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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错误”还不如不提

火烧 2005-12-04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文章讨论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否应被提及,主张对领导人应有公平待遇,不应对毛泽东特别强调错误,同时批评对文革的片面评价,强调革命与人道主义灾难的普遍性。

数学:建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还不如不提
 

  中共中央新出的书《毛泽东传》,其中也念念不忘地提到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作者也认为,和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相比,错误是很少的,微不足道的,是贡献远远大于错误。这个观点我倒是同意。
  
  但是,既然如此,我就建议今后还不如别念念不忘地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公平待遇”的问题。
  
  我们现在相信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但做出的贡献远大于错误。那么当然地相信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四代以及今后的各代领导核心,都是人而不是神,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那么,做为一个公平的待遇。我的观点是这样,如果一谈到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文章,就念念不忘提一下毛泽东的和他的贡献相比是非常小的晚年错误,那么作为公平待遇,作为一种传统,在提我党的任何领导人,任何领导核心的时候,都应当念念不忘地提一提他所犯下的早年或者晚年的错误,当然,不妨认为贡献远大于错误。
  
  既然我们不应当对毛泽东这个人有“造神”的态度,则对任何中央领导人就都不应当有造神的态度。
  
  否则的话,一提到其它的领导人,就闭口不提他们的错误,而一提到毛泽东,就念念不忘“晚年错误”,这不是一种公平的做法,似乎毛泽东不是神而其它领导人就都是神了。
  
  或者,如果基于中国的传统,“为尊者讳”,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领导人,通常不在媒体有批评的态度,并不提这些领导人的“错误”,则也就应当不提毛泽东的什么“晚年错误”。
  
  总之,对国家的任何领导人,在这种舆论宣传上,也是应当有一个“公平待遇”的问题,也应当建立一个传统,要么都提,要么都不提,而不应当一谈到毛泽东就提,一谈到其它领导人就不提,好象其它领导人都是神仙。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算是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定了一个调调。那么,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么所有的舆论一律,谁也不允许违反这个调调,包括往“左”的方向违反和往右的方向违反。要么,如果允许往某一个方向违反,也就要允许往另一个方向违反。
  
  往右的方向违反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认为文革不仅仅是晚年错误,而是更严重,甚至将那个时候的社会描得更黑,象海外民运所描述的所谓“至西周以来最黑暗”。往左的方向违反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就是认为文革搞得好,搞得应当,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错误。
  
  因此,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中央政府不允许往左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言论存在,也就必须不允许往右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言论存在。或者,如果允许往右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言论自由”的存在,则也就应当允许往左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言论自由”的存在。
  
  而我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掌控,也是不公平的,即实际上暗中允许了人夸大了毛泽东的错误,却不允许有另外的人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
  
  是的,我认为对所谓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应当有一个辩护权利的。我在这一点上倒是十分赞成西方的传统,即不管什么样的罪犯,甚至是纳粹战犯,都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那么,既然罪犯都有受到辩护的权利,凭什么“晚年错误”就不允许有任何的辩护呢?
  
  比如说一个到处招摇的所谓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今年就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媒体,包括电视台上,大讲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那么,他的讲法已经向右边偏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了。
  
  但是,我认为李锐的说法在逻辑上其实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先说文革为什么有罪?无非是说造成了社会动乱,造成了一些人道主义灾难,比如多少多少人冤死了,等等。那么,既然如此,“革命”为什么反倒是有功的呢?如果是彻底的反革命,反而认为毛泽东革命有罪建设有罪文革更有罪逻辑上反而倒一致一些。
  
  比如这个土地革命,斗地主,夺土地,与国民党进行解放战争,难道就没有“人道主义灾难”么?如果李锐真的认为“革命有功”,就不提革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什么文革反而倒“有罪”了呢?
  
  我早已经说过,用人道主义来批判革命,是永远百战百胜的,但毫无意义。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的革命或者“革命”,是没有人道主义灾难的。就说印度的甘地搞的非暴力革命,前前后后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多少?到最后甘地本人都被政治反对派给暗杀了。而近十几年来所谓的苏联解体的“革命”,印尼的“革命”,菲律宾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哪个革命的灾难要比中国的文革少了?照我看大十倍不止。
  
  不要说革命,就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难道还少吗?忘了有多少妇女被拐卖,多少人得了艾滋病,多少人吸毒丧生,多少人被资本家关在工厂车间里被大火烧死,多少人被活埋在矿井下,多少人在鞭炮厂的爆炸声中丧生?
  
  因此,既然人道主义灾难本来就是一个社会进步所避免不了的,念念不忘用人道主义去批评任何变革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李锐真的从内心里就相信“革命有功”,即把那些恶霸地主枪毙了是应当的,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是应当的,又怎么能够推导出“文革有罪”呢?无非是说革命革到革命者头了了。可是,革命凭什么就不能够革到革命者头上呢?
  
  任何的革命,如果不想成为一个简单的农民起义,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等体系的彻底地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必然的道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革命对象,而并不只是被推翻的阶级是革命对象。一个旧社会的文化基因并不只是存在于剥削阶级头脑中,而是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因此,有一个翻天覆地式的文化上的大革命,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这一点讲,我以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是大手笔。至于人道主义灾难嘛,什么时代会没有过?我也希望能够有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总是象乌托邦一样没有人道主义灾难,可是有这样的地方吗?就说九一一事件以来世界上不到处都是人道主义灾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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