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年矿难事故屡有发生

又  一  罪  果

一一悲闻广州大兴煤矿102位矿工遇难有感

陈寒鸣

    一个原本是国有企业的煤矿，在据称是“整改”的名义下，成为了私有煤矿。

    既然私有化了，私有矿主想到自然只是如何使利润最大化。什么法律法制法规所要求的开办矿业必须证件是否齐全，什么如此生产操作是否会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什么倘出事故会不会严重威胁下井矿工的生命安全，这一切的一切全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切的一切，哪有老子赚钱要紧？况且不是执政者把国有煤矿出让给了老子，让老子去大把赚钱（所谓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吗？不是早已“创新”出“重要思想”把老子和与老子一样的能够大把赚钱的人物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了吗？老子赚钱是紧要的，其他的一切关老子鸟事！

    于是，出事了：本可避免的重大透水事故发生了，致使100余位苦命的矿工被困井下，已几无生还可能。而那通过吸矿工血而赚足了钱的私有矿主呢？一旦事发，便溜之大吉了。

    呜呼哀哉！倘顾雏军案已给出私有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结论尚不足以使人警醒，那末，这100余位矿工兄弟的生命应该能起到警示作用了吧？

    其实，近20余年来所发生的矿难事故又岂止是这一起？私有化究竟导致了多少起血案，究竟剥夺了多少工人的生命？到了应算算帐的时候了。

    醒来吧，我的同胞，我的同志！

    胡总书记、温总理，若真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若真的推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立即宣示天下不搞任何形式的私有化，并把那些搞私有化和鼓倡私有化者绳之国法一一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返还马列主义正道，真正使工农务动民众成为主人，这才是我们社会的正道。只有走正道，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为什么这些年矿难事故屡有发生，以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以及今后若干年里，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任务非常艰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安全生产存在着四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特大事故多发。今年（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10以上特事故75起，死亡118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多发生7起。发生特大事故比较多的有：贵州、山西、四川、河南、黑龙江、江西、山东、湖南。二是一些行业和领域事故发生率上升。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消防火灾事故、重特大建筑施工事故、矿山透水事故、城市燃气泄漏事故发生率有所上升。三是某类事故在一个阶段里集中发生。一季度春运繁忙，交通事故、消防火灾等领域事故多发。4月，危险化学用品事故多发。5月以来，雨季来临，煤矿顶板事故和水上交通事故上升。四是职业安全卫生形势严峻。目前，我国约有50万多个企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职业危害，每年约有71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各类职业中毒事件越来越严重，中毒患者死亡率由以往的15%攀升到20%以上。”他解释道：“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安全生产事故大致都经历了从上升、高发，然后逐步稳定、下降的周期。一般说来，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见2004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照此说法，我国目前包括矿难事故在内的安全生产事故频仍，似乎是很自然、正常的现象，不足为怪。“瓦斯不治，矿无宁日。”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显政和赵铁锤的看法，他们认为“导致当前安全生产形势远不能乐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03年，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为数相当多的小煤矿，开采方式落后，设施设备简陋，从业人员素质较低，安全没有保障。全国58%的小煤矿仍采用巷采和手工方式开采，效率低下，伤亡事故多发。”“中国煤矿开采主要依靠井工开采，高瓦斯矿井多。目前我国共有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9000多处，占矿井总数的30%左右。随着开采程度的延伸，煤层瓦斯含量逐渐增加，防治难度越来越大。”（见2004年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新华社记者卢保红、高风、刘军通过采访了解到“受行情看好与高额利润刺激，煤炭行业超设计能力生产与频繁‘扩能改造’现象成风，包括国有、地方、个体在内的各类煤矿纷纷挑战生产能力‘极限’，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加速枯竭，更成为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祸首’。”目前，我国27个产煤省区竟有20个超产；1/3煤炭产量没有安全保障；矿难损失仅是超额暴利的毛毛雨。”记者了解到，一些煤老板其实并不害怕矿难，因为矿难一出，按照惯例，事故矿井周边的煤矿都要停产整顿。这一停产必将导致煤炭供应短缺，价格攀升。山西太原西山地区的一位矿主说：“比起因价格攀升所带来的高客利润，矿难简直就是毛毛雨。”因此，超产低成本与高收益的极不对称，是煤炭超产成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见2005年2月21日《工人日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昆则认为“我国煤矿事故频发有五大原因：从自然条件看，我国60%至70%的煤矿是在复杂和极复杂的构造条件下进行开采；从生产开采条件来看，煤矿整体技术状况比较落后，国有煤矿机械化程度虽已达60%至70%，但大量的乡镇煤矿机械化程度很低，装备水平落后；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来看，煤矿安全投入欠账非常大，仅国有煤矿在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方面欠账就达500亿元左右；煤矿从业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生产过程中违章、违规现象严重；部分企业忽视安全，一味追利润，超能力生产也是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见2005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上种种说法，角度不同，说法有异，但大多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和事实依据，但均未能从实质性层面来看问题。

