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大跃进

大跃进是带有战略性的经济建设，其意图是要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的工业方针，并探索加快经济增长的手段。大跃进既是一次经济加速运动，也是中国工业化的试验。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百年来工业国的梦想在实现了民族独立后变为切实可行的行动及缩短这一过程的心境。多种力量的合成促进了它的兴起。

一、 一场避免不了的合理的经济运动

摆脱苏联模式，提出了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预示了中国开始了在经济建设上不同于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努力方向。苏联是一个大国，自然资源丰厚，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经济实力世界第二，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同一，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纳入其战略意图，要中国用更多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换取重工业产品，这不能不使中国想到苏联要求卫星国所走的道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中国则想获取苏联更多的援助实现工业化。对国家利益和世界秩序的不同构想使两个大国存在着深刻地裂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对苏联经济体制弊端的揭露，促使中国实施适合国情道路的第一次探索。

强烈的复兴愿望是新中国自下而上的加快发展的心理呼声。新中国成立时完全失去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已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小国”。中国从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和政治形象上说也是个大国，但准确地说是心理大国。她有历史的优越感，带着秦汉唐帝国的自豪和近代的耻辱情结更具有加倍的复兴心理。这种既大又小的心理与现实所激活的矛盾构成了新中国特有的内在性格。毛泽东曾忧虑地表达了这种心理：

“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传》下第136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同上P809）

中国的强大，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并且缩短这一过程，是摆在新中国领导面前的重大挑战。

在对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改革过程中，各级党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形成了地方促中央的局面。在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检查时，中央也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反思。毛泽东已对高度集权表示不满并对受苏联影响形成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方针开始质疑。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经济建设作理论上的探索，与中央34个部委座谈，写成了《论十大关系》，并在以后的讲话、批语中又表达了许多经济思想和经济策略。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国的最高领导，和其他思想家不一样，他可以按照他的思想领导一场思想实验。一场在新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建设已是呼之欲出了。

《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中央开始了对经济体制的第一次改革，重点是把中央集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以此克服苏联模式的僵化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体制，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一措施的效果是地方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支配权和决策权，打开了经济运行的封闭状态使竞争进入了经济生活。各地加大投入，客观上形成了跃进态势。加之合作社实现了对农村的组织，改变了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习惯，使得组织人力、财力取得了行政和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样，群众和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建设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比如：1956年春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至1958年达到一亿人。另外，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奠定了大跃进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了信念上的动力。一系列的巨大成就提升了精神的力量。

从经济现状看，这一时期原材料长期紧张，特别是钢材供不应求引起了钢材市场混乱：脱销、涨价，从事实上提出了投资的重点方向。

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最大瓶颈是资金稀缺。如何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积累呢？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于1927年3月1日谈到苏联工业化的积累政策时说：“英国整整用了200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50亿法郎。俄国沙皇所走的道路……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的条约的道路。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苏联的工业化也没有按照这个过于理想的图式施工，相反是农业的巨大破坏轻工业的牺牲。应当提到的是苏联并非不清楚这点，它采取了补救措施，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卫星国，甚至要中国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用这些原料换取苏联的机器和设备。很清楚苏联想通过意识形态的同一把中国等纳入支撑苏联经济发展的轨道，实现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过去夸大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其实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更深刻地原因。

通过群众的奉献精神和精神转化为物质力量，解决工业化的积累，也可能是大跃进的另一个原因。这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倡导在经济科学技术上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争，由此社会主义阵营中开始了“赶超”比赛。这无疑是党内高层普遍接受“大跃进”的有力因素。这样长达两年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就成了大跃进的导火线。

二、理论、政策、策略之争

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经济生活中的三个问题就凸现出来。最大的特点是供不应求；最大的瓶颈是资金稀缺；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展开的。同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新的课题。虽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领域已有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但苏联、东欧的经济弊端已日益暴露，基本国情差异也很大。当时毛泽东已决心开辟中国式的道路，国内的经验并不多，既是有的也没有形成共识。这就导致了对经济建设方针、经济建设理论的争论。其核心是：农轻重的次序、计划的协调性、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与速度、是坚持开辟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按照苏联的意图，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分工体系。

早在1950年就出现了以***为代表的观点，主张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发展重工业。有人甚至提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完全依靠苏联。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若是一个小国，是可以的。但我们是一个近六亿人口的大国，地下资源很丰富，如果不努力建设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敢设想了。”（《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王骏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 P42）这条“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阚存一语）道路被后来直到今天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的选择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完全正确，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不仅大大缩短了中国工业和科技与西方的差距，而且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改变了世界格局，形成了大三角，打开了开放的大门。这种战略决策奠定的基础，夯实的发展平台在今天尤为可贵。然而，由于XXX多少放弃了这条路线，在某些重大领域再次重搞“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在“科技无国界”的幻觉下，推行“市场换技术”，靠合资汽车、房地产（土地热）、城市扩张、“世界加工厂”为“人家”打工等，单纯追求含有泡沫GDP增长，正如阚存一所说：“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20年的GDP高速增长，成为落后国家。” 如果再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那就不敢设想了。”

另一种观点以陈云为代表。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做好商业工作》《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两篇文章中。陈云认为：

