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私有化不可能带来管理技术的进步

国企私有化改制不可能带来管理技术的进步

（企业改制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感想）

企业产权的私有化改制，用舶来品理论营造了一个舆论神话——认为所有公有制都是搞不好的，原因在于经营者自身的责任心不足导致管理水平降低。而只要是私有化了，企业的管理就会出现一个飞跃。支持这个观点的直接证据大概有两点：

一是认为普遍而言西方国家企业的管理水平要比中国现有状态高。从“西方企业比中国企业管理水平高”这个现象得出结论——“只要搞成了西方国家一样的私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就一定会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这个推论过程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就是——将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说成了是产权的直接对应产物，国企必然效益低下，私有制企业效益必然高涨。显然，这个结论不受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支持。5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公有制为基础的历史。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奇迹的话，这些奇迹的每一项都与公有制有着不解之缘，纯粹的私有制绝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管理水平较低的现实，同中国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相对落后有着同样的原因——历史的影响。也就是说，管理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受到管理知识的社会平均传播程度、管理技术的覆盖面、管理技术成果的创新能力以及数量、市场的技术评价标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中国既有的发展水平，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社会所有管理技术的落后特征，都与其发展时间较短有关，而与所有制的关系并不明显。从这样的角度看，近几年开展的所谓“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从本质上说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因为这样的做法违背基本国情。形象地比喻这个作法，相当于——看见一个富翁牵着一条宠物狗，就以为牵着狗的都是富翁。如果照猫画虎地以为自己牵了一条狗也就是富翁了，那才是真正的笑话。这是将私有制当作了企业管理进步的必要基础，而将公有制当作了管理水平进步的障碍。所以管理技术的提高决不是产权一改就会万事大吉这么简单。

二是国有企业大面积经营不良。将国企经营不良的状态说成是产权公有的缺陷，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国企经营不良的症结在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逐渐缺失。制度逐渐缺失的过程，正是从管理人员的任用方法开始的。这个任用过程就是认人不认事的过程逐渐占了上风，逐渐将中国依据实际需要建立的尚不完善的制度，变成了一言堂，变成了管理人员自己的家天下。这个过程就是开始构建小集团利益关系的过程。在这样的小集团中，任何人都不受基本责任的制约，任何人都原理制度、责任这些社会理性，开始崇尚一种封建的人际关系。由于这个利益小集团发展到最后，都可以合谋规避制度监管，这就是导致固企大量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这种小集团的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部任用方式脱离的人事结合的基本原则，脱离了利益相关方的监管。私有化改制的原因在于已经默认了这个状况是社会常态了，将企业交给经营者个人似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过程的问题是完全否认制度的有效性，错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如果问一个问题——善的市场经济与恶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基本的答案在于制度是否完善。这种不思进取的做法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好市场经济的。因为这是采取了背离制度建设，向原始掠夺资本主义经济接近的一种模式。从基本哲学观点出发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构建过程都是艰难和曲折的，都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因为这是一种由高熵态向低熵态进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付出才能成功。如果有一种捷径可走，那一定是歧途。所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正确做法是——如何建立不可逾越的制度规范，如何将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归还。目前，企业管理制度缺失的过程，正在相当的程度上证明——企业管理模式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与现代管理模式向原始管理模式转变是基本同构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矿难频发、公有制企业效益下滑、国有资产流失、大规模的下岗等等有关企业的问题看似无关，但背后具有一个主线相联系，也就是说各个孤立的现象具有某种同质特征。可叹的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和责任还被称作是所谓的进步，这竟然是一种主流性的观点。置疑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向经济学家群体脸上扔垃圾，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为了将企业的私有化改制搞成一场运动，一些被收买的、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权威们，曾经措碎牙关说出这样的言语——“个人同企业结合就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一个激励性市场合约。然而我们看到，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所有制虽然根本否认了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权利，但它无法否认或消除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总是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财产，包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但这个公有产权仍然是由作为代理人的许多个人在实际控制和管理经营，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厂长等。他们并不因被委托当公有产权的代理人，就消失了个人产权，从个人产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高尚或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在国有企业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事实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运作、经营和效益”。

还有，类似的言语——“个人产权合法对市场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知识、技能、努力、负责、创新、对市场机会敏感等具有生产性、资本性和市场价值，而且这一切总是附着在自然人的个人身上，只归个人调用”，并且——“个人总是财务、物质资产的实际潜在控制者。因此，市场经济视个人产权在法律、制度上合法为根本基础，从而充分发掘了作为自然人个人的各种经济价值”。

