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没人搭理也发光
文章围绕‘没人搭理也发光’主题，结合短诗与打工者故事，展现个体在困境中坚持梦想与自我价值。内容涵盖文学欣赏与社会现实，传递正能量与文化力量。
没人搭理也发光
马望野
==============
两首短诗和一篇短文，让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很可能是因为自个儿心中早就埋藏着此等情怀？我以为，这大概也不独我是这样的，会有很多的人们都会和我一样，欣赏这种思绪的流露和文采的表达。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些诗文吧！
【1】
++++++
四句偈
周梦蝶
+++++++
一只萤火虫，将世界
从黑海里捞起——
只要眼前有萤火虫半只，我你
就没有痛哭和自缢的权利
（《北京晚报》2013/06/22：《周梦蝶的诗》）
【2】
++++++++++++
我是一株麦穗
鞠林强
+++++++++++++++
鞠林强
+++++++++++++++
我以站立的姿势奔跑
任狂风呼啸
任雨水淋浇
累了
便斜倚着在田野中思考
天色晴好
我随口哼唱希望的歌谣
很想一直唱到老
其实
很羡慕枝头上那只美丽的小鸟
在兄弟姐妹中间我很渺小
但我依然骄傲
多么美妙
心里
充盈着成熟的渴望如烟缭绕
不必嘲笑
我的要求其实很少
去除浮躁
梦里
一次次飞到天涯海角
虽然没有脚
但我有如花美貌
你不寻找
也会
想我念我没完没了
任尘世纷扰
任时光飘摇
我吹着口哨
扑进
大地的怀抱
（《人民日报》2013/06/19）
【3】
++++++++++++++++++++++++++++++++++++++++
·100个人的中国梦·传递基层正能量·
创立打工者博物馆，5年来已有2.5万人参观
孙恒：把打工文化写入历史
本报记者 魏 薇摄影报道
++++++++++++++++++++++++++++++++++++++++
让新工人在城市安居
让新工人的子女享受同等教育
孙恒
38岁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创始人
300余平方米、2000余件展品，博物馆真实记录了打工者生存状态。开馆5年来，已接待2·5万名参观者。
照片说明——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口。
“15分钟距离”摄影作品展出。
展馆一角。
“生活不容易，当我们把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建设起来，但却没有我们的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更多的是为生存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一位打工者写下自己的心声。
2008年，孙恒和他的朋友共同创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并不只是想展示苦难，而是想要改变。真实地记录历史是第一步。”在孙恒看来，小小的博物馆远远不能承载反映2.63亿打工群体生活的重任，“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尽了最大努力。”
打工者也该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皮村。这是一个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本地居民1000余人，外来打工人员超过1万人。一块匾，一个木门，300余平方米的展厅，2000余件展品，构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全部。
创始人孙恒今年38岁，是河南小伙儿。2002年，他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新工人艺术团”，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为工人义务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就在此时萌芽。
孙恒讲了一个关于彪哥的故事。那时孙恒离开家，背着一把吉他在全国卖唱，经常会在工地给端着饭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写的歌。彪哥是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从来都不爱说话。“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用这双手养活一大家人。他以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变，但是社会却依然瞧不起他们。”
彪哥是孙恒流浪时遇到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影响了孙恒很多。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身边的劳动者。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街桥梁，但背后却是像彪哥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创造了历史，却被人忽略。”孙恒认为，如今科技如此发达，打工者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2008年，在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他和工友们将原本是琉璃瓦厂房的5间屋子租下来修葺整理好，并通过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馆的首批500余件展品。工友们更是支持这个想法。北京昌平一个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报纸上关于博物馆征集物品的报道后立即开会，推选出3个工友，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皮村，送来了一大包暂住证、工装、工具等物品。一名山东籍女工也送来了家书、打工时的照片以及一辆摊煎饼的三轮车。
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幸福
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内部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等全部来自全国各地工友们的捐赠。其中，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几十个暂住证最为引人注意，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在其中。当时，他已经辞去了河南老家音乐老师的工作，在全国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到北京闯荡两年多了。“有暂住证的时候感觉没有安全感。现在，虽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还是需要暂住证。”
孙恒已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和众多工友们一样，每年仍需去办理暂住证。
除了暂住证，工伤断指的X光片、工资欠条等，馆内还展出了在深圳工业区打工的工友集体完成的名为“15分钟距离”的摄影作品。在展览介绍中写道：“从他们居住的工业区到商业街，步行只需要15分钟，但这15分钟的距离，却标示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自从2008年5月1日对外开放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每年接待5000余名参观者。在这5年的时间里，展品有所增加，留言簿也写满了一本又一本。
