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几种来源

党中央提出要加强执政党地位，由此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何处？

这个问题在原来不是不存在，但由于共产党一直将自己看作革命力量，而革命党并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只要能够争取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就可以了。

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共产党终于决定在建国五十多年后转变自身的定位，成为执政党。众所周知，一般意义上执政权利的获得实际上是一个权力让渡过程，而按照现代权力观念，只有遵循一定的公正程序完成的体现大多数人意志的公共权力让渡才是合法的。所以，不管我们是否赞成西方的民主选举形式，对由此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通常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借用罗尔斯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合法性的获得具有“程序正义”的性质。比照中国现时代的制度安排，一种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得以体现的程序安排并未成为我们的制度的固有组成部分，所以希望通过程序正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不可靠的。

不过，程序正义并不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渠道，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正义——结果正义。既然中国共产党暂时还无法通过前一种形式证明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那么，一种符合结果正义的合法性的获得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际是通过革命获得的，革命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也是一种深层社会程序正义的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冲突形式的程序得以体现，多数人支持的力量最终革命成功，成为国家的执政党。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至今未曾受到根本性的威胁，也就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第二次机会在程序正义的意义上证明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要实现结果正义并因此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只有一种方式：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施政过程保证社会大多数成员获得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从中国社会的构成来看，首先是保证工人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面对今天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城市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近二十年来，普通民众的利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受到日益严重的剥夺。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造成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最近接二连三爆发的反抗事件已经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社会矛盾的积累正在加剧，共产党必须有能力在临界点到来之前化解这些矛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又一次以剧烈社会冲突形式出现的选择程序有可能被启动，而这种程序的启动本身已经足以对现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构成致命性打击。

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地位是一柄双刃剑，成绩不见得全部归功于你，但任何失误却必然归罪于你，别指望有人会帮你承担责任。在中国社会里，执政党可能有的最大错误就是将自己置于工人农民的对立面。一个不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执政党是无法成为结果正义的推进力量的，由此可见在党章中保留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条款的重要性。但仅有口头的宣示是不够的，中国产党作为工农利益代表的性质还必须在制度安排和施政过程中得到体现，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正当地位并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的基础。

熟悉著名的“历史周期率”的人应当知道：任何长期执政的政党最终难以避免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的最大危害还不是什么官僚主义，那样的话充其量也就是效率低下的问题。官僚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衍生出一个特殊的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不可能与工人农民融为一体，他有自身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经常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存在不可化解的严重冲突。他们的本性是权力寻租，而有能力为此支付成本的只有社会上的富有阶层、跨国资本和海外敌对势力，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社会公权力的严重买办化和腐败化，与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产生严重对立。我认为，这正是触发当年大革命的主要因素，国民党也正是因此而不得不付出失去执政权力的惨痛代价。毛泽东当年对这个问题是非常警觉的，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也几次滑向权贵化的边缘，以至毛泽东不得不依靠群众运动，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号召人民起来革自己的党的命。

这里顺便谈一谈我个人对毛泽东当年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点看法，最近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一部有关知青的纪录片在强国论坛内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我本人比较赞成数学关于上山下乡是为了预防战争的观点，但他否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泽东本来的意图，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认真的，也是他宣示和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做法。在毛泽东看来，青年人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际上也是未来中国执政权力的接班人，他们在掌控社会命运之前必须明确一些事情。首先是一个执政合法性地位获得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出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社会革命获得的，符合广义的程序正义。当然，反对革命作为一种必要社会变革手段的伪人道主义者可能并不赞成我的这个观点，我也懒得和他们争论。中国革命的程序正义性必然是基于中国现实状况的，在没有必要革命的时候发动革命是谈不上程序正义性的，但新中国建立前的状况却是通过任何通常手段都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跨越了总爆发的临界点，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就成了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正义程序。当时的青年人大多没有经历过革命，不了解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中国现实，仅仅通过书本也不足以令其建立坚定地对革命正义性的认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社会全体来对他们实施教育，当年搞过的“忆苦思甜”是一种形式，上山下乡也是一种形式，不过更加深刻，更加强调深入接触和亲身体验。知识青年来到贫苦的农村，在磨练自身意志品质，加深对中国国情了解之外，至少还可以有一些其它收获：感受农村生活的艰难；在没有刻意安排的情况下从农民那里了解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感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用户（至少在那个时代这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这些收获都有助于革命正义性的认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非常高明的。