我们确已到了必须从深层次角度分析研究我国这些年来矿难频仍原因的时候了。我们注意到《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健于2004年7月27日发出的一则报道：

非公有制经济伤亡事故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

“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对安全生产的影响非常突出。”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这样分析制约我国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的深层次原因。

这位负责人从四个方面剖析“结构性矛盾”对安全生产者的影响：一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安全生产工作面临新问题。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非公有制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还很薄弱，伤亡事故多发。非公有制经济总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伤亡事故则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以上。二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解决高危行业安全问题的难度。煤炭、非煤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炸等行业和领域，目前仍存在布局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管理体制不顺、技术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高危行业安全状况的根本好转。三是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安全生产工作更加艰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安全生产条件较差，重特大事故多发。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中，事故总量是上升趋势，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2003年事故伤亡总数排在前四名的广东、山东、浙江、江苏都是经济大省。四是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农民工、临时工和外来工已成为企业职工队伍的总体，加大了安全管理难度。

据了解，目前矿山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8000人左右，约90%是农民工。

除结构性矛盾外，这位负责人还分析了影响我国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的其他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相当一部分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据调查，近年来，工矿企业约半数以上的伤亡事故，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的。二是体制上的矛盾。截至目前，全国还有14%的城市、30%的县区没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已经建立机构的地方，也普遍存在设置不规范、力量不足、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三是企业发展的问题。我国多数小企业目前仍处在筑本原始核算阶段，普遍缺乏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能力，安全保障程度低下。

（见2004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之所以不仅十分关注、而且还基本上照录式地引用这公文式的报道是因为这其中透露出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占全国1/2以上的伤亡事故来源于非公有制实质私有制经济。这确乎是很符合着当代中国之实际的判断；即为了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形成所谓“社会转型制”的根本性影响，则无疑在我们的各级政府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对国有煤矿在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欠账方面就在2004年已达500亿元左右。如此等等，难以例举。但有一点事实是：完全可以予以说明书的那就是究竟是哪些人特别支持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煤矿矿主？或者说，究竟是如何形成了“权——钱”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使得我劳工群众不得不陷入矿难局面的呢？请看下列报道：

整肃矿难背后的“官煤勾结”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

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10余次下乡暗访，发现矿难频繁的症结在于党政干部参股分红。

    涟源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娄底市委近日宣布将惩处所属涟源市10名在非法小煤矿入股分红和充当“保护伞”的官员。原涟源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执法大队长和煤炭避一副局长被批捕。被捕官员均是官员和煤矿主勾结（简称“官煤勾结”）中的权力供应者。

    娄底掀起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几乎每一次死亡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

    娄底是重点产煤区，境内已探明煤储量11.65亿吨，常年原为产量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强。和其他产煤地一样，死亡在娄底采煤过程中很常见。

    据统计，1993年至2002年间，娄底市各类煤矿平均21天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152天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2002年，全市煤矿发生事故89次，死亡243人。

    涟源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1996年至2002年因煤矿安全事故死亡594人。

    导致矿难除了瓦斯等地质灾害，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是人祸。娄底市委督察室一位负责人说：“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

