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后果

“城市化”的后果　　

       还在第一代领导人时期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我们就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正是城市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城市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城市化，而是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后，发明了两个口号：一是发展商品经济；二是城市化。我们早就指出这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如果说口号提出之初无法用显现后果的事实来证明口号的错误的话，如果懂得历史，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口号之荒谬在逻辑上是可以判断和理解的。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逻辑，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商品是资本的起点，因此也是《资本论》逻辑的起点。商品生产自发发展的终点必然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点和最终点。社会主义阶段不是发展商品生产，而是限制和消灭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只能是有如列宁和毛主席所说的被限制了的、没有资本家的、所有制变更了的，已经不是商品的商品。列宁早就说过，不懂辩证法就读不懂《资本论》，我们的有些改革家，甚至那些过去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著名学者都不懂得这一点。城市化的逻辑之荒谬应当更好判断：城乡之间，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剥削与被剥削，先进与落后的对立，极大地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应当缩小和消灭这种差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是很好理解的。“城市化”，不说消灭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单讲一个“化”字，变成城市的绝对，一个世界都是城市，消灭乡村，是个什么样子？过去中国没有汽车是落后的表现；今天的私人轿车过多，也是落后的表现。现在大夸高速公路、高铁的比发达国家还快的畸形发展，我看事实将可能证明不过是腐败和不顾民生的表现。房产、大蒜等等私人垄断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猖狂，是恢复私有制，发展（私人）商品经济的必然后果。城市化的弊端还才开始显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后果必将日益得到证明。下面是《中国剪报》转摘及在网上搜索到的几则反映“城市化”后果的信息，供大家参考。提请注意的是，大部分人的眼光还只看到城市规划等等技术性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当看到的是方向问题。　　

　　新华网北京　12月20日　电（记者贺占军　马扬　姜婷婷）“再不走，我这辈子恐怕真要打光棍了！”今年31岁的何海军在北京一家官方网站打拼了5年，经人介绍，他已相亲不下10次，尽管才貌俱佳，但对方得知他是个无房户后，最终都委婉地以“我们不合适”为由匆匆结束。
　　经历多次打击之后，何海军决定离开北京，投奔山东一家民营企业：“至少，那里生活压力相对小，幸福指数要高。”　　由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严重，何海军们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到二三线城市寻求新发展。但有进入中小城市的人们发现，在这里也出现了“大城市病”的迹象。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已经开始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有的地方还表现出加剧的趋势。
　　“这里的城市病越来越明显了！”3年前迫于生活压力，从上海回到家乡甘肃省兰州市的王盈盈满腹不解：“兰州怎么堵车也越来越厉害，而且冬季空气质量太差，今年入冬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是严重污染了。”
　　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堵车”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国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传染”。
　　“中小城市堵车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ＧＤＰ增长速度。”在南京市一家药业公司工作的李凯说：“南京上班时间早晨六点半就开始堵，一些重点路段　200米　的路开车要走20分钟。"大城市病"在这里传染得很快。”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赵欣怡很不习惯乌鲁木齐没有自行车道：“自行车道已经全部被机动车挤占了，这里打的又很难，每天上下班只能坐公交车，很无奈。”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经背负着一线城市高房价的中国人还发现，一些二三线城市逐渐出现了“一线房价”。“借钱也要先买套房子！”刚刚从北京回到西安的王辉说，“这里房价涨得这么快，得早下手。”
　　“看病难”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样存在。乌鲁木齐市民王海英早晨5点起床后，便匆匆赶往新疆中医院排队挂专家号，而当地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
　　“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队了。”王海英说，5年前，乌鲁木齐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这几年人口增长太快了。
　　一些专家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当人们逃离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时候，实际上同时也把大城市的压力转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复制或被传染了“大城市病”。对此，不少部门和专家已经表示，要警惕二三线城市患“大城市病”。
　　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现，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办法，“新城区”“老城区”“城市西扩”“市中心东移”等等，都是各地应对“大城市病”的努力与实践。
　　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时，开始追求“幸福指数”、“健康城市”、“绿色城市”，以减少“大城市病”的深度传染。
　　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当今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ＧＤＰ或人均收入，还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以及市民的精神状态等。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重庆市计划用两年半时间解决“十件民生大事”，以提升重庆人的“幸福指数”。 　　吉林省长春市则将创建“健康城市”作为治疗“大城市病”的一种选择，力争到2012年，使市民健康素质、环境健康水准、社会健康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而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则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杭州市自2008年5月推出城市免费公共自行车后，许多公共自行车的“寿命”大大缩短。但有专家认为，把公共自行车骑坏了，从某个角度讲是好事，自行车的负荷越重，说明开车的人越少。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指出，自行车成为“免费午餐”，是治疗城市病的一项有益探索。
　　在中国东部，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人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专家分析，“逆城市化”有助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等“大城市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规划建议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测，大约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将首次持平。对传统农业大国而言，这是极其深刻的变革。从这个意义说，有了和谐城市，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国民幸福。
　　而中国建筑科学院原院长王有为则建议，各地在构建“绿色城市”中要走本土化之路，根据当地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绿色城市”。　　

