有以铅印的形式在报刊上出现过——章二麻子曾因为贩卖黄色书刊，名字登上过日报的头条新闻。目睹故乡山野一如既往的清贫与寂静，我再次选择了漂泊异乡！
在泸州市二建公司的建筑工地，似火的骄阳下，一位少年正吃力地拉着一斗车的水泥艰难前行。水泥需运载近200米，其间有一个六十度的陡坡，少年经过此地时，必须拼尽全身的力气，而后面的两位二建司的正式女工在后面不但不用力，反而议论这个五大三粗一声不吭的少年是否是个哑巴。少年一忍再忍。这期间，少年读了大量的杂志：《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萌芽》，还有萧红的《生死场》，书向他展示了一个多彩的世界，也给了他人生坚强挣扎的勇气！他还参加了辽宁《鸭绿江》的文学函授。从未投过稿的他开始试着向一些报刊的地址寄些文字。得到泸州市文联主席周金章好评并发表在《泸州文艺》的短篇小说《黑蚂蚁》便是在这工地那四十多人的大铺写成的。只不过那也是几年后的事了。那个少年就是我。
在二建司，我干过挑灰桶、打夯的体力活，每日的工钱仅仅只有三元。我离开二建司是在那里半年后，工头见我有些文化，让我负责伙食帐。尽管并未因此给我一分额外补贴，我却为能展现自己的一点能力而自豪。可那个月，工头随手将200元伙食费交给我而没让我签名，半个多月后，工头硬是记成了300元，任我如何辨白，他怎么也不相信，非要我出那一百元钱。见我死不承认，他竟然恼羞成怒：“叫你出你就得出！”一向少言寡语的我一时气极，回道：“滚你妈的！”工头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我竟敢如此骂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离开那里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建筑工地，遭受歧视的我写过这样的文字记述当时的愤懑：“成见和误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看成一个干巴巴的概念。”之后我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干苦力。“跑滩”（川南一带对外出打工的称呼）的日子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然而由于天性使然，我不会拍马曲意逢迎别人，加上为人处世缺乏技巧，便时常让人误解。在山城重庆，一位交情笃厚的朋友力劝我不要再凭力气挣钱，约我去干人贩子的勾当，我断然拒绝了！不久，传来这位友人因贩卖女中学生至湘西遭人毒打客死他乡的消息！生活磨砺了我年少的心灵，不断的迁徙流浪让我日渐成熟。苦难的经历又激发了我青春年少的心，受到文学泅染的我萌生了：“即使落难，面对人生，也要做一枚燃烧的太阳！”的豪情壮志。

一个做着文学梦的村长

在青春漂泊的旅途中，苦难总是如影随形；所幸的是，文学也因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路走来，文学成了我失意彷徨之际精神上的支撑。回到乡村后的我，疯狂地爱上了诗歌这一最能表达心绪的艺术形式。许多个劳作后的深夜，一首首情感乡土诗记录下我的心路历程。那时节写成的诗歌《黑蚂蚁》，很能表达我当时那种在底层挣扎却又不甘的心态——这首二十多行的小诗写于12年前，只刊在当时我们办的油印小报《荒原星》上。事隔多年，我返乡时偶然找到这首诗，投寄到《佛山文艺》发表后，令人难以想到的是，许多打工朋友称其喊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1989年冬天，我和徐非、鄢文江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农民文友一道自费创办了泸县第一个农民文学社《荒原星》——取其希望在“荒原上亮起一颗星”之意。我们渴望透过农业的藩篱，去触及更为广阔的世界。我、徐非和鄢文江后来一直在文学这块清贫的土地上执着耕耘，我们先后凭自己的努力成了南方的打工编辑：鄢文江曾在《佛山文艺》、《江门文艺》作编辑，如今定居江门；徐非现供职于广东台山市文化局《侨乡文艺》杂志社；我则先后供职于《嘉应文学》、《惠州文学》和《飞霞》文学杂志。由于我们来自同一个乡镇，且经常在各类打工期刊上刊发为打工者代言的文章，有打工朋友戏称我们为泸县“打工文学三剑客”。这份叫《荒原星》的文学小报采用手刻油印，鄢文江退伍后远去了广东，主要从经济上给予支持，我和徐非则负责组稿、刻字、印刷和寄发等，这份小报共出刊12期，刊发各类作品250多篇（首），被市级以上报刊选载达五十多篇（首）。1990年10月，我和徐非、如今为《北京文学》编辑的白连春一道作为仅有的几名农民作者参加了泸州市文联“酒城金秋诗会”，见到了《诗刊》、《红岩》、《星星诗刊》等大刊的老师和编辑。年底，我的诗歌《想去城市走走》和《高山》刊登在《诗刊》，这对我这个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农民，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啊！
白天，我戴着一顶草帽光着赤脚与土地打交道，夜晚则蜗居在小屋里就着一盏小油灯抒写着生活的感受。这期间，我担任了村里的团支书。尽管当时每月的务工补贴仅12元，我却干得挺卖力，在我的努力下，村里几位青年合伙办起了预制板厂。我有两个在当时觉得很美好的梦想：要么进文化馆工作；要么在乡下过日子——种田和写诗。不久，我被推上了“管辖”2000多村民的一村之长的位置。外出则来自于两次打击：一次，在县文化局的两位正副局长来乡村看望我，当时我正绾着裤腿在田里割稻桩，两位文化领导和我聊了一阵之后，对一同前来的管文化的乡党委副书记说：此人你们好好培养，先在乡文化站锻炼一下，再考虑调到我们县里。我闻之自然喜不自胜。原以为这事十个指头捏田螺已是十拿九稳，之后我从没去跑关系。不久，全县撤区并乡，我调动的事成了泡影；由于有关部门经常到我们的预制件厂“研究”（烟酒），这个由我们村苦苦弄起来的小企业不得不转给他人经营……那时的日子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早上出门把公文背，下午就把提留催，中午又把绝育擂，晚饭过后才回归。”在梦想破灭后，有关南方的繁华又不断传入我的耳中……

