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战略学

　　在讨论毛泽东经济战略学之前，需提供出这样四个历史背景的图式。1)1950年—1976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2)1950年中国面临的选择机遇；3)对市场经济的可能性选择；4)毛泽东经济战略学的范畴。在公正理解这四个图式的境域中才可能消解福柯揭示的“真理的学者-机构性”和“认识型的话语霸权”在中国所谓“主流学者”话语中的显现，还一个“是的历史”——不是“关于的历史” (波普语)的社会-经济巨大成就的认识-实践范畴。这样的“事实”已经证实了毛泽东经济学说的真理性，这是讨论毛泽东经济学说的坚实此岸。

一、四个历史背景的图式

　　(一)、1950年—1976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

　　对1)这个“事实”的成就莫里斯*迈斯纳的研究公正的表述了“基本的经济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这个“小小的”具体状态是：“1950年时，印度人均国民收入是60美元，中国只有50美圆，……1949年，按1952年人民币计算，(民族工业资本)不过20.08亿元，而且主要是轻纺工业。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0.1%，69.7%的工厂工人不到10人，79.1%工厂是工场手工业。”(《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17 王骏著)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他对毛泽东时代作了这样的评价：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

　　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他还对“主流学者”的话语作了批评：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二)1950年中国面临的选择机遇

　　对2)，从三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说明。

　　a  毛泽东早已论证过中国无法也不能选择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没有与其他要素结合，就会象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拐不进资本主义。这个其他要素，在韦伯的话语中是“资本主义精神”，而在中国，这个要素被扭曲为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和四大家族的贪婪；在斯密话语中是“私人利润”最大化，这个要素在中国是不能容许的。从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引申出的这个要素是资本的“生殖力”，即能否完成物质和金融的“暴力扩张”。中国的资本实力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扭曲并分裂成官僚资本

　　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官僚资本受制并屈从于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都不能推翻“压迫”完成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两个扩张西方资本。马克思认为这个要素是生产力。然而，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还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主，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要重复西方十三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老路，而且还要涉及b的要素是否存在。

　　b 为此，再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所表述的观点来进一步验证。阿锐基的体系积累周期提供了“创造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的不同于经济学家的解释。在体系积累周期话语中“历史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于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而这种扩张在原始积累期的完成应具备六个主要因素：

　　(1)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在西方“国家权力”表现为征服殖民地和对资本残忍性的保护，在中国表现为国家的计划经济)

　　(2)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联络路线。

　　(3)资本主义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国家和资本的独特融合(权力掌握在有钱的精英们手中)，联合成了强大的混合体，推动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建成了威力巨大的、名副其实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4)巨大而又势均力敌的政治结构之间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力量崛起和扩张的最重要和持久的因素。这些政治结构被赋予愈来愈广泛和复杂的组织能力，控制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5)斯密……，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经好望角去东印度群岛的通路中，看到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它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作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他认为，“优越势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使征服者西方能够把这些所谓的“发现”而建立的更加广阔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效益中的最大部分据为己有，同时又把成本中的最大部分强加给被征服者非西方。……国家和资本的融合是产生明确的资本主义层面的重要因素，它在市场经济的层面之上并与之对立。……在斯密的格局中，大规模的利润只有通过限制性手段，加上国家权力的支持，才能长久维持下去，……

　　(6)每个国家作为宗主国所涵盖的地域和拥有的资源一个胜过一个。更重要的是，使得上述国家能够重新组织和控制它们在其中活动的世界体系的权力和积累网络的规模、范围也是一个胜过一个。

　　如果把资本主义兴起看作上述六种互动行为模式的“发展”话，正如熊彼特认为，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特点是，具有强烈地“无目标”的“暴力扩张”趋向，这种扩张没有确定的功利主义的限度——也就是说，具有非理智的和不理智的、纯粹是基于本能的战争和征服倾向。(42)

　　所以，阿锐基进一步指出：

　　19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声称拥有地球表面55%的陆地，但是实际上只拥有大约35%。到1878年，后者的比例已升至67%，到1914年时达到85%。

　　英国取得了这次领土征服的最大一份。……从殖民地榨取的帝国贡品，经过再循环变成了投资到世界各地的资本，从而提升了伦敦作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相对优势地位。(65)

　　由于在形势立国和进行战争的职能方面已经习惯于依赖不断扩大的外币供应，英国统治集团对这种变化作出的反应是：通过战争来获得他们已经再无法通过贸易来获得的东西。(118)

　　琼斯指出：即美国帝国主义的整个内部历史是一个攫取和占领领土的巨大过程。(70)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对非西方的军事征服两者同步进行。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日本完全逃脱了西方征服的种种不幸，但也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征服者西方的一名名誉成员之后才幸免的。(24)

　　沃尔夫指出，自罗马时代以来，亚洲一直是欧洲受贡阶级的珍贵物品的供应者，从而从欧洲取走了大量的贵重金属。欧洲与东方贸易的这种结构失衡，强烈地刺激了欧洲政府和企业通过贸易或征服的途径，来寻求一些方法和手段，以恢复正不断由西方向东方流动的购买力。

　　阿锐基体系积累周期建构在布罗代尔对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观察上。布罗代尔 “三层分立模式”以新的视域打开了资本主义生成的机密。资本主义是三层结构中的最高层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就如“在所有的等级制度中那样，上‘层’倘若没有它们依赖的底下两层就不可能存在。”最低一层，……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是资本主义扎根而实际上又根本渗透不进去的土壤：

　　在(这个最底层面)之上，是市场经济的有利地带，密布着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联络路线。这儿，一定程度的自动协调通常把供应、需求和价格连接起来。……在这个层面之上，是反市场地区，那里猛兽出没，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里——今天跟过去，跟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一样——是资本主义的老家。(11——1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具有三个显著特征：1)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美国周期”支配下获得了又一个秩序；2)两大阵营冷战；3)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自由的运动持续高涨。这种情境已不存在向外暴力扩张的六大要素，中国也不可能象日本从过去的最低一层位置挤向最高层。

　　c那么能否象新加坡等转入内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呢？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情况要复杂得多，与新加坡等没有可比性，并且资本内在积累的残酷性也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存在巨大冲突。 在讨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说：“要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久自然规律’，要完成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个极端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对极方面使人民大众转化为工资雇佣劳动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转化为近代史上这样一个人为产物，没有这种苦难是不行的。如果照奥琪尔说来，货币‘是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印来到世间的’，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P945 人民出版社 1968年版)这“转化”的“血和肮脏”引发的不可避免的“苦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都无法接受的，势必造成内乱。

