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中国"臭老九"的劣根性及其社会根源

中国"臭老九"的劣根性及其社会根源
　　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本来就十分庞大，而且混杂。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也不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团契，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只是分散在各行各业，全国各地的一大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工作技能，有能力分析问题，有可能发表一些自己见解的读书人。
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反右斗争和六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饱受凌辱和打击。在1957年，凡是被"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押送去了劳改农场接受长期劳动改造。在1966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在教育和文艺系统的首当其冲受到了猛烈冲击。他们被打倒，被批判，被关押，遭受逼，供，讯和打，砸，抢，被当成了民众公敌，被排行成了臭名远扬的"臭老九"。

　　一、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反右斗争和六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饱受凌辱和打击。在1957年，凡是被"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押送去了劳改农场接受长期劳动改造。在1966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在教育和文艺系统的首当其冲受到了猛烈冲击。他们被打倒，被批判，被关押，遭受逼，供，讯和打，砸，抢，被当成了民众公敌，被排行成了臭名远扬的"臭老九"。
　　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本来就十分庞大，而且混杂。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也不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团契，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只是分散在各行各业，全国各地的一大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工作技能，有能力分析问题，有可能发表一些自己见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由于具体所从事的头班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追求的经济利益也不同。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上，观察社会的视角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差别幅度非常之大。真正令人讨厌的，臭不可闻的"臭老九"，究竟是知识分子的全部？还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变得香了起来。学位逐渐成为了一种有利可图的紧俏商品，它代表着文化素养，并且还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外资企业的大批涌入和私营企业的崛起，不少知识分子从道统的学校教师，各种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在政府，或企业和事业单位谋职的文职办事员，技术人员等工作岗位出走，跳槽，下海。他们充当起了更为有利可图的白领阶层，打工皇帝和打工皇后，成为了领着高薪的社会新宠，甚至自己创办企业当起了头家，使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异化，把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差距拉得更大了。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据说是从日本来的外来语。是否真是这样？本人并没有作过考证。谁是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与"臭老九"的关系？换句话说，有关知识分子和"臭老九"的定义，好像也是各说各话，不是那么清楚。假如只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广义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指具有一定知识程度的人。可能要大学毕业才能混上一个知识分子的称号，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恐怕还得加上一点，称为"大知识分子"，或者"高级知识分子"才能满足虚荣心。高中毕业的没有学位，在本人当年上山下乡时，只弄到一个"知识青年"的光荣称号。
　　不过，许多事情也不是绝对的，还有一个水涨船高和时来运转的情况。上山下乡，在北大荒修理地球八年以后，本人调转到了湖南，因为有了一些小发明创造，1977年就被邀请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地区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一下子就从"知识青年"上升到了"知识分子"。更有戏剧性的，本人老爸在解放前只上过国小四年级，就不得不弃学去当学徒，当童工了。解放后，因为老爸不断在努力，透过自学在技术上有了一套，在上海无线电某厂技术科还负了一点责，设计过厂里的拳头产品。在文革中，他居然被当作"反动学术威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倒了，挨了批斗。不清楚是在批斗时被打，觉得太冤，还是因为被新的"大头衔"弄胡涂了，老爸没等喝上酒，却已经在满脸通红地自言自语，"国小四年级文化，也能当'学术威权'，'大知识分子'，我也成了'臭老九'？"。
　　因此，究竟谁才是知识分子？光凭学位来作出判断是不公平的。因为学位可以造假，这里忽视了"职位"的权势和崇高地位，还排斥了自学成才的各位名人。谁敢说评上了"教授"，"副教授"的大学后勤处长，人事处长和在大学有了"兼差教授"头衔的大，小书记和当官的不是"大知识分子"？ 谁敢说伟大领袖，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诗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没有学位的毛泽东，不是一个眶世奇才？事实上，在历代的君王中，虽然他们不会参加自己举办的科举考试，但也不乏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大儒，如电视连续剧中的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再如，在中国台湾从政的李登辉，连战，马英九，蔡英文，李应元等名人，不少人还真有货真价实的国外名校的洋博士学位。