这些话似乎很专业，也很有分量，所以成为了某种支柱性的理论，由此推导出了企业必须经过私有化的路径才能发展的结论，直接为“企业私有化改制”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下面我们就这些话语的真理性进行必要置疑，看看剥去专业性外衣后，它们的内容是怎样的丑陋。

上述第一段话是说——由于任何一种企业都是人的活动结果，所以企业的最终控制者依然是自然人——这是一个不需要辩论的事实，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句话的主要问题在于——当他们以职务分工的形式控制企业的时候，由于个人是自私的，所以在事实上国营企业的经营效益就取决于人的自私动机。这实际上就是经济人假说的变种，这种说法的实质是没有搞懂职责和权利的对应关系。

所谓激励性合约，首先表明的是一种明确的职责形式。如果一个经理人不能完成相应的职务，这个所谓的合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解职，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合约本身能够限制个人自私属性影响企业效益的问题，甚至通过这样的合约将个人的自私属性与企业效益同构，而不是将企业私有化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选择。

这里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合约规范和有效？而如何让这个合约有效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范畴，与产权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企业中，“经营得好”且“企业产权“不属于经理人个人的例子比比皆是。而这样的个人能力和道德复合社会规范的经理人的选择，也不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不可复制的方法。所以用人性自私为出发点，就导出国企必须进行私有化改制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从当代的西方企业的模式看，大多数股份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都不是企业产权所有者，这就是证明产权不归属经营者个人，企业也是可以经营好的。这个为了制造下岗群体搞出的这个所谓的理论，是没有现实依据的。对此我们已经不用多废口舌进行批判（参阅我写的《所有者缺位理论批判》、《现代企业制度是公有制实践的终结吗》、《公有制的效率体现在什么地》等文章）。

后一段话是说——自然人之间的经济价值差异归自然人，因此私有产权合法就能够发掘个人的经济价值。这就有点武断了，因为任何个人的经济价值差异是在市场中发现的，而这个发现过程不大可能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而是一个被人发现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价值是在生产关系中进行表达的过程。这种“外化的发现”过程就预示着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自具有所谓的价值，而在“社会活动中”就必须受到基本道德、法规和运行规范的制约，必须承认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而符合这个规范过程的价值实现过程，就是一个可以分工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必须以规范作为前提，否则就没有所谓分工的效率，这就又踮回到原始管理的范畴了。而这里存在的规范就是人作为高等级社会性动物区别于其它种群生物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也就一方面是说——人的符合规范的协作关系是可以上溯到生物性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说——极端地强调人的自私特性，严重地破坏了“自私作为机体自卫的生物学本能”与“协作作为人的社会性本能”的动态边界。这个边界本来是由文化来进行调整的。影响固有的文化系统就可以调整这个边界。私有化改制就是一种调节这个边界的文化形式，需要指明的是这个调整的价值指向具有反社会、反文明、反人类的特征。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调整的付出与回报能够对等吗？因为任何情况下，“个人调用的经济价值”不以影响社会分工为基础，不能影响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为基础，否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动和人类社会性的退化，而一个民族如果向落后文化看齐是绝没有任何前途的。相反，如果不影响这种分工边界的时候，就是能够稳定一种制度形式的时候，在严明的制度下，价值规范地得以实现。你可以是经理，我是可以是技术人员、他是可以普通劳动者，每个人的劳动会各得其所。而这样的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候，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价值可言。人际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这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我们的企业私有化改制这是进行着这样的勾当。

分工明确就意味着人的社会性找到了实现形式，而且是有效的实现形式。用这种假设影响了分工的边界，模糊了不同分工人群的实际贡献，为一种劳动提供非法的报酬，加大两极分化的幅度，还振振有辞地说出一套道理来，这无异于日本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人分辨“究竟谁打了第一枪”一样无耻。这也是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是一种金钱崇拜的产物。真正完善的市场经济建成的那一天，就是分工边界明确的那一天，这就是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建立的视是法制严明、正义生长、按劳所得的，具有先进文化价值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尔虞我诈，血腥掠夺的市场经济。

对于企业改制方法的选择，实际上关联着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究竟是什么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体现公平的程度如何？已经表现了世界最大不公平的现实情况下，依然还有人在哪里鼓吹“公共财产私有化“等导致两极分化的行为，是怎样一种病态呢？