　　如果接受1)和2)的意见，就可以在理解和解释毛泽东经济学说时“走进事物本身”的境域。选择社会主义的理由还在于，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毛泽东认为前者显然比后者存在“优越性”，即：对“三个容许”的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自发性和自流性是通过危机解决的，换句话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缺陷，导致其缺乏观察和运用规律的有效预警机制，这样自发性和自流性引发的危机很难避免，也只有经过危机后获得的对规律的认识才能克服先前的自发性和自流性，但是新的自发性和自流性又会出现，因此，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是长期的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不仅破坏了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前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尽管阿锐基体系积累周期描述了资本积累周期持续的时间有越来越短的倾向，“但都超过了一个世纪：于是就产生了‘漫长的世纪’这一概念。”对此，萨缪尔森也给以了证实：“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是经过一段长时期才逐渐富裕起来的；我们目前的富裕是从上几代的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增长起来的成果。”同时在考察了于20世纪4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印度的经济发展事实后，萨缪尔森评论说：“印度的经济成长曲线仅仅呈现轻微的增长。”(《经济学》萨缪尔森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P2)阿基锐体系积累周期提供了私人利润市场经济“崛起”的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战争掠夺的特征与马克思资本的血和肮脏均表述了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根源是“私人利润”(斯密语)。自从马克思提出“人类的解放”和“异化”问题以来，解决这类问题就成了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指数，反映在经济发展上就是“合乎人道的经济增长”(萨缪尔森语)。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定时空“危机”、“缓慢”“贫困、两极分化”是“容许”的，那么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争脱出来的新中国(再通过印度的证实后)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国际“空间”了。相反，社会主义初期则可以通过“组织”职能，在“计划”和“占领制高点”两个环节上合理安排资金投向，实现较好效益的资源配置，加速经济增长。另外，即使在前古典主义和古典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所谓自动调节作用也不像斯密说的那样巨大，事实是政府的“计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阿基锐指出：“在历史上沿着单一路线的增长和从一条路线转向另一条路线，不完全是由某个特定时期的个人和世界经济被划分成的许多社区独立从事的无数活动所造成的意外结果。相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反复出现的扩张和重建，总是在特定的政府和企业机构的社区和集团的领导下发生的。”毛泽东在历史转折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事实结果是毛泽东实现了这个“加速”。菲力普*肖特说：“在中国历史上短短一代人的时代里所发生的浓缩了的变化，需要西方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毛泽东专》中文版P400)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比起填饱肚子，具有更崇高的目标，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世界。他反对迈塞斯的看法，对于欠缺市场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来说，由于不能予以合理的经济计算，所以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他同意巴罗内的认识，社会主义也能合理地进行经济计算。避免资本主义的浪费，因而较有效率。没有失业。“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P261)

　　(三)  对市场经济的可能性选择

　　3)应当对“市场经济”作一种属的区分，即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的类型：(1)私人利润的市场经济；(2)公有需求的市场经济。其意义在于划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限，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的本质、建设的方向及在此种属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生产要素互动的游戏规则。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体关系说明，当一个词或概念孤悬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搭配中所产生的相互联系的语境里意义才被决定，也就是所指到能指的转换。海德格尔的“缘-在”描述了存在方式根本上属于相互牵引和相互构成的情境构成，没有这些相互就无法产生缘在。把市场置换在这两种话语中解释，它只是种可供选择的对象，在与其他存在搭配或情境构成后才具有了自身的当场构成内核。市场与“私人利润”构成后就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与“公有需求”构成后就成为追求最大需求的工具。

　　也许毛泽东已在直觉中对这种区分作了准备，因为对市场经济的可能性选择是始终存在于毛泽东经济学说里的“牵挂”。 一九五三年七月 毛泽东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说：“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这段话描述出一种潜意识话语层次。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后者“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正如斯密的表述：“打算私人利润，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是投在农业上，还是投在工业上，或投在批发商业上，或投在零售商业上，那要看哪种用途的利润最大。至于哪种用途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哪种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没有想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国社会出版社 P307)正如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P625)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追求最大利润——这是私有制的核心私人直接占有利润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利润”经济制度是资本欲望的选择，社会主义的“公有需要”的经济制度是共同富裕的选择。2)两种经济制度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对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不是一种普遍“经济规律”或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是具体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历时性”决定的。资产阶级学者设计了许多“关于的历史”证实只有“资本家的利润”的经济制度是经济规律的合理性要求，并用“市场”来掩盖私人占有制为少数精英提供最大利润，剥削多数的本质，这是典型的资本病态心理。古典主义的“资本家的利润”的经济制度来源于封建的母体和当时的“认识型”，这种不能走出私有制，却又实现了私有制转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历时性”的合理性，但如果让它发生在具有富柯“断裂”历史模式和“为人民服务”的“认识型”的中国则是非理性的。3)经验表述了这样的事实：计划经济模式也是具体国家经济规律的合理要求。当然这两钟经济模式都需要“一般的经济规律”整合，都不能成为唯一的经济发展形式，都不应以排除对方而成为孤立的言语行为者。如是这样就违背了辩证法，失去了矛盾运动的基础。4)既然区别了经济制度与经济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两种经济模式就不是两种经济制度的专利，它们存在着交叉沟通的可能性和条件。当然，“资本家的利润”经济制度一定是以市场模式为主体，“公有需要”的经济制度一定是以计划模式为主体。5)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改造“资本家的利润”，这暗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私人占有制可以同公有制混合存在的构想，目的在于引进“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语)，这就为在国家调节下容许发展一定数量的“先进的资本家”的企业提供了可选择的时机。6)社会主义也需要利润，但绝不是追求最大利润(如利润挂帅)。马克思认为私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滴血和肮脏的根源，这就暗示了私人利润是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此语境中“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句话置换后应是“我们不搞资本家的利润”经济，即“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不要市场。7)更重要的是，经过语境中提供的零距离比较，揭示出了两种经济制度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增长规律，或者说商品取向最高价格的规律，价格已成了谋取最大利润的手段。由于“厂商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来从事最大利润的追逐活动”(《基本经济学概论》(美)沃纳*西奇尔 彼得*埃克斯坦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6年6月 P68)所以斯密从如何增大国民财富的目的的此岸，经过对私人利润的追问，找到了价格与利己心的彼岸：“经济生活正是在价格这个指示器的标识下运行的，而利己心则是支配着企业与个人追求价格的动力。”(《世界十五大经济学》[日]现代经济学研究会 王名 李庆华 译 求实出版社 1990年4月 P18)因此，价格的波动曲线就成了私人利润增长规律的中心要素，这种增长是靠价格波动寻找投资与需求的曲线。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是供应需求的增长规律。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斯密所处的时代面临着生产力水平底下等许多相似的经济问题，所以毛泽东也从如何增大国民财富入手，经过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比较西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找到了拉动供应需求增长的两个中心要素，即投资与生产关系。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型里，国家的利己心成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需求与投资的中介是计划波动曲线，计划的一般表现特征为 (1)寻找需求(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2)制定或调整需求(重工业与轻工业)，并获得比例的平衡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是生产力。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在与生产力的互动中具有先于发展和确定的特质，这种特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关于计划和生产关系还将另作讨论。8)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中的经济模式的境域，即使相同的生产要素也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作用。经济制度、经济模式、生产要素的选择与谁比谁好一点关键是历史机遇给予的条件和国情提供的现实。

　　从经验观察，自苏联建立计划经济后，两种经济模式就存在着互补的意向并首先发轫于西方经济调整。随着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的深刻危机，萨伊“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游戏规则被颠覆，凯恩斯革命取代了古典学派成为主流，到20世纪40年代又被萨缪尔森修正为“新古典学派的综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凯恩斯革命后，一元经济已被证实“过时”。古典主义即不能解决失业状态下的经济问题，更不能提出“合乎人道的经济增长”(萨缪尔森语)路线。同样，传统的计划经济由于失缺了市场，也就多少失去了通过价格波动曲线计算需求等功能的支持。事实上20世纪五十年代社会面临的是选择二元经济的问题，其区别在于是选择以资本家的利润为基础的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还是选择以公有需求为基础的计划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这种选择的概率与具体国家的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关联，换句话说就是依据“社会环境的一定情况或历史形势的理由。”(熊彼特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P282)毛泽东经济认识-实践模式始终都在思考如何运用市场这个工具解决一些生产要素的问题，关于这点将在下面再次讨论。

