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两极的解构暨对世界的开放(1～4)

毛泽东：对两极的解构暨对世界的开放

片 一   

　　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岛的前沙皇行宫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国际会议，背着中国签定了《雅尔塔协定》。“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战后的势力范围，两极形成。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即“极权国家”和“自由国家”，所有国家都有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抉择，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其他国家”复兴的使命。冷战开始。

　　受印度、中国的先后独立的影响，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运动悄然兴起。

　　新中国就处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推行对外开放。毛泽东的范畴里，对外开放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话语。但在杜鲁门主义时，毛泽东对西方所设计的政治严肃，生意要做的政策经实践无法行通。只好首先致力于政治开放，即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开展贸易往来。

　　新中国诞生前夜，毛泽东已在思考和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转折，从1840年开始的耻辱将结束。沉思在“转折”和“结束”的话语中，毛泽东想到了为此奋斗牺牲的先烈，挥笔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一段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写到：“毛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所想起的不仅仅是三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孤立片断，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潮。我想，毛的任何一位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写的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成为毛为中国历史篇章写下的证言。”（《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12月第2版P239页）     

　　是年10月1日，五十五岁的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华民族曾有的辉煌和曾有的耻辱交织在毛泽东心里，铸造了他的外交性格。这之前，毛泽东已让西方列强看到了站立起来的东方巨人的脊梁。他先后提出了对外关系的三条重要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另起炉灶”即“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束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对于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必须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 “一边倒”明确表示了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和对外方针。围绕三方针，毛泽东开始制定对外政策和原则，以实现开放。

　　一、亲自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

　　1949年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养育中华民族的长江两岸对峙，解放军就要“百万雄师过大江”了。毛泽东考虑到美国出兵的可能性，指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同年4月30日，又明确表明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6月15日，再次补充：“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在各种谈话中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成为后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先导和重要内容，并首先体现在了具有“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文规定：“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遗憾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已习惯了旧中国的“懦弱”，对毛泽东的话置若罔闻。结果，英国的额头挨了人民解放军当头一棒。1949年4月20—21日的长江上，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伦敦” 号、“黑天鹅”号。英国政府才大梦初醒。

　　罗斯?特里尔写到：“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的后花园，派了一艘护航舰沿长江而上。‘紫石英号’到南京后，马上扬起国旗。……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此时已不在蒋的控制之下，毛的人开枪重创了‘紫石英号’，二十三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航舰像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101天。英国下院对此大为恼火。丘吉尔称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以一个简单的论点作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上任意航行。这位‘共匪’已开始代表中国讲话了。”

　　当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会宣告收回美国、法国、荷兰兵营的地产权征用营房和其他建筑时，美国竟指责“违反了1901年给予美国的、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显然，美国仍然用对旧中国的标准衡量新中国，想逼迫承认在华特权。在无法实现时，又指责新中国不准备遵循一般的国际准则和履行其“国际义务”，欲加在国际上的孤立政策。

　　在坚决维护新中国主权国的同时，毛泽东很想与美国等西方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美国“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

　　1944年7月，美国政府第一次派美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视这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亲自修改《解放日报》欢迎社论，称美军观察组为“战友们”，他们来到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谢伟思回忆说：毛泽东“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土地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在赫尔利与延安签署了“五条协议草案”后，受其邀请，毛泽东在致罗斯福总统信中道：“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战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这是毛泽东与美国开始的最早合作。其实在延安，毛泽东的眼光已巡视世界，用开放性的思想对西方摸底。

　　“斯诺发现毛对当前世界政治相当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还问到美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P185—186）

　　1945年1月9日毛泽东致信罗斯福总统说，他或周恩来，或两人已做好到美的准备。这封信先被赫尔利扣压，罗斯福知道后也一直未作答复。

　　1949年4月司徒雷登与黄华开始了南京试探性谈判。司徒雷登表示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黄华提出中共把停止援蒋和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作为同美建交的先决条件。司徒雷登表示与国民党断绝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这年6月司徒雷登经过秘书傅泾波转告黄华，美国现在对新中国很难作出正式表示，并望与周恩来会面。毛泽东邀请司徒雷登上北平。在此过程中，司还通过罗隆基转告，如果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圆。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灵活：“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可是美国政府指示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关闭了中美谈判建交的大门。

　　这两次机会，毛泽东都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但美国不愿接受。罗斯?特里尔感叹到：“1945年，在毛力量较弱的时候，应该来华盛顿，但是美国不邀请他。1949年，他已经强大，无需去哪里求援。他以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不是自己亲自去拜访，美国对此仍不感兴趣。1945年，华盛顿看毛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但仅仅4年后，美国又认为毛太强，和他交往不会有什麽好处。”“毛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五十一岁到美国，结果是五十六岁去了苏联。”