中国城市病软肋之首：大城市不等于大幸福(图)　　

2010-11-09 11:10 科技日报 我说两句(加入讨论) 　　

    “蚁族”、“柜族”、“裸婚族”、“剩女”等词已成为大城市高压环境下的“特产” 　　

（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 新闻缘起 　　

近日，人民网开展了“逃离北上广”，一线城市生活大调查，共有10138人参与了投票调查，其中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城市生活未来将更难。 　　

- 将新闻进行到底 　　

“要不要回老家找工作呢？”小张最近很纠结，“去小城市没有适合的单位，也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留在大城市吧，工作压力大，生活成本也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出头。” 　　

小张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北京工作，房租一千五，吃穿用一千五，人情往来五百，话费、网费两百五，交通费一百五，煤气水电费一百。“这样下来，我每个月得有四千才能扛住，而我的师兄师姐刚毕业也就四千多甚至更少，万一碰上什么急用，到时候该怎么办？” 　　

生活成本过高，这只是城市病的症状之一，除此之外，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公共资源的争夺，垃圾、污染等不断凸显的矛盾如激流暗涌般袭向我们。于是，我们心中有了一个疑惑：大城市能带来大幸福吗？ 　　

———— 追问幸福 ———— 　　

据了解，北京一处名为幸福南里的小区二手房房价已近四万元/平米，也就是说，一个年收入为十万的家庭买下了“幸福”，但却要用30年的时间来还债，“幸福”得有些讽刺。 　　

高房价作为一项掏空居民钱包的重大支出项目，使得节衣缩食或透支未来收入已经成为很多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而日前爆出房地产企业的“囤地”丑闻，城市高昂的房价、紧张的土地资源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谁为我们的高支出买单？ 　　

而据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数据显示，包括蔬菜、粮油、鲜肉类及水果共31个产品近80%价格上涨，食用油、白酒、方便面分别上涨5%—20%。有社会声音支招，称“大不了找个周末，去郊区买上一个月的食物存家里，挡不住价格上涨总还可以省得起吧？” 　　 　　

幸福，谁才是指标？ 　　

近年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GDP节节上升，在2010年全球影响力城市排名中，北京、上海的“综合实力”分别跃居第15位、第20位，而在全球“2010城市生活质量”的评比中，二者却跌至第114位、第98位。 　　

大城市的“土著”们抱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而后者又抱怨社会保障不全、不公。GDP的提升为什么没有给城市居民带来幸福感呢？追求GDP本无可厚非，毕竟物质文明才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但是城市发展也要以人为本，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 　　

著名社会学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曾用“蹩脚的会计师”来形容GDP，他认为一个城市的可爱比GDP更为重要，可爱则体现在城市对外来因素的同化能力上。“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徐宗威表示。 　　

大城“特产”，难以言说的痛 　　

今年已经三十五岁的张先生还未结婚，他尴尬地笑称自己是“三十难立族”，“父母虽然着急，但是他们也不再拿我跟家乡的同龄人比了，他们知道大城市结婚成本大。我现在还是跟别人租房住，为了能让我早日在北京买房，父母逢年过节都不要我一分钱，还得在其他亲戚面前替我圆场。” 　　

“蚁族”、“柜族”、“蜗婚族”、“裸婚族”、“剩女”等词已经成为大城市高压环境下的高频“特产”，尤其是“剩女”一词还有了“必剩客”、“斗战剩佛”、“齐天大剩”等衍生名词，令人哭笑不得。“在家乡都是我挑别人，怎么到了这儿就成被剩下了呢？”不少“剩女”抱怨。 　　