对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现状，选择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赤贫的发展模式，这是最不明智也最没有效率的选择，甚至根本就是在断送中国未来发展的机遇。现实也会证明——这样的发展模式不会产生什么发展的奇迹。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两极分化的模式走进了发达国家行列的。同时世界上80％以上的国家也在实行着标准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也没有看到多少成功的范例。而象日本这样有过经济发展奇迹的国家，基尼系数却是世界上最低的，人员雇用是实行终身制的。这个人口和资源、土地严重不匹配的国家，采取中国改制前的做法和措施解决了自身的发展问题，不是我们首先应该借鉴的经验吗？如果企业改革是逆这样的基本模式运作的，谁能论证这个前提不是错误的？

从潜意识中冷眼想看公有制的人，实际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贪官污吏，他们之所以看低公有制，是因为“民营企业与党更贴心”。这里的所谓贴心就是财产自由支配权下，支付贿赂可以做到不漏痕迹。再一类是掌握权威话语的经济学权威。他们看低公有制的原因是——公有制属于正当理性的企业，没有什么短处需要别人来辩护，而相应地民营企业却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这种辩护，所以这就搞成了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机制的作用下，民营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主体地位”，而这个上升过程就是低技术淘汰高技术、资源浪费、贿赂盛行、道德沦丧、两极分化、国资流失的过程。最后一类就是在书本知识的框架中打转的人们。由于不懂得经济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没有搞懂经济论述的现实对应体是什么，用理论来定论现实，就会产生要现实作出符合理论的削适行为。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性的形式足可以让这些人乐而忘返，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闭着眼睛吆喝私有化。

历史发展到今天，对公有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通过公有制实践创造了连续50年的经济发展奇迹，这个奇迹对世界施加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绝对会超过近代历史上英美德法日等强国，它的文化价值甚至可以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因为一个现成的类比是——如果说现代西方工业革命是希腊文明的一次升华，它注重解决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东方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升级换版。东方文化更深刻地认识伦理、道德、制度这样一些问题，注重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将这些东方认识融入、嫁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中，这是中华民族不可限量的、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方向。

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马克思掀起了真理帷幕的一角，它代表和传承了西方古典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绝大多数信息。所以才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只要不受技术操作系统的病态影响，都会产生发展奇迹的现象。而将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东方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契合的先导，这是东方文明换版升级的开始，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样的新观念，这些都是这个发展进程的构成环节。东方红，太阳升，一个崭新的文明曙光已经跃升于东方的地平线。

历史已经证明，也正在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不可能创造什么奇迹。就说中国经济奇迹进展的50年，其中有三十多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建设的，只是从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到其真正造成影响却是近几年的事情。问题是这个应用过程没有看到多少效益，不良的结果却率先显现了出来——两极分化。由此我们仔细检点西方经济学的这些杂碎，可以发现其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过程，解释的都不很科学。因为没有人能够依据这些解释树立一个发展的样本供后来者复制，也没有人能够运用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创造超越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奇迹。甚至过渡相信这些理论却产生了苏联社会的经济倒退。

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打不垮的，因为其存在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了。有了一大堆符合逻辑的理论，从样式上看似乎比马克思理论丰富，但是你如果注意现实中的经济学就可以发现——对任何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们都会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来。这个现象就是在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并不真正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逻辑”，充其量只是一些没有外在约束条件的智力游戏（这里是有缘因的，具体内容请关注《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结构》这篇文章，在其中我将仔细分析这个问题）。

想通过证明“私有制的管理效果更高”，来为私有化改制寻找理论根据。为此，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产权与管理技术之间的关系？本源性地理解产权与管理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它是构成企业发展的两个平行的要素。拥有产权经营不好的企业比比皆是，每年私营性质的企业倒闭的数量也是不可胜数的，国企也有经营效益优良的例子。这就是说企业产权不能必然地带来管理效益，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式的联系。但是产权以投资资本的形式与管理技术共同作为平等的企业成功要素，它们之间的确是具有一种关系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定义的“关系”与“联系”表述了不同内涵——关系就是不同类事物之间的一种外在的相互作用，这里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这个结构形式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而联系是同类事物具有内在结构的形式，它们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我们用人体作例子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这里不同类事物就是指类如肝脏与肺脏的结构形式，它们之间的没有内在的关系。而同类事物就是指类如左右肺叶之间的结构，联系的含义就是左右肺具有某种内在的功能联系。与此相似，企业内部如果比作人体的话，管理技术与产权之间一定不是同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产权与管理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企业组织形式实现的。

