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祯：城市化的风险性

当代中国盲目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现象日趋严重，必须深刻反思当下的城市化战略，重视城市化风险的研究！

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化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共存并生，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体现为风险的规模效应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提升。

城市化的风险性

张义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规模处于不断的高速扩张过程之中，城市化进程可谓盛况空前。许多专家学者一直主张，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由之路，因此，社会上流行的主流声音大部分都是倡导城市化战略。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更是将城市化作为促进本地区GDP增长、提升政绩的重要策略。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年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路程，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加，城市人口比例大幅提高，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令人相当感叹的数字。

然而，笔者在这里却想给“城市化热”泼点冷水。我们知道，城市生活是一种资源高消耗型、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的生活形态。据研究，中国城市人均用水量为219升/天，而中国农村人均用水量仅为89升/天，中国城市人均用水量是农村的两倍以上，其中，上海市每人每天的平均用水量为350－500升，是德国的3倍多，更是农村的4、5倍以上。当然，这里仅从用水量这一指标来衡量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其实还可以从石油、电力等资源的消耗来反映同一问题。总之，城市生活具有资源高消耗性的本质特征，高速城市化也意味着对资源的高速消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必须建构在资源充足供给的前提下，国外发达国家的高城市化率实际上是建构在资源的全球性掠夺的基础上，而我国尚缺乏资源的全球获取能力，在国内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不能盲目效仿国外高城市化率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而应该根据国情国力在国家层面上保持合理的城乡比例，尤其要防止盲目城市化、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风险。

在笔者看来，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过程内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化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共存并生，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体现为风险的规模效应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提升。传统社会是相对稳定的、低风险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多是非人为的风险，诸如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而现代社会风险是高速变迁的、高风险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更多是人为的、制度性的风险。城市化进程既然体现为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变迁，那么，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新旧多元社会风险，其中不可避免地既有传统社会风险，也有现代社会风险，甚至重叠性社会风险。以农业为例，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在传统社会里主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农业生产不仅要面临自然灾害的传统风险，同时还得面临全球市场竞争的现代风险。同时，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带来了社会风险的现代转型，从而导致城市社会面临更多人为的、制度性的现代社会风险，诸如市场风险、金融危机、诚信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食品危机、群体事件、恐怖主义袭击、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毒品泛滥、贫民窟现象等等。可见，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已不同于以往传统农村社会风险，城市社会风险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其所具有的危害性远非传统农村社会风险所能比拟。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规模风险。我们知道，城市化会带来人口聚集，从而带来社会发展的规模效益，这也是支持城市化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城市化进程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规模风险。所谓“规模风险”指的是风险因规模而产生或放大的社会效应，也就是说，一件小事可能在城市社会里成为引发重大危机的导火索；一项轻微的政策错误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一个微小的失误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后果或是社会危机；一件细小的社会危机事件可能会演化放大成为重大的社会风险事件，等等，诸如此类都是“规模风险”的应有内涵。反思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我们同样也面临着“规模风险”的巨大威胁：其一，高速而低成本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其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严峻的城市治安问题、就业问题、贫困问题等等；其三，城市化所面临的水污染、食品染污等社会风险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无限放大；其四，陌生化的人群聚集与信息的便捷传递容易导致恐慌行为、群体事件等集体行动的产生、扩大；其五，城市人口的规模效应也带来传染性疾病大规模传播、恐怖主义行动地点城市化的社会风险，等等。

可见，城市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学界、政府及社会各界切不可只看到城市化的好处，而忽视了城市化所具有的风险性特征。事实上，城市化进程并非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康庄大道，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进程，这也给我们以前瞻性的启示。因此，在资源日益耗竭的当代世界，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当代中国，我们必须科学谨慎地推进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化速度，防止盲目城市化、过度城市化，保持整个国家合理的城乡比例，从而降低我国城市化的社会风险。

作者：张义祯，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所讲师，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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