    2003年4月，涟源市七一煤矿石坝井被查出9条安全隐患，作为检查者之一的原涟源市煤炭局副局长张顺辉既不上报，也未督促停产整顿。4月16日该井突然发生出水、出泥事故，17人死亡。

    2003年7月3日，涟源市龙塘乡金鸡煤矿二工区，因邻近永福煤矿放炮，诱发煤与瓦斯突出事故，8人死亡。调查得知：金鸡村村委会将该工区承包给矿主，监管不到位，对该矿经常偷偷组织生产不制止不报告；龙塘乡政府未依法关闭该工区，并隐瞒该工区非法组织生产真相；涟源市地矿局发现其非法开采，却打击不力，未依法关闭矿井或制止违法开采。事实上，邻近的永福煤矿当时也未取得相关证件，不能生产，但涟源市煤炭局违规同意其恢复生产。

    两桩完全可以避免的惨案暴露出地方政府和官员对矿主监管失效，原因主要是有关官员受贿。

“不动‘官煤勾结’的根子，就不可能治理矿难”

    据娄底市检察院有关人士介绍，该院在张顺辉家追缴12余万元人民币，其中赃款8万余元，非法所得近4万元。2002年，原涟源市地矿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汪清湘被查出受贿3万余元。汪的下属龙某也多次接受贿赂。

    检察院查明：张顺辉、汪清湘所受贿赂的大部分是该市各矿主为“争取本矿上报为省定保留矿”所送。

    涟源市安平镇新万煤矿1997年瓦斯爆炸，死亡15人，其采矿手续被吊销，后一直非法开采。2002年，该矿为进入“省保留矿名单”，矿长送张顺辉2万元，张审批签字上报列入。

    “官员拿了我们的银子就得办事。”涟源一矿主接受采访时说。3年前，他是镇党委书记的“马仔”，24小时开着手机待命为其买单。如今，他可以拍打书记的桌子，让书记听命于他。他说：“老子晓得他的事大多，老子就是他的纪委书记！”

    被贿赂的官员能够人矿主提供哪些“服务”？以煤炭监管体系最低级的官员之一、涟源市安平镇乡镇企业办、安监站站长吴少平为例：吴收受5000元，将一个非法开采的煤矿转为合法矿；安平镇一个叫联谊的煤矿相继发生事故，矿长为避免该矿停产整顿，送给吴1000元；该镇新建煤矿连续两年未执行年检，吴收受2000元后帮助补办相关手续。

    受贿官员职务越高，帮助煤矿的能力范围就越强大。近年来，娄底流传一个公开的秘密，“官煤勾结”不是行贿、受贿，而且是更紧密的同盟；党政官员在各自辖区煤矿里参股分红，充当保护伞，官员和矿主联手牟得利。

    涟源市检察院初步查明：2000年，张顺辉在银广石煤矿入股，分红利5000多元；2001年，张在新旺煤矿入股，分红利1万余元。汪清湘涉嫌假借他人名义在一煤矿投资10万元。

    2003年5月11日，古塘乡一煤矿5人死亡。矿长被押到派出所。当天竟有200多名群众冲进派出所，抢走矿长。经查，这一抢人事件竟是古塘乡企业办主任、政协联络员、安平镇某党委委员3个人在幕后操纵指挥。3人均在该煤矿参股分红。

    2003年2月，蔡力峰从益阳市长任上调任娄底市委书记。他10余次下乡暗访，发现矿难频繁的根本症结在于党政干部参股分红，“官煤勾结”的黑幕被撕开了。

    蔡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娄底“官煤勾结”已非常普遍，有的隐蔽很深。他认为，党政干部在煤矿参股分红，充当保护伞行为有如下危害：一是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娄底形象；二是纵容乱产滥挖；三是妨碍对违法采掘的打击；四是客观上影响社会对乱产滥挖的信心。

    蔡力峰说：“不动‘官煤勾结’的根子，就不可能治理娄底矿难。”

    2003年4月，涟源七一煤矿发生事故。蔡力峰在矿难现场守候6天6夜，亲自倾听了垂死的17个矿工敲击井壁，一下一下到沉寂。蔡泪流满面。在其后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蔡力峰给其他常委们念了一个名叫聂清文的矿工的遗言。聂用粉笔在他的安全帽帽沿上写了“骨肉亲情难分难舍”以及欠债情况。很多常委潸然泪下。