　　华盛顿的“不愿”，开始是因国民党政权，后来是冷战背景。杜鲁门与罗斯福不同，他提出了杜鲁门主义，首先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作为划分国际关系的准则，把过去的盟国当作敌对阵营，开了破坏“和平共处”的先例。杜鲁门主义有个形而上学的理念，就是非此即彼。这种冷战思维下，敌视新中国就是美国逻辑自然的走向。但是，美国又无法一下承认这样的现实，更不愿意中国加入苏联阵营。这种矛盾心态反映在美国的“观望”、“试探”中，

　　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都向新中国提供了脱离苏联（持中立），允许美国的部分在华特权，在美国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给以经济援助的含有明显不平等内容的信息。让新生的经济上很弱的中国在美苏两大国间保持中立，夹缝里求生，不仅其后果是既失此又失彼，也是极不现实的，杜鲁门主义已杜绝了第三条路。显然，美国的“观望”“试探”也包含分离中苏的阴谋。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这种试探性交往就被美国彻底关闭。美国等西方强国走上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

　　毛泽东的对外方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酝酿、制定、展开的。虽然如此，毛泽东面对美国的“不愿”，一直努力于打破封锁，实现向西方的开放。

　　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外交方针就有了个适应时代的重要特色，就是强调做生意和把生意与政治分开，实现最大时空的经济交往，尽快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个内涵被归入“互利”的原则。“互利”与“平等”居于同一层次，当然以“平等”为前提，不“平等”的“互利”毛泽东不会接受，但只有“平等”没有“互利”是空泛的。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为周恩来深刻把握和发挥。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

　　1954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

　　1954年，在发表的中国和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如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后来，由周恩来提出，对五项原则在文字上作了修改，成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及少数欧洲国家都对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表示欢迎，将其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时指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应当按五项原则受来约束，承担义务。并且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

　　1954年12月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 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访华团时说，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朝都能和平共处。“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周恩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五项原则也可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毛泽东还说适用于政党与政党之间。

　　195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访苏时同苏联领导人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等原则，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遵守五项原则。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都要实行五项原则。这样五项原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

　　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对五项原则的依据作了融合东西方理念的解释。第一，是17世纪以后出现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思想，第二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第三，是新中国提出的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编李连庆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毛泽东在1949年逐步提出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的贡献在于用一个概念把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思想作了集中完整的归纳和清晰地表述。在毛泽东的句子里明确有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以此形成的话语（语境）包含了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后来毛泽东又对这个原则作了重要补充，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补充是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具体阐述，是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这一外交思想，最初的侧重点是中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关系的互动准则。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后，特别是在与印度、缅甸的外交实践中及万隆会议，开始延伸到世界共同体内部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般国际关系”词语里有五个结构元素。一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二是相同社会制度之间；三是大国与小国之间；四是弱国与强国之间；五是毛泽东特别提出的政党与政党之间。这主要是针对苏联。这五个元素构成的时空关系、转换关系、生成关系显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共同体内的全方位开放性。它因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心，以坚持国际间交往的法律性、道义性为基准，制造并把握住了苏联、美国、第三世界在各个历史时期互动所提供的契机而得到成功的实践。这个原则的意义还在于因为它代表了正在形成的新型力量的利益，就能够把美苏外交思想和方针的二元结构解构为三元结构，在外交方针上形成“大三角”关系。

　　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美苏的外交思想、方针、政策之外，提出的全新的外交思想体系，它的提出形成了世界上中、美、苏三大外交思想的鼎立，为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预示了中国最终会脱离苏联，成为独立于美苏的世界一极。它是对“冷战思维”的解构，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简单地划分世界和对世界的组合，强调以经济交往中的“互利”为基础，为共同点，实现各国“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根本目的。它尊重各国人民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选择，根据国情的不同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解，它不仅是法律原则，更具有道义原则，国际间的关系中要平等、正义、自由、民主。它强调“共处”，为世界提供安全、和平的环境，是个开放的体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万隆会议的成功，揭开了世界外交重大变化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将事实上逐步成为代表第三世界的国际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周恩来导演了70年代初出现的结果。

　　二、颠覆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演绎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友人时说了一段话，表达了对西方的真实心情。

　　“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

　　“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独立，……现在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牵手。它欺侮我们，不承认我们，说我们不算一个国家。”

　　“我们也不着急，……你100年不承认我们，101年总要承认我们的。”

　　“我们中国的缺点很多，一直到现在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点，你们比我们强，……所以你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个方面，……你们是可以提出批评的。讲一讲你们的意见，指出我们有哪些缺点。”“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地球转得很快，太阳刚出来一会就落啦。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

　　1972年2月，尼克松在丰泽园对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我了解到，有多年时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接受的。使我们聚在一起的，是承认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形势。在我们方面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对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周恩来在迎接尼克松时多有感慨地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一个时代结束时就敲开了另一个时代的门。

