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国企低效论”

质疑“国企低效论”

    

    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关系到国企改革的取向和命运。近年来在一些人中流行着一种“国企低效”的“实证研究”，即特意选择某一段时间、某几个地区和某些个案（如格林柯尔），取出自己所需要的数据，用其特定的数学模型，引出“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得到的效率最高”，“最佳的改革方案之一是股权向经营者集中” 的结论。这涉及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要使统计数据“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的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出个别的事实”。（《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5页）要避免以偏概全的倾向应当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以涵盖全局和时间较长的数据作为基础，然后才可得出国企效率的正确结论，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略。

                        应当怎样全面系统地分析国企效率？

    所谓效率，不能仅局限于几个指标而是综合的经济效益。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为生产力标准（列宁称之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邓小平提出“二个有利于”的标准。应当怎样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标准呢？邓小平特意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 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重要定语，就是必须从整体上、从生产方式的联系上把握这个标准，而不能使之片面化、孤立化、绝对化。第一，不能仅看一时的经济效益（如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段），还要看长期的效益，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后劲。有的学者仅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企效率为证，是十分片面的。第二，不能仅看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全局的影响，包括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第三，不能仅讲某一时段的效益，还要看大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效益。第四，不能仅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生态效益和社会效果。
    下面看看国有经济的优劣所在。诚然，由于过去长期僵化体制的束缚，国有企业确实存在诸多弊端，如机制不灵活、吃大锅饭、端铁饭碗、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等。不过，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潜在的优势更加强劲，新增的优势又明显凸现，其中最重要的是质量优势。
    （一）用历史观点全面看待国有企业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它在前29年为我国奠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它在后27年中支付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本，对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擎天柱的作用。现在经营性资产约14万亿元（包括金融资产），约占社会资产存量总额的70%。在国家税收中国企的贡献占2／3以上，保证了对各项改革和社会稳定的成本支出。它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占70%以上，直到2004年还占57.5%，在扩大内需中起了支柱作用。现在实行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最主要的也是靠国有企业的贡献。
    （二）用动态观点系统地认识国有企业的活力。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可以下表为证：
                        表1 中国国有企业近5年的绩效
1998 2003 增减 速度/年
数量（万户） 23.8 15 -63% -
利润（亿元） 213.7. 4951.2 23.2倍 85.9%
上缴税（亿元） - 8104.5 - -
世界500强（户） 3 15 5倍 -
资产（万亿） 14.9 19.7 1.32 5.8%
净资产（万亿） 5.2 8.36 1.61 10.1%
    资料来源：国资委：《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革》，《人民日报》2004年9月29日
    这表明，国企的户数虽然减少了37%，但利润和净资产分别增加了23.2倍和1.61倍，每年分别以85.9%和10.1%的高速度递增。
    再看改革中的国有中小企业。
                      表2 中国国有中小企业近8年的效益
1995 2003 增减 速度/年
数量(万户) 24.5 14.7 -40% -10.8%
利润(亿元) 22.8 1968.2 86.3倍 89%