另一方面，接受再教育的意义还在于使这些未来事业接班人更有可能成为结果正义的实施者。出身于农村或有过长期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更容易关心农民的疾苦，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如果当年的知识青年不来到农村，他们就很少会有机会深入了解城市以外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而事实上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未来执政事业接班人，因为农村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体性的部分，中国的问题往往首先是农村和农民问题。深入农村生活，与农民一起劳动、交谈，这样建立的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观察远非技术性的农村考察所能相比，此间与农民建立起的深厚感情、对农民需要的了解更能帮助执政者站在农民角度考虑问题，保证农民的权益得到伸张。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多已经返城，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身居高位，谈起农村生活，他们至今仍然可以如数家珍。同今天不知城外何物的青年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当然，前提是他们的良心不要坏了，从根本上放弃对结果正义的追求。现实与理想当然是有出入的，当年的很多知青现在都成了精英。在洋教条洗脑之后，他们已经将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打入乌托邦之列，当然不会相信什么结果正义，他们只谈程序正义，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对程序正义的宣扬似乎只是一个借口，并不打算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与工农民众的利益存在结构性冲突，赋予人民权利无异于自杀。不过，有良知的知青仍然很多，他们也正在为下层民众奔走呼号，这也是毛泽东搞再教育运动的最大收获。那些侵夺民众利益的精英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产生，与下没下乡没有任何关系，天要下雨，娘要家人，他选择把屁股坐在资本和权贵一边，再怎么教育也没用。

毛泽东一直在努力避免共产党的变质，我一直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他为此几乎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尽管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尤其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做法争议很大，而且最终在实践上是失败的，但毛泽东始终思考的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确实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对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执政地位至少有这程序正义的外壳。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由于其执政地位刚刚经过一次剧烈的程序正义过程，执政党享有无与伦比的巨大声望，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也算不上什么太突出的问题，毛泽东的做法更多是未雨绸缪，着眼于将来。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却变得日益严重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一方面是现今距当年革命胜利已经相当遥远，时局的变化、历史的隔膜使革命作为执政合法性根源的效力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存在党内和党外不绝于耳的非毛、非革命的声浪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有些自毁长城的味道。当年的革命是共产党通过程序正义的形式获得政权的开始，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未曾经历具有程序正义的形式的检验，在这个意义上，否定当年革命的正当性无异于否定共产党获取政权的合法性。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而且毛泽东时代虽然仍然贫困，但同时也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一个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声誉和荣耀的时期，一个社会公平公正相对更有保障的时期。而今毛泽东更已经成为下层民众争取自身权益、吁求社会公正公平的政治符号，毛泽东思想仍然被堂堂皇皇地列为中共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所以，对毛泽东的否定甚至会超过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所能造成的损害，这将使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来自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双重夹击。一边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以便纵容对毛泽东的大肆攻击，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信用危机。当然，造成最大为好的仍然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官场腐败、剥夺民众和官僚体系的权贵化和买办化，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兑现结果正义的根本，成则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之，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固然是极大地损害，更严重的是导致种社会重新陷入严重的冲突，秩序瓦解，民族崛起的希望再次化为灰烬。

对于中国共产党，切实兑现结果正义是保证执政合法性的必由之路，必须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工农利益的代表。中国当代社会已经存在现实的阶层乃至阶级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和权贵阶层已经是一个事实，在这种条件下，死抱着八十年代形成的教条，无视阶级、阶层冲突的事实，一味搞社会调和显然于事无补，反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当然，我不是主张搞阶级斗争，更不主张在现阶段完全消灭资产阶级，这对中国今天的发展不利。我所主张的是限制资产阶级对社会的侵夺，保护工农利益，消灭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市场。如此才能保证社会基本的公正公平，同时又不至于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此基础上应该花大力气重树价值，从党内党外同时入手，使结果正义原则首先成为党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原则。

改革开放在这些年一直是最强势的话语，反对改革开放实在是一顶大得不得了的帽子。这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于价值概念的模糊和误判，因为改革开放只是一个手段，本身不能成为一项价值原则，不能用来作为判断正确与错误、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标准。用手段代替价值的最严重后果莫过于社会道德水准的严重滑坡，工具理性的非理性化将严重损害正义的伸张。改革开放最初带来的社会发展赋予其价值的错觉，但其价值只能是工具的价值，并不能用来代替价值本身。将改革开放与价值打包处理的一个弊端是阻碍真正的价值的确立，一旦改革开放受到质疑或走到终点，拿什么来维持党和社会的信念？另一个弊端是限制手段选择的灵活性，不赞成改革开放就是政治错误，你还敢选择其他的手段吗？从各个方面来考虑，改革开放因其伪价值属性不能作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重新回归正义原则的时候了。

我不反对任何可能的程序正义，民主无论如何也是一种非常优良的程序。这里主要提结果正义的主要源在于两点：1，结果正义的兑现首先在于执政党的自觉和有限度的社会监督与制衡，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在实践上应该更具可行性。2，一党执政不见得完全排斥程序正义，至少在较低层级或各个局部建立某种正义程序已经具备现实条件。但类似普选制这样的形式在中国还有很多困难，相关的制度设计和矛盾的克服都是相当复杂的工作。至少我是没有能力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所以还是少说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