　　不过，说来也奇怪，凡是一谈到知识分子，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把当了政的统治者和那些卡了位的政治家，或者政客们都给剔除在外了，同时也会把从商发了财，当头家的排除了在外。龙应台说，进了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执政和当了官的读书人，因为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了知识分子命运的主宰者和行为举止的监督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得不"黑"下心来。下海从商的读书人，在商言商，经营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图利。从商的读书人不甘心地脑筋一转，玩出了一个"儒商"。那就也难怪在现下文凭和"知识分子"称号还吃香的年代，许多达官贵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搞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或者"教授"，"院士"大头衔，花样百出地弄上一顶高雅的"大盖帽"。
　　二、"臭老九"的劣根性
"臭老九"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又似乎在行为上和理解上与一般的读书人有所不同。按照本人的理解，他们应该是指一部分被执政当局所不能容忍，被厌恶，排斥，打击，也不被社会舆论所看好，被嘲弄，鄙视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读了几本书就狂妄得不知天高地浓，能言善道就傲慢得不通情理，为了要引人注目，行为上放荡不羁，急功近利，钻营起来又不择手段，惹得姥姥不疼，父母不爱，朋友不敢亲近，还食古不化，又臭又硬，只有把"臭老九"的帽子套在他们的头上，才能够算是名副其实。
　　最近在网上注意看到，批评，或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不少。其中有一篇于仲达于今年3月16日贴在《关天茶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2004补充版）"文章。在文章的第一段，作者就辛辣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太缺乏承担责任的胸怀和能力，他们以知识求俸禄，以言说谋稻粮。他们在那里不知人间疾苦，高高在上，夸耀自己,卖弄学问，绝大多数人沦为犬儒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帮凶,想的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想的是如何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如何讨得主子的赏识讨上司的欢心。对这些奴儒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他们不过是满足私欲的滥杀和苍白的渲泄和叫嚣欲而已。他们斩获的却是赤裸裸的实际利益。"
　　文章进而又指出，"乐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最大的劣根性是赤裸裸的权利欲，参政意识极强，个个是嗅觉灵敏的政治动物，媚态百出，要么萎委琐琐一副犬儒相，要么侧身江湖任性逍遥，要么唠唠叨叨怨天尤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放弃坚守，逃避生存重担，蜕变为各种专家学人和技术官僚，独立性惨遭瓦解，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文章在最后结论，"中国知识贩子太通老庄思想了，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们自诩参透一切，却明哲保身，或者劝人信仰基督。能退亦能进，韬光养晦，韬虚了身子，韬软了脊梁。离开了民众，于是来寻找其它的精神支撑，偷懒矫情。中国没有俄国意义上的知识阶级，大抵如此。我们为何不俯下高贵虚蹈的头颅，在人世的油锅中炸一炸啊。我正在狗窝里战斗呢，你听-----我正在和一匹劣狗撕斗。"
　　通篇文章以犀利的笔锋，刻画出了在中国"道统文化"熏陶下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萎琐，狡猾，媚态，矫情，怨天尤人，韬软了脊梁，市侩们的众生相。从该文所描述的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坏透了，坏到了人人皆可诛之的地步。这也难怪会惹怒了毛主席他老人家。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多嘴，提了不少不中听的意见。1966年的"文革"，是因为他老人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宣部是阎王殿，文艺界都烂掉了。随之，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奇谈怪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于仲达在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些"通病"患者，好像只是知识分子中特定的一部分人，特定的一个小圈子，而并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全部。"反右斗争"和"文革"真正想打击的也应该是于仲达在文章里所描述的同一类人。这些知识分子集狂妄和萎琐，狡猾和市侩，贪婪和矫情，偏执和媚态于一身，就像是一块阴沟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可能也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的"臭老九"。知识分子的批判知识分子，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一打就横扫了一大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恐怕只会把事情越搞越胡涂。
　　在网上还看到了一篇，由长弓水于2004年3月17日贴于《民众网》的"列数中国文人丑陋的一面"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把批判的范围缩小了，针对的只是文人，列出72条款数落着中国文人丑陋的一面。本人读罢，汗毛根根竖起，出了一身冷汗，淋漓尽致反而觉得分外畅快。对照着这72个条款，想看看自己犯上了哪几条？是否也粘上了几分中国文人的酸儒味？一看还好，多乎哉不多也。虽然该文所列的许多文人丑陋面，在非文科的知识分子里也是比比皆是，但是作者还是把学文科的与学理工科的作了区隔，有第33条和45条为证，本人与"儒"字粘不上边。本人虽然读了不少古今中外文科方面的书，但是终究是搞生物科学的，从上大学开始学的就是自然科学，做研究和教授的也是生物科学。何况出国将近二十年来，在学习，研究和教学中使用的基本语言还是英文。本人没有得到过"儒学"的一脉相承，也没资格作官，还不够格成为被数落的对象呢。