1、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这种平衡包含两个意思，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既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但是绝不能紧张到是平衡破裂；组织供需平衡。他担心搞建设过多，过快，会使社会购买力提高，破坏紧张的平衡。

２、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超过了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

３、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财政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

４、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有余再搞基本建设；

５、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

６、农业制约着经济建设规模。

７、要讲究比例和协调。比例问题是薄一波提出的。如何做到信贷平衡，李先念有个说明：“只要在正常的范围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就可以做到信贷平衡”。（决策第２８１页）。

陈云等人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坚持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并抓住供不应求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而过多的强调了资金紧缺，把重点放在经济和市场的稳定上，也无法实现发展速度。显然是想通过控制投资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实现供需平衡，只在结余的基础上投资于发展，但基本不重视发展的速度。这种理论把平衡解释为收支相低有结余，并把保护平衡当作经济生活的核心，这就把平衡庸俗和绝对化了，在此基础上因受控制而形成的人为的经济秩序恰恰掩盖了需求的矛盾。在五十年代商品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居然还出现了商品“多”的现象就说明了这点。过度地强调平衡，而不敢讲或制造供需的缺口，其结果是阻止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延缓了经济的增长。对消费和投资的过度限制，把两者完全限制在预算编制内，人民消费没有按生存的需求作为标准，基建投资也不按实际需求安排，最终是限制了生产，使商品长期供不应求，陷入了以产定消的循环。这个问题是十分突出的，主要采取一般不增加工资总额或只能小量增加；一般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达到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的目标，并把它定为国策。从1950年至1976年全国工资增长幅度很小，农产品的收购价也只小幅度增加。这项政策还造成了农业人口无法向城市转入，城市就业缓慢。综合平衡还坚持面面居到的方针，以求得协调其实是平行发展，使有限的资金过于分散。

从两年的反冒进和周恩来多次会议上对各级地方领导包括中央各部委“用冷水洗洗”的讲话中可看出地方和中央一些部委“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想法”与最高层决策者产生了难以消除的矛盾，集中体现为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焦点上认识各不相同，反映出了放权后中央高层的一些人加大控制地方的心理和在农业的发展上发展工业的思想。这是鉴于苏联、东欧、特别是匈牙利事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最高年产量，轻工业也受到影响。的确，这是个两难选择。中国国力受限，要想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建立重工业体系势必牺牲消费，农业也应适当为工业让路，而且代价会较大。但这又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的内在要求。这种客观性的要求反映出来既是主观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由此产生的急切心态。从短期看就蒙上了悲剧色彩。当然这并非不要人民，或许是按马克思“类”牺牲的思想，要求人民承担当下的牺牲而更多的着眼于综合国力提高。生活消费的提高与政权的巩固联系。人民对政权的拥护不仅在于福利，更在于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显然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对波匈事件更偏重经济问题，而忽视了政治及政治体制。另外也许还受了苏联发展重工业，中国主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苏联战略的影响。反冒进有个重要特色，既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这种经济政策，或许人民可以吃饱点穿好点，但是在1976年中国是建不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不会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从现在看，中国工业体系主要完成于三个时期：三年恢复期（156个项目）；大跃进时期；1966----1976年。这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这与其说是稳健，倒不如说是保守的经济方针。它提供的是不断地然而却是缓慢的增长图式。不可能有扩张的冲力。并且一旦收入减少，经济就会下滑，也保证不了缓慢的增长，它缺乏有效的增长机制。就像只会管理好自己收支的企业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那些敢于贷款投资的企业才能实现扩大的再生产。这种思想似乎不清楚凯恩斯《货币论》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经济的运行总是如此不平稳--有时繁荣得亢进不止，有时则萧条得迟滞不前，没有多余的投资，便没有扩张的冲力。按比例也是个模糊的概念。指责大跃进破坏了农轻重的比例是站不住脚的。二五期间农、轻、重的基建投资比重是１１.３:６.４:５４；而“六五期间”是５.１:６.９:３８.５“七五期间”的１９８８年是３.０:７.４:４４.８。从中看到对农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与重工业的比重比大跃进还大。这种保守方针在“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的思想指导下，在实际操作中就更加小心谨慎。实际上“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出现了低指标。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都经过了向高的调整，既是最后确定的指标也有许多超任务完成。这种以“平衡”为中心，实现市场和经济的稳定，避免天下大乱的经济建设方针，或许是建立在一种缺乏政权和执政信心，低估了人民在创业时期的承受力的基础上的。其实，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的政权和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取得了全国人民公认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全国人民为经济建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只要共产党一心一意搞建设，与人民同甘共苦，不搞腐败，不欺压人民，即使在建设中犯了错误，人民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很好的证明。

坚持应当首先保证必须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当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建设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这是保守倾向的经济策略。它因过分强调当前利益而忽视基建投资，用牺牲动态的速度换取几乎静态的平衡秩序；它也不是完全的满足消费，而是以生产确定消费，最终使中国经济走向以消费定生产的路子；它因为在财政信贷上过于求平衡，忽视了适当的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践这种经济政策需要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即使如此这种比例与综合也很难实现。其实，这种经济政策在改革前的经济活动过程里只是在调整时才使用，改革后也就不适应了。