　　(四) 毛泽东经济战略学的范畴

　　从实践的范畴出发，毛泽东认为经济活动不是一种单向的孤立运动，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结构成分，这与布罗代尔在七十年代提出的意见基本相同。布罗代尔说：“我承认在研究过程中对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的所谓经济现实进行的直接观察……即便同经济学家的模式也不相符合：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是整齐划一的、尽可以从周围环境中单独抽出的实体，是人们能够并且准确无误地测定的实体，因为脱离数量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同其他形式相比，人们更喜欢描述的那种形式被称作市场经济，……经济科学的基本论述无不以这些‘透明的’现实极其容易把握的活动过程为出发点。因此，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只看一面，排斥其他方面。”(《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著)西方兴起的经济政策学也是对经济学家的模式的反对。日本学者野尻武敏、百百和在《经济政策学》中这样描述了经济政策学兴起的背景：

　　“在目前发生的世界性的转换时期，经济学发生了危机。这标志着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原有经济学的说明力和指导作用已经消失，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原有体系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今天，我们所涉及到的现实，与30年代欧根所涉及到的实际相比，并不相似，也非维持原状。更进一步地讲，今天比起他那个时代要更广泛更深刻得多。实际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与经济自身的动荡有关，还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甚至还包括支配近代社会的生活原则本身。”“经济现状不总是有纯粹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要受心理的、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自然的以及其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制约。所以，比其他经济理论更恰当且紧密联系实际的经济政策学，从来都是反复再三把似乎毫不相干各种因素一并思考。在迎接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根本大转机的今天，纵观考察事物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所有相关因素，更是十分重要。”

　　毛泽东对这个“今天”有深刻地理解，以辩证法的视域，没有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纯经济问题，而将其置放在社会构成诸元素的在场，与文化、政治、军事、制度等社会结构元素联系，诸多元素生活在共同体内，每个元素的发展不仅是社会结构元素互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子系统，诸元素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进步的水平。共同体的互动关系表达了诸元素之间成为牵制或推动力量的可能性，从长期动态说社会结构元素之间不存在谁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只是在短期中存在“主要力量”。社会进步来源于诸元素“综合平衡”的矛盾运动。毛泽东话语的“社会进步”既是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构成的具体的处身情境中的经济是无法还原为“经济中心”的决定论模式，它的真实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也是社会构成元素矛盾运动的结果；经济不能是“单兵突进”的，也不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诸如政治、文化等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它们应是协调的“并举”发展模式；由于受制“社会”，经济增长还应建构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当然，这并不排挤“纲举目张”的工作方法。正如战争年代“军事斗争”是党的中心任务，建设时期经济也是全局性的主题，但这不意味经济就可以主体自居，把其它作为客体而用权力决定之。因为军事斗争的胜利是由于“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可见军事斗争这个中心如果没有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土地改革的支撑是无法胜利的。同样，经济过程也不仅只提供了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两种工具调节方式，还叙述了社会其它元素介入的深度模式。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较早地提供了毛泽东经济学“同经济学家的模式”不一样，经济是不能从“周围环境中单独抽出的实体”的阅读文本。在毛泽东“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的命题中，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以实现“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的目标。这“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为此，便有了创造经济建设条件的“三年恢复”时期。

　　毛泽东经济学不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沃纳*西奇尔、彼得*埃克斯坦认为：

　　“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单个家庭、单个工商企业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微观经济学说明工商企业如何用最小的生产要素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价值量，实现生产效率，以达到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市场的作用、价格的决定、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微观经济学就是关于市场调节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中心，因此，也称为价格理论。”

　　“宏观经济学研究总需求、总产量、总就业量、国民收入、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经济总量全部家庭的消费支出、全部工商企业的投资支出和政府的财政支出形成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同时也就决定了总就业量和总产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大总需求，以便缓和危机和减少失业，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压缩总需求，以便降低物价水平，消除通货膨胀。通过以上的宏观决策资本主义企图实现就业、稳定物价和加速经济增长的目的。宏观经济学就是有关调节总体经济的学说，它以收入和就业分析为中心，因此又称收入理论或就业理论。”

　　(《基本经济学概论》沃纳*西奇尔、彼得*埃克斯坦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6年)

　　毛泽东经济语境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是协调互动的辩证发展关系，经济生活就是处在这种周围环境中以多种形式存在的不能抽出的实体。毛泽东经济的认识-实践模式有如下层次：1)政治与经济如何互动(特别是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精神如韦伯资本主义精神)；2)文化与经济如何互动；3)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如何并举；4)计划与平衡；5)工农商合理布局极其结构的合理性；6)四个现代化；7)如何向西方学习。毛泽东从如何提供最大“需求”的命题出发，以总揽全局、统筹兼顾为中心，来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的增长，因此可以称其为经济战略学。

二、  毛泽东经济战略学的几个重要思想

　　(一)农业社会化　

　　1、 合作化

　　选择了社会主义就面临着如何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的问题，这种在土地改革后再次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以“改造”的术语出现，所谓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是毛泽东农业社会化的第一步。农业社会化是同工业化相对应的概念，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强调组织和教育农民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个体农业社会化成为工业化的基础。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与农业的关系，认为工业化依据于“在农业上……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的步骤：“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 ——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旧式农业靠原始的家庭纽带只能与手工制造业联结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求这个纽带裂断，以实现为一个新的高级综合——农业和工业的联合——创造物质的前提，这是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但是，这种“转化”还“同时表现为生产者殉难的历史，劳动手段则表现为压迫劳动者的手段，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劳动者贫乏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则表现为对劳动者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进行的有组织的压制……近代农业，和城市工业一样，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糟蹋和削弱作为代价，来购买较高的劳动生产力，推动更多的劳动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每一种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并且也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每一种在限定时间内增进土地丰度的进步，都同时是破坏这种丰度的持久源泉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但不过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P613~616 人民出版社 1968年版)斯密为这种联合提供了经济逻辑上的依据：“一、假定没有资本用来提供相当丰富的原生产物，恐怕制造业和商业都无法存在。二，原生产物，有一部分常常要加工制造后才适于使用和消费，假定没有资本投在制造中将它加工，则这种原生产物将永远不可能被生产出来，……三、原生产物和制造品富饶的地方，肯定有所余运往缺乏的地方，假定没有资本投在运输业中，这种运输就不可能。”(《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P294)斯密还描述了这种联合的资本化过程的最大特点就是消灭了个体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传统农业的转化具有构建“新的高级综合”和制造“生产者的殉难的历史”两重性，这种“转化”是一般规律，即毛泽东话语中的“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必经之路——以实现中国式的“新的高级综合”——工农联盟，当然要避免“生产者殉难的历史”。

　　关于用合作化来改造传统农业，当时存在着 “马上下马”、“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 两种意见，“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其实质是保留小农经济，按照“自然的顺序”发展，即“首先是将大部分投在农业上，接着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应当重视的是斯密在“自然的顺序”后对欧洲“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的表述：“虽然这个自然的顺序，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但就现在欧洲各国的情况来说，这个顺序却就许多方面说，好象完全不同。它们的精制造业或迁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大部分通过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及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从斯密话语的比较可以得出用合作化改造小农经济以支持工业为主导发展战略与欧洲的反自然退化顺序有“家族的相似”(熊彼特语)，对经济的加快发展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相反，保留或迟缓对小农经济的改造违背了工业化中农业与工业必须联合的一般规律的。毛泽东还认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业。……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书信选集》P238~239 北京市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改造个体农业就是要剿灭封建社会的基础，它不仅具反文明，是工业化的阻碍，而且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会导致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克服农民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就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这是联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的方针。这是独特的贡献，是对西方工业发展史和苏联正反经验的科学总结。另外毛泽东还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可见毛泽东对小农经济的合作化改造，是建构在“联合”、“适应”、“巩固”三个概念上的。

　　毛泽东认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相互“适应”包括农村生产关系与城市工业生产关系的配套；解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平衡的问题；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在“适应”得到满足后，才能构建如下经济上的工农联盟：