　　在文章中的第33条说，"中国的古文人没有科学道统，只有'儒'，并尊崇为'教'，用'伦理道德'，'修心养性'，'治家治国'，这叫'道统'。已经是'讯息时代'了，仍有文人抱住农业文化的'儒'不放。说，不管什么时代，'儒学'必得一脉相承"。第45条又说，"为什么没有科学道统？历史上我国的官吏，那怕是小官吏，也是'儒'。搞科学的，不是'儒'的，不仅没资格作官，能保住饭碗就很不容易"。还好，还好，自己就别臭美往里面凑了，搞科学的在中国可是连文人也称不上的。不过，本人在思考，就算是文人也有许多种，不能一概而论。现下文科的分类也是蛮细的，不是光用"儒学"所能代表的。数落文人的丑陋面，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和产生这些丑陋现象的社会根源。
　　三、都是中国"道统文化"的错？
　　记得在文革刚过去不久，就产生了酱缸文化说。在这里，那些中国的"大知识分子"批评家，把中国的"道统文化"比作了一只大酱缸。试想一个再干净的身子经过在酱缸里那么一浸泡，还能跑了味？就算是在过后把身子和衣服洗得再干净，从毛孔里，头发根处，如果泡久了甚至从骨子里，还是会冒出一阵阵的大酱味道来。他们在试图说明中国"道统文化"的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着固有的"道统文化"胎记，或者烙印，必须彻底洗心革面，剔骨去肉，全面否定，才能获得新生。不够清楚的是这些高高在上的"大知识分子"批评家，他们自己是否已经真的脱离了"红尘"？是否曾经也在酱缸里泡过？又是如何获得解脱，能够超脱在外的？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是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总是需要有一批文化人，一批志士仁人来承上启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以我为主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开创新的领域。然而，中国的这些所谓"大知识分子"却不然，他们只是一味地仰慕着西方文艺复兴后，经过法兰西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社会革命新文化和基督教衣冠文物的繁荣昌盛，一厢情愿地希望在中国实行全面西化。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懒惰和思想枯竭，这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们，企图彻底否定和颠覆中国的道统文化，扼杀中国自己文化的发展，拿自己的老祖宗开刷，自宫切断历史，五体投地，以示向西方文化的臣服。他们以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极端行为，堵塞言路，灭绝所有的不同声音，以清除"东林党"和"文字狱"的模式，扫荡着"四旧"，以"打，砸，抢"的模式，批判着"封，资，修"。
　　针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丑陋现象，朱学勤进一步提出了犬儒主义和痞子文化说，他还总结发表了"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的所谓政见（朱学勤、李辉︰"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录"）。朱学勤在这里还特别提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概念，以示与其它知识分子的区别。依此类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与他们从"友谊商店"，或"古玩店"里批发来的"主义"有关，应该各自再加上一顶高帽子，写上名号以示区别，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民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孔孟之道知识分子"，"老庄思想知识分子"，等等。这么一来，本来就十分庞大，而且混杂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就更热闹了，纷纷竖起了色彩鲜艳，精心装饰的大旗，拉帮立派以示标新立异。他们竭力在标榜着只有自己才是某某"主义"的嫡传正宗，努力诋毁着别的派系，企图透过相互"抬轿子"，"贴卷标"的模式，树立起新时代的"新八旗"。
　　在《学说联机》网上看到了明远的"质疑少谈文化论 与朱学勤先生商榷"的文章。在朱学勤出版的《书斋里的革命》书中，在"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谈谈文化决定论"一文中，开章立意头一句就是"在新的一年里，能否让我们多谈点问题，少谈点文化？"读者只要一看到文章的这个标题就一个头有两个大，被搞晕了。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作者的中文底子出了问题，以致言不达意，还是在故弄玄虚？亏得明远还能稳下心神，谦卑地提出了质疑，战战兢兢地面对着这么一个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掌门大师兄"，名头被吹得如此响亮的"庞然大物"，写出了那么一篇文章来提出商榷。
　　朱学勤的文章本人也看了一些，他的花样还真不少。和中国其它的一些被吹得轻飘飘，高高在上的"大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在前台唱着主角的。朱学勤的花枪舞得水泼不进，显露了他的真才实学，具有许多精辟见解的一面，但是，可能出于商业化的需要，舞弄起来也出了不少破绽，出现了一些欠缺深入思考，经不得推敲的败笔（见本人的文章《"轨道里"和"轨道外"的困惑》和《学人走向政坛和媒体的选择》，发表于中国报道新闻摘要，第325期，2003年8月4日）。凡读过我写的这两篇文章的人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人对朱学勤教授并无不敬，也没有倚老卖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有嘲弄和否定他的意思。写下这两篇文章是因为本人正好看到了《联合早报》报道的醒目标题，觉得很刺眼，又正好有一点业余时间，只是就事论事，凭着搞科学的习惯态度，来了一点认真。
　　四、搞科学的与"文人"的差别
　　这里可能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与"文人"们的区别。"文人"们喜欢引经据典，写文章时总喜欢弄上一大堆古今中外的圣人，名人和威权给自己壮胆，搬出许多他们的语录给自己撑腰。搞科学的不喜欢这样，我们老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问清楚个为什么？因为没有怀疑和探索，就不会有科学的发展。搞科学的也没有这么多尊师守道的规矩，不会认为凡是导师和威权说的就不能否定，不会迷信圣人和名人，因为我们只相信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文人"们喜欢鼓嘴弄舌，卖弄文笔，善于利用花言巧语，避重就轻，暗渡陈昌，掩饰，或婉转地表达他们真正的目的。不过，这一套对搞科学的不好使，我们只相信事实，只重视证据，会以科学的态度反复证明，不存在任何"协商"，"灵活处理"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余地，会直接了当表达出我们想达到的目的。