对此毛泽东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五十年代的经济思想表现在许多著作和批示（批语）中，其中以《论十大关系》、《正处》为代表。

1、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的202页）                                 

2、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旧的平衡一定要冲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现，不平衡经过调节达到新的平衡。（同上第171页）。坚持打破常规平衡和比例，以适当牺牲一些行业当前的利益换取中长期利益；

3、保证重点，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1957年12月4日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重点：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业。机械工业发面发展农业机械，另一方面要以发展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轻工业要跟农业走。“充分可靠”不是越少越好，应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充分可靠，更多的向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毛泽东在《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上的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产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十分注意农业问题。（同上第224--225页）。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4、强调发展速度，用空间换取时间，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步规范出秩序，。生产与基建在好省的基础上尽可能越多越快越好，（同上第136页）

5、不赞成苏联高度的集权模式，下放权力给地方，

6、1957年12月31日毛泽东经济计划工作指示：省市县要搞规划，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协作、联省，逐步过度到经济中心。如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同上第145页）、1958年8月10日--13日毛泽东提出“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同上第239页）。

7、以一种波浪式的方式前进。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史记上下第346页）。

8、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提出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同上第196页）。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9、毛泽东《一个教训》不能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同上第289页）。

策略：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群众的主观热情和奉献精神弥补国力的不足；
2、自力更主，争取外援为辅；
3、两条腿走路；
4、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5、统筹兼顾、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
6、1958年1月11日--22日南宁会议要年1月31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从1958年起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鼓励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政治与业务、及技术革命问题。思想政治战线的革命还会有的，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同上第159页）。

7、1959年9月10日--29日视察武钢时的讲话：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同上第253--256页）；
8、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
9、加大投资。

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已在构建经济建设的模式，他作了几个努力。

一、内部运行模式。在（农、轻、重）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之间，通过对重点的多投资拉开差距，打破常规平衡和比例，造成供不应求的对产品的紧张状态，制造经济的新增长点。这就抓住了供不应求的机会，形成经济内部的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自我调节的动态模式。

二、共同增长模式。通过放权使中央、地方、企业成为宏观、中观、微观管理者，形成条条关系，并运用计划、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投资和分配。又在各地区建立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大区，发展不同类型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造成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格局实现竞争与协作。从而形成各个层次的利益驱动和调节机制。

三、互相促进模式。毛泽东已经看到经济增长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技术、文化的合力作用。在这里又特别强调技术革命的作用，要求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

四、主观补偿模式。强调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的能动性，变精神为物质力量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熊彼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里认为资本主义运用利己动机使劳工勤于工作，而社会主义则能够确保劳动大众的忠诚或认同感，其结果是能使国民恪守新的集团性规则，社会名声荣誉和社会评价等新的诱惑会驱使人们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实质是让群众参与，做主人翁，自觉地以奉献的精神工作。在物质奇缺的创业时期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并不是否定物质刺激。而哪个时代也有这样的客观环境和思想基础。毛泽东既把人看作物又把物看作精神，是一种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物的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的精神。毛泽东在经济思想上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不仅要站着或伸手，而且要跳起来吃苹果，当然，有时不仅吃不到还会跌倒，但在作下一次努力的时候会重新选择时间、地点和空间距离，因此吃苹果的机会要多得多。**则是站着，最多伸手吃苹果，虽然很稳，但要失去很多次吃苹果的机会。

五、波浪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过程是高低相交的向上路线。在一个时期，经济会获得快速的增长，并由适应到不适应，在此过程问题逐步暴露由快速到平缓进入调整。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为大跃进后的调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路线的基本点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工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上的批示：没有现代工业，哪有现代国防？1958年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这是一种积极的经济政策，应当说它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这一条政策包含着中国特有的心理，因此对经济建设具有强烈的磁性以主线贯穿于1950年开始的经济发展，在三年恢复期、“一五”、大跃进时期、和1966年--1976年十年建设时期都是主导的经济政策，它的许多思想对1978年开始的改革发生了深刻地影响。

三、没有冒进的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按照超过国力就是冒了的观点，1956年开始了反冒进。

反冒进对大跃进的兴起也有直接的影响。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要小心谨慎”。提出了反冒进。同年11月10日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价时周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陈云也在同月说“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的还大一点”。

1953年，工业总产值450万元，完成计划的118%，比上年增长30.3%。钢177万吨，煤7000万吨，发电量92亿度，棉纱410.6万件，分别完成计划的109%、114%、101%、103%，比上年分别增长31%、6%、26%、13%。农业因春旱秋涝，总产值510亿元，接近计划指标，粮食3337亿斤，只完成计划的95%，比上年增长1.85，棉花2350万担，只完成84。5%，比上年下降9.9%全年财政收入222.9万亿元，支出220.1万亿元结余2.8万亿元。1953年的小冒指的是这年的六月底大概赤字21亿元。

   1956年主要经济指标：工业总产值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8.2%。主要工业产品，钢447万吨比上年增长56.8%；煤1.1亿吨，比上年增长12.2%。农业总产值582.9亿元，比上年增长4.9%，但只完成计划的96%，其中粮食3855亿斤，比上年增长4.8%；棉花2890万担，比上年下降4.8%。国家基本建设实际完成148亿元，比上年增长59.1%。人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4.3%。财政赤字18亿元。