　　这是已去世了的人留下的历史。

　　用今天的眼光劝说历史真是无法走通。

　　新中国成立后，《雅尔塔协定》在事实上已部分消解。中国不再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在华特权已被废除，这意味着其许多条款已不适用。虽然中国此时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但经过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在华特权已被废除或将被废除，更重要的是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已从1840年的耻辱历史中磨砺出了在国际中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的心理和意志，提出了处理各国关系的新规则，与蒋介石的对外政策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已属于中国人的了。此背景下，在毛泽东看来，雅尔塔体系已不怎样公平，有过时的嫌疑。在雅尔塔框架下的“两大阵营”大搞意识形态对立，把世界拉入不稳定、不安全的事态。朝鲜战争验证了这一点，美国也是据此与中国搞对抗，这与中国发展要求的国际和平环境相矛盾。另外，美苏以雅尔塔体系为依据，在势力范围内损害它国的主权和利益，又争夺新的势力范围，制造新的动乱，是世界不安定的根源。这些都于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不相吻合，因此，不仅在国内不承认外国势力获取的在华特权，要“另起炉灶”（当然，雅尔塔协定的正确原则，如归还台湾于中国，必须坚持），而且，在国际上也要“另起炉灶”，消解美苏两极格局，在多极化中削弱美苏实力，实现多方平衡间的相互牵制。一方面加入苏联阵营，但又保持距离，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沟通，寻找和解的时机、方式、途径；第二，积极发展已取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三，从道义上声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正义斗争，四、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实现更长时间的国际和平。

　　解构两极，还有现实背后的历史依据。

　　“历史一统意识”。《公羊传》最早出现“大一统”，这是个政权可存在的政治概念。政权的基础是由“土地”和“人民（民族）”这两个实体生成和构建的，失去了“这两个”，政权就不在存在。《诗?小雅?北山》：“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权、土地、人民（民族）在一个“王者”之手就是国家一统。之所以说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的君主是因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能够支配天下的土地、人民和财富（自然资源），形成韩非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统一。

　　“历史主体意识”。《公羊传》：“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特指与“中国”相对的“四裔”“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中国论》）到了清代，“夏”与“夷”的概念融为一体。《清世宗实录》：“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朝统治者以孔孟为王道，自我成为了华夏的一族，而又把“偏者”当作“夷”。

　　“大一统”是要确定天下终于“一”，“夏”是以文化、地缘等优势确定“诸侯宾服，威振四夷，”的“主体”。正是有了这些观念，历史上才演义出秦皇北击匈奴，南统西南，百越；汉武对匈奴的次战争，张骞出使西域，对“西南夷”的管辖；唐太宗平东突厥；清康熙雅克萨消灭沙俄侵略者。“历史一统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延传到毛泽东的现实国际政治关系中，就演绎成“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确立大国地位”的话语系统。显然，实现这样的目标必然要破坏雅尔塔体系的旧秩序。这也是60年代走上“两条线”对抗的根源。

　　（一）重提和构建“中间地带”理论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概念。在与安娜?露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一个中间地带，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

　　美国通过“北约”实现了在欧洲与苏联的对峙，但对亚洲的中国还是大缺口，这是杜鲁门主义不能容忍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立即积极介入亚洲特别是台湾。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与亚洲一些国家签订了“东南亚防御集团”，构筑对中国的新月包围态势。

　　此时，毛泽东意识到过多依靠苏联是不可能的。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朝鲜战争，毛泽东对苏联的国际战略已有了较为清楚地摸底。苏联以苏美共同主宰世界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在苏联看来，中国的外交方针也首先要服从这个原则。美国插手台湾只是局部问题，并没构成对苏的直接威胁，但在中国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事实判明，在中美苏微妙复杂的关系里，不仅美国要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苏联也会依据其国家利益的利弊取舍对中国的态度，所以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毛泽东必然分解美苏两极格局，要做到这点，中国就必须获得更多朋友的支持。不这样做，中国就很难实现独立自主对世界的开放。毛泽东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从未使用过“盟国”这个语词，常用语是“朋友”，有时也用“患难兄弟”，但在毛泽东外交词典里这两个语词与“盟国”差不多。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这时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要争取更多朋友，扩大实力，选择时机，走出苏联的阴影，独树一帜。于是1954年8月，毛泽东又重提“中间地带”，显然，这是“解构”的理论工具和实践依据。

　　他指出：美国“首先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这时他已把中国排除在中间地带之外，与苏联并列作为同美国对立的另一端。中间地带有三类国家。第一类是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类是欧洲没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

　　这以后，毛泽东“解构”的意图更加明显。1956年7月，中东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毛泽东从中抓出了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他认为，存在着美国跟英国、法国及美、英、法等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两类矛盾和美国，英、法、被压迫民族三种力量的较量。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十分友好，但可以说毛泽东以他独特的矛盾论和方法论洞见到了两大阵营的分化和另一股力量的强势兴起。他说：“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1960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把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并列，1961年初，又提出“两条战线”和反帝反修的“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以打破美苏推行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更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62年1月3日对日本客人谈话中把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中间地带并列，而不使用“资本主义阵营，”的概念，把除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外的国家统统算作“中间地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阵营”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之所以这样说，有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的内在矛盾的依据，但更重要的在于从策略上进一步实现分化。