　　"文人"们可以凭着一支秃笔，妙笔生花，信口开河，很容易进入诗情画意的幻想空间。我们搞科学的很现实，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不会轻易凭想象和揣测行事，没有实验的确凿证据和反复论证是不会下结论的。当然，在搞科学的人群中也有异类。不是靠真才实学，脚踏实地做研究，而是靠投机取巧，以搞科学为幌子，在招摇撞骗，做着各种"投机炒卖"混饭吃的人也有不少。不过，他们一般不会有"文人"们笔杆子的功力，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只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捞一点好处，把他们也排除在文人队伍以外是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
　　也许是在国外待久了，本人对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是十分崇拜的"大头衔"，"大名号"，"大威权"，不能说是嗤之以鼻，也起码要见到真才实料才敢相信。至于在介绍人物时，在各种头衔前面再加上"国际著名的"，"国内著名的"，"最杰出的"，各种各样的光环和高帽，本人更是觉得无聊极了。试问，如果该人真有那么著名和杰出，同行的怎么会不知道？还用得着以这种贻笑大方的模式来介绍吗？如果面对的不是同行，即使卖力地作了这样丢人显眼地介绍，还不是在对牛弹琴？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听众和读者，而是为了介绍者自己的狐假虎威，自抬身价和向权势的献媚。
　　本人认为，称呼还是直呼名字比较好，这样既亲切，又可以避免以职位权势压人的嫌疑。没有在教书的，却非得称"大教授"；写了几篇一般的学术论文，就得称"大专家"；发表了几篇文章和一，两本小说的，也不论其内涵是否得体，就得称"大作家"；明明只是一个副职，却一定要称为正职，搞得吃饭时满桌都是教授，专家，威权，作家，或者是书记，市长，县长，又或者是董事长，总经理和总裁的。坐在这么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中间，怎么还能坐得住？难道就不会觉得太虚伪，很恶心，败胃吗？在知识还算是很吃香的年代，这些人都弄上了个学位，不都是"知识分子"了吗？
　　五、以天下为己任的"臭老九"
　　言归正传，在上述这些文章中被批判了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范围太广，好像是无边无沿。炮打出去了，靶却是没有的，也就不存在打中了，还是脱靶的问题。由知识分子抨击和批判"知识分子"，也得讲究一点效果，应该有的放矢才对。如果只图一时的口舌之快，以此博得读者会意地一笑，或者起到一个像香港老婆婆"打小人"，不知道具体仇家是谁？只图打掉晦气的同样效果，那倒也罢。如果作者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那总得弄明白了作者想针对的真正"革命对象"，即必须先搞清楚，究竟谁才是中国真正该挨骂，该批判，该接受三娘教子的"臭老九"？
　　在广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如果已经剔除了从政在位的和从商当头家的读书人，那就恐怕还得剔除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知道埋头在实验室，试验基地，计算器房，生产车间，建筑工地，不能"以天下为己任"，时时想到"治国，平天下"的修读理工科的读书人。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研究政治，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也不是研究文学的，在中国的道统文化中原来就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只能算是一些能工巧匠，归属于三教九流，被排斥于道统的"文人"，"士大夫"和"儒生"之外的。一定要所有学理工科的去不务正业，也成天在讨论着国家大事，探讨和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现下中国党政军的新领导班子，上去的是一批工程师，那只能怪中国"文人"的不争气和这些工程师的"不务正业"。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他们这些工程师既然已经从政在位，当然也得被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剔除了。
　　说来也是的，按照本人的体会，从进大学，学上了自然科学，好像是读书越多，专业方面的知识越多，"雄心壮志"也跟着在逐渐消退。从没有学位的青少年时期的忧国忧民，不断探索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惜以血肉之躯去填平中国崛起之路，甚至热血沸腾，敢于发动唐吉柯德式的风车之战，到大学毕业有了学士学位，留校当了教书匠，就转为热中于出国游学，上西天取经，以求在专业上的突破和政治理论上的脱困，站在科教兴国之列，再到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更是转为一心一意想把学到的西方高科技专业知识带回中国，希望在有生之年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家畜遗传育种研究中心，可不是"野心"越来越小了，"政治抱负"几乎没有了，钻进了科学的小胡同，牛角尖出不来了？
　　再说，像本人这样学自然科学的，还有兴趣跳出专业外，经常在网上浏览一下"文人墨客"们的奇谈怪论，有时间也提出一些拙见的终究太少。修读理工科的读书人在政坛和论坛，基本上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一族。他们并非没有政见和主见，只是这些不是他们的专长，不到迫不得已也懒得插嘴，怕会被"鬼缠身"，惹上了一身的麻烦，又苦于没有时间参加缠斗，作文回击和为自己一一辨解。修读理工科的有不少人已经下海经商，也有做着攀附权贵，政商勾结，搞得丑态百出的。不过，他们往往是只瞪大了眼睛，埋头扒钱，不会弄出很大的声音。在商言商，管他是"儒商"，还是奸商的，只要是在经商做头家的总得务实，与政府部门配合，不会再为一些空洞的理想和主义惹祸上身。他们也应该被排除在狭义的"知识分子"以外。
　　如果在广义的知识分子中排除了从政在位的，从商当头家的和埋头在实验室，试验基地，计算器房，生产车间和建筑工地，不能"以天下为己任"，时时想到"治国，平天下"的修读理工科的，所剩下狭义的"知识分子"范围就十分有限了。反过来讲，他们应该主要是一些受过文科高等教育，想从政，又缺乏背景，受到排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位置；想发财，没有本钱，又没有权势，捞不到钱；想做一些实在事，又眼高手低，或缺乏资金和科学技术；想成名成家又不想下真功夫，做学问，或者有真才实学，却遇到阻力重重，无法出人头地；想依附权贵，卖弄知识和文采，又不能做到处处投其所好，取得信任，得到重用；满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把各种主义讲得头头是道，又得不到施展机会的这么一帮子人。他们的意见最多，牢骚最大，怨气十足，怨天尤人，又经常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感叹着世态炎凉，怀才不遇，叹息着世人皆醉我独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凄凉。
　　六、"臭老九"的历史遭遇