   **在解释1956年的冒进时说：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个亿。1、基建投资多用了15亿元以上；2、工资多开支了6--7亿元；3、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5亿元。  

照这些看法，只要出现财政赤字，不管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再好都是冒进。这个观点有些太绝对了。批评冒进批了两年，这样长的时间足以说明三大平衡不仅没有被普遍接受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因为从实际情况出发也不存在冒进。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周恩来在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第三次修改时删除了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人再提这句话。多、快、好，是周恩来、薄一波提出的，李富春加了省。这句口号是没有错的。一个好的理论（口号）在执行人手里根据不同的素质发生变形，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困惑是普遍的事实。

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达到了高潮。其原因很可能是各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加大基建投入和建设速度，使得平衡发展的战略受到挑战。可以推断中央一些部委及各地对反冒进表示了不满，这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反冒进的看法。两年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也迫使他作出最终裁定。毛泽东讲了七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这些讲话与“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并不冲突。此时毛泽东已感到要统一从“一五”期间就存在的建设速度与工业化道路之争，他要用“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指导经济的发展。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时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他谈的观点得到了反冒进人的接受。尔后，毛泽东把反反冒进当作发动大跃进的手段，多次进行了批评。

 四、大胆发动、积极推进、坚决纠正 

大跃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7年11月13日--1959年庐山会议前；第二阶段：庐山会议后--1960年底。

大跃进加大了对钢铁、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地投资，这些都是当时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通过这种突出重点的投资首先实现重要产业的高速增长，与其它产业造成适当差距，在打破旧的平衡后实现新的平衡，为拉动全局发展奠定基础。这种战略性的选择具有很强的解决国情急需的针对性，也考虑到了国力的限制，不失为克服资金短缺的有效手段。毛泽东把1956年也看作一次大跃进，这也表明了他的务实态度。一个基本事实是大跃进的指标是逐步抬高又逐步压缩下来，这是两种经济策略最终取得协调的结果。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整个大跃进过程里都有不踏实的心理状态，他在1958年8月30日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可见他一开始就把大跃进看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预先想到了问题和出错及时纠正。他充当了在两种意见中选择和决策的角色。当大跃进进入高潮时他就比较谨慎，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问题，尽心纠正。

平衡战略造成了两个问题：低指标和平均主义，控制了应有的速度，阻止了一些产业应当拉开距离提前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被毛泽东和一些人所发现。围绕指标和投资方向、比例的争论，在边干、边学的氛围下开始了大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首次提出“跃进”一词（同上第128页）毛泽东称赞此文用“跃进”一词替代“冒进”。

1958年1月杭州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工业产值要在5--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同上第152页）。（同上第158页）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为624.8万吨。

1958年3月8日--26日成都会议：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粮食由3920亿斤增加到4316亿斤；钢由625万吨增加到700万吨。把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5--10年改为5--7年，要求7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同上第177页）。

1958年4月1日--6日汉口会议：毛泽东再次批评稳妥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会出大祸。同时强调，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要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中心。（同上第185页）

1958年5月5日--23日八届二中全会：农业总产值由754亿元提高到793亿元，粮食总产量4316亿斤（不包括大豆）提高到4397亿斤，棉花由4093万担提高到4463万担；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由904亿元提高到915亿元；原煤产量由16737万吨提高到18052万吨，钢由700万吨提高到711万吨。（同上第203页）。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进入高潮。

1958年6月22日冶金部：1959年钢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同上第220页）。

1958年6月7日基建投资总额达230亿元。（同上第222页）

1958年8月17日--30日北戴河会议认为粮食已经过关，主要的任务是发展钢铁和基础设施，尽快增加机械产品的产量。 1958年 钢1070万吨， 1959年 粮食 8000亿斤--10000亿斤， 钢 2700万吨--3000万吨。要求二五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30%左右，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3%。（同上第241页）。

北戴河确定的指标是无法实现的，在实施中出现的不少问题，为毛泽东警觉地发现。事隔3个月后，毛泽东主持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同上第281页）。主要解决人民公社化中农村存在的搞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的空想思想。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15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40条》两个交武昌会议讨论的文件初稿。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建议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要求钢、粮食、机器并举，铁路，电力先行。

1958年11月21日--27日武昌会议（陈云没参加）（同上第287页）。毛泽东提出“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从上到下的相信作假十分危险，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次会议初步对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指标由2700万吨到3000万吨压到1800至2000万吨。各部门的各项指标也相应降了下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同上第290页），再次对指标作了大幅度下调。钢1800--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调到2900万吨；原由由800万吨调到420万吨；基建投资由500亿降为360亿元。但粮食和棉花有所上调。1958年12月10日《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钢2000万吨；铁2900万吨；煤4.2亿吨‘粮食10500亿斤；棉花1亿担；财政收入620亿元，基建投资360亿元。