　　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又引伸出“第二中间地带”，即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北美、大洋洲、日本。揭露西方内部的矛盾，以对利益的争夺分解西方的一致性。把英法分化出来，并预言日本、西德，估计五年、十年之后，也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揭露美国反共的另一目的，就是乘机在海外驻军，实现对该国的控制。以地缘划分力量，抛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冷战眼光，涵盖了“两大阵营”之外的更广阔的地区，即亚、非、拉那些曾属于或还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他们是即将崛起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及和平的力量，但同时也是美苏争夺的空间地带。这是中国团结争取的最可靠的朋友。“中间地带”的理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石，是中国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依据。

　　（二）苏联。合作——破裂

　　1、  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开放

　　鉴于当时已形成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及美国的对华态度，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首先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放。

　　1949年10月2日，苏联首先承认新中国并建交。到1950年1月中国已同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建国后第2年，又先后同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保加利亚和越南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于1951年使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比1950元增长了73%；使中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33.5%，上升到81.3%。在引进方面，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获得国外贷款总计达36.4亿元。同时，在这一阶段苏联还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东欧国家援建了68个工程项目，为中国实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来到了莫斯科。

　　下午6点，斯大林与毛泽东握手。斯大林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
　　“中国的革命十分艰苦，毛泽东你是个大英雄，驾驭着革命航船终于驶到彼岸了。”
　　毛泽东：“我们革命是很艰苦的，我们许多同志一起奋斗的，同时得到国际方面许多支持，更包括斯大林同志您的支持。”
　　斯大林非常激动，赞不绝口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是很机敏的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有种直觉，他曾对其他中国领导人说：“中国将来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订了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以雅尔塔协定为依据，使苏联在中国获取了特权。毛泽东要用新条约取缔旧条约。

　　米高扬在1949年1月西柏坡秘访期间，表达过斯大林有意图与中共解决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条约。但当毛泽东提出时，斯大林又改变了，不想签定新条约。他此时更多地从雅尔塔协定出发，担心以新条约换旧条约会让美英要求苏联放弃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其他利益。实际上他是不想有损已形成的势力范围。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太信任和猜疑也使他心存芥蒂。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颇为责难，怀疑中共的阶级性质，认为中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自以为是大国，西方甚至俄国的路都不要紧，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在相当的青年中认为苏联是帝国主义，一些领导人公开表示应当容忍资本主义。

　　毛泽东在苏期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还称，中共内部有严重的亲美倾向，始终对美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幻想。因此，斯大林对毛泽东说：“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毛泽东以特有的方式“在别墅里睡大觉” 给斯大林施压，发了火：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毛泽东还巧妙地利用苏联急切戳穿英国通讯社制造的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的谣言，要毛泽东发表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机会，再次向世界公开中国与苏联的各项利益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公开了要用新条约取代不平等的旧条约的立场，压缩了斯大林的回旋时空。这时有可能经毛泽东授意，中共新闻总暑发表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称由于斯大林没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和报道用“接见”的词组，导致国内各阶层的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到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把斯大林看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斯大林感受到了这一切对他的不利，特别是意识到毛泽东不快而返的危险要大于他改条约的负面影响，终于改变了态度，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签定新条约，废除旧条约。但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苏联对中国等待与美国发展关系心存不满，维辛斯基暗示还要进一步看到中共对美英的行动。毛泽东批准了中共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受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暑留沪物资，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并特意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苏方。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签定。这意味着苏联截止到1952年末，将交还通过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取的全部在华利益。

　　这段时间，毛泽东对斯大林出尔反尔及在对一些事处理上以“老子党”自居，留下了很不好的影象。甚至当师哲提醒斯大林答应过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作客时，毛泽东命令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麽？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签约中，苏联保留了几个有损平等的条款：规定中国在贷款3亿美圆的14年时间里，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全部卖给苏联，不得卖给第三国。成立四个合营公司，各占50%的出资，轮流拥有管理权。中国东北、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两地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毛泽东说：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通过这次合作，毛泽东感受到了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能混在一起，有许多的不一致，消除了对苏联更多的希望。

　　另外，斯大林和金日成硬将毛泽东拖进了朝鲜战争，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好机会，在中国出兵后，斯大林又担心与美国直接冲突，在“空军掩护”等问题上大打折扣，让中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有更多的理由怀疑斯大林对中国的“友好”程度。更严重的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总是想把中国纳入他的国家利益。一次，斯大林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毛泽东回电：“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当时，赫鲁晓夫说：“这肯定伤害了毛泽东”。不仅如此，这还使毛泽东在与苏联交往时，始终有一个挥不去的“苏联阴影”。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合作开始于1949年12月至1953年斯大林突然病逝。很短的时间里，重大合作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抗美援朝”。但是，《条约》签定的过程并不顺利，其中，没有更多地显现党与党关系的亲密度，更多的到是国家的利益。斯大林给毛泽东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处理两党关系时，苏联更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国家利益难免不发生冲突。意识形态的一致不是很可靠的。后来两党意识形态的争论之所以激烈，主要的原因在于，特别是苏联受国家利益的驱使。苏联的最高国家利益就是与美国共同称霸世界，这就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不答应，这是中苏破裂的根源。