党报称京沪等地城市病暴发 离宜居已越来越远　　

2010-11-25 08:07 人民网 我说两句(加入讨论) 　　

人民网11月25日讯 　　

“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 　　

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①“城市病”集中暴发，离“宜居”越来越远 　　

为了避开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文波每天6点就要出门，赶往位于东三环的公司上班。“其实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如果7点开车出门，正好赶上早高峰，肯定会迟到。”刘文波告诉记者。除了要早出门外，为了避开晚高峰，刘文波几乎每天都“主动”加班，20点才下班回家。“实在不想把时间都‘堵’在路上。”他说。据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 　　

刘文波老家在河南，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2008年10月在北京结婚。“由于准备马上要小孩，就想起码也要买个两居。虽然当时北京房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四环以内的房价我还是承受不了。想来想去，也只能在大兴这样的地方买房了。” 　　

令刘文波发愁的，远不止每天要“早出晚归”。“好的商场、医院、娱乐休闲设施都集中在市中心，平时动不动就要往城里跑。”现在他正为儿子上幼儿园发愁，京城“入园难”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 　　　　

城市的好处毋庸置疑。一方面，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城市病”随之而来。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产物。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边中小城镇功能很不健全，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来看，特大城市有许多优势，也正因如此，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中国科学院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张文忠说。 　　

“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 　　

罗亚蒙介绍说，宜居的标准有很多，但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城市是否宜居，有一条“红线”：环境承载力。“在人类活动强度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之前，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类活动强度超过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之后，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的宜居性越低。”罗亚蒙说。他认为，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人类活动强度均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导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诸多“城市病”，离“宜居”越来越远。 　　

②“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应尽早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几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来排队，一开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几次病就理解了。”廖嘉明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两趟才挂上号，前不久去治感冒，挂上号了还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轮到自己就诊。据了解，由于大批外来人员涌入深圳，深圳市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1269万计算，该市每千人拥有床位数1.66张，低于全国同期3.20张的水平，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64人，仅与全国平均水平（1.62人）持平，这两项指标都排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区香炉营的杜奶奶最近正在为修拉链郁闷。原来前几天杜奶奶夹克上的拉链坏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场的裁缝都只给自家卖的裤子改裤脚，谁也不接这种小活。“周围大商场一个挨一个，怎么就找不见换拉链的地方呢？”最后经过邻居指点，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个换拉链的小商店。“换一条拉链要20元钱，这要在老家，街边的裁缝店只收2元钱。”杜奶奶很郁闷。 　　

相对于其他地区，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很优越，为什么反倒会出现这么多不方便呢？ 　　

张文忠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的过快增加消化了基础设施发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据测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长了一倍，客运量却翻了两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学导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低于纽约、东京，但堵车现象却比它们严重得多。“在服务设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场，城市是一个多阶层群体共同维护的系统，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不同群体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张文忠强调。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广大市民对城市基础设施便利度和舒适度的迫切要求。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随着城市居民对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发展应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罗亚蒙说。 　　

罗亚蒙主张，国家应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他说，即便按7亿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标准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用地和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要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利用，也能满足未来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提升城市化质量方面迈开脚步。11月20日，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在“首都第十七届建筑设计方案汇报展”上的展示，地铁6号线和10号线将在呼家楼站实现“平层换乘”，CBD核心区一期近10栋高层建筑将采用空中连廊串联，并共享地下车库。“希望地铁的路线和换乘设计能不断改进，也希望地面堵车现象有所缓解，让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丽珠长期以来饱受“换乘之苦”，她对此非常期盼。 　　

③改变城市发展“指挥棒”，专家建议，不妨设置“婴儿车指数” 　　

什么样的城市算宜居？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司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这个标准只是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因此，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备约束力。”该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罗亚蒙对记者说。他认为，由于缺乏此类城市化质量评价标准的约束，“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理想和现实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源承载力与‘唯GDP论’的冲突。”他介绍，长期以来，GDP是我国评价考核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考核城市管理者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唯GDP论”直接导致城市发展走上规模扩张之路。 　　

常年关注区域经济地理发展的张文忠教授认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和关键。他介绍，总结国际许多特大型城市规划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城市规划应当完善周边区域功能，尽量减少职住分离现象，减少“钟摆式”通勤；城市规划应当疏散主城区功能，尽量减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区的高度集中；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促进高品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要把城市作为一个系统来管理。不能头痛医头，就事论事，要通盘考虑城市发展、功能布局。”张文忠说。 　　