    1959年4月2日--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同上第345页）（陈云没参加）一、毛泽东根据各地农民的要求，决定把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帐一般要算。旧帐既是指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和农民的物资、劳力等。毛泽东说算帐是一个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同时他还作出生产小队要有部分所有制的决策。二、将1959年钢指标由2000万吨下调到1800万吨（内定为1650万吨）；煤从4亿吨下调3.8亿吨；其他工农业指标除粮棉维持外一律下调；基建投资由360亿减为260--280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原来1500个减为1000个左右。三、强调讲真话，批评了“一吹二压三许愿”。此后毛泽东再次请陈云核实钢的指标，在同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最后确定1959年钢的指标为1300万吨，钢材900万吨。（同上第358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党内通讯》，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6级干部。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密植要从实际和科学出发；粮食问题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要讲真话，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的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被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有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上第352页）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同上第375页）前期：一、与会人认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抓得很不够。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每天处于被动地位。讲了多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今后七个月主要是讲综合平衡。二、他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认为”先市场，后基建“是对的。三、7月5日毛泽东批示李先念等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说；1、多种粮食，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要恢复私人菜园，酌留自留地。2、农民要恢复糠菜半年粮，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要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四、7月10日毛泽东讲话：北戴河会议的错误简单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刮共产风。从具体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总的来讲，不能说得不偿失。会议再次调整了1959年指标：钢1200万吨；原煤3.35亿吨；粮食由10500亿斤调为5500亿斤，棉花由1亿吨调为4620亿吨。五、毛泽东提出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鱼五业综合平衡。”（毛泽东传第9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一封信使纠左翻转为纠右，继续纠左的机会丧失了，1960年又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大跃进。正是这一次新的跃进导致了大跃进在某些方面严重的后果。（薄一波《回顾》第900页）

五、 大跃进的成绩

      1957年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38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84亿元，比上年703.6亿元增长11.43%，农业总产值604亿元，比上年582.9亿元增长3.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535万吨，比上年447万吨增长19.69%；煤13100万吨，比上年11000万吨增长19.1%；发电量193亿度比上年166亿度增长16.27%；粮食19505万吨，比上年19275万吨增长1.19%；棉花164万吨比上年144万吨增长13.89%；基本建设总额143.32亿元，比上年148亿元下降了0.03个百分点；财政总收入310.2亿万，结余6亿元。

195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1640亿元，比上年增长32.2%。重工业在工农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农业产品产量：钢800万吨（不包括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比上年增长49.5%；原煤2.7亿吨，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油226万吨，比上年增长54.8%；粮食2亿吨，比上年增长2.5%；棉花196.9万吨，比上年增长20%；油料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9亿元，比上年增长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进出口贸易总额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23.3%。国家财政总收入387.6亿元，总支出409.4亿元，赤字21.8亿元。

1959年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959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6%提高到44.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3.3%下降到24.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粮食，17000万吨，比上年下降15%；棉花，170.9万吨，比上年下降13.2%；油料，410.4万吨，比上年14%；钢，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3%；原煤，36900万吨，比上年增长36.7%；原油373万吨，比上年增长6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6.4%。进出口贸易总额149.3亿元，比上年增长15.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9.72亿元，比上年增长30%。财政收入487.1亿元，总支出552.9亿元，赤字65.8亿元。

    1960年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2094亿元，比上年增长5.4%。钢1866万吨，比上年增长34.5%；原煤3.97亿吨，比上年增长7.6%；原油520万吨，比上年增长39.4%。粮食产量据1961年核实数，为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了26.4%，与1951年2874亿斤的水平相仿。棉花106.3万吨，比上年下降37.8%。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国家财政总收入572.3亿元，总支出654.1亿元，赤字81.8亿元。

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

一、    矿山设备：1957年 5.29万吨         1958年   9.56万吨       1959年  22.98万吨        1960年  25.19 万吨  
二、    发电设备：1957年  19.8万千瓦    1958年 110万千瓦     1959年 243.3万千瓦    1960年 338.8万千瓦
三、金属切削机床：1957年   2.8万台     1958年   8.万台           1959年  11.55万台        1960年  15.35万台
四、    铁路机车：1957年 167.00台        1958年 342.00台         1959年 532.00台         1960年 804.00台
五、    铁路客车：1957年 454.00辆        1958年 970.00辆         1959年 422.00辆         1960年 818.00辆
六、    铁路货车：1957年   0.73万辆      1958年   1.10万辆        1959年   2.01万辆        1960年   2.61万辆（*1）
七、        天然气：1957年   0.70亿立米  1958年 110.00亿立米 1959年   2.90亿立米   1960年  10.40亿立米
八、            原油：1957年 146.00万吨      1958年 226.00万吨   1959年 373.00万吨     1960年 520.00万吨
九、        发电量：1957年 193.00亿度    1958年 275.00亿度     1959年 423.00亿度     1960年 594.00亿度（*2）

（*1：同上第301页）（*2：同上第298页）

主要轻工业产品产量：

                纱                    布            呢绒        缝纫机       自行车          手表            原盐

1957年    84.4万吨    50.5亿米  1817万米   27.8万架    80.6万辆   0.04万只     828万吨
1958年 126.2万吨    64.6亿米  2674万米    64.0万架   117.2万辆   1.70万只    1040万吨
1959年 153.1万吨    75.7亿米  3385万米    65.1万架   133.2万辆   8.40万只    1106万吨
1960年 109.3万吨    54.5亿米  3646万米    88.0万架   176.5万辆  50.50万只   1287万吨