　　1)农业为工业提供足够生产资料：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

　　2)工业为农业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

　　3)完成较快的积累：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4)尽快增加农民收入

　　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5)构建保障城乡生活供应的商业组织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

　　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为农业社会化描绘了理想图景：1)大规模的农业，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2)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3)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4)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从人民公社运动前期的实践看“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是脱离现实的，毛泽东在纠正“五风”时加以改正。

　　以上是农业社会化与工业化“适应”的问题，那么农业社会化对于农业的贡献又如何呢？能否避免“生产者殉难的历史”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情况是: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不组织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不会富裕的。

　　合作化的优越性：

　　合作社是产生于解放区的农民发明的组织起来的生产方式，最早为互助组，毛泽东称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为止有六十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1955年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10%多的社是不增不减的，减产的只有百分之几。到1956年底95%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1955年农业总产值555亿元，完成计划的102.1%，比1954年增长7.6%，其中，粮食3496亿斤，完成计划的102%，比上年增长8.9%，棉花3038万担，比上年增长42.6%。1956年，农业总产值582.9亿元，比上年增长4.9%，其中，粮食3855亿斤，比上年增加4.8%。1957年农业总产值604亿元，粮食19505万吨，棉花164万吨。合作社之所以会出现“高潮”在于“经过了两干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 这就证实它具有推动农村发展的巨大优越性：1)抵抗灾荒；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2)扩大了就业和生产范围，使劳动可以重新组织，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扩张，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3)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4)耕作精致化。5)阻止农民卖地。6)更多更好地培养技术人员，加快推广和普及技术，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现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7)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8)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事实证实毛泽东的合作化政策非常成功，对采取较慢的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批评是正确的。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认为合作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是令人吃惊的成功。农业产量的增长每年为3.8%。人均生产增长6.5%，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约1/5。而印度50年代的农业经济的人均增长率远不足2%。与苏联的集体化相比，农业的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1932年，苏联的农业产量与私人耕作的最后一年即1928年相比，足足下降了1/5，而中国在1953至1957年期间，产值却上升了1/5。苏联的农业制度改革证明是一个灾难。(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162 –163  1998年)

　　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在实践中毛泽东修正了初期“一大二公”的构想，纠正了“五风”，第二次郑州会议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1962年9月29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合理地反映了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的规律。1962年平均每个农村人民公社有9.4个大队，每个生产大队有7.9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24.9户。所以，人民公社实际就是毛泽东过去讲的合作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大合作社。

　　当时与中国情况十分接近的印度，从1949 年开始实施了以废除"柴明达尔"地主为中心的土地改革，封建租佃关系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导致无地和少地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3/4的现状。这样，虽然印度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从60 年代中期起发起了"绿色革命",也才在80年代初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继"绿色革命"后，又先后发起了"白色革命"(奶牛产业)和“蓝色革命”(渔业产业)。使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牛奶生产大国”，鱼类与水产品的出口也给印度带来了大量的外汇，但长期以来困惑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农业问题依然严重。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在农村产生出了“契约劳工”和“民工”，引发了长期的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契约劳工”地位还不如雇工，生活是贫困的。而对流入城市的农民来说，则存在择业困难，居住生活难以保障。露宿街头，沿街乞讨随处可见。据印度2002 年统计数据，印度流动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27.4%，接近2.7亿人。而农村则是人口流动的发源地，有将近1.9亿的国内流动人口来自农村。规模庞大的民工潮给印度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尽管"解决失业"和"消除贫困"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政权的最漂亮口号, 也是历届政府喊得最响亮的施政方针。但是印度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显示, 1978 年3 月有2060 万人失业, 其中1650万在农村, 410 万在城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观察, 印度的失业人口在后来的十年里又增加了大约1000万。失业人口的70%在农村地区, 而在农村失业人口中多数是无地农民、少地农民和小手艺人。虽然印度政府每年都制定各种消除贫困的计划, 但贫困人口总数并没有大幅度减少。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 在印度9 亿多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3 亿多。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0% 以上。据世界银行的预测, 如果以印度经济增长较慢和政策对穷人较为不利的情况为基础, 则印度穷人的数字还将增加1 亿左右。在贫苦农民中又以无地少地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如何解决约占人口一半的穷人问题,成为印度经济发展中一个巨大难题。(参见谭晶荣《困惑大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剖析》)

　　现在的中国也与印度面临着同样的失业、贫困、两极分化问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警告，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如果以农村人均年净收入人民币625元(125新元)为绝对贫困标准，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如按人均年净收入865元(人民币，下同)的“低收入人口”标准统计，全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万人，占了农村总人口的10%；而按国际通行的统计标准，只要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美元就属于贫困，则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人。据有关部门去年对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的抽样调查，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几乎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却不到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1%，再联系“三农”、“农民工”，这些问题表面与忽视构建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机制，同时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简单忽视有关，但其根源是因“资本家的利润”或“私人利润”的不断增长和扩大，谁要构建公正、公平的分配机制谁就有被指控为“杀富济贫”的不讲效益的平均主义。

　　(二)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目前理论界一般把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看作同一的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已涉及过国家资本主义，现在再作充实性的讨论。

　　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有两个层次：1)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层次是对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指的是用于改造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初级形式，公私合营是高级形式，是作用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概念；2)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独特贡献，指的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保留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合理性和有效性部分，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经济成分，所以，它是意向于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概念，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首次提出了与斯密“私人利润”契合的“资本家的利润”概念，并与公有需求(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对立，这就区分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同时描述了经济模式与经济制度的结构主义的关系，此语境显现出经济制度具有对经济模式的兼容功能，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可以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种经济制度仅仅排斥最大化的资本家的利润，而容许“管理”和“联系”着的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先进的资本家”的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并假设了三种可能：1)改造斯密“看不见的手”；2)先进资本家；3)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  改造斯密“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陈述了私人利润市场经济的两中假设：a 以价格曲线为中心的自动调节机制可以促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b 构建在利己心上的以追求最大利润的主观目标可以实现客观上的社会效益。对此，凯恩斯认为商品取向最高价格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机理就像脖子长的长颈鹿和脖子短的长颈鹿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一致的自然淘汰观，笼罩着动物群祥和面庞的愁云以及狼吞虎咽的丑态，并指出：“使世界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调和一致，既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努力，也不能只靠自下而上的努力来实现。”(参看《世界十五大经济学》[日]现代经济学研究会 王名 李庆华 译 求实出版社 1990年)毛泽东改造的构想，对a“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以此消除自由放任的自发性和自流性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b“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三年七月) 毛泽东设计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分配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如“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这需要出于资本家自愿，为此就要有计划地培养先进的资本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1956年公私合营的国有化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有了新的内容：(1)资本家只领取定息，生产资料为国家占有；(2)资本家以公职人员身份参加企业的生产和管理；(3)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

　　2)先进的资本家。其标识是：爱国、眼光远大、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要点是实现思想性与管理能力的结合。毛泽东十分称赞民族资本家，认为：“他们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通过这种结合引入精于“计算”的资本主义精神。

　　3)“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1956年12月提出的。考虑到这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完成的背景，可以确认此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如何兼容市场经济及时机的选择。这与“我们不搞资本主义”并不矛盾，又搞的资本主义属1953年就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这里有必要转入对《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表述的一个观点的讨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P462)