孙恒的同事郝志喜现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运行。除了每天打扫卫生外，他还负责给前来参观的学生、工友等讲解各个展厅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来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参观者却感觉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为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由于皮村面临拆迁，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把博物馆放到网上，“这样的话，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馆还在。”
打工博物馆对面的简陋院子里，住着孙恒和同事们。每月2000余元的收入、没车没房，但他们觉得生活得充实快乐。“什么才是幸福的标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问及孙恒的梦想，他弹着吉他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简单优美的旋律，却唱出了随迁子女们的心声。“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他说，自己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新工人的子女能够享受同等教育，让新工人能够在城市安心住下来。孙恒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虽然我们的户籍在农村，但是已经来到了城市，不再靠土地生存。‘新工人’这个叫法主体性更强，也更有尊严。”
（《人民日报》2013/06/19）
——马氏子曰：
记得，鲁迅夫子很看重泥土。他说过；“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坟*未有天才之前》）他还曾借此来称赞早逝青年作家韦素园，说，“是的，但素园却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绝不会将他置之度外。”（《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深切地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以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坟*未有天才之前》）从在中学开始读到鲁迅先生著作之后，我就认同鲁迅先生的教导。没有泥土，就没有花草；没有泥土，就没有粮食；没有泥土，就没有房屋。。。。。。没有泥土，就没有一切。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泥土。没有我们，也就没有社会，没有世界。。。。。。更没有天才。别人可以看不起你，你不可以看不起自己。只有将军，没有士兵打不了胜仗：全是将军，也打不了胜仗；而没有将军，也不一定打不了胜仗；将军是会从士兵中生长出来的。只有船长，没有水手不能远航；全是船长，也不能远航；而没有船长，也不一定不能远航；船长是会从水手中生长出来的。士兵和水手就是泥土。看不起泥土的要被泥土埋葬，看得起泥土的才能在泥土里生长。所以，要尊重萤火虫，要尊重麦穗，要尊重打工仔。。。。。。因为你就是萤火虫，你就是麦穗，你就是打工仔。。。。。。这不是绕口令，这是颂歌，对泥土的颂歌！啊，我们没人理会也会发光！
（2013/10/29）
旁及其他——
【A】
++++++++++++++
不要轻视小人物
陶 琦
++++++++++++++
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因没有名气、缺乏财富、不具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往往会遭到怠慢和轻视。但是，小人物被轻贱后所引发的愤怒，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能量、造成的后果，有时也是极为惊人的。
南北朝的士人，入仕获授的品级，是根据出身门第的高下而定。缙绅之家的子弟因享有充分的特权，也更容易获得官职和权力，并由此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豪门，堵塞了向上的通道，使得寒士的仕进之路变得狭窄。梁武帝时，交趾有个书生名为并韶，是个自尊心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自负所学和才华能为朝廷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千里迢迢赴吏部应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接待了他，一试，其人果然辞藻优美，文才甚高。但是，蔡撙一翻开名簿，发现之前从无姓“并”的人进入过上层士族，按照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是无法授予他显贵之职的。考虑到并韶是从边远地区来的士子，蔡撙出于照顾性质，就安排他去做了一个看守广阳门的小吏。
当时，一般人对于这种门阀制度的歧视，最多也就是私下里写几篇诗文发发牢骚，表达一下心中的不满而已。可是，并韶却是个死脑筋，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却因为出身低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遂深以为耻。一怒之下，并韶回到家乡游说乡党朋友，共谋起事，决心与轻视怠慢贤人才士的朝廷抗争。由于朝廷在南疆的驻军有限，加上交趾又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最后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事发之前，在蔡撙这样的高官眼里，并韶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翻不了多大的浪来，所以才视之蔑如，根本就不将他放在眼里。结果，并韶用自己的方式，给轻视贤才的蔡撙添了一把堵。
不论古今，管理都是一门艺术。聪明的管理者会充分发挥下属的潜力和才能，并不因为对方的身份高低及拥有的社会资源多寡，影响到自己的判断与用人。因为懂得尊重与相互包容，才是合作成功的基础。
（《北京青年报》2013/10/29）
【B】
++++++++++++++
·青年观·
小追求见大格局
赵婀娜
++++++++++++++
最近遇到了几个“有意思”的青年人：
小A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放弃了去国外大学一边深造一边做助教的机会，选择到甘肃兰州某单位做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有人不解，问她为什么不作更高的追求？
小B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后，没有去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而是选择去天津开发区某社区居委会做一名社区工作者。家人很生气，也质问她为什么不作更高的追求？
小C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后，他拒绝了一些重点中学的邀请，去了一所培智学校当老师，身边的朋友不理解，问他为什么甘于在特殊教育行业，而没有作更高的追求？
“更高的追求”，听起来再熟悉不过的一句期望和叮嘱。似乎从刚刚懂事起，我们就被教导要志存高远，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更高的追求。可是，到底什么是更高的追求，却从未有人给过我们一个统一的答案。
进大企业、大机关就是更高的追求吗？去名牌学校、名牌机构就是更高的追求吗？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知名度、更丰厚的物质待遇就是更高的追求吗？小单位、小地方、小职位就一定不是更高的追求吗？