　　在这批人中，有着怀有崇高理想，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民族的兴旺，中国的崛起，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的饱学之士，也有着对照于仲达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2004补充版）"，文章中所批判的，长弓水所贴文章"列数中国文人丑陋的一面"所列举的72项条款和朱学勤所痛斥的犬儒主义和痞子文化，他们所指出的那些丑态百出的"知识分子"。在这批人中是龙鱼混杂，鱼目混珠，有无法挤身于中国的主流社会，没有政治地位，失意的真正社会精英，也有流氓政客，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黑浓学大师，透过"友谊商店"和"古玩店"炒卖思想和文化的知识贩子，等等各种市井走足和斯文败类。严格地说，只有这么一批狭义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而其它的，数量要比他们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则纯粹是被扩大化，被连坐，或被拖累挨骂了。
　　李敖说，知识分子是政府的天敌。他的意思不外是指知识分子因为具有知识，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扮演起监督和批评政府的角色。其实，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就他们所处位置的局部范围，对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实施细则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和改进意见，不会对政府统治集团带来严重威胁。只有这批"臭老九"，不管他们是出于社会正义，出于维护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还是出于满腔的仇恨和怨气，带着政治投机的动机，都会对国家大法，政府的职能，方针和政策提出全面的挑战，吵吵闹闹，无风三尺浪，甚至搞得惊天动地。这些人数量并不很多，不过宣传和鼓动的能量很大，经常兴风作浪，发动玉石具焚的大革命，使执政党团感到为难和头痛，也成了历代统治阶级深恶痛绝的打击对象。
　　当然，成王败寇，在造反胜利后，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新政权，对"臭老九"的打击，甚至镇压，也同样决不会心慈手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坑的大多是方士，即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读书人循规蹈矩，知书达礼，不要乱说乱动。设立科举制度既是打破世袭制，不拘一格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的创举，也是一种转移视线，使读书人陷入"八股"泥潭，套上了精神枷锁。明朝后期的清剿东林党人，清朝雍正年间的文字狱，直到解放后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针对上述"臭老九"的扫荡和镇压。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所形成的一个不可自拔的轮回怪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最开放，诸子百家，百花争艳的兴旺时期。"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头班内部传承。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朱渊雷︰《"焚书坑儒"新说》，登载于"学说联机"，2003年6月1日。）
　　自秦严厉实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儒教的道德伦理规范，再加上科举制度的设立，使中国人的读书和做人，以及读书的目的都被按照历代统治者的愿望，纳入了一整套的规范之中。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便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取而代之的是读书做官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只为"金榜提名，衣锦还乡"，读得满腹经伦为的是卖予帝王家。读书的动力，不再是一种知识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而是为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金钱，美女，官位，光宗耀组，封妻阴子。这些儒生基本上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与社会的生产劳动和商业活动是脱节的，是专门为了统治阶级选拔奴才而培养的后备人选。
　　在这样的一套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具有士为知己者死，舍身取义的士大夫精神和卖身投靠，奴才本性的双重性格。为了讨得主子欢心，他们还不得不兼具江湖术士的投机取巧，非白即黑的走极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表现欲望和黑浓学大师级的权术和韬略。能够获得金榜提名，恩师栽培，或透过重金行贿求得一官半职的，当上了百姓的"父母官"，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在官场中各使手段，相互倾轧，积极争宠，在名利场上不死不休的拼命争夺，是属于官场现行记所描述的范围了。而名落孙山的落第秀才，是经过选拔后淘汰的大多数，如果自认为世道不公，怀才不遇，不甘心在私塾里当个老学究，又没有万贯家产供其挥霍，当个地方上颇有名望的逍遥"才子"的，势必怨气冲天，愤愤不平，也就成了我们现下口中的"臭老九"。
　　七、"臭老九"的变通能力和扭曲心态
　　由于近代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革命，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很快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用地全面接受了苏联史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全面实行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的专制体制。新政府所建立的"官本位"体制，是旧政府封建官僚体制的变相继承，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因此，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在中国产生"臭老九"的社会基础和土壤还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四年中，"臭老九"与政府统治集团的共生，对立和依附关系，还是继续存在。
　　经历过，或者了解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史可鉴，余悸还在，中国的"臭老九"学乖了，具有了极强的变通能力和化腐朽为神奇的扭曲心态，而且还能自圆其说，讲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提出为了保持全国安定团结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停止思想和路线理论方面的争论，把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列为碰不得的思想禁区。于是，"臭老九"马上就跟着转了向，除了争先恐后地紧跟中央精神，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开放歌功颂德，鼓吹太平盛世，奔向小康，同时竭尽巴结和献媚之能事，投其所好，转移目标，大打起了"擦边球"，玩起了变通的花样。