目前，一种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正在一些城市兴起。在广州附近的清远市，新成立的城市综合管理局承担了过去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照明、城市桥梁、城市道路及其配套设施、市容市貌综合管理和城市监察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城市管理重心前移，在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社会教育等环节化解矛盾。 　　

“城市规划缺乏严肃性和稳定性，许多城市往往是一任领导一个规划，也是导致城市管理混乱、‘城市病’加剧的原因之一。”张文忠认为。他主张，我国有明确的“城乡规划法”，必须强化它的法律严肃性，不能随着领导的更换，而改变规划；规划的出台也要吸收公众参与，广泛征求各方和各阶层的意见。 　　

区域不平等的文化基因对“城市病”的形成也发挥着一定作用，罗亚蒙分析道。刘文波这个在北京工作的外地青年的经历印证了他的观点。“每次回家，亲戚朋友都把你当做贵宾，父母也觉得很有面子，大家不是因为你挣了多少钱，只是认为能混到北京就很了不起。”刘文波说，“与在老家焦作工作的同学相比，我的房子比他小、房贷比他贵、工作压力比他大，但大家就是认为在北京比在焦作好。”“这种心态就是区域不平等的文化在作祟。”罗亚蒙分析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特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 　　

罗亚蒙认为，要防治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宣传区域平等的理念，尽可能避免区域不平等理念在法律、法规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中作祟，对于防治“城市病”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许多专家探讨了城市宜居的问题。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的一个看法格外引人关注，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其后边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无障碍、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空气是否足够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闲的时间和空间。 　　

中国的城市还在不断长大，长大了的城市街头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闲地推着婴儿车？热爱城市的人们在期盼。 　　

(本文来源：人民网 )　　

资源过度集中是“城市病”症结　　

2010-10-09 10:42 华西都市报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京沪广深等大城市居民的生活。种种现象，不过为表征，它的真正名字为“城市病”，是由于人口过于向 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10月8日　《中国青年报》）　　

大城市的不幸福，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位同学就成了先知先觉者。毕业那 年，她原本打算留在北京。实习期，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她就从宿舍出发，辗转两次公车，路上行程将近两个小时去上班。一天工作结束，当她返回宿舍，已经是星星点灯。吃饭洗漱完毕，几乎没有个人闲暇，就必须入睡，因为第二天必须得早起上路。如此往复两个月下来，她只剩下一个执着的念头，离开北京，回到那个二 线城市的老家。　　

同学有二线城市可回，她后来的发展也还不错。但那些只能向城市　　

寻求未来的年轻人呢？国庆长假，我回了 趟老家，偌大一个村庄，秋收时节，寻得见的年轻男劳力却少于以往，年轻的孩子们都外出打工了。他们涌向大城市的劳务市场，工地、厂房。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城市和乡村已成两个日益悬殊的世界，他们是这个时代所谓农民工输出和转移的庞大分母中的一个罢了。　　

渴望发展的年轻人都在纷纷涌入大 城市。和劳动力一起涌入大城市的，还有资金、技术、政策、资源。以及这种种要素混合产生化学反应生成的所谓“发展机会”、“居民福利”。这二者都和个人的 未来幸福相关，怎不令人趋之若鹜？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让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一线大城市，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些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大城市，当人口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居民又开始抱怨人口的过度拥挤带来的生活质量问题：堵车、买房、看病……但即便要忍受种种生活的不适、即便前一阵　　

“逃离北上广”叫得很响，涌入一线城市，却依旧是年轻人的主流选择。　　

只有一线城市——因为集中 了全国几乎所有优势资源——才是最有可能孵化年轻人梦想的所在。与个人事业发展相比，与作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相 比，交通堵不堵、房价高不高，这些生活成本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并不能削减大家对大城市的涌入热情。从这个角度看，那个颇能引发同感的“生活在大城市还 有多少幸福感”之类的讨论，无论如何都难掩其中的矫情。　　

“我国将进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未来存在诸种社会问题的大城市确实令人望而却 步。要预防可能到来的城市病，除了专家给出的城市应有长远规划、城市生活功能概念必须突出等意见外，必须看到，城市间、城乡间发展不均衡、资源投入不平等的事实，才是造成城市病的最大缘由。解决城市病问题，也只能追根溯源从这里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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