　　2、只是召集会议的为首，不是指挥各国党的为首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到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活动，与中共签定了增加援助的许多重要协定，取消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里的一些不平等的条款，如被毛泽东称为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和被国内议论的四个合营公司的协定。援助项目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再增建15个工业企业，为141个项企业扩大提供设备的范围，追加提供总价值为4亿卢布设备等。尽管受到来自党内的强大阻力，但赫氏坚持认为如果不这样大规模援助，“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

　　这时，赫氏新上台，把毛泽东当作最有力的支持者。一股要赫氏下台的党内势力在1957年发动了政变。朱可夫坚决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使这场斗争逆转，马林科夫等发起者成了“反党集团”。

　　当刘少奇知道后激烈地对苏联大使反驳说，莫洛托夫等人是老革命家了，何能搞反党的事？赫氏急派米高扬直扑杭州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向毛泽东解释说明情况。毛泽东也反感这种突然袭击罢免第一书记的“政变”形式，认为莫洛托夫更顽固些，喜欢搞紧张局势，还不如赫鲁晓夫。毛泽东对米说：我们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朱可夫的权力让赫氏下决心要扳倒他。赫氏又想到了毛泽东。1957年10月15日闪电般地不理军方极力反对，与中国签定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这意味着，苏方将在1957年至1961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是年10月27日，赫鲁晓夫趁朱可夫访东德时解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批斯大林使赫鲁晓夫自食其果，苏共的中心地位被极大动摇。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提出多元化的观点。亚洲国家共产党人中也有提出应该以中共为首的想法。毛泽东对共产党国家说：“我们有革命经验，没有建设经验，”“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还是苏联为首。但毛泽东给“为首”下了个定义，就是“召集会议”的人，没有指挥各国党的权力。后来，赫氏红着脖子对邓小平说：“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是只能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赫鲁晓夫在巩固了地位后，执意要同美国搞苏美共同主宰世界的两极霸权，在党与党之间以“老子党”自居，在国与国之间玩“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1959年9月15日在美国访问时，下令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9月底，赫氏来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戴维营会议所确定的“和平共处、和平竟赛”理想，并针对炮击金门、马祖和中印事件，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甚至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这激怒了外交部长陈毅：炮轰金门、马祖是我们内政，你管这麽多干什麽？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赫氏反怒道：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如果不是赫氏忘了他在什麽地方讲话，就是他骨子里仍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支部。所以，赫鲁晓夫在1960年9月仍责备邓小平：“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戴维营会议，你们就唱了反调。”

　　毛泽东后来评价赫氏说：“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机而变。”显然，这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取向是不一致的，也与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冲突。中国不能在美苏争夺中充当苏联的伙伴，牺牲国家的利益。

　　赫鲁晓夫还反复出现斯大林的错误，向毛泽东提出联合舰队和长波台的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分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波匈事件，对此事的处理预示了后来苏联侵入捷克，对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用武力进行干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段话“苏联的党和国家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毛泽东开始用“修正主义”这个概念，解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了，同时提醒第三世界各国保持对苏联扩张性的警惕，这样做有利于中国团结更多的朋友，形成国际反修战线。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等向勃列日涅夫发出贺电，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准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苏联人发出了要中国扳倒毛泽东的信息，并关闭了调整中苏两党两国的大门。到珍宝岛事件时不仅中苏关系完全破裂，而且，苏联还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

　　在尼克松访华前，马尔罗对他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个“必然”，马尔罗没有直说，但他补充了一句：中国“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邓小平后来对中苏破裂有段评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因此，这个“必然”应该从毛泽东的性格和他对中国未来的设计里去搜索答案。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讲了这些永载史册的话：

　　“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美国：敌视——合作

　　1、背景

　　新中国与美国的外交一开始就接触到了台湾。更不幸的是在双方还想进一步摸底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先发制人向南朝鲜进攻，硬把中国卷入“抗美援朝”。在近二十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孤立、封锁，露骨地表现了好斗性。

　　新中国诞生，无疑对美国来说是一付难咽下去的苦药。这个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美国感到雅尔塔协议形成的美国在亚太的秩序被颠覆了，美国的力量从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度里崩溃了。美国在也输不起台湾了。因为要台湾所以要保蒋介石。1949年3月，美国总统正式批准一项“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将“该岛屿与中国大陆隔开”的对台新政策。