　　毛泽东在1953年就区分出了两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即“我们不搞的资本主义”和“又搞的资本主义”。前者是自由放任和私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后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个句子中的两个资本主义是不能完全重叠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指的是不搞的资本主义。联系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又搞资本主义并与1953年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连接的意图及改造后“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的事实，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表述的“改造”包含保存新式资本主义的目的。另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国营所有制就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即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支付给资本家定息的国营企业，后者由于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尾巴”定息制度，所以仍属“又搞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在毛泽东这种语境中，“才是社会主义”和“唯一的经济基础”两个短语应理解为包括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这样，社会主义经济构成成分就可以多元化。“唯一的经济基础”的命题已经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重新描述成一种开放和兼容的结构体系，它原有的成分仅为“社会主义的”，现在添加了“带有很大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的成分既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换句话说，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包含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毛泽东这个独特的创新中，经过对斯密改造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清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沿着私人利润最大化增长的路线，与社会主义经济目的和计划性形成了互补、协调的相适应的关系，因而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构成分。

　　同样，毛泽东也不是“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而是已在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步骤和时机。当然，在毛泽东的实践行为中经常存在着构想与政策的冲突，如对资本主义采取的限制政策，产生这种冲突困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仅依靠现有的公开史料很难解释清楚，也许通过陈云在批评“新税制”的这段话能获得某种理解：“现在有些资本家有 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陈云文选》第2卷 P136 北京市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已发现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缺陷：1)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2)质量差；3)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4)国家投资又有困难。并在比较中意识到了“保存资本家”的相对优势：1)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2)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3)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总之“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应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9]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参看《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1956年，毛泽东已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归纳为两种：一个是公私合营；另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再加上华侨投资等，这种“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就构建起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并且这种状态将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可见在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已经包含着公有需求市场经济的要素。

　　（三）社会制度转型时期一般规律：生产关系新论

　　马克思：“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36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反转来又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其具体内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上两方面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是国家政治的需要，上层建筑的需要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各种关系的发展，而是由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形成的社会系统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都是社会学习机制进步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发展、技术知识的积累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这是学习机制进化的结果。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由于社会学习机制的变化。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从历史到今天的发展，都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相反，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组织制度的发展为前提的。与其说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不如说，只有当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后，才会导致生产力的增长。（参看《哈贝马斯传》余灵灵著）

　　波普认为：首先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从而决定社会的发展。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他称这一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当时的“经济条件”，这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种经济之一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社会经验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而且，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波普传》赖辉亮 金太军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月）   

　　毛泽东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放在社会转型时期观察的，与上面既有相似，又有新的内涵，特别是哈氏、波氏更接近毛泽东的表述。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有三个指涉：1）与生产力的关系；2）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联合与生产力的关系；3）具体内涵。并从1）和2）引申出社会发展动力

　　1）与生产力的关系 （1）“适应”（平衡）与“矛盾”（不平衡）。 所谓“适应”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加速作用，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一种情况。所谓“矛盾”就是生产关系的“很不完善”如：a 还有剥削; b 企业还有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c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d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2）“一般规律”。a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观察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制度转型中存在着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依先后的顺序构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b  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2）由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遭遇适应与矛盾的关系，这样，上层建筑就介入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模式，所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成了共同体内的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谁也没有“决定论”的权力。（同上）

　　毛泽东批评苏联“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观点是“说得不完全。”相反应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毛泽东认为“一般规律”同样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可以把毛泽东的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

　　在1）2）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经济基础”消解了，显然，有一种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这三方面作为一个互动结构的意图，这种话语里，如再联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命题，就可以推导出更深层次的解释。毛泽东“人与人的关系”与马克思“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的表述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后者本质是经济关系，核心是人与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被经济决定，异化成客体。这样，马克思一面在批判异化，却又把自己置放在对异化的批判中。前者的本质指向人在社会生活里与政治、文化、思想、制度等上层建筑交往产生出的自我及自我与自我的交往关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最后被陈述为“思想关系”，它的存在样态却呈多元化：“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党和非党”、“是非”、“革命和反革命”、“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人民内部矛盾”等。如何正确处理“这些思想关系”，使上述两种交往合理化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核心，为此，毛泽东的这个命题可以置换成“思想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按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哲学解释，不仅这种交往的思想与生产力建构了互动的话语权力，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此互动结构中，社会发展或生产力发展除一般经济规律作用外，还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家行政系统的力量。这样，“人与人关系”的合理化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认为这种合理化，在人民内部已经没有剥削关系，阶级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本质属公有制的情况下已不是私人占有制所产生的物与人的对立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民内部这种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境域中，应当以团结的本质显现出来，以团结——批评——团结的相互理解为表现过程，这种关系就是如何调动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于占有制的剥削关系转化为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所以，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言之，在所有制解决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整合。同样，在国体、政体确定后，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则表现为党政系统力量：路线、方针、政策；行政系统的管理权限。这两个方面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要解决的主题。在这里找到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的新发现，为此，他创建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新的理论模型，比马克思更加深刻。哈贝马斯“社会一体化”概念与“人与人的关系”概念是沟通的。哈氏认为：生产关系并不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因此哈贝马斯一是不同意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二是不同意把社会的基础看作仅仅是经济基础。由此，哈贝马斯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否定了以这对范畴说明社会发展。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说明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出发的，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的，他强调社会内部的协调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3）这样，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表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两个交往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1）所有制。由于存在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毛泽东把变革所有制并引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摆在优先地位，用了大量的时间在过渡时期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到1961年9月《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实施，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出台，所有制的变革基本定型，进入“有底”时期。“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最低层的“队”既是初级合作社，只有26户，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同时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这样，人民公社就只是过去的大型合作社，回到了毛泽东最初“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的构想，经营规模也以26户的队为单位。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所谓半集体就是“半公半私”。人民公社最后采取这种所有制形式及多种成分的原因是“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稿，1962年2月11日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 P1181）人民公社的基本形态否定了一大二公，实质是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为辅，较快地实现了个体农业向农业社会化的转型，把农村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工业紧密联系起来，以获得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相互支持。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政治与经济在农村的结合方式，为中国共产党极其政治体系在农村组织和动员农民提供了制度框架。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提供了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农民的理性工具。塞缪尔*亨廷顿为政社合一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根据赛多*考雅特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党应该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熔合在一起的熔炉式的政治组织。它应使前者脱离孤立状态，治疗后者对农村的蔑视，达到民族统一并从中汲取力量。’政党是一种现代组织，但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将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政治安定的来源则是农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社会出版社 P468）毛泽东还意图经过人民公社解决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最终定型的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多种经营、机械化、技术革命、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具有价值的是提出了“半社会主义”、“半全民”、“半集体”等概念，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中的半公半私的资本主义因素认同为这些概念的内涵，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突破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样态，形成了四种表现形式：a全民所有制；b半全民所有制，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c集体所有制；d半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是企业的命题显现了毛泽东极有价值的设想，公社组织办工业、商业、学校、幼儿园等，发展起来就是今天的“南街村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的目标。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外“确保私有制”、“在小农经济上做文章”、“四大自由”等的批判是非常有远见的，如果当初就按照这些意见搞，也许“三农”问题在几十年前就困惑中国了。

