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已走进新自由主义的死胡同

欧盟已走进新自由主义的死胡同

    

    法国人和荷兰人不久之前在公民投票中拒绝了欧洲宪法条约。欧盟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是英国要求的结果，也是欧盟新自由主义观点的领导人分裂与不和的结果。同时还有联盟主要国家的政府之间存在的严重争吵。问题在扩散，欧洲的机构显得十分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议会议长波雷尔在维护坚持批准欧盟宪法的进程时，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为了否认欧盟宪法的死亡，他声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过将不会批准宪法草案。波雷尔说的是各国政府，显然他是企图超越由法国人和荷兰人表现出来的民众的意愿，他没有感到丝毫不悦。现在出现了一个处于雏形的反对法国－德国轴心的集团，它由伦敦领头，得到荷兰和意大利的支持，也得到不久前加入欧盟的某些国家的支持。
    欧洲联盟存在的“民主赤字”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到现在宪法只是被每个国家的议员通过，并没有进行民主的辩论，在很多时候居民的大多数是反对这个条约的，在西班牙举行的公民投票是带有专制性的实践，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大众媒体对待支持和反对条约的人态度是不一样的，也表明许多公民对此没有兴趣，这与欧盟从一开始就建设的“民主的赤字”是分不开的。但是，虚伪和说谎继续是联盟领导者的一种手段：从欧洲委员会就有人断言，尽管法国人和荷兰人拒绝欧盟宪法，近一半的欧盟国家已经通过了这部宪法。欧洲委员会在一份正式的公报中强调，“欧洲联盟近一半的声音不能被忽视”，但它没有注意到几乎所有批准该宪法的国家都只是办理了议会的手续，没有进行公民磋商，没有举行公众的辩论，蔑视了街头的声音。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企图继续采取这种欧洲的“精英管理”的办法，远离民众的关注：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已经走得相当远，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会议的主席吉斯卡•德斯坦本人仍在不知羞耻地主张进行一次新的公民投票是合适的，实际上他也无视法国人和荷兰人公民投票的结果。
    在多数欧洲国家，对新闻的操纵达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把支持欧盟宪法的人吹捧成是“履行民主责任”、“相信未来和有社会敏感的榜样”，把不支持欧盟宪法的人说成是“一个混杂的团体”，称他们是“不负责任”，“缺乏民主的成熟”，“缺少对未来的视角和对联盟可行的建议”，甚至说成是勒庞的法西斯怪癖与共产党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及议会外人士的“和谐一致”，掩盖了在一次仅限于确定两种政治选择的公民投票中，总是出现奇怪的一致的东西，不应当把号召投反对票的人简单地说成是左派或是排外的右派。就在投赞成票的阵营中，也有人指责拒绝宪法的人“没有能力张罗否定一事”，称他们是模仿近20年前西班牙前首相贡萨莱斯为了让西班牙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使用的“赌徒的圈套”。那些支持欧盟宪法的人明确地否认宪法条文试图推动的对社会权利和劳工权利的限制，几乎没有提到宪法从法律上将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强加于各国。
    这几个星期，一支评论员大军通过媒体“教育”欧洲公民，现在他们坚持错误地解读法国人和荷兰人拒绝欧盟宪法的后果和布鲁塞尔首脑会议的失败。托尼•布莱尔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装甲，他认为“领导人必须与公民联系”，这是他作为一个表演平衡技巧的人在无耻地表演，想掩盖正是他自己对英国人一致反对伊拉克的战争的呼声充耳不闻，与美国一起对伊拉克开战。至今他仍不正视英国公民面对生活条件下降而表现出来的理由充足的恐惧。
    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试图抵制布莱尔的攻势，告诉人们这位“养猪倌”的真相：这位英国首相所希望的是比一个欧洲大市场更多的东西，但远不是巴黎和柏林最近几年来提出的统一的建议。但是卷入争执的所有的主角都明显地企图无视欧洲发生的事情：失望、落空、公民拒绝欧盟已经偏航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不论是希拉克和施罗德较为温和的观点，还是布莱尔更加直截了当的观点都是这样。当布莱尔向他的欧洲伙伴提出要求时，已充分表明这一点。他实现了减少宪法条文中规定的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布莱尔已经走得很远，他正好利用至今在欧洲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在欧洲有2000多万失业者），以便采取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的措施。这一明显的矛盾并没有使这个老练又有经验的政客后退，他仍然在电视摄像机前无耻地撒谎。布莱尔蛊惑人心的手段是需要对研究与发展进行更多的投资，对新技术投资，这只不过是他掩盖为了一个“商业的欧洲”而下赌注的企图。这个“商业的欧洲”让工会保持谨慎，劳动条件很差，为企业提供便利，为工人提供“脚镣”。
   在法国和荷兰举行公民投票以后，布莱尔在英国停止了对欧盟宪法的辩论，不考虑其他欧洲同事的意见。布莱尔的努力正得到欧洲最保守的主张推动新自由主义的阶层的支持，如「时代报」、意大利北部联盟，它们估计欧元将会消失；那些来自企业家组织的代表要求建立一个大市场，主张欧洲工人的社会权利大倒退和降低工资，借口是以此“对付全球化”。布莱尔受到本国的反对派英国保守党的赞扬绝不是偶然的，保守党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和撒切尔“铁腕”政策的继承者。
    希拉克和施罗德也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处方，尽管他们的观点在色彩上不是那么强硬，他们的赌注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在欧洲领导人之间所有的斗争中，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秘密的和内部的，但是都不能掩盖核心的问题：在那些举行过真正的辩论和进行公民投票的国家，居民都拒绝欧盟宪法。关于欧洲联盟的政治性质、领土边界、新成员国的加盟、关于土耳其问题或达成的协议的讨论都逃脱了公民的“民主的控制”；关于结构性的资金或共同农业政策以及要求团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核心问题即在建设欧洲联盟不完整的进程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面前则处于第二位。欧洲联盟已经走进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死胡同，没有出路。