    资料来源：国资委：《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革》，《民日报》2004年9月29日
    8年的事实证明，由于国有中小企业是放活的重点，虽然数量减少了40%，利润却增加了86.3倍，每年以89%的高速递增。
    据财政部财务会计决算统计，2004年全国13.6万户国有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5%； 实现利润总额对68.8亿元，比上年增长54.5%，高于整个工业利润增长总水平。在对国家财政贡献方面，国有企业实际上交税金10086.l亿元，比上年增长 28.2%，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8.3%。在上述数据中，中央直管企业集团实现利润 4673.1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的 63.4%，税金4594.2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7.4%。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再创的历史最高水平，表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9.6％，较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经济日报》2005年6月 15日第一版）
    （三）用质量和数量统一的观点看待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全部产品中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对最优（优质率达90%以上）、信誉度最高、大多数消费者信得过、愿意买，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满足群众消费需要起到保证作用。对平抑物价，它是一个重要的稳定盘，在27年中出现过三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一次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但都能有效地控制住了，其中国有企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支柱和经济后盾。
    （四）从发展的后劲看国有企业。多数是大型企业，职工素质高，技术力量集中，技术设备先进，登记国家专利最多（约占国内企业的80%），一般都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科技含量高的产品70%左右出产于国有企业。
    （五）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上看。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45－50%，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同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相对说，它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所以，它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
    （六）从对增强综合国力的贡献看国有企业。它不但是国家财力（税收）的主要源泉，而且是战略性物资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有关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的产品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提供的。我们经常说没有强大的工业，便没有强大国防，实际上绝大部分依托的就是国有企业。
    平心而论，我国为什么能够27年保持着9.4%的年均速度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如果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宏观调控是软件，那么强大的国有经济则是最重要的硬件。没有硬件，任何软件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依托。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一方面在改革中实现自我完善，一方面又承担着整个国家改革的主要成本。可以设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在27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假如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那我们将是什么样子？比一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那些受新自由主义误导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转轨后的俄罗斯十几年的历史厄运，超过了苏德战争的损失，拉美的不少国家历经大动荡、大挫折，印度也经过了多年的徘徊，就连东南亚发展较快的国家也无法抵挡金融风暴的冲击。我们不妨用这些事实反思一下，就可以看出国有经济的强大支柱作用。如果放弃了国有经济，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基本优势。
    对于私营企业经济的优劣也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考察。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既包括坚定不移地壮大公有经济，也包括发展和提高私营经济。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私营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在就业方面相当显著（近50%），涌现了一大批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由于其机制灵活，在不少方面显现了高效益。今后我们还应继续发展非公有企业。与此同时，也要加以提高，加强监管和教育，在发挥它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不可忽视它的负面效应。因此，算总账，发展私营企业既产生了很大的正面效应，又付出了不少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自然成本。所以，不能把私营企业神圣化，盲目宣扬私有经济“高效率”，而应在鼓励发展的同时加强监督和引导。

                         提高国企效率的正确路径何在？

    如何搞活国有企业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了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实践昭示出了正确的出路。我对河南157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14年（1990－2004）的追踪调查，大体结果如下：
                 表3  对河南15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14年追踪
序号 企业状况 数量（户） 占% 其中大型企业（中） 原因
A 一直看好的 39 24.8 34 从管理入手,改革与管理结合紧密
B 近几年好转的 63 40.1 56 面对困境,从管理入手深化改革
C 仍处困境的 29 18.5 14 虽有改革动作,但仍疏于管理
D 基本垮掉的 26 16.6 8 管理混乱
# 其中改制与上市的 10 6.4 6 管理较差,如郑百文、春都集团