　　毛泽东还提出了“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的命题，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形成了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四级管理体制：a中央部门直接管；b省、市、自治区管；c地区管；d县管。即所谓“两个积极性”概念，毛泽东认为这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2）分配。毛泽东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和人民生活“穷”这样两个观点一直流行于社会，并让许多人深信不移。其实，这两个观点不过是制造的人督促具有批判精神的大脑再次阅读福柯“真理游戏”的文本，理解话语的霸权。在“是的历史”，“平均”观点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的观点在于掩盖了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回避创业本身的艰苦卓绝，吃水时忘记了“挖井人”。首先，毛泽东分配原则的主线是在按劳分配中坚持“三服从”、“三兼顾”、“两反对”。城市的利益分配最终体现在工资制度上。在企业采取了八级工资制 (有的实行七级或六级工资制)，与此相配合，建立了工人的技术等级标准，作为评定工资等级和考工升级的依据；企业职员多数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一职数级，上下交叉，少数实行职务工资制；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了按职务划分等级、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工资制度；同时还推行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过程中“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这也是适合现代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更重要的是在霸权时代，逼迫象中国这样即大又弱的国家奋发图强，加速发展，首先解决“强”，再解决“富”。即使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而在西方发展史上，资本家为了私人利润最大化，干出了“羊吃人”这类事，旧中国也如《包身工》的揭露。相反，新中国一成立立即解决“失业群”的问题，实行了广泛就业政策，更难得的是在国家财政并不富裕的条件下建构了教育、住房、医疗等人道主义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毛泽东的分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的分配。

　　（3）人与人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出发点是要在“创造性的合作”中生产出人的积极因素，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上升到了以人为本的新领域。他提出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的命题，即管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具有创造性的伟大的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里。这种语境在认知“人民的公道”的假定上带有强烈地改变和引导人的“需要”符合“国家利益”，从而生产出“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形成“团结”、“建设”的行为的思想符号。毛泽东是从人性的高级层次来重建对人格的理解。正如马斯洛说“人也还有一种更高的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似本能的，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分析——分解——原子论——牛顿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不考虑到人生最远大的抱负，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动机与人格》）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论”引发了管理学的革命，行为科学取代了物质奖励与严格的监督为特征的“葫萝卜加大棒”式的古典管理理论。毛泽东较马斯洛更加重视对精神的理解和激活，可以说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提出并预言了当代世界管理学发展的深度模式和方向。

　　首先，把马斯洛话语作为参照数。在这个话语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运行模式被解释为：需要——动机——行为。人类的需要按次序分成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毛泽东十分重视高层次的自尊、自我实现这种精神力量在生产过程的激活和转化，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激活和转化的通道在于：a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这就使普通劳动者在民主境域的尊重里获得了自尊；“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的归属感；b工人参加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特别给予了技术进步的开放性和互补性的两个条件，形成了“创造性的合作”（毛泽东语）团队精神，这就使得技术人员、工人在更多的机遇诱导下产生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自我实现“它可以归入人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哪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马斯洛《动机与人格》）c 废除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有利于解构机器对人的异化。这样，最后，a、b、c，都确认了“主人翁”地位，具有了“主人翁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又一种表达。事实证实这种理解与激活在创业中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再把“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与现代管理学的“情商”、“心智模式”两个概念联系作比较分析。　　

　　a 情商，是指在意志品质好与坏的前提下，测定和描述人的情绪的自控性、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办事的意志力、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自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等。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只有20％依赖于人的智商水平，而80％是决定于人的情商水平。美国心理学家高曼认为，情商属于“选择性成长”，有了解、察觉、控制、安抚、摆脱自己情绪中的焦虑忧郁，产生的原因；激励自我，不为挫折和困难所左右，朝着一定的目标努力，增强注意力和创造力；理解别人的情绪，察觉别人的真正需要，具有同情心；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情商的实质上在于解决怎样做人处世。

　　b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根植于人们心灵的想法、看法、假设、图象和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演绎，是人们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映，心智模式也属于“选择性成长”，影响人们的决策，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影响人们处理人际关系遵循的准则，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

　　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本质是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谁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方式问题，从它的内容、功能、作用、方式等考察，政治工作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建构情商和心智模式。如果从“土地革命”算起，毛泽东政治工作描述的基本理念比西方“行为科学”早了几十年。松下幸之助就说过他的企业也要学共产党的政治工作。

　　3） 从1）和2）中引申出了社会发展的两个动力论。（1）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显现样态及在不同共时性的作用都不会一致，如；所有制的变革、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政治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都会交织地生产巨大力量，为社会发展提供贡献。毛泽东消解了苏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的意见，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2）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本身极其之间的平衡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当上层建筑巩固、稳定式的平衡表现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用决定论话语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关系”理解为相互构成的互动，并且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要求辩证法不要中断了。所以毛泽东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四）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首创了政治工作。从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队起到全国解放，“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 “雷锋精神”、“焦玉禄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都证实了政治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各个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红军时期，精神组织、发动是重大任务，政治工作正是为了满足这个任务而产生的。1921年毛泽东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　诸　君特别注意的。”（《所希望于劳工会的》）可见，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培育更高层次的阶级性，换句话讲就是要发掘工人高层次的精神意志和觉悟。这说明在毛泽东的语境里政治工作一开始就指涉对人的想法、认识等的次序作出可能的新的安排或置换，实现精神向高层次过渡。它首先把人陈述为“精神产品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与物理和精神世界联系，这就否定了经济人的假定。同时，“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也是政治工作展开的时段，这个展开效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满足两个前提（1）真诚的愿望；（2）彼此明白情感是相通的。因此，政治工作又可以理解为感情沟通的手段。由于政治工作的初端对象思想只是一种过程，而终端对象是行为，所以，它存在和运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仅得到了马斯洛“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运行模式”的验证，还获得了选择性成长模式的证实。一个人的成长，包括个体的先天倾向和成长环境。政治工作构建在对人性的分析上。人性是一种结构，善与恶也是对立的转化。如果以道德规范为评价尺度，人性的发展就可分为低层次，中层次、高层次，这种层次的发展机会就在于环境的刺激。霍顿*库利描述了这种事态：“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先天倾向在道德上是不确定的，不是倾向于做善事或做坏事，而是倾向于在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下为生存和体现自我而奋斗。这些条件可能大多数主要是满足低层次的倾向，而很少或从未提供对高层次倾向的激励。”这种情境下政治工作介入就经营出环境中的环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种关系，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为“政治挂帅”，而不要“利润挂帅”。毛泽东认为“利润挂帅”会导致“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企业就会封锁技术秘密，任意改变产品方向，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就会得不到保障。”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决定、取代经济，但是经济的确离不开政治。政治工作对经济有无法取代的作用，特别在创业时期。政治工作的管理作用除上面的表述外，还可归纳为四个功能（1）规范功能：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企业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诸多方面的内容：如按劳分配，三兼顾，鞍钢宪法；（2）协调功能：协调和解决矛盾，特别是解决实际困难；（3）情感功能：真诚的愿望，彼此感情相通；（4）塑造功能：用“精神鼓励”法，培养高层次的精神，即事业心、责任感、自豪感、奉献精神。

　　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实践模式中，精神鼓励已被广泛采用。霍顿*库利为此作了对比：

　　“在实际领域中对工作和金钱的报酬进行精确地计算和调整，即所谓的效率越高报酬越高——就像新的管理科学所提倡的那样——是价格体系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应该能获得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要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和物质主义者。如果它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的或者说是主要的主导方式，则此人显然是一个可怜虫。”　　

　　“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这不仅仅是由于前者更令人愉快，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更有效。”　　

　　“使经济动机一直处于较低层次道德水平上的主要原因是这样一些信条，它认为个人主义是我们在生活领域所有所需要的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经济学家一次次教导我们，如果每个个体都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则社会利益也会自动获得，而在当今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无政府状态下，也不可能产生一种更好地的理论。由此我们相信当信仰和实践都处于惟利是图的状态时，不满、无效、反叛都是很自然的惩罚。建立在这种信条之上的社会系统注定会失败。”（《社会过程》华夏出版社 2000年1月 P109--111）　　