　　但奇怪的是，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现在，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仿佛要抛弃台湾。但这段声明经不起仔细推敲。“现在”这个词很容易遭否定，转换为“不是现在了”。“亦不拟”、“不拟”都是模糊的极不确定的话语。这个声明的真实意图大概在于教训一下扶不起的阿斗蒋介石，也试探中共的反应。只是在中共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动作时，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于是，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急忙改口：“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到太平洋安全的恢复。”美国对台湾的心思，毛泽东曾若有感觉地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赌博已经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哪里打点什麽主意”。

　　干涉台湾，表现了美国冷战思维的心态。从这个思维定式出发，美国主要用意识形态划分力量组合，特别是中苏签署了互助条约后，认定中国属于苏联卫星国，从“民族主义者”变成“苏联的走卒和帮凶。”是苏联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跳板”，没有发现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差别，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差别，中国的独立意识。因此，设想中国与苏联同时进攻美国和其盟国是可能的事。这个“差别”在近二十年后，为尼克松发现。1969年12月18日他的安全助理基辛格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特别是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他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尼克松则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他的“五极世界”里预言在今后5年、十年或许15年，将会出现五个强大的超经济力量，他断定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日本。

　　美国还忽视了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给新中国巨大的心理伤痕，对新中国肃清美国等的在华特权，不能以平等的理念加以理解，而是采取敌视和封锁。这使毛泽东不得不用他特有的方式与美国斗争。尼克松也发现了这里的不平等性。1967年，美国10月号《外交季刊》发表了尼克松《越战之后的亚洲》。这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总之，中美长达二十年的敌视的主要责任在美国，第一个错误是第七舰队闯进台湾。

　　美国错误地判断朝鲜战争，中共参与了策划，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人在全世界进攻的信号，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据现在的挡案资料看，毛泽东不仅没有策划，就是后来出兵也是被迫的。美国采取行动从朝鲜、台海、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包围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的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试图用自由贸易分离中国和苏联，一方面又将中国划入苏联。美国先是对中国实行比对苏联、东欧国家限运范围较小的A类控制贸易，1950年又实行与苏联卫星国一样严厉的限制贸易政策，直到这年12月3日的全面禁运。

　　毛泽东一是坚决斗争，一是仍坚持寻求与美国等合作开放的时机和途径。

　　2、  一手针锋相对，一手寻求沟通。

　　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这样表露过迷惑：“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国是唯一一个两次同美国直接作战的国家，朝鲜的仗打完了，可越南的仗还在打，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段话是对毛泽东对美国两手策略成效的最好注脚。

　　同样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强硬立场。1958年8月23日，国共炮战后，9月3日，美国发表了“新港声明”，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至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当日，中国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

　　即使这样，中国仍在“开辟新的接触渠道”。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愿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判，”这年4月27日，毛泽东对巴基斯旦驻华大使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同年5月26日，他又对印度尼西亚总理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长，……如果美国愿意签定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美国干不干。”中国还主动释放了四名在押的美国飞行员。

　　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于1955年7月13日通过英国向中方转达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这次会谈没有实质结果，但中国要回了钱学森。中美（日内瓦——华沙）会谈历时15年，共进行136次，都没有重大结果。因为美方坚持要保持台湾现状，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加剧美蒋矛盾，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了巨大的灵活性。1955年之后，周恩来就多次讲只要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国就可能考虑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毛泽东在1956年10月坦言，如果台湾回归“一切可以照旧。”这应该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依据。

　　1956年，毛泽东决定让美国记者到中国来。这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邀请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新闻界的极度兴奋面前保持了僵硬的立场，直到顶不住强大的压力，才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记者到中国。美国记者评论说：毛泽东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越南战争，使美国受到了极大削弱，证明了毛泽东“绞索”预言的正确。美国的能力已达极限，实施全球战略已捉襟见肘，尼克松不得不收缩过度伸出的力量，让美国摆脱越战恶梦。

　　1967年，毛泽东读了尼克松《越战之后的亚洲》并提醒周恩来等人读，他认为如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很可能得到改善。（《毛泽东与美国》宫力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P194）经毛泽东同意，中国向美国传递了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其实，从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交谈开始，到毛泽东去世前在心里以“苏联阴影”对应，也有个挥不去的“美国光亮”。

　　尼克松就职演说再次呼吁：“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毛泽东诙谐的回了一句：“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尼克松政府开始“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中苏在珍宝岛及新疆的武装冲突，让美国人抛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维方式。基辛格把这以后称为“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时期。

　　1969年，陈毅等在研究国际形势时提出，为防苏大规模对中国开战，打美国牌的问题，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可参考。毛泽东有个哲学观点，叫做斗则进。在他看来，与美国斗的目的，不是把美国愈斗愈远，而是愈斗愈近，是通过斗，通过这个过程，使美国重新认识中国，放弃与台湾的关系，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美的新关系只有建筑在重新认识，评估相互间的地位、作用、价值的基础上才能长期和稳定。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大背景下不急于与美国搞关系（那时想搞也搞不好）。尼克松后来的做法印证了毛泽东的正确和远见。

　　3  巧妙解构以美为首的西方阵营的结构。

　　到1954年，新中国与同瑞典、丹麦、瑞士、挪威、芬兰等西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交。