或许一个寓言会带来启发。
一个过路人问三个正在凿石的石匠正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回答说：“我在挣钱过日子。”第二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做最好的凿石工作。”第三个石匠仰起头来，眼中充满光芒：“我在建筑一座大教堂。”
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解读，解读的境界和角度，取决于解读者的胸怀与格局。
对于小A来说，她的追求不是国外大学的高薪和外人羡慕的眼光，而是到她最被需要的地方，到可以学以致用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对于小B来说，她的追求不是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是投身到社区工作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稳定，需要较强科学性、我们同发达国家又有着较大差距的新兴领域中，释放自己的智慧与激情；对于小C，他的追求也应该被深深赞许，投身于特殊教育，在始终伴随人类存在的残疾和缺陷中，反思人类的和谐共生，从生命本原去思考教育的真谛。
这3位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有着共同的特点，小小的追求，却有着大大的格局。
如何能够具备大格局？首先，要坚守信仰与精神的独立，要在自己的理想中，为“小我”之外的“大我”留下空间，在内心深处坚守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无关金钱、权力和地位，但关乎思想、精神和道德。
具备大格局，还要拥有告别“精神苍白”的自觉。诚然，尽管当下还有着诸多不完美，还有着物欲充斥的世风，但如果年轻人能够做到不忘初衷，不让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成为自己随波逐流的借口和悲观沉沦的理由，以积极的心态守护理想，依然可以成就自我、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幸福。
19世纪中叶，哈佛大学时任校长曾提出这样的思考：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报这所学校？是选择自己更好的生活，还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150年过去了，这个发问仍然可以拷问当下。这位校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学校的纪念碑上，镌刻下选择后者的毕业生的名字。15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作出了这样的人生抉择。
（《人民日报》2013/10/29）
没人搭理也发光
马望野
==============
两首短诗和一篇短文，让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很可能是因为自个儿心中早就埋藏着此等情怀？我以为，这大概也不独我是这样的，会有很多的人们都会和我一样，欣赏这种思绪的流露和文采的表达。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些诗文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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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偈
周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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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萤火虫，将世界
从黑海里捞起——
只要眼前有萤火虫半只，我你
就没有痛哭和自缢的权利
（《北京晚报》2013/06/22：《周梦蝶的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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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株麦穗
鞠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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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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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站立的姿势奔跑
任狂风呼啸
任雨水淋浇
累了
便斜倚着在田野中思考
天色晴好
我随口哼唱希望的歌谣
很想一直唱到老
其实
很羡慕枝头上那只美丽的小鸟
在兄弟姐妹中间我很渺小
但我依然骄傲
多么美妙
心里
充盈着成熟的渴望如烟缭绕
不必嘲笑
我的要求其实很少
去除浮躁
梦里
一次次飞到天涯海角
虽然没有脚
但我有如花美貌
你不寻找
也会
想我念我没完没了
任尘世纷扰
任时光飘摇
我吹着口哨
扑进
大地的怀抱
（《人民日报》2013/06/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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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人的中国梦·传递基层正能量·
创立打工者博物馆，5年来已有2.5万人参观
孙恒：把打工文化写入历史
本报记者 魏 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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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工人在城市安居
让新工人的子女享受同等教育
孙恒
38岁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创始人
300余平方米、2000余件展品，博物馆真实记录了打工者生存状态。开馆5年来，已接待2·5万名参观者。
照片说明——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口。
“15分钟距离”摄影作品展出。
展馆一角。
“生活不容易，当我们把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建设起来，但却没有我们的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更多的是为生存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一位打工者写下自己的心声。
2008年，孙恒和他的朋友共同创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并不只是想展示苦难，而是想要改变。真实地记录历史是第一步。”在孙恒看来，小小的博物馆远远不能承载反映2.63亿打工群体生活的重任，“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尽了最大努力。”
打工者也该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皮村。这是一个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本地居民1000余人，外来打工人员超过1万人。一块匾，一个木门，300余平方米的展厅，2000余件展品，构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全部。