投产大中型项目：“二五”时期 581个

新增固定资产：“二五”时期 861.82亿元

应当看到大跃进的第一阶段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1958年工农业指标全面增长。1959年的问题主要是粮食和棉花分别比上年下降15%、13.2%。（同上第381页））但油料比上年增长了14%。1960年粮食和棉花又比上年分别下降了26.4%、37.8%。大跃进在工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钢铁工业、机械设备、能源工业等获得了比较均衡地发展，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现代工业实力，很好地奠定了中长期发展的基础，为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重要建设时期。

大跃进还使教育与科学技术第一次与生产紧密结合，发展迅猛，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热情。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口号，这显示了毛泽东要以技术和文化支撑起大跃进的进程意图。大跃进提倡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与依靠专家并不矛盾。相反在大跃进兴起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倒与西方的管理思想相似。1958年10月北京地区的1万多名科学工作者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研究出了2152项科学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66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项。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沈阳第一机床厂建立“土设计院”，采取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大搞技术革命，使机床的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1960年3月31日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作了《开展以“五化”为中心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该市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共实现手工操作半机械化30317项，机械化14718项，单机半自动化7301台，自动化2537台，自动生产线803条，联动化577项，全市厂矿企业机械化程度也从1959年11月的32.2%提高到57.1%。

科学技术队伍也得到极大的充实。1959年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大约达到164.8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5.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18.9万人，科学研究人员5.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81万人，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教学人员16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共计约12.1万人，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共计约有147万人。另外，根据38个省辖市的调查表明，1959年共有职工科学技术业余大学475所，在校学生达到10.5万人。1958年后还建立了612所高等学校，办起了两万多所农业中学，教师6万多人，在校学生219万人。

军队的科学技术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战斗实力提高了。一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第一个导弹试验训练基地，第一所导弹专业学校，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相继建立。军队还于

1960年--1961年新建了五所工程学院，实现了防化装备的基本国产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也陆续成立。

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和保加利亚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另外，苏联又在技术上援助建设和扩建了47个工业企业。在交通、水利、信息、能源、电力等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第一台电气机车，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跃进”号万吨轮下水、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黄河刘家峡水利工程大坝截流、海河拦河大坝合拢、黄河三门峡截流全部结束、重庆大桥通车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58年首条电气化铁路在宝成线北端开始工程建设，3年间完成了从宝鸡到凤州这一段占宝成铁路全程1/7路程的电气化改造工程。1959年9月发现大庆油田，1960年开始大庆油田会战。

在医疗卫生方面1959年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群众卫生运动大大降低了许多流行病和季节性传染病的发病率。至年低共治疗血吸虫病人总数490万人。全国正规病床已达到57万余张，比1958年增长约30%，社办医院、诊疗所达20万所以上全国高等医约院校在校生以达9万余人，比1958年增长20%，中级卫生学校在校生达15万人，专业研究机构比1958年增加86.3%。

农业上1958年共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1960年插秧机诞生，这是一项群众运动的成果，有两千多种插秧机大约有450万部将有70%左右（即3.5亿亩）的水稻田使用插秧机，全国可节省出3亿多个劳动日。大跃进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①钢的产量达到1108万吨，合格钢800万吨，分别比1957年的520万吨增长157.5%、53.85%。大跃进在其它许多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是有依据的。武汉长江大桥就是工人、技术人员、专家放弃了世界上当时惯用的“压气沉箱法”，改用“大型圆柱钻孔法”，并用极简陋

的设备制造了44吨震动力的打桩机，克服了无数困难，于1957年9月建成，并节余了20%的资金。“东风号”巨轮开建于1960年1月，于1960年4月23日下水，只用了88天，而船台周期49天。它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当时造船速度最快的日本建造一艘万吨巨轮的船台周期最短也需要3个月。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合作组”、“诸葛亮会”等展开技术攻关，国产电罗经就是成果之一。巨轮下水时还用上了一位老工人的科研成果--“无声下水”操作法。

1958年1月王震率10万转业官兵“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开始了北大荒的艰苦创业。仅1958年就修了20多座水库、100多座桥梁，铺设了195公里的铁路。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公斤，比1957年增长142%；生产总植达2亿多元。现在北大荒已是北大仓，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共开荒4000万亩，耕地3000万亩，田间机械化程度在90%以上。

参加学习的文盲人数6000万人，1957年脱盲728.8万人，1958年1000万人，1959年2600万人。（中南海实录科技卷第62页）   

六、大跃进得失探讨

大跃进最大地失误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等连续两年下降。但农业减产的原因是什麽呢？

大跃进并没有放松农业。毛泽东多次把粮食与钢并提。从统计资料看1957年--1962年全国的机耕面积由263.6万公顷提高到828.4万公顷，灌溉面积由2733.9万公顷提高到3054.5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由120.2万公顷提高到606.5万公顷，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由4.4%提高到19.9%。农村小型水电站由544个提高到7436个，发电能力由2万千瓦提高到25.2万千瓦。化肥用量由37.3万吨提高到63万吨。（《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的183页）农用化肥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的产量分别是15.1万吨，19.4万吨，26.6万吨，40.5万吨；化学农药的产量分别是6.5万吨，8.6万吨，13.7万吨，16.2万吨。拖拉机分别是1958年0.10万台，1959年0.29万台1960年1.16万台。（同上的300页--301页）。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1953年13.07亿元，1954年15.79亿元，1955年17.01亿元，1956年29.14亿元，1957年24.57亿元，分别占财政支出的5.9%，6.4%，6.3%，9.5%，8.1%，而1958年43.28亿元，1959年58.24亿元，1960年90.52亿元，分别占财政支出的10.6%，10.5%，13.8%；用于农村基建拨款1958年30.2亿元，1959年29.91亿元，1960年45.43亿元，而1957年只有10.93亿元。（同上第669页）。