　　他们大张旗鼓地以文革大批判的模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以酱缸文化说来进一步否定和阉割中华道统文化。他们还玩起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文章骂人骂得越脏，越难听，越过瘾，短剧演得越土，越叫座，电影把中国表现得越落后，越封建愚昧，越讨洋人喜欢的痞子文化。更多的"臭老九"则聪明地龟缩于学术的象牙塔内，弄出了"书斋里的革命"等鬼把戏，相互吹捧，互相提携，经过商业包装，一个个变得古灵精怪，道貌岸然，成了雄霸一方的学术泰斗，威权人士和权倾朝野的政府高参。其中不少人还在背后利用着政府政策的漏洞和"先知先觉"，采用合法，或不合法地手段侵吞着国家的资产，坐地分赃，成了扒钱的高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作为鼓吹陈圆圆，小奉先和赛金花的妓女文化和吹捧张爱玲的颓废文化的后续，中国的文坛又进入了一个用身体写作的裸露文化时期。从《乌鸦》，木子美，《沙床》的卖人肉，到人体彩绘的所谓人体艺术，处处透着肉欲泛滥。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越淫越出版的淫秽时代﹗"（鄂新︰贴于《中华复兴网》）。语不惊人誓不休，强烈鼓动民族情绪的《河觞》和《中国人可以说不》，哗众取宠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崩溃论》，除了为作者带来了丰浓的稿费和版权收益以外，又具体为中国带来了些什么？从被称为中国的文学泰斗，百岁老人巴金的弥留和后不见来者，到高行健获奖的争论和说三道四，在这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文人们除了花样百出地争名夺利，吵吵嚷嚷，"加官进爵"和数着钞票，到底为华夏文化的发扬光大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些什么？
　　近些年，更有不少在中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机关任职的文人和刚取得学位的年轻学子，也在纷纷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自我标榜，或互相吹捧是某学派的代表，某理论的战士，是"独立作家"和"独立言论"者，挟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来。他们以互相抬轿子，贴标签的宣传手法，或者以敢爱，敢恨，敢骂，敢撒野，敢裸露，作秀的姿态，企图与执政当局划清界限，以示清高，达到迅速窜红，一举成名。在中国的文坛这些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
　　当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一旦有机会跑到了国外，找到了奶水更为充足的后娘，行为举止就更加荒腔走板，索性扯下了遮羞布，赤膊上阵，当上了反华，反政府，不择手段搞垮中国的急先锋。学人不再像学人，文人不再像文人，搞经济的不再搞经济，新闻记者也再是记者，都沦落为不分青红皂白，罔顾事实证据，也不再需要任何理论和道德依据的"骂家"。海外"民主斗士"的窝里斗，有奶便是娘，不需要事实根据和学术论证的，标语口号式的"骂家"文化，使"臭老九"蜕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皮，变得更加丑陋不堪。
　　八、产生"臭老九"的社会根源
　　"臭老九"总是有着一肚子的怨气，唯恐天下不乱，希望透过打破旧秩序，在权力再分发的过程中，获得自认为本应该属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积极钻营，甚至孤注一掷，揭杆而起。他们始终是社会动乱的煽动者和组织者，是草莽英雄的军师和谋士，或者农民起义的造反领袖。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有"臭老九"的积极参与，如项羽身边的范曾，刘邦身边的张良和萧何，刘备身边的诸葛亮，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等等。更有许多农民起义的造反头子，他们本身就是一些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的读书人，如汉末黄巾起义的张角，唐朝的黄巢，清朝后期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各位大王，直到中国近代的农民革命领袖毛泽东。
　　当然，在革命成功后，旧日的"臭老九"黄袍加身，所处的位置与原统治者对换了，成为了大权在握，主宰一切的新统治者。为了显示他们反镇暴政，造反有理和与前统治者的割裂，起义军总是用一把大火烧毁宫殿，把前朝建设的富丽堂皇，代表了昏庸无道，奢侈淫乐的建筑移为平地，然后再用迁都等名义重新建造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供他们淫乐的宫殿和建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农民起义领袖和"臭老九"们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鲜明写照。革命胜利后，他们取得了他们所想要的，当然也同样不希望有新的"臭老九"挑战者来闹事。他们把自己往日的"臭老九"怨气，转换成了统治者的豪气，扬眉吐气，"臭老九"的味道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君临天下的一身霸气。"臭老九"又成了他们的麻烦制造者和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心腹之患。对于他们而言，专制制度不但好使，实用，驾轻就熟，而且对巩固新政权十分行之有效。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的朝代更替，历代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在反复地重演着这样的一个轮回过程。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推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儒教的道德伦理规范，设立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读书人，循规蹈矩做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当官，发财，光宗耀祖，学了知识是为了卖弄知识，攀附权贵，卖给帝王家。但是，也正是这套专制制度在不断地制造着大批的"臭老九"，制造着颠覆这套封建专制制度的掘墓人。应该可以说，"臭老九"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世世代代大批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封建的专制制度，他们是专制制度与生具来的共生体。