　　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上说：资本主义世界分化很厉害，从日本到英国的中间地带国家被美国压迫得要死。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发展与英国和其它“中间地带”西方国家的关系。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上积极开展了对英国的外交攻势。但英国这时已从“保留一只脚在中国门内”退到只“保留一个脚趾头在中国门内”。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还是达成了中英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定。另外还达成了互派代表的协议，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代办处，使两国进入“半外交关系”。

　　1954年8月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艾德礼时说：中国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中国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但并不是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同时，提醒美国反共有另外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显然，毛泽东是更强调美国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到了1962年，毛泽东已把美国单独拿出来，与西方其他国家分开“算另一个方面”，而西方其他国家都算“中间地带”，还特别说明英、法等是人民的“间接同盟军”。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结症，许多西方国家都被卷了进来。但随着中共对台方针的调整，自身实力的壮大，国际地位的提升，积极寻求合作的友好姿态，这些国家看到了与美国的矛盾，逐渐对美僵硬的立场反感。针对炮击金门、马祖，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这一决定立即遭到加拿大外长地反对，加拿大不为这些岛屿作战。一位专栏作家甚至说：“除了蒋介石委员长外，我们所有的盟国都认为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显然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

　　英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急于把两国关系从代办级升为大使级。蒙哥马利元帅为此于1960年、1961年两次访华。毛泽东对他说，希望英国、法国强大一些，发言权大一些，那样就可以约束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美国。蒙哥马利指出：西方的“领袖们往往过分专心注意欧洲的事态，而不察觉非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事态对西方政策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须在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将来同一个拥有10亿人口和核武器的敌对的中国打交道——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前景。”“西方集团的其他国家不应该被美国的不明智政策引入歧途。”1961年12月1——15日，英国首次投票支持苏联提出的驱逐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但又支持了美国的议案，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满足英国的要求，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就在英国举棋不定，走不出与美国“特殊关系”的阴影时，法国实行了戴高乐主义，戴高乐赞赏毛泽东独立自主政策，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有许多一致。戴高乐研究了法国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写的《蛇与龟》。这本书提出应与中国建交。富尔曾经还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双方还达成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的默契。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被喻为一次“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也先后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仍积极拓展经济交往，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国家某些商人迫切希望做生意的要求，以香港为基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到1952年底，我国先后与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从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局面，粉碎了其“扼杀新中国”的图谋。中法建交后，又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60年代采取了“以进养出”的方针，增加粮食、化肥和一些短缺原材料进口。1961、1962两年，共进口粮食215亿斤，化肥237万吨，糖2.8万吨，橡胶20万吨和各种钢材50万吨。1969年英国成为仅次于日本和香港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73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了创记录的63216万美圆，1974年又上升到72587万美圆。1975年，两国的公司签订了1.6亿美圆的合同，英国向中国提供罗尔斯?罗伊斯喷气发动机和技术。

　　2、  共同打造世界战略大三角形态。

　　珍宝岛事件后，中美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用新的观念审视对方。基辛格说：“从那时起，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就在此时，让美国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毛泽东、周恩来成功地导演了外交史上的奇迹——“乒乓外交”。

　　这之前，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有意让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与他站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其意是向美国“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他对斯诺说；欢迎尼克松来谈，还幽默表示要同尼克松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底”。可惜，美国没有察觉其中的奥妙。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时，美国代表团团长表示美国选手希望也能像南斯拉夫一样到中国，这一情况马上报到了国内。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就了不邀请的报告送周恩来。周恩来的批示是；拟同意，但又加了“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后，送毛泽东。毛泽东把报告压了两天，并提出北京与名古屋每天通话四次。1971年4月6日晚，毛泽东终于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消息传出，轰动全球。尼克松知道后惊喜过望，立即批准。乒乓攻势一下打开了中美封冻二十年的闸门，美国大幅度取消了21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运。美国人开始感到“中国人民对待美国人民有想象不到的亲切，”中国领导人也是“富于幽默感的有风度的政治家。”基辛格面对忧心重重的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说：这并不反映有什麽反苏意图，当然苏联人不会相信。

　　1971年4月21日，中国又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发出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的信息。尼克松收到后断言：“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这年6月2日，尼克松读到了周恩来邀请基辛格的口信，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尼克松1972年春的访华和这之前中国重返联合国，标志中国已事实上成为了代表第三世界的国际政治力量，以美、中、苏、为主体的战略大三角态势形成了。

　　这为经济开放开辟了道路。197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总共不足500万美圆，而1972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3230万美圆的货物，从美国进口了6020万美圆的货物。1972年有150位美国实业界人士参加了春季和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1973年在美国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从1973年起，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国用了43亿美元，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大电站、1套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套大电站和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