农业减产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自然灾害。中国农业长期脆弱，靠天吃饭，很不稳定，处于波动状态。1953年粮食3337亿斤，虽比上年增长1.8%，但只完成计划的95%，棉花2350万担，只完成计划的84.5%，比上年下降9.9%；1954年粮食3390亿斤，只完成计划的94.2%，棉花2130万担，比上年减产220万担，完成计划的77.5%；1956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9%，但只完成计划的96%，棉花2890万担，比上年下降4.8%。1960年中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有3亿亩到4亿亩农田受到重灾。（同上第595页）这可能是主要的。农村劳动力大量离开农业生产，1958年有几千万人（一说6000万，一说9000万人）大炼钢铁，但这年农业并没减产，农田水利建设1959年、1960年据统计约7000万人左右，到1960年8月后压缩到1000万人。农业工作中的“共产风”和瞎指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技术造成了一定地破坏。从靠天吃饭的农业基础看，59年、60年农业减产是一个定局，但大跃进加深了减产的幅度。

大跃进之后出现了粮食饥荒，非正常死亡(五年统计)近1700万人。这当然与大跃进有关系，但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对当时脆弱的农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究竟影响农作物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在与灾年对比后不难计算出来。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 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 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 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 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 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 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 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 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另外上层对粮食减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急救措施）。出口大幅度增加。当时出口产品主要以农作物为主，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出口粮食分别为2883000.4公吨、4157000.5公吨、2720000.4公吨，1961年仍出口粮食1355000公吨，进口粮食5809000.7公吨②。特别是1959年的出口量（主要是稻米和豆类）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水平的两倍，而进口量却降到六年中的最低水平，与此类似，1959年棉纱和棉布的出口量分别是1957年水平的两倍和将近两倍。（剑桥第403页）把其他产品包括进来，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1958年、1959年、1960年分别为67亿元、78亿元、63亿元，分别比1957年的54.5亿元增长22.94%，43.3%，15.59%，其绝对值分别是12.5亿元，23.5亿元，8.5亿元。（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633页）当时10亿元人民币按陈云地统计可为市场提供：1000万头猪，2亿只鸡、鸭，2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同上第353页）出口中归还苏联的债务占了很大部分。按价格计算，对苏联的出口量在1957年和1959年之间上升了50%，在1959年占中国出口量的60%。。（剑桥第403页）。统购统销过程中也曾引起两次粮食危机，长期从农民手中多征粮食导致农民的储备粮减少，丰收地区由于进一步抽“血”余粮也不多。在此情况下农民依靠自己是无法渡过饥荒的。

大跃进后1961年、1962年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38.25%、16.6%。大跃进的时间过长。大跃进分为两个阶段。如在第一阶段尾声就开始调整情况就好了。庐山会议后仍在强调高速度，投资重点仍在钢铁等产业，就使得供需缺口过大，产业发展悬殊过大，出现了财力和结构的危机。按照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进度和程度看，毛泽东已有明显地降低速度，减少投资，适当改变投资方向的意图，但因彭德怀的一封信改变了这种历史的契机，使本来可能早点的逐步平缓地调整至到1961年才开始，这样在时间上就晚了，调整处于被动的局面，加之过猛，使得调整也有些失误。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撤走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终止派遣专家900名，停止供应设备和关键部件。当时苏联专家分布在250多个重要的企业和部门，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这一举动中断了整个计划环节，打乱了计划盘子，造成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在建项目陷于停滞状态，其破坏程度非常巨大。周恩来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有个总结：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还债高峰，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如再加上大跃进后期的损失和中央没有及时调整进出口政策这两条就比较全面了。（同上第533页）

还需讨论的是中国工业化的积累策略。西方工业化经过了漫长的掠夺性原始积累。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对殖民地的开拓是个典型，但它毕竟是社会的进步，没有这个过程和牺牲或许就没有今日西方的文明。从整个西方工业化积累过程看，有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如必然牺牲农业，很难实现各行业的协调，存在着惊人的浪费等。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③