　　（五）跃进　　

　　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开天劈地的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　孙中山　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这是对“大跃进”最精辟地表述。在毛泽东看来，西方也有许多次大跃进。此语境的关键语意是，对“老路”、“爬行”的否定，对“打破常规”、“先进技术”、“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肯定。这一思想是崭新的，其中包含的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意志是斯密、哈耶克等人无法攀登的。无疑“大跃进”的思想对落后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毛泽东对人类经济思想的独特贡献。中国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许多次经济起飞和科技起飞，从“两弹一星”到“神六”；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杂交水稻”，包括现在提出的“跨越式发展”都是对“大跃进”的描述。　　

　　跃进的背景历史是毛泽东对当时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关 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十一月四日　)这就是说“大跃进”的必要性是在与西方和苏联对比后形成的强烈反差中陈述的，“制度”与“计划”是它何以可能的依据，它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目标是“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

　　跃进是战略性的构想，首先描述的是“科学与技术”。1）“最先进的技术”。毛泽东对西方和苏联的国家建设有深刻地洞见，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最先的进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联接，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并且还强烈地表达了只有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赶上”的目标。2）“技术革命”。毛泽东“技术革命”的概念是对西方工业革命的直译，二者也是因果，显然，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技术革命。毛泽东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叫技术革命。(见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3）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实际上提出了自主创新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同时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之一，也是检验政党政策的一项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为此，毛泽东把中国经济建设解释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期，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选集》5卷，第182页第） 他还提出“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转引自　1977年9月14日　《人民报日》）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下面仅举出1966年—1976年在技术方面的重大成就。

　　1966年　　

　　1月6日　 我国第一枚地地中程导弹试制成功。

　　1月7日　 国产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船建造成功。

　　1月23日　《人民日报》我国迅速掌握16项先进化工技术。最近上海汽轮机厂试制成功新型的2200马力高增压柴油机。北京光学仪器厂试制成功最大称量为　20克　的高精度天平。

　　1月29日　 《人民日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本溪等钢厂合作采用新型合金钢和合金铸铁生产解放牌载重汽车试验成功。

　　1月31日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制成功3.2厘米波段的太阳射电望远镜。

　　3月31日　 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开始装备空军部队。

　　4月6日　  我国开始生产零级量块。目前能生产这种零级量块的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国家。

　　4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材料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5月3日　 第一批国产新型“红旗”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

　　5月9日　 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

　　10月27日　 我国在本国国土上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

　　12月23日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制成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

　　12月28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

　　1967年　　

　　5月26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地地导弹在甘肃某地发射成功。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　　

　　7月4日　 海军以仿制的导弹艇组建导弹快艇大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导弹快艇大队。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功最新型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10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

　　1968年 　　

　　1月8日　 我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远洋货轮“东风号”建成。

　　11月29日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试钻成功。

　　12月27日　 我国在西部地区又爆炸了一颗氢弹。

　　1969年　　

　　5月强五型超音速强击机开始装备部队。

　　9月23日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月25日　 中国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研制成功。

　　9月26日　 中国第一台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制成。

　　1970年  　　

　　4月24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8月14日　 中国式“一步法”染色机在上海研制成功。

　　12月29日　 一台40万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在上海试制成功。

　　1971年　　

　　3月3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7月1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创造成功中国独特的麻醉技术——4刺麻醉。

　　10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

　　11月18日　 中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根据高原特点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很大成绩。

　　本月 中国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交海军付使用。

　　1972年　　

　　1月7日　 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2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8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　1.7米　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机械工业努力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效。

　　6月27日　 中国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本月 中国民航从美国订购的第一架波音——707型飞机正式加入航班飞行。

　　10月1日　 北京电视台彩电电视节目转入正式播出。

　　11月14日　 中国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1973年　　

　　6月27日 中国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11月14日 中国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1974年　　

　　1月5日　 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毛泽东表示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　　

　　3月25日　 北京卫星地面站2号站在北京建成投入使用。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一种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6月17日　 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　　

　　7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汉光机械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硒静电复印机。　　

　　8月1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　　

　　9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DJS—130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　　

　　10月6日　 红宝石视网膜激光凝固器试制成功。　　

　　1975年　　

　　7月1日　 我国第一条全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交付使用。　　

　　7月26日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技术试验卫星1号”成功。　　

　　10月27日 中国进行了第17次核试验地下试验。　　

　　11月26日 中国发射返回式遥感人造卫星获得成功。　　

　　12月16日 利用“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卫星2号”成功。　　

　　本月 中国的武装基本上实现国产化。至1975年底，国产武器装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坦克71%，飞机75%，战斗舰艇89%，工程机械96%，火炮97%，枪械、通信、防化装备和舟桥渡河器械，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本年 中国开发的维生素C两步发酵生产法新工艺在上海第二制药厂投入生产。　　

　　1976年　　

　　1月23日 中国进行了第18次核试验。　　

　　3月30日至5月22日 中国第一次远洋调查开始。　　

　　4月21日京沪杭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建成投产。　　

　　6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30万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投产。　　

　　6月29日 黄浦江大桥建成通车。这座大桥采用了中国自行设计的“大型高桩承占钢管摩擦桩”的新结构。　　

　　8月30日 中国利用“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卫星3号”成功。　　

　　12月7日 中国发射第7颗人造地球卫星。　　

　　（资料来源《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　　

　　由于这些都是在“封锁”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的，因此，中国已经形成了自主创新方面强劲的科研能力，虽与西方还有一定差距，但已成为科技大国。如果能继承毛泽东确立的“自主技术核心”的国家战略，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窘境”：“我国单件衬衣出口的平均赚头只有30—40美分，也就是说，8亿件‘中国制造’的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由于低端产品数量很大，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的产品处在中低端，……我国几乎全部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装备、70%的数控机床、95%的医疗装备依赖进口。”（《人民日报》社论《自主创新奏强音》2005年12月1月第一版）　　

　　毛泽东认为，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有四个方面。　　

　　1）向外国学习，对外开放。“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74年　1月5日　 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表示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a 引进技术和设备。1953年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 　1966年 4月1　日 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　1968年3月28日　 李富春、李先念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电设备的报告》。　1970年6月24日　 毛泽东会见苏丹政府代表团。关于苏丹建设，毛说：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要自己搞。1973年至1977年从西方引进39.6亿美圆的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大电站、武钢　1.7米　轧机等先进设备（“四三方案”）b 选派留学生。　　

　　2）培养和依靠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人，既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1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研究人员。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1955年11月23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总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的10人小组。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实录 科技卷〉P98-101）　1968年2月20日　 国防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3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57.1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7.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2.3万人，教学人员89.4万人。平均每万名职工有科技人员593人，平均每万人口有科技人员45.1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33.37万人。（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1949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3）群众运动。建构在群众路线的基石上，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它的理论视域，许多“事实”（如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是它的经验根据。其样态从全局看为大规模，从具体在场看为“小组”和“能手”它既表现为某些领域的“大”，又表现为许多领域的“小”，是专家与群众结合的技术革新机制，正如鞍钢宪法的陈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后，这种群众参与技术革新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4）规划。1956年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1962年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3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项，占89%，基础研究项目41项，占11%。　1975年2月17日　 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　3月29日　 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　5月25日　 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　6月13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　6月21日　 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就加强电子对抗问题至信毛泽东。12月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5）投入。科研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一五”时期1.1%，“二五”时期4.3%；1963年—1965年5.8%；“三五”时期4.3%；“四五”时期4.7%；“五五”时期5.0%；“六五”时期5.8%。“五五”时期还低于1963年—1965年的水平，“六五”时期也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民收入支出：分别是：0.4%；1.8%；2.0%；1.4%；1.6%；1.7%；1.6%。考虑到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等方面的实力差距，毛泽东对科技投入的重视大于后来的领导人。　　

　　这五个方面结合成互动机制，在加上“劳动竞赛”，形成了“信念”、“激励”的机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