　　毛泽东向西方开放和打开西方闸门的努力终于实现。其间，迈出了多少如履薄冰的步子，经历了多少变幻莫测的惊涛，但毛泽东最终以高超的外交策略，明察秋毫的战略视觉，独立自主的坚强意志，带领中国走进了西方，独立于苏联，形成三角鼎立。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 发表了这样一段看法：“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现在竟有些所谓的精英说毛泽东是“闭关锁国”，“关门”搞建设，这如果是不察事实，就是别有用心。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英女士，曾气愤地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呢？”

　　三、整合最广泛地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推动第三世界的兴起

　　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三个世界”的源头是“中间地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是雅尔塔体系之后，这明确反映了中共对世界局势独特的分析。雅尔塔协定规划的美苏主宰框架是暂时的，“中间地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打破这种格局，中共既是这种力量的代表。构建世界新秩序，确立未来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毛泽东要做的事。毛泽东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中。”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孕育期”，找到了做“事”的切入点，这就是“中间地带”。既然美苏要争夺，当然中共就要“团结”、“支持”。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是做得的。因为中共顺应了“中间地带”国家的主流意识，代表着争取解放、独立、自由和平等、公正的要求，美苏则相反。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毛泽东天才的预见性。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虽然已接受了两个阵营的概念，但又重提“中间地带”，显然，这是独立于两个阵营的信号，他在为中国未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型力量的代表，独立走上国际舞台运作着“怀胎”计划。

　　最初，毛泽东用“支持”、和“朋友”把中国与“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联系起来。他幽默地说：亚、非、拉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毛泽东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支持”。1960年5月3日他对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说：“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斗争就是你们的斗争，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同月7日又对非洲十二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团讲：你们的斗争“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

　　早在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自问自答地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的谈话》。）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到了60年代，毛泽东用“两条统一战线”把中国与“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组合起来。1961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即“反帝”的统一战线和“反修”的统一战线。不过，此时的侧重点仍是美国。

　　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把中国归入“第三世界”。这时中国已同美国及日本等西方国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恢复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职务，成了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苏联同样有否决权的大国。

　　这个过程中有三次战争在毛泽东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大手笔中应特别提出。

　　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是新中国放弃了对台湾的解放，而被迫介入的。这场战争的对手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所以不管中国是打败了美国，还是与美国打成了平手，其结果都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与苏联开始用新的眼光建构新的理念，重新评估新中国，以确立她的国际位置。关于这次战争，美国学者贝文?亚历山大评判说：“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认为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援越抗美。这场战争，中国总共对越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圆。先后支援部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的1967年达17万余人。美国在越战中军队最多的是1967年，达56万人，仅当年就开支战争费用300亿美圆。10多年，总计花费3000多亿美圆，军人阵亡4.6万。尼克松入住白宫的第一个早晨看到关于美军在越南的形势报告称，1968年1月1日—1969年1月18日，美军共计阵亡14958人，伤95798人。1969年11月15日，华盛顿25万学生示威，反战争、反种族歧视、反污染。越战拖疲了美国经济，动摇了美国人的信心，使其社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陷入内外交困，在与苏联的争霸中渐处下风，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尼克松彻底意识到了中国已成为国际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美国必须马上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至此，美国从朝鲜战争后开始的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破产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很大的国家利益。基辛格评价说：“60年代中期美国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同美国、苏联的关系都很好，认为中国在他侵略面前只会妥协。但是中国对他实施了有力还击。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对印度不结盟领袖地位合理性的动摇，使第三世界的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力量与正义，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开辟了道路。

　　另外就是对阿尔巴尼亚及非洲的一些经济援助。中国共计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100亿人民币。1963年冬至1964年春，周恩来、陈毅在72天里访问了亚非13国。与此同时，还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实现贸易对象的多元化。先后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开展了米胶贸易，与印度开展了粮食麻袋贸易等。在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期间，又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政府和民间贸易关系。

　　毛泽东解构和开放的国际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18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51票对48票，25票弃权获得简单多数，虽未能最终生效，但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

　　1971年，阿尔巴尼亚等再接再厉，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这完全出乎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意料。美国代表布什对这一结果“感到悲伤”，说：“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在美国威信处于危险状态时，第一次击败美国。”与此相反是会场的欢腾，坦桑尼亚跳舞祝贺。尼克松为此情绪冲动，认为这是“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表现”。

　　毛泽东则拿起外交部填写的联大表决情况，说：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都当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

　　刚结束访问中国的基辛格在飞机上反思道：“出现这一现象的实质在于，友好国家改变了立场。它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以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第三世界公认为导师。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按说：“ 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毛泽东去世时给邓小平留下一笔丰厚的对外开放遗产：

　　100多个建交国（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形态的一极；

　　进一步开放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世界第六位工业大国。

　　尼克松说，毛泽东“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则说，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

　　(写于2004年7月)

　　主要参考书：

　　《中南海实录 外交卷》（中国经济出版社）

　　《美国对华政策内幕》（郝雨凡著 台海出版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美国》（宫力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毛泽东传 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走向多极 20世纪外交大写实》（汪徐和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刘泽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