　　试想，如果把专制制度换成了民主制度，把游戏规则彻底的变更一下，产生"臭老九"的社会根源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没有了专制制度，读书的目的就可以回归到追求真正的知识和思想精神上的解放，就不会产生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和学了知识只是为了攀龙附凤的"奴儒"和"犬儒"。如果没有了专制制度，读书人除了"考科举"当官，有了更多的出路，就不会出现像范进中举这种啼笑皆非的读书人辛酸故事和大批落第秀才的怨恨，惆怅和反叛。如果没有了专制制度，保障了言论和新闻自由，读书人可以公开地集会，在大众媒体合法地发表他们的政见和理论，就不必偷鸡摸狗地搞那些地下集社和地下刊物，搞那些阴谋诡计。
　　如果没有了专制制度，有了自由和平等的选举制度，不同政见者只要有能力使自己的政见被多数选民所认可，就可以透过和平竞选的模式取得执政的权力，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不必走极端，再策动什么玉石具焚的大革命，用枪杆子，靠杀戮来夺取政权。如果没有了专制制度，政权不再是不受监督和不受限制的一家一姓，或统治小集团所有，就不可能成为任意妄为的独裁工具，世袭特权，"黑箱"作业和私下传授的国家神器。执政的权力成为了是由多数选民所授予的实现施政目标的期限，就不会再存在权力崇拜下所衍生的各种丑陋的人际关系。
　　九、民主政治体系及其缺点和缺陷
　　有人说，在中国缺乏产生民主制度的社会环境和土壤。实则不然，萌芽状态的民主意识其实处处可见。只要政府把公权力放得宽松一些，改变以往从头管到脚，什么都要说了算的专制行为，尝试一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做法，存在于民间的，与生具来的民主意识就会抬头。从一群无拘束的同龄儿童中，孩儿王的产生过程，以及孩儿王为了要取得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可以见到一些萌芽状态的民主。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时，兵团的所有人员，现役军官，地方干部，老荣誉和转业军人，知识青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一大批老荣誉和转业军人的存在，使那些现役军官和地方干部不得不变得十分谦卑起来，因为无论讲党龄，讲军龄，讲立过的战功和军功，讲对革命的贡献，都是他们没法子比的。上级任命的职位在这里失去了威权，也给知识青年的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特别是在基层连队，产生了比较宽松的民主论政和民主选举的环境。
　　在本人所在的连队，每当作工作总结，特别是开年终总结大会，都是一场民主论政的课堂。作总结者必须精心准备，脱稿会报连队上一年度的经济预算实施和落实情况，提出下一年度的预算，会报具体的各大项开支和收入，总结一年来在每一个季节和每一个重要生产环节的经营把握情况，会报每一个下属工作单位，作业排，机车排，修理厂，后勤排，马场，牛场，种子仓库和子弟学校的管理成绩和失误，突发事件的处理，连队职工生活的照顾和管理，以及继续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等等。任何一个到会的连队职工都有权随时打断会报演讲，提出具体的咨询和批评意见，演讲者必须当场对提问一一作答，或当面承认失误，检讨后演讲才能继续下去。
　　此外，本人在读大学期间，在得到校方全面授权的前提下，主持学生选区1980年的县级民众代表直选过程中，放手做过一次自由和平等的民主选举的成功试验。事实证明，只要透过立法规范民主选举的程序，设立一套合理的法理框架，加强选民民主素养的训练，在中国逐步确立民主意识，展开民主选举和实行民主政治是完全可行的。
　　在西欧和北美，或世界任何其它国家，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中华帝国那样的一整套完备的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国家体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高度集权和专制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这也是适应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所产生的一种近似完美的社会衣冠文物，是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双，无比繁荣昌盛的强大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套专制体制太过强大和霸道，对统治阶级来说又十分好用，使他们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还千方百计地扼杀了任何新思想和新思惟，使中国历史悠久，十分发达的作坊大生产和商业活动，不能透过技术革命转化为一场工业革命，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民主政治体系，是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发展起来的社会衣冠文物。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体系相对于农业社会的专制体系，当然是人类社会衣冠文物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和进步。民主政治体系的优势在上一段中已经列举了一些，其中根本的一条是以每人平等的一票选择权，体现了最基本的人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再有舆论和媒体的第四权监督，可以遏制不受监督的权力扩张和滥用。自从建立起了这套民主政治体系，至少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武装叛乱和民众革命。民主选举和议会斗争成为了持有不同政见的不同政党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取代了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极具破坏性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些都是相对于专制体系十分明显的社会进步和优势。
　　不过，现有的民主政治体系还不是完美的，它还存在很多有待改进的缺点和缺陷。其中最基本和最明显的缺点之一，是由于三权分离，相互制衡，造成相互牵制和推诿，使决策过程效率低下。正如杜鲁门曾经很讽刺地说过，政府有效率之日，就是政府独裁之时。另一个严重缺陷是选举过程很容易受选举操盘手所操控，被舆论造势和突发事件所误导，被流氓政客的贿选和煽动民粹所左右，而失去了民主的本意。如当年的德国，希特勒就是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靠煽动民粹和制造突发事件误导下上台的。原本美丽富饶，经济繁荣的巴西，近年来的每况愈下；原本东南亚富饶的菲利宾，政局动荡；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台湾当前正面临的严重宪政危机和族群对立等问题，这些都是生搬硬套了民主政治体系，又无法控制它的缺点和缺陷的结果。一般认为，现行的民主政治体系还只能被称为，在所有不好的制度里面能够挑选出的最好的一个，只是从矬子里挑出的大个，苦于找不到更好的，先将就使用的，还需要继续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
　　十、"臭老九"的自我解放