    在苏联消失（它原来的许多成员已经加入了欧盟）以后漫长的十多年里，居民的生活条件受到明显的破坏，在西欧和东欧都是如此。欧洲的“精英们”试图将这一进程坚持下去，目的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面对世界商业全球化的所谓风险的联盟。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支持和思考的全球化也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同色彩，这种保护主义无处不在。欧洲国家的政府和大公司合伙破坏经济，破坏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居民的社会权利，在统治这些国家的腐败的新的“精英”的合谋之下，它们使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工资退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困难境地。现在中欧和东欧的一部分居民不得不因为贫穷和失业而移居他乡，他们正在被欧盟的经济强权利用，以便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大幅度降低工人的工资，减少他们的社会权利和工会的权利，这里包括当地的工人和外来的移民工人。一位在法国发了财的波兰前自来水管道工毫不掩饰地说，对本大陆其他国家的工人带来威胁的并不是移民的工人，而是没有节制的贪婪的企业家们毫无顾忌地强迫工人接受可怜的工资，非人道地增加工作时间。与此同时，他们的发言人指责中国通过低工资与欧洲进行“不诚实的竞争”，他们同时要求欧洲工人做出更多的牺牲，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将他们的产品出售到世界上其他的地区，要求工人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待遇。
    正是这样，民众明确地拒绝了一部使欧洲工人和公民的社会权利处于严重危险的宪法，如同投票反对欧盟宪法的人所揭露的那样。因为在公民和统治者之间存在的距离超过了偶然出现的不一致，欧洲联盟的建设正意味着更大的不稳定、劳工的权利更少和失业的增加。
    欧洲国家的政府做出了神圣的承诺，一个现代化将巩固社会的欧洲和福利国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诱饵，它只对大的经济势力有利，让本地的和移民的工人付出代价。这些政府至今创造了一个新的无视工人和大多数居民的经济空间。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欧洲的贫困也在增加，包括西欧和东欧国家。统治者们不能掩盖公民的烦恼，这在他们的手下已经爆发出来了。显然，希拉克和施罗德并没有任何进步的计划，布莱尔也没有这类计划，除了他那些笼络人心的理论之外，他不能掩盖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对自己的同胞撒了谎，作为一名参与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战争罪犯，布莱尔应当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
    现在，在法德轴心与布莱尔为了领导欧盟试图组织的轴心之间的分歧表现为巴黎和柏林企图建设一个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欧洲经济空间，一个由多国组成的能与华盛顿竞争的大国家机构。与此同时，伦敦只是寻求建立一个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大市场，而不损害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联系，接受使欧盟不言而喻地屈从于美国。这些特点确定了欧洲的政治现实，对欧洲政治上左派的能力提出了一个明显的挑战。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欧洲左派确定一项自己的选择的时刻，欧洲左派广泛的联合包括民众阶层的政治代表，从社会民主党人到议会外的左派人士，这种选择既反对伦敦的方针，也反对巴黎和柏林的方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欧洲宪法已经死亡。6个国家已经停止批准宪法的进程，它们是英国、葡萄牙、丹麦、冰岛、瑞典和捷克共和国。欧洲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暂停批准，用一年的时间进行“思考”，这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的一个很坏的补救办法。这不仅是那些想建立一个“大市场”的人与相维护一个政治上一体化的欧洲的人之间的对立，双方的色调不同，但是都处在同一个阵营，都支持欧盟宪法，尽管他们各自在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处方时严厉程度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是那些推动新自由主义计划已经失败的人与那些坚持认为另外一个欧洲（及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人之间的对立。可是，他们还没有实现将自己的建议在大陆范围内的整合，没有组成一个能够维护这些建议的政治集团，不论在街头还是在各国的议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政治推动的战略的后果可能是重要的，其结论取决于欧元面对美元作为一种国际上的参考货币生效，之后则表现为是关注还是忘记欧洲最危险的冲突，如巴尔干、土耳其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居民的分裂及移民等问题。这些冲突有增强反动的民粹主义和排外的危险，有些时候公开地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至要明确欧盟的边界，重新确定欧洲在未来的世界上应当发挥的政治作用，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明显地在衰落，中国在崛起，俄罗斯、印度或巴西这些新的角色在兴起。另外一个欧洲是可能的，但是左派知道必须从宣言走向行动。到现在为止，欧盟所设计的欧洲建设的大骗局已经失败，必须进行选择。时间紧迫。
   （摘译自2005年7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