没有生存之地，又何谈发展？

1993年9月于我的人生历程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二十出头的是一个赤着脚与土地打交道与庄稼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民，；在此之后，我则因了朋友的鼓动南方的诱惑，放弃了入党提干的机会和村干部每月30块“大洋”辞职南下，成了千千万万命运沉浮的打工族中的一员。
插秧打谷我是里手，但能在打工浪潮中淘到梦想中的黄金吗？激情满怀的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达打工的第一站惠州时，我心里基本没底。第一次见工的遭遇有些难忘。在老乡的引荐下，我到惠州斜下康惠电视机厂应聘物料部仓管。招聘条件中有“高中文化或中专文化”这一条，揣着初中文凭的我心如撞鹿——所幸的是我还有一张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证“充数”，侥幸蒙过了人事部经理的“法眼”。但他当时说的话令我不无羞惭：“有写作水平固然好，但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管好货物的仓管。”我倏然明白：这是现实的南方，只看重你能为公司做什么事。于是，自进厂第一天起，我就把那给我机会又让我“汗颜”的作协会员证悄悄藏在了箱底。就这样，我从一名“一呼百应”的村长成为一名每月连伙食和住宿在内仅280元的仓管。
在康惠电视机厂，我工作近六年雷打不动。我发挥出一个农民的韧性和苦干精神，为公司出大力流大汗。初进物料部时，我为尽量熟悉数百种电子原件，半年从未体息过一天，国庆、元旦甚至春节都主动请缨加班，将以前芜杂的工作理出了头绪。在别人面前，我从未提及我是个市级作家，更没说过自己是个村干部。最初一段时间，我把文学梦深藏起来了——没有生存之地，以怎能奢望发展？直到有一天，公司办公室文员拿着一张绿条子——《深圳特区报》120元的稿费单好不容找到我时，才有人知道我会写点东西。也许我还算幸运，才让我的青春和汗水没有白白奉献：一个偶然的机会，香港人、公司副总经理黎炳潮先生检查工作时，见到正卖力工作的我，听说我连一名小组长都不是时，他大大吃了一惊！这样，我才从一名普通的工人提升为组长。之后我作过财会、拉长等。1997年8月，公司筹办企业报，公司总经理提名让我作了副刊编辑。曾经在斜下数次搬家的我，也因为公司为我安排了一室一厅而不用去租房、看房东的脸色了。1998年底，我被这家拥有近3000名员工、中外合资的大型电子厂评为首届五名优秀外来工之一。