　　虽然那些自称的"民主派"人士，在竭力为民主政治体系的缺点和缺陷辩护，然而他们许多别有用心的蓄意抄作和言不由衷的卑劣行为，却不得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理解，或了解什么是民主？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爱护民主政治体系的发展，就应该正视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和掩盖问题，企图欺骗民众。把"民主政治"鼓吹成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把"民主政治"当作一种操弄民意，欺骗民众，鼓动民粹的手段，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的背后目的，这些"臭老九"的用心就十分险恶，简直其心可诛。
　　网上有个具名老范的问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他的结论是，"王朝维护的只是君主和官僚们的利益，匹夫们世世代代以'亡国贱俘'的身分在君主的专制下苟且偷生，个人的生命、财产、尊严、言论、出版权尚不能保，遑论选举、议政、参政等政治权利？匹夫们被完全且排斥在国家事务之外，国是成了君主的家事，成了不容置喙的私事，任何敢于斗胆多嘴多舌者，即遭惩戒，以儆效尤。哀哉匹夫，'国家'兴亡，何责之有？"依本人看来，他的推论只能说是貌似有理，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公民的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而不是依靠神仙和皇帝的恩赐所能得到的。有国才有家，因为没有权利，我说了不算，亡国也罢﹗在家里有父母和长者，我说了也不算，那就家也不要了，这成了什么逻辑？一旦有了权利，我就要说了算，这不又在搞专制？
　　如果说，近代的中国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后一场农民革命，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以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结束农业社会，大踏步地进入工业社会，这样来看待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否能够更客观一些？有五千年衣冠文物历史的中国，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农业社会的最高社会衣冠文物。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新时代，在结束专制制度，开创工业社会衣冠文物的过程中，我们理应更谨慎地处理好这跨时代的制度转变，争取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吸取现有人类工业社会衣冠文物发展的精华，正视现存民主政治体制的问题和缺陷，按照中国的国情，发展出更为合理的民主体制来。
　　"臭老九"如果看不到这跨时代的制度转变新情势，还在用他们以往的怨气冲天，骂骂咧咧，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鼓动暴力革命的做法，恐怕永远也走不出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停留在农业社会与专制制度共生共存，重复轮回的怪圈。本人在考虑，中国当代这些大言不惭的"知识分子"和自封的"社会精英"们，是否都应该试着学会静下心来，暂时抛开功名利禄，照照镜子，给自己排个队，定一个位，搞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新时代，"臭老九"只能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继续固步自封，还是坚持几千年来道统的唯恐天下不乱，鼓动暴力革命，火中取栗的做法，那就只有等着被时代所淘汰，被社会所唾弃了。如果"臭老九"能够清楚看到这跨时代制度转变的新情势，希望走出这个怪圈，就应该与时具进，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脚踏实地，具体地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争取获得自我解放。
　　说来，对我们这代人也许有点儿讽刺，不管是被称为"被文革毁掉了的一代"，"上山下乡知青一代"，还是被称为"充满了理想和抱负，热血的一代"，我们一路走来总是磕磕碰碰，别别扭扭，摸爬滚打的。我们曾经有过辉煌，也有过磨难，上过"天堂"，也下过"地狱"。不管是漂洋过海，埋头攻读，还是留守国内发愤图强，埋头苦干，转眼间两鬓苍苍，到头来许多朋友却还是殊途同归，做起了生意，搞起了实业。几十年后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们见面时相互一问，却换来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原来靠什么"真理救国"，"热血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这些充满革命激情和崇高理想的大口号都搞过了，试过了，最后不约而同都走上了透过搞事业，脚踏实地来为振兴中华添砖加瓦的道路。我们何尝不在反复地扪心自问，不断照着镜子给自己定位，调整自己位置？
　　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激情总会过去，谩骂和攻击决不是战斗，而且对社会建设少，破坏多。不要过分扩大了个人的作用，自以为读了几本书，就可以指点江山，改造社会，改写历史，也不必妄自菲薄，看轻了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作用。人无完人，只要从我做起，脚踏实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做到有所贡献，有所建树，才是我们无愧于列祖列宗，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做法。搞理工科的有我们的专业，不管是在搞教学，搞研究，搞应用，还是在办实业，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在发挥着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文人墨客，以天下为己任的"臭老九"们，是否也可以调整一下你们的心态和位置，发挥你们的专长？比如，拿出几部象样一点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总结中国道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提出中华文化发展方向的讨论，拿出体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探讨一下在体制和制度转换过程中的"软着落"问题？提出一些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建设性方案？提出比西方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完美，更健全的制度性建设草案？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具体解决一些基层的社会架构和制度建设问题？等等。

作者：范立群 2004.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