    据娄底市煤炭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该办公室发出的文件每年有一两百个，其中99%以上是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但蔡和他的班子抛弃从前过多依靠文件、下通知的治理模式，矛头直指“官煤勾结”。

    2003年5月23日，在娄底市煤矿整治动员大会上，蔡力峰点名批评原冷水市检察长：“此人就是一个从非法矿收取贿赂的角色，已经被依法查处。”会上，蔡力峰明令纪检监察部门成立专门班子，调查党政领导参股分红问题。

    6个月后，涟源市古塘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吴财桂在一非法煤矿入股事发。涟源方面清示蔡如何处置，蔡要求在全市通报，举一反三，彻查产煤大镇、大乡为什么治而不止之怪。

    今年7月，《潇湘晨报》报道，涟源市安平镇党委委员李黄成、半笠山镇党委委员刘益生等60余名党员干部，因涉嫌从煤矿非法获利被查处。

“有些人自己的黑钱比别人家灵堂里的白幡重要”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材料表明，截至7月初，娄底市今年发生事故44起，死亡67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减少23人。

    “我要动的恰恰是我要依靠的人。”蔡力峰曾坦露心迹，颇为踌躇，类似的情绪在基层政法干部身上更加强烈。

    涟源万至娄底在煤矿“分羹”的官员涉及面不小。蔡力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把卷入“官煤勾结”的官员分成故意无意、好意歹意等几类，分别对待处理，保护应该保护的官员。有说法认为蔡不是一篙把一船人打下水，而是策略性地选择恶者开刀，起杀一儆百之效。

    除了威慑煤官，蔡力峰还试图拍卖娄底煤矿开采权，引进资金、技术均为一流的专业采煤公司，提高采煤业准入门槛，更好地保护矿工，增加财政收入。

    但湖南省煤炭厅一位老干部说：“有些人不会答应的。自己的黑钱比别人家灵堂里的白幡重要。”

    涟源市奉命调查腐败煤官的政法部门承受着巨大压力，涟源市检察院检察长施建鑫说：反贪局有一检察官被人请出去吃饭，矿主最后现身买单，施次日责成该检察官重新买单。

    “我们如履薄冰，不能有一点把柄给人抓住，否则案子会办不下去。”施建鑫说。

    涟源市一副市长告诉记者，随着煤炭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化，煤炭的审批部门越高，拉关系送钱的也越高，而保护伞也更加隐蔽，打击难度更大。

应加强对“遗留问题矿井”的监管，防止“漂黑为灰”，伺机“变黑为白”

    娄底市有关人士分析，涟源官员觊觎煤矿有其深刻原因：涟源1989年建市，后来经济支柱军工企业外迁或没落，昔日荣耀落尽，成了湖南唯一的省级贫困市。涟源现有“吃皇粮”者2万余人，每年财政支出1.6亿元，入不敷出。

    与税源枯竭相比较，在涟源许多地方，把土刨开少许，掘进数米，便可采煤直接变钱。尽量多挖工成为这座城市的巨大冲动，众多官员卷入煤矿的建立、生产、监督全过程。

    涟源市政府因此一度对打击非法煤矿不够积极。一个佐证是国务院和湖南省明令2001年关闭挂靠在保留矿井的假接替井、假风井、假排水井等一证多井的非法矿井，但到2003年6月，相关部门在该市查出非法井口147处。

    从治煤角度而言，涟源是娄底的缩影，娄底是湖南省的缩影。娄底市委书记治煤展现出的道德自觉和勇气赢得了诸多赞赏，更多人期待其他地区能像娄底一样把更多、更大的腐败煤官投进监狱，斩断官煤之间的利益链条。

    知情人透露，湖南的煤矿数是：2000年1700多家，今年升至2108家。郴州市的资兴市，一平方公里内有19家煤矿。而煤矿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一些非法矿井并列入“遗留问题矿井”，相关文件说安们将被停产整顿，检查达标后取得相关证件，变成合法矿井。