　　跃进的第二个内容是“速度”。超出一般的速度，获得较快的发展，意味着时间的缩短，客观时间向主观时间的转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气。”毛泽东对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作过多次地表述。“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当然，速度不是面面居到的速度，而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安排下的选择性的速度。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前提下，速度重点指向了具有战略性重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基础设施。　　

　　项目             1950年                    1978年         年均增长%　　

　　钢               61万吨                  3178万吨           182.49　　

　　钢材             37万吨                  2208万吨           209.56　　

　　原煤             4300万吨                6.18亿吨           65.12　　

　　原油             20万吨                  1.0405亿吨         1400　　

　　水泥             141万吨                 6524万吨           161.68　　

　　发电量           46亿度                  2566亿度           195.65　　

　　铁路             　22200公里　               　48618公里　          4.25　　

　　公路             　99600公里　               　890236公里　         28.35　　

　　民用航空线       10条                    162条              54.29　　

　　民用航空航线里程 1.13万公里              14.89万公里         43.50　　

　　化肥             1.5万吨                 869.3万吨           28926.67　　

　　农药             0.1万吨                 53.3万吨            1900.00　　

　　金属切削机床     0.33万台                18.32万台           194.69　　

　　汽车             ——                    14.91万辆　　

　　拖拉机           ——                    43.77万台　　

　　布               25.　2亿米　                110.　3亿米　           12.06　　

　　纱               43.7万吨                238.2万吨           15.90　　

　　毛线             0.13万吨                3.78万吨            100.27　　

　　呢绒             488万米                 8885万米           61.45　　

　　丝织品           0.52亿米                 6.11亿米           38.39　　

　　自行车           2.1万辆                  854万辆            1448.81　　

　　输油气管道里程1957年　4.6公里　，1978年　8327公里　；             6461.49　　

　　（以上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　　

　　跃进第三个内容是掌握节奏，分出阶段。毛泽东指出：“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泽东认为经济可以波浪式发展，既是不平衡到平衡的交替。不平衡阶段主要是发展，平衡阶段主要是对问题的纠正，也包含休养生息。当然，二者不是分割的，是互为包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主要经历了大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95个。　　

　　第二阶段：大跃进时期（二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1206.0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81个。　　

　　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三五、四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3116.4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1691个（统计到1977年）。 

　　1966年　　

　　1月1日 汉丹铁路全线通车。全长420公里，从1958年起开始兴建。

　　3月4日 贵（州）昆（明）铁路全线建成通车，1958年动工。　　

　　1967年　　

　　1月5日 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都能自给自足。　　

　　7月1日  成昆铁路通车。1958年7月开始修建，全长1085.8公里。　　

　　12月26日  宁夏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

　　1968 年　　

　　10月3日南京长江大江铁路桥胜利建成通车。

　　1969年　　

　　7月8日 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

　　8月1日 江汉石油会战开始。

　　9月19日 中国第一台32吨自卸载重汽车制成。

　　9月20日 中国第一台大型粉煤气化溶渣炉建成。

　　9月23日 国务院批准筹建北京化工总厂。

　　9月25日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建成。

　　9月26日 北京东方红炼油厂一期工程建成。

　　9月29日 中国研制的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转动内燃机车制成。

　　10月1日 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建成。

　　1970年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并正式通车。全长1085公里，1958年动工。

　　8月10日国家建委发出《关于当前基本建设情况的报告》。一、上半年全国完成投资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6%。全国参加基建工程大会战的有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城镇居民等1000万。河南、湖北组织百万大军，用8个月的时间建成800公里长的焦枝铁路。辽宁盘锦到海域的72公里的铁路99天建成通车。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全年投资计划的66%，铺轨1736公里，创建国以来上半年铺轨里程最高记录。二、上半年“五小”企业发展猛，小化肥建成投产150座，小水泥厂建成投产300个左右，小水电站正在建设的有1.2万多处。河南省县县都有了小农机厂，并已普及到公社一级。黑龙江省上半年县社队办了5200多个小企业。东北、华北、西北各省为实现轻工业产品自给，以中小为主，兴建一批轻工项目。全国上半年建成的化纤厂65个、小洗衣粉厂24个、小甜菜糖厂91个、小塑料厂35个。通过组织大协作，现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利用现有中小机械厂，已开始成批生产汽车。

　　12月25日 毛泽东批准兴建葛州坝工程。

　　1971年　　

　　1月2日 全国轻工机械工业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 西藏建成近百座中小型水电站。

　　6月27日 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了1800多座小水泥厂。

　　1972年　　

　　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云南兴建大批小水电站。

　　2月17日、2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城乡储蓄存款显著增长。1971年底，城乡储蓄存款总额比1970年底增长13.8%，有些省区增长20%以上。城镇储蓄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储蓄户大量增加。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存款和社员个人储蓄1971年比1965年增长了89%，其中，社队集体存款增长109%，社员个人储蓄增长32%。

　　8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1.7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8月29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同日本签订钢材长期贸易协议的请示》。

　　9月20日 国家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

　　1973年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 城镇人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1972年城镇人民储蓄存款比1971年增加15.9%，是近几年存款最多的一年。

　　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收音机、电视机生产迅速发展。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

　　9月27日至10月17日 全国首次港口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月 中国民航从美国订购的第一架波音——707型飞机正式加入航班飞行。

　　10月1日 北京电视台彩电电视节目转入正式播出。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民航事业获得较大发展。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轻工业生产以较高速度全面发展。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

　　1974年　　

　　2月23日 汉江丹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0日 我国第一艘2.5万吨级浮船坞“黄山号”在上海建成投产。　　

　　3月22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4月2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医疗器械工业获得较大发展。铁道兵修建青藏、南疆铁路。　　

　　5月5日 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5月15日 我国在华北东部建成大港油田。　　

　　5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枫树坝水电站建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新河船厂建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黄龙滩水电站在湖北建成。　　

　　8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成批生产。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大连红旗造船厂建成2.48万吨油轮“大庆61号”。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哈尔滨制成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9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座5万吨级油码头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　　

　　9月15日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9月21日 中国一座水槽双壁沉井螺旋式升降的大型煤气储气柜建成。　　

　　9月25日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9月29日 我国建成又一大油田——胜利油田。　　

　　10月2日 上海制成中国最大的竖井钻机。　　

　　12月27日 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输油。　　

　　1975年　　

　　同日 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7月3日 河北任丘打出一口高产井，成为任丘油田的发现井。　　

　　7月8日 秦皇岛至北京的输油管道建成。　　

　　7月24日 焦枝铁路建成交付使用。　　

　　1976年　　

　　2月 中国第一艘海底布缆工作船“邮电1号”建成。　　

　　4月21日京沪杭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建成投产。　　

　　6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30万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投产。　　

　　10月7日 黄岛油港建成投产。　　

　　（资料来源《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　　

　　这三个阶段共计：基本建设投资4910.9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511.4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2867个（统计到1977年）。农、轻、重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年均所占比重分别为：一五时期 7.1%，6.4%，36.2%；大跃进时期 11.3%，6.4%，36.2%；文革时期，其中“三五”时期 10.7%，4.4%，51.1%；“四五”时期 9.8%，5.8%，49.6%。1950年至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总计7752.28亿元。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2年农业占56.9%，轻工业占27.8%，重工业占15.3%；1957年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1978年农业占24.8%，轻工业占32.4%，重工业占42.8%，轻重工业总计占75.2%。1（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949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完成的工业革命，中国仅用了二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大跃进。这一事实证实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用“制度”加“计划”开创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完成了中国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奠定了再创经济社会辉煌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经济战略学的思想博大精深，本文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