五十年代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帮助中国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然而，苏联只给了中国3亿美圆的贷款，抗美援朝的战争费用也要中国连本带息归还。鉴于苏联的情况和弊端，中国也只有选择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这段时间，毛泽东还有两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反对苏联式的中央高度集权及经济协作，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积极性。据此，中央在1958年先后下发了《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关于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工厂的下放问题的规定》《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规定》《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据不完全统计中央8个工业部门下放企业823个④。下放企业管理权的目的是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使其盈亏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直接挂钩，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它是推动大跃进的一个关键力量。此过程中在宏观上失去了共公政策的控制，导致了盲目无序的地方竞争状态。这些地方管理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经济运动质量的优劣。这对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创业者来说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存在着失败、损失的变数，我们不应当用今天的眼光指责创业者的历史。何况大跃进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唯意志所能为之，而是一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包含了浓烈政治色彩的经济运动。应当从更高的层次和中长期利益来评价大跃进的效益得失。自由市场理论最终导致了西方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体制也差点崩溃，但至今也无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价值和贡献。另一关键是从大跃进的得失中毛泽东开始了新的理论创建。这符合他的实践观和矛盾观。从大跃进他的活动看，他是按发动、纠正、总结来实施的，这也符合新事物产生、发展的规律。这也表明他早已预见大跃进会出现错误，他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者来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

对低指标的反动。低指标是低速度的经济增长图样，这实际上落后于国情和客观需要的。低指标没有看到供不应求所带来的客观上的中长期巨大的投资空间，不能有效的利用两者的缺口实现动态的增长。它把平衡当作经济运行的中心内容，从稳定出发，而不是从发展出发，假设了协调比例这些理想的预测，这样的结果是高度的集权和资金的分散，很可能使经济运动成为中央各部委和最高决策圈的表上预算，抑制了经济的活力，一旦放权这种平衡就变成事实上的不可能。从另一角度看大跃进也是被低指标逼出来的。当然它也一度走向极端，脱离了实际，但由于发动者有即时纠正的明确意图所以能够及时回归。因此大跃进就有了一种，低指标向上，过高指标向下的达到适合的高指标的结合过程。大跃进的政策在工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农业的下降从上文的分析看有更复杂的原因，不能说只有大跃进的影响。

大跃进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此，毛泽东进行了理论概括。

    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谈了三点意见：一、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二、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要大发展。三、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11月21日--27日武昌会议。毛泽东讲了五点意见：一、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三、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符合实际。四、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了。五、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我们要保护它，是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二、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三、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同上第330页）一、农村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否认生产队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民不满。二、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三、重申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违反的经济法则，揭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四、提出究竟什麽叫按比例发展，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既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点。主动承担了责任。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是在1958年，以党提出总路线为理论标志。在这之前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探讨是毛泽东的《正处》和《论十大关系》。但这两篇著作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和经济性质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当时对刚到来的社会主义，党内包括毛泽东还缺乏认识，又由于受了苏联教条主义和理论的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思想还比较混乱。大跃进前的低指标和之中的“共产风”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毛泽东通过发动大跃进的目标之一也是要在实践上作出理论的解决。

1、    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共产主义，只是它的过渡，这个阶段存在着商品经济，不同层次的所有制，但以全民和集体为主。毛泽东纠正了他前期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看法，把人民公社限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上，允许自留地的存在。

2、这个阶段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即遵守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防止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趋向；

3、充分利用“一穷二白”造成的客观需求和心理需求引发的供不应求的发展机会，通过加大投资，走外延和内延相结合的扩张，实现高速增长。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更注重外延扩张，他已经看到了缺口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手段和投资是经济发动的动力的定律，坚持实事求是，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符合客观规律，提倡调查研究，避免高指标、浮夸风；

4、尊重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在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了的前提下，即尊重技术专家，又走群众技术革新的路子，关于群众技术革新，更多的在于群众间的自发和互相地交流，具有中国风味“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和日本提倡员工的技术革新异曲同工，对专家不迷信。因为专家在一定时候会保守和固步自封。缺乏创造力。群众在生产第一线更熟悉机器和生产过程，因而潜伏了技术革新的概率。范式理论，团队精神开发个人资源。

5、强调群众的参与，培养奉献和认同感。毛泽东敏锐地发觉了生硬的制度对人性压抑的一面会限制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与西方当代的管理理论对资本主义机器的批判是相似的。毛泽东担心把工人变为机器和工厂的奴仆，要求制度应与思想和生产热情结合。不是不要制度，而是不要防碍生产力充分发挥的制度，从一个角度看毛泽东是靠制度起家的。

6、把高速度和按比例综合平衡纳入统一的增长模式。

7、确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理论总结和《正处》《论十大关系》构成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观、中观理论框架。这与西方在60、70年代发展成熟的经济增长合理模式有惊人的一致性，既都把经济增长看作是一个工具价值合理性与伦理（思想）价值合理性互动的过程。

这种理论变为实际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后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中央在1961年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研一十四条》《高教60条》《文艺8条》等。

大跃进的得失还应当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大跃进是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的经济建设，实质是开创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刚确立了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经济之路，政治之路，文化之路，科学技术之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路。在当时，主要是解决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期，转入社会主义后，对实现工业化有两个初步的认识成果。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工农业同时并举；二是速度和质量。这就是大跃进的主题。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还引发了第一次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新思考。大跃进具有开拓性、实践性、创新性，在认识论上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正如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传》P10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局部的失败是难免的，。这是成绩中的错误，是胜利中的失败。大跃进所付代价也是难免的，这是成功中的代价。很显然，由于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成熟的经济建设理论和现成的经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大跃进当作一次探索过程，而并非把它当作真理。相反大跃进成为“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实践。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毛泽东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二、三章。“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象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有步骤的。”在9日这天，毛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提议都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一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再次对大跃进作了具体说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完)写于2004年3月,改于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