开始另一种人生的跋涉，并渴望为打工者代言

来广东之初的一年多，我很少动笔。工作稳定了，加上有了打工经历对打工有了一些思考后，我又萌生了提笔的念头。然而又谈何容易？每天上班下班加班，快节奏的打工生活将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回到十二个人居住的宿舍，那份激情和灵感早已荡然无存。因此我选择了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别人尚在酣甜的睡梦中时我开始笔耕。这样的业余创作我坚持了七个月，直到租了一间小屋，才一个人安静地进入文学创作的小天地……我的第一首反映打工生活的诗题目叫《打工生涯》，全诗只有短短的12行，因刊发的《佛山文艺》登了我的地址，一月内竟收到三百多封读者的来信——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首诗不乏稚嫩，但却比较真实地道出了我当时的心声。从那时起，为打工人代言的念头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
之后，我的一些诗文不断见诸报刊，有时一月达二十篇之多。一位远在深圳的朋友见我遍地开花，不无担忧地打来电话：“你是不是穷疯了？你哪有那么多的时间？”他哪里知道，在惠州的近六年，为了写作，我从没去过一次娱乐场所，也没去看过一场并不奢侈的电影——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
1999年5月，机会降临于我。曾在惠州人民电台作节目主持人，当时在《嘉应文学》作副主编的刘平先生打来电话，诚邀我加盟改为半月刊的《嘉应文学》。刘平曾在惠州生活近两载，与我从未晤面，他的相邀令我感动。其时我内心十分矛盾：一边是供职多年且待遇不菲的公司；一边则可以更进一步靠近我的文学梦——我更惶恐，怕作不好一名为人作嫁衣裳的的编辑。经过再三思考，我选择了去广州——毕竟我还如此热爱着美丽的缪斯。
于是，我离开了工厂，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跋涉。
创办《打工诗人》的事于珠三角的打工诗人而言可谓早已“蓄谋已久”。打工潮在南方涌动，千百万打工者在远离家园的他乡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乡愁的折磨，他们在异乡遭受着无数的歧视，他们在为特区创造价值的同时却面临着数不清的困惑，他们的精神更渴望有个依附点，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刊物因此非常畅销。我在《嘉应文学》负责诗歌栏目时，面对每日数以百计的诗歌来稿，不胜惊讶！同样作为诗歌作者，许强、曾文广、任明友、张守刚、徐非、沈岳明、许岚等的来稿质量都颇高，他们在杂志上的见刊率也颇高，在打工读者中，他们理所当然成了“诗人明星”。遗憾的是一些打工刊物因为生存等缘故，诗歌版面均非常有限。而一些正统的理论家却未能关注这一特殊的群体，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处于外界鲜有人知晓，而在打工刊物上发不出来的尴尬境地。在《嘉应文学》的一次诗歌颁奖笔会上，我与徐非、任明友、沈岳明、许强、许岚等有了一次难得的聚会。我们在这次聚会上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大家的诗歌激情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应当说，此次聚会触发了成立《打工诗人》的契机。
2002年的春节，几位留在广东过年的打工诗人经过商议，定下了去风景秀丽的惠州西湖畅游的打算。其时徐非在惠州康惠电子厂作企业报编辑，任明友在《惠州文学》供职，许强在东莞一家拉链厂打工，我则远居广州。正月初三这天，四人游览西湖途中，达成了成立打工诗人协会和创办《打工诗人》的想法，四人还留下了这张十分珍贵的合影。晚上，聚在《惠州文学》的电脑室里，大家提出各自的构想，一直筹划到次日天明……
这之后，《打工诗人》成了大家联络时屡屡提及的话题。这期间徐非去了《侨乡文学》杂志社，我则因《惠州文学》主编的盛情相邀重返惠州。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份由打工人自己创办的诗报终于出来了——在经济发达物质至上的广东，在为生存奔走一身清贫的打工者中！
难怪《诗歌月刊》的主编王明韵在2001年9期选发《打工诗人》的作品同时，充满深情地在卷首语《风景这边独好》里如是说：“我在收到《打工诗人》时，眼睛竟有些湿润，我想这不仅仅是敏感和脆弱，而是对诗歌精神的崇尚！”《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等著名诗刊均以大量篇幅选登了《打工诗人》的作品。不久，张守刚、许岚和曾文广加盟到了《打工诗人》中……
我曾经希望为打工人代言那热血飞扬的想法通过《打工诗人》这个载体有了进一步实现的可能。在由我执笔的《我们的宣言》里，充分表达了我们这群打工诗人的目的：“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青春作证！”
在南方，和许多寻梦者一样，我依然是个扛着命运漂泊的打工者。因为文学，我放弃了许多的机会：去一家娱乐公司作办公室主任；去珠三角一个地级市工商局作工作人员等等。但我并不后悔。2001年初，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诗友蒲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位北京的朋友想策划出版一套《打工者心态实录》的丛书，并声言不是自费——出书是我多年的愿望，我无法不为之动心。当年9月，收入我打工期间发表的五十余篇散文和纪实作品的文集《漂泊红颜》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了；11月，因了我创作的实绩，我以一名打工者的身份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我用真诚和执着之手正一步步向文学的大门迈进……
回顾自己的少年漂泊历程，南下这“八年抗战”，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人生经历。许多人在打工路上赚得钵满盆满，而我收获的却是我多年来苦苦寻觅的文学梦想。但我不会因此不平衡：如果没有外出，我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和牛马犁耙一道风雨写春秋的农民，也许如今过的是那种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九个月赌钱的乡村生活。
梦想与现实，欢乐与悲愁，总在不断的疏离与异化的交织中。苦难与文学贯穿我青春的梦想，幸耶不幸？我无暇顾及，我只知道，人生的阶梯上，我会一如既往地勾着腰向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