    什么样的矿井并进“遗留问题矿井”序列，由湖南省煤炭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确定。申请一个“遗留问题矿井”的报批程序如下：由当地乡镇签署意见，报到县市区，交由煤炭局、国土资源局以及相关分管领导；审批后再送地州市，交给高一级的官员们进行第二次筛选；最后送省里更高一级的官员们审批确认。

    湖南省安监局一位负责人曾被一个非法煤矿矿主找到，请求把自己的煤矿列入“遗留问题矿井”名单，愿意支付50万元到100万元，该领导震惊不已。

    湘煤安整（2004）1号文件说，“遗留问题”矿在未取得“四证”之前不能组织生产。凡擅自生产、安全整改达标无望的，在安整期间发生重大事故的矿井，由地方政府取消矿井资格，并及时实施关闭。

    但湖南安监局说，2002年到2003年，湖南批准了399家“遗留问题”矿，至今无一取得“四证”，且绝大多数正在违规开工，极大地刺激了非法煤矿的跟进。

    2003年11月，湖南省安监局发函要求取消衡阳市南阳镇两个煤矿保留矿井资格，但两矿至今无损。安监局工作人员曾被非法矿主质问：“都没有证明，都是非法矿，凭什么他们放火，我们不能点灯？”

    湖南省安监局有关人士说，最后呈现的局面是不断有非法煤矿开工，拚命挖煤，赚到足够的钱就用来打点官员，再争取进入“遗留问题矿井”圈子，先“漂黑为在”，再伺机“由类变白”，实现合法化。

    矿难就在这个混乱过程中产生了。

    （见2004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湖南娄底涟源市暴露出来的严重“官煤勾结”的问题虽是一个个案，但这个案却具有普遍性，这就是近些年来，与私有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是党政干部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私有业主以其钱行贿官员以求获得更大的利，而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来接受贿赂以获利，“钱”与“权”遂结成神圣同盟，而工人则成为这同盟的牺牲品。娄底挖掉“官煤勾结”的根子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2005年6月，湖南娄底资江煤矿又发生了煤与瓦斯突发事故，致使22人遇难死亡，而该矿属非法生产。此外，不仅“官煤勾结”，而且更有“官”即“煤”而造成恶劣事故的现象发生。请看下面这则报道：

黑龙江“3·14”特瓦斯爆炸事故调查惊暴真相——

黑心矿主竟是安监局副局长

        今年3月14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三区一采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

        随着对事故调查的逐步深入，一个惊人的内幕暴露出来：“3·14”事故矿井的矿主彭国财是国家公务员，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黑心矿主竟是安监局副局长，许多干部群众在表示强烈气愤的同时指出，煤矿生产中这种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现象不根除，无论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措施多么严厉，到了井下就会化解归零。

吃人矿井的老板竟是安监局副局长

        发生事故的小矿井虽然挂着国矿名义，但实际上个人承包的小矿井，年产煤仅3万吨。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随即进驻该矿展开调查。

        失去亲人的张某告诉记者，这个小煤矿实际上是当地安监局一个姓彭的副局长和李作平两人合伙承包的，李作平管生产，姓彭的管“平事”（对付安全检查等）。据记者了解，这位姓彭的副局长的哥彭贵财是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煤集团”）副总经理。彭贵财明知事故矿井不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却指使其弟经营该煤矿，冒险作业、突击出煤，为其充当“保护伞”。在事发后，推卸责任，逃避赔偿，干扰事故诉善后处理工作。

        七煤集团是国家特大型企业，也是我国三大主焦煤基地之一。采访中，许多群众指出，事故井的矿主彭国财和他哥彭贵财，一个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一个是七煤集团的副总经理，怎么可能不知道煤矿安全生产的要求？但他们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身兼“数职”的彭国财和七煤集团的副总经理彭贵财又怎会让“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呢？

        遇难矿工家属杨某说：“新富矿井不是个别现象，许多矿井之所以敢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冒险作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官商勾结联合办矿，攫取矿工的血汗乃至生命。可谁来管这些煤矿管理人员呢？