    这就告诉我们，单项改革（如产权）并非医治国企病症的唯一灵丹妙药，而深化配套改革与管理科学结合，才是搞活企业的关键。这个结论，连国外专家也有共识。如英国学者迪伦•萨瑟兰著文称：“近期针对中国大型企业产权问题所做的研究证明，对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成功改革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所有制改革本身。这项研究表明，转型经济中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不是要改变产权，而是要从头开始创建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创建起使这些企业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的体制基础。”（转引自《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18日第7版）
    从一些国有企业的兴衰史看，它们的生存、发展直到衰亡，都是作为一个生命整体运行的，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并非仅由单一的因素决定兴衰。经过专家和企业家座谈、研讨，各类因素的作用权重大体如下：
                        表4 国企兴亮的内外部因素权重估量
影响国企活力的整体因素：100
     外部因素：
         市场行情变化（弹性）：20—25
              政府作用与环境影响（弹性）：10—15
    内部因素：
        产权关系：10上下
          广义的管理（弹性）
            经营管理与内部配套改革：30—34
               技术更新与产品开发：25—30
    从实际情况分析，目前制约国企发挥质量优势的主要有两条：外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难点很多（包括企业负担重、环境差）；内部科学管理与配套改革需要下硬功夫。从理论上说，管理具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性，强化管理必须与改革相耦合。从大量的事实看，切实落实“管理科学”，乃是带动配套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治本之策。每个企业都应当从实际出发实现管理创新，推动配套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从事业务、市场行情、组织基础、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人员数量与素质、所处环境、资源禀赋、管理经验等等各有其特殊性，不可推行一种模式。尽管可以借鉴国外的管理理论，但因其情况不同，也不能照搬洋教条。
    当然国有企业实现科学管理最关键的又是靠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就要改革、优化于部制度，选准、用好、激励、保护优秀企业家。国有企业的一把手起着关键作用，往往是一个优秀企业家可以救活一个企业，赋予它无限生机。相反，一个坏的领导者则可以断送一个好的企业，有的企业毁就毁在一批败家子手里，但往往他们上有保护伞，下面有小团团，内外勾结，“体外循环”，达到最后低价收购，那就不可能搞好企业的管理。这里涉及我们的用人机制，依我看，它是比产权改革更加深层的经济关系，属于生产资料与人结合的最关键层次，是公有资产人格化机制的核心。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产权改革（其作用在10%上下），而是强调要正确理解它的内涵。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就是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包括实施符合产业链要求的资产重组，做强做大。而在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支配权等归属清晰之后有专人负责，在运行、流转中资产不能流失。但这仅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内容，更不是私有化。为此要明确两个不等式：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私有化。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股份制，是产权改革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增强国企活力的唯一模式。
    此外，目前的改革正在向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深入。有人把这些行业和事业当作“最后的堡垒”，提出要国有经济“彻底退出垄断”。诚然，一系列垄断行业中弊端很多，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非改革不可。但决不应实行“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方针，重点应放在转换经营机制和引入竞争机制上。应当看到，垄断也具有二重性，有消极的垄断，也有积极的垄断，如能够维护最稀缺的资源和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产品，确保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公益事业、必须严格保密的特殊行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部门等自然垄断，该由国家垄断的就必须抓住不放。连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废除必要的国家垄断。所以，对于垄断不可一概取消，而应具体分析，更不能“一卖了之”。

                        国有经济应当保持什么样的数量界限？

    在全面认识国有企业的效率及其提升路径之后，还应当以一定的数量保证其主导作用。而在讨论深化国企改革中，有人对确定国企的数量比例却做了另一种“深层思考”，提出“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要参照国际经验”：国有经济占GD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为5%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为10%左右，我国从本国实际出发可为发达国家的三至四倍、发展中国家的两倍，即大约在20%左右。（《摘望》周刊2005年第17期42页）换句话说，私有经济要占60－70%以上（除百分之十几的集体经济外）。这样“依据国际经验”，就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边缘化了。
    毫无疑问，对于国际经验我们是要学习的，问题是学习什么？上述“国际经验”不正是近十几年来私有化的“经验”吗？第一，它们是发达或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来私有制就占主导地位。第二，国有经济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国家的服务对象不同，其国有经济的功能也就不同。它们的国有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性补充，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代偿作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我们怎么能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国有制加以简单类比和参照呢？第三，这些减少国有经济比例的“国际经验”，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撒切尔夫人施政到“华盛顿共识”，都把国有经济的私有化作为一个重点。这样的“国际经验”我们能学吗？国有经济20%的比例恐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连“相对控股”的功能也没有了，仅仅成了一个配角和补充。
    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有经济的数量底数既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国际经验”为依据，也不能凭主观好恶为尺度。从质对量的规定性看，国企的经济比例要以能否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充当社会稳定盘的要求、是否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为准绳。为保持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它占GDP的40%左右为宜，底线不应突破35%（加上集体经济，可以保持在50%以上的比例）。我们应当把发挥国有企业的质量优势、进一步提高效率同保证主导作用的数量辩证地统一起来。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20期《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