在现实中，私有制的企业组织架构具有当然的拒绝先进管理技术的特性。管理技术一开始就是以自然人相互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为基础构建的一种理论。关于“人”的假设中没有考虑血缘关系，所以文化类表述中，将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等一类行为当作了义举。而血缘关系往往就是逆这种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结构形式。现代管理技术与血缘关系、金钱关系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组织就有着当然的差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族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就是一种封建制度。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现代文明下人格的文化内涵有着严重的不适应，因而会严重地影响管理文化的高级化。对此我们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如果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可以知道共军与国军的主要区别就是政治文化与军队的所属权。事实证明国军不是共军的对手，最终极的理由就是任何一种组织如果组织文化中不提供全体参与者的人生价值实现方式，那么这个组织的效率就不高。所以私有化的企业，特别是中国文化下的企业不可能长大。这就是台湾、香港没有几个国际知名大企业的原因。在世界五百强中，华人企业最多的大概就是大陆的国有企业。

从管理学上说，大概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通过企业改制过程建立一个两权分离、制度严明、监管得力的内部管理结构。两权分离的目的就是为管理知识成为财富积累的支持条件预留通道。但是这种将资产卖给经营者个人的改制，恰恰是堵死了建立一套科学管理结构的通道。改制过程如果没有为企业的管理水平升级、技术水平升级提供条件，只是进行了一下产权的改变，就认为会出现什么经济发展的奇迹，这基本上是幻想。对于企业资产的处置方式，我们还可以知道从6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引人注目的发展是——西方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员工持股计划。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公众公司，在这样的企业内，大股东个人的持股已经不足5％。这种企业产权高度分散的模式，与现在的经营者持大股的做法完全背离，这个做法不是在向国内推荐先进分管理模式，而是明显地为某一个阶层说话。这是对社会基本公平和道德的漠视。

关于国企能不能经营好的问题，有许多被资产阶级经济学误导的观点，成为流行的思考问题的基础，这些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在逻辑推导的时候是有严格前提的，但是到了实用过程却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假设条件的公理。并无解决资产流失的问题，看不出管理制度经过这样的改制后会有什么样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似乎只有一项——就是管理者个人决策权增加了。单个人决策权的增加并不等于经验水平的必然增加。相反群策群力的劳动过程却消失了，而这正是西德寻求经济民主的一个基本方式，连日本这样的企业也在希望群策群力地经营公司，而中国的这些理论家却在不断地鼓吹只有一个人或这少数人决策，这个决策才是科学和正确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看围棋竞赛，这是一种纯智力游戏，胜负就表示思维能力的话，那么多人参与与一人参与之间的效果是立见高低的。假如五个九段高手可以最充分地表达意见，同时和最强的一个棋手下棋，即使五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战胜实力最强的棋手，联五人之力却一定可以赢这个最强棋手。这里面的道理在于智力是相互触发增长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最佳的决策模式。所以强调个人主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人可以用五人模式存在利益争斗、相互扯皮、推诿责任、无人负责现象说事，但是这只是一个操作问题。建立科学的操作机制，形成同向合力不是不可能。

从人才评价的角度看，这样的改制就是将实践证明经营能力低弱，无法通过个人经营能力市场评价和个人品质社会评价的一批人与现有社会财产固定起来，这样的做法从操作的角度看是容易实现的，但是却为经济发展的未来留下了隐患。企业家队伍不去提升能力解决更多的人们生存问题，而是在能力界限下。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将兵多多益善的经营者，而不是一个只能管了老婆孩子就毫无建树的庸碌者。这实际上就是企业家用现有的较低职业能力绑架了企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私有制的，没有听说那些国家因为产权明晰就成为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说明——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与产权私与公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对应关系。相反，倒是公有制实践造成了众所注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歪理成了中国社会的常事——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就是产生效率的基础。这样的观点实际上都与成功范例相违背。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都是股权高度分散的。国内股权集中的企业表现出了较大的问题。一股独大又没有健全的监管体系就失去了制度构建的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家族企业，这种形式的企业必然会丢失企业的社会责任，损害小股东是利益。经营者隐匿公众财产，企业高管卷款潜逃。在这种所谓的私营企业内，由于资产赋予个人太多不受制约的权利，这样的企业发生问题的几率要大的多。科龙造假案仅仅是这个冰山下的一角。顾雏军的问题证明——按产权学派理论建立的企业，在制度、规范、管理的形式上等同于一些小作坊式的家族企业，格林科尔这样规模的私有制企业都会违反基本制度和法律，其它的企业，也许更可疑。因为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是一个了，这系那系到了也有几个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知道——产权学派的理论不可能构建一个科学管理的基础。挑动人类自私这个反群体、反社会生物特性的方法，搞不好任何形式的企业。这就象用小农经济的样式反对公社化，终于在今天产生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一样，私有化永远都是死路。

继续企业制度的研究   2005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