创始人孙恒今年38岁，是河南小伙儿。2002年，他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新工人艺术团”，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为工人义务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就在此时萌芽。
孙恒讲了一个关于彪哥的故事。那时孙恒离开家，背着一把吉他在全国卖唱，经常会在工地给端着饭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写的歌。彪哥是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从来都不爱说话。“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用这双手养活一大家人。他以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变，但是社会却依然瞧不起他们。”
彪哥是孙恒流浪时遇到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影响了孙恒很多。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身边的劳动者。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街桥梁，但背后却是像彪哥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创造了历史，却被人忽略。”孙恒认为，如今科技如此发达，打工者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2008年，在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他和工友们将原本是琉璃瓦厂房的5间屋子租下来修葺整理好，并通过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馆的首批500余件展品。工友们更是支持这个想法。北京昌平一个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报纸上关于博物馆征集物品的报道后立即开会，推选出3个工友，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皮村，送来了一大包暂住证、工装、工具等物品。一名山东籍女工也送来了家书、打工时的照片以及一辆摊煎饼的三轮车。
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幸福
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内部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等全部来自全国各地工友们的捐赠。其中，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几十个暂住证最为引人注意，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在其中。当时，他已经辞去了河南老家音乐老师的工作，在全国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到北京闯荡两年多了。“有暂住证的时候感觉没有安全感。现在，虽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还是需要暂住证。”
孙恒已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和众多工友们一样，每年仍需去办理暂住证。
除了暂住证，工伤断指的X光片、工资欠条等，馆内还展出了在深圳工业区打工的工友集体完成的名为“15分钟距离”的摄影作品。在展览介绍中写道：“从他们居住的工业区到商业街，步行只需要15分钟，但这15分钟的距离，却标示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自从2008年5月1日对外开放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每年接待5000余名参观者。在这5年的时间里，展品有所增加，留言簿也写满了一本又一本。
孙恒的同事郝志喜现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运行。除了每天打扫卫生外，他还负责给前来参观的学生、工友等讲解各个展厅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来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参观者却感觉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为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由于皮村面临拆迁，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把博物馆放到网上，“这样的话，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馆还在。”
打工博物馆对面的简陋院子里，住着孙恒和同事们。每月2000余元的收入、没车没房，但他们觉得生活得充实快乐。“什么才是幸福的标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问及孙恒的梦想，他弹着吉他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简单优美的旋律，却唱出了随迁子女们的心声。“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他说，自己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新工人的子女能够享受同等教育，让新工人能够在城市安心住下来。孙恒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虽然我们的户籍在农村，但是已经来到了城市，不再靠土地生存。‘新工人’这个叫法主体性更强，也更有尊严。”
（《人民日报》2013/06/19）
——马氏子曰：
记得，鲁迅夫子很看重泥土。他说过；“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坟*未有天才之前》）他还曾借此来称赞早逝青年作家韦素园，说，“是的，但素园却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绝不会将他置之度外。”（《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深切地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以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坟*未有天才之前》）从在中学开始读到鲁迅先生著作之后，我就认同鲁迅先生的教导。没有泥土，就没有花草；没有泥土，就没有粮食；没有泥土，就没有房屋。。。。。。没有泥土，就没有一切。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泥土。没有我们，也就没有社会，没有世界。。。。。。更没有天才。别人可以看不起你，你不可以看不起自己。只有将军，没有士兵打不了胜仗：全是将军，也打不了胜仗；而没有将军，也不一定打不了胜仗；将军是会从士兵中生长出来的。只有船长，没有水手不能远航；全是船长，也不能远航；而没有船长，也不一定不能远航；船长是会从水手中生长出来的。士兵和水手就是泥土。看不起泥土的要被泥土埋葬，看得起泥土的才能在泥土里生长。所以，要尊重萤火虫，要尊重麦穗，要尊重打工仔。。。。。。因为你就是萤火虫，你就是麦穗，你就是打工仔。。。。。。这不是绕口令，这是颂歌，对泥土的颂歌！啊，我们没人理会也会发光！