        作为主管单位的黑龙江龙煤集团的一位负责人事后反思也十分痛心，他说：“这起发生在国有重点煤矿的事故，暴露出了国有大矿对所辖小井的安全管理存在严重失管漏控问题。

开采方式落后，像“老鼠掏洞”

        张焕佐是七台河“3·14”特瓦斯爆炸事故的“幸运儿”，爆炸是在他从矿底返回地面几分钟后发生的。由于身兼班头及瓦检员的职务，事发后他就被警方拘留。他的侄子回忆说：“春节开工后，我叔叔时常发愁说井下通风设备不完善，井内出现了循环风，新鲜风进不去，容易出危险。他还说，这情况他向矿上汇报过，但矿主告诉他没事儿，要他不要担心。没想到才几天就出事了！”

        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的张某欲哭无泪：“这矿井我下去过，井下的条件简直恶劣到了极点，巷道只有一米宽，作业面大约只有半米高，我们下去都是趴在地上，一点点在凿煤，这样的条件不出事才怪呢！”

        经调查，事发矿井在生产布局上严重违反了黑龙江省关于“小煤矿井下不能超过一个采煤工作面和两个掘进工作面”的规定，在安排了一个采煤工作面的同时，又安排了四个掘进工作面，存在着严重的超能力生产问题。

        事故调查组副组长、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五峰对记者说“3·14”事故是黑心矿主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造成的。事发矿进井的作业面简直就像老鼠掏洞，采用的是原始落后的开采方式，设备极其简陋。矿主不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投入，就连最基本的安全监测瓦斯的瓦斯监控系统都没安装，为工人配备自救器这样的小钱都舍不得花，使事故发生时矿工丧失了生还的机会，有几个矿工是在逃生中遇难的。

安全监管成“猫怕老鼠”

        “3·14”事故发生在黑龙江煤矿安全大检查期间，而此前同类检查在黑龙江省一直没有中断过，却依然没有阻止事故的发生。

        遇难者家属张某告诉记者，他一年前在这个矿上干活时就经常碰到检查人员。“检查时很容易发现问题，但通常还没等检查人走，小矿就又开工了，检查人员根本不管。”

        张某无奈地说：“这就是有‘人’、有‘关系’，要不你能干煤矿吗？”另位遇难矿工家属杨某说：“现在的检查不都是这么回事吗？走马观花，什么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也是合格。”

        明知矿井是违法、违纪、违规在生产，但监管部门不敢去监督管理，甚至上级单位去检查时，都有意不让检查组去检查，监管部门对黑井黑矿似乎是“猫怕老鼠”。

        许多群众同时还指出了另一个怪现象，那就是矿井出事后，有关部门往往会拿出一叠停产整顿通知书，可明明违规生产，为什么就管不住呢？停产整顿通知简直成了一些监管人员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据事故调查组人员介绍，“3·14”事故确实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黑龙江省副省长、事故调查组组长刘海生说，在事故发生前，七台河矿业精煤公司安监局、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佳合分局曾分别于2004年10月3日、11月22日和2005年2月15日三次向该矿下达停产整顿通知。但监管人员却没有及时踊跃问效，认为下了停产通知便完事大吉了，使得事发矿井仍冒险生产，直到发生事故。

        这起事故，揭开了煤矿安全事故屡禁不止的另一个深层原因，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引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指出，由腐败引发的管理缺位现象正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当前的煤矿安全体制，使完善的安全规章制度到了井下难以落到实处。他们呼吁国家尽快完善安全监管责任制，严厉查处与黑心矿主沆瀣一气的国家公务员。