（2013/10/29）
旁及其他——
【A】
++++++++++++++
不要轻视小人物
陶 琦
++++++++++++++
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因没有名气、缺乏财富、不具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往往会遭到怠慢和轻视。但是，小人物被轻贱后所引发的愤怒，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能量、造成的后果，有时也是极为惊人的。
南北朝的士人，入仕获授的品级，是根据出身门第的高下而定。缙绅之家的子弟因享有充分的特权，也更容易获得官职和权力，并由此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豪门，堵塞了向上的通道，使得寒士的仕进之路变得狭窄。梁武帝时，交趾有个书生名为并韶，是个自尊心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自负所学和才华能为朝廷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千里迢迢赴吏部应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接待了他，一试，其人果然辞藻优美，文才甚高。但是，蔡撙一翻开名簿，发现之前从无姓“并”的人进入过上层士族，按照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是无法授予他显贵之职的。考虑到并韶是从边远地区来的士子，蔡撙出于照顾性质，就安排他去做了一个看守广阳门的小吏。
当时，一般人对于这种门阀制度的歧视，最多也就是私下里写几篇诗文发发牢骚，表达一下心中的不满而已。可是，并韶却是个死脑筋，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却因为出身低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遂深以为耻。一怒之下，并韶回到家乡游说乡党朋友，共谋起事，决心与轻视怠慢贤人才士的朝廷抗争。由于朝廷在南疆的驻军有限，加上交趾又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最后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事发之前，在蔡撙这样的高官眼里，并韶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翻不了多大的浪来，所以才视之蔑如，根本就不将他放在眼里。结果，并韶用自己的方式，给轻视贤才的蔡撙添了一把堵。
不论古今，管理都是一门艺术。聪明的管理者会充分发挥下属的潜力和才能，并不因为对方的身份高低及拥有的社会资源多寡，影响到自己的判断与用人。因为懂得尊重与相互包容，才是合作成功的基础。
（《北京青年报》2013/10/2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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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观·
小追求见大格局
赵婀娜
++++++++++++++
最近遇到了几个“有意思”的青年人：
小A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放弃了去国外大学一边深造一边做助教的机会，选择到甘肃兰州某单位做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有人不解，问她为什么不作更高的追求？
小B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后，没有去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而是选择去天津开发区某社区居委会做一名社区工作者。家人很生气，也质问她为什么不作更高的追求？
小C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后，他拒绝了一些重点中学的邀请，去了一所培智学校当老师，身边的朋友不理解，问他为什么甘于在特殊教育行业，而没有作更高的追求？
“更高的追求”，听起来再熟悉不过的一句期望和叮嘱。似乎从刚刚懂事起，我们就被教导要志存高远，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更高的追求。可是，到底什么是更高的追求，却从未有人给过我们一个统一的答案。
进大企业、大机关就是更高的追求吗？去名牌学校、名牌机构就是更高的追求吗？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知名度、更丰厚的物质待遇就是更高的追求吗？小单位、小地方、小职位就一定不是更高的追求吗？
或许一个寓言会带来启发。
一个过路人问三个正在凿石的石匠正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回答说：“我在挣钱过日子。”第二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做最好的凿石工作。”第三个石匠仰起头来，眼中充满光芒：“我在建筑一座大教堂。”
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解读，解读的境界和角度，取决于解读者的胸怀与格局。
对于小A来说，她的追求不是国外大学的高薪和外人羡慕的眼光，而是到她最被需要的地方，到可以学以致用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对于小B来说，她的追求不是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是投身到社区工作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稳定，需要较强科学性、我们同发达国家又有着较大差距的新兴领域中，释放自己的智慧与激情；对于小C，他的追求也应该被深深赞许，投身于特殊教育，在始终伴随人类存在的残疾和缺陷中，反思人类的和谐共生，从生命本原去思考教育的真谛。
这3位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有着共同的特点，小小的追求，却有着大大的格局。
如何能够具备大格局？首先，要坚守信仰与精神的独立，要在自己的理想中，为“小我”之外的“大我”留下空间，在内心深处坚守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无关金钱、权力和地位，但关乎思想、精神和道德。
具备大格局，还要拥有告别“精神苍白”的自觉。诚然，尽管当下还有着诸多不完美，还有着物欲充斥的世风，但如果年轻人能够做到不忘初衷，不让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成为自己随波逐流的借口和悲观沉沦的理由，以积极的心态守护理想，依然可以成就自我、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幸福。
19世纪中叶，哈佛大学时任校长曾提出这样的思考：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报这所学校？是选择自己更好的生活，还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150年过去了，这个发问仍然可以拷问当下。这位校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学校的纪念碑上，镌刻下选择后者的毕业生的名字。15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作出了这样的人生抉择。
（《人民日报》20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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