        新华社记者  王茜  梁冬  （新华社哈尔滨5月25日电）

是啊，“煤矿生产中这种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现象不根除，无论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措施多么严厉，到了井下就会化解归零。”腐败不除，矿难不已！
私有经济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私有企业主只会考虑想方设法地使利润最大化，而根本不可能考虑到工人的生死存亡，故而自从资本来到人世间以后，它的每一个毛细孔都渗透着工人的血与汗。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不仅是在矿业，而且更是在全国所有生产建筑等待业和领域，“占全国1/2以上的死亡事故来源于非公有制经济。”广东省惠州市富惠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投资方是香港盈利时制造厂有限公司，有1000多工人。2001—2002年，该公司有三名年富力强的工人以同样病证离奇地死亡了：35岁的四川人张祥于2001年6月27日突然感到全身无力，胸闷头痛，第二天早上7时兰，工友们发现他已死在宿舍的床上。33岁的苟朝伦以同样的症状出现后不久，于2001年2月4日晚上被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但抢救元效而于次日死亡。33岁的马富满于2001年7月11日上班时突感身体不适，症状和前两个人临死前一样，次日凌晨病情加重，浑身无力，不能动弹，被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也抢救无效而于当日下午死亡。苟朝伦死亡后，其家属曾要求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厂方提出：若解剖结果与厂方有关，厂比给予赔偿；若无关，厂方则不负担一分钱。无奈之下，亡者家属只得放弃尸检，厂方赔偿2万元了事。马富满死亡后，厂方干脆以法医也下“系因急性左心功能衰竭而死亡”的结论为由，认为死因与厂方无关，不负担任何赔偿费用。除了已亡故的这三位年轻工人外，2001年9月7日，在该公司磨光部工作长达13年的陆英快全身无力地晕倒在工作台上。自2000年9月以来就经常头痛、打喷嚏、冒冷汗等状况的陈杰，2001年12月4日晚只吃了几口饭便感到全身乏力，两臂麻木僵硬，随后瘫倒在地，经第一军经大学附属南方医院救治而存活，医生对他做出了“贵金属中毒”的疑诊。而与陈杰同一工种的多名工人亦相继出现相同症状，这使工人们“每天都揪着心，真不知道工龙的悲剧何时在谁身上重演？”死亡工人所在的金属表带磨光部有130多名工人，每天资都要接触二氧化硅、重金属、三氯乙稀等可能导致职业病的有害物质，但厂方从不将这情况告诉职工，更不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或对工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而且在工人死亡后，还竭力推卸其责任。（参阅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所载《吞噬年轻生命的真凶是谁——惠州一企业一年内离奇死亡三人》）深圳龙岗区蔡涌镇致丽玩具厂是世界各牌意大利CHICOO公司的一个制造企业。像“耐克”鞋在世界各地的工厂生产一样，CHICLL开发技术提供品牌、负责销售，而致丽厂则完成加工制造，把货发往世界各地，老板是香港人。1993年该厂发生大火，全厂三四百工人从一个狭窄的楼梯往外奔蹿，窗户多被铁条钉住，一层离楼最近的大门被封死，打工妹们挤在楼梯上不能动弹，大火挟着大毒黑烟滚过来，结果87人被烧死（除两名男工，其余全是打工妹），51人受伤，好多是皮焦肉烂的重伤。事发后，草草了事，人都鸟兽散了，但香港一些劳工组织——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仗义执言，抓住致丽的后台、意大利CHICOO公司不放，迫使其支付数万美金给死伤者和家属，并委托香港天主教组织明爱中心发放。天主教组织没有死伤者的名单，深圳的政府和工会等任何一个机关都不愿意出面管这件事，于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只得请求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所《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工作的谭深予以帮助。谭深花了7年的时间单枪匹马地去艰难寻找，在寻找过程中，谭深从109封打工妹的信中体会到了她们平日生产劳动的艰苦：“每天最少要干12小时”，那些“伞布的气味让我薰得头疼，一点也不想干。……三个多月领了两个月的工资。由于带工的又扣了几十元钱，我3个月共领到50多元钱。”“上班好烦，天天加班到10点，有时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两三点，前天昨天连续上班有27个小时之久。”“赶货活死人”，“半年多才发三四百元钱。”……谭深在寻找过程中还了解到，那个平时压榨着打工妹血汗的香港老板，事发仅被判了两年刑，还被提前释放，现在顺德开了一间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厂，正火着，广招打工妹、尤其欢迎在“致丽”干过的火中幸存者和死伤者家属，但要求将所有死亡、受伤的证件都要交给厂方。（详参2001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艰难的寻找》）从上述两个事例中，我们当可发现当代中国非公有经济迅猛发展起来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