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是中国崛起的希望？

私有化是指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人直接或由其代理人越权将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以及这些组织或财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合法或非法地由公有组织或公共财产的全体公民或某一集体所有制转变为个别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
关于私有化概念的提法，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可以这样认为，对私有化概念的提法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转化提法；另一派是实质提法。前者是为否认私有化概念的实质内容而提出的各种异化概念，而后者则是直接揭示私有化的实质内容——所有权由公有变为私有的过程。我们不妨这样认为，直接提私有化概念的学者显然是正视私有化这一关乎全体国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品质，还是学术研究者最起码的学术品质和道德底线。但是在金钱万能的市场社会，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分化。一些经济学投机者趁改革之机皈依西方经济学而获得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地位（是可视为所谓的专家、精英），他们利用其既得的学术权力和学术地位为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当权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官员进行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
在中国三十年来的私有化运动中，中国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对私有化概念理解和使用存在着严重的混乱。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对社会生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甚至可以认为，肇始于对私有化概念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私有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
我们不难发现，私有化的本质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利益之争，即一少部分人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获得公有企业组织及其财产。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包括前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化运动中，一些打着“市场化”、“改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旗帜进行的私有化几乎都是由其代理人（党、政府和企业中掌权的官员）越权违法实施的抢劫活动，是地地道道的犯罪。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就是地道的私有化历史，无论是什么“盛唐”还是宋元明清，中国的社会都是私有化大行其道，但到了上世纪的前叶，中国依然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的强暴和掠夺凌辱。我们禁不住要问，那时的中国也是所谓的市场化，也同样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但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而只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国家建设才一日千里，中国人民第一次扬眉吐气才真正有了做人的尊严，那样的社会也才是公正、和谐的社会、无数的劳苦大众才真正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
但随着“改开搞”在中国大地的实施，资改派极右势力通过权力绑架和偷换概念的蛊惑，私有化潮流在中国又起死回生，沉渣泛起。他们治理国家所依靠的“专家、精英”们，错误的把世界范围内的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终的、绝对的、将永恒存在的生产关系。他们极力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固有的矛盾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丧钟就敲响了。
全社会都应关注这样的问题，究竟私有化道路在中国能不能走通？无论是从国家发展与建设还是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三十年来渐进的私有化进程已重新把人民群众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从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许多的基层政权已成为维持会和灭火队。维稳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打个比喻，一个拼了老命维稳的政府就如同坐在了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上……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国外那么多走私有化道路的国家，而在中国偏偏走不通？
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权贵与资本为了利益的需要结合了起来。于是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极少数成员的极度富有化，而同时却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日益贫困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据2007年一则资料显示，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就占有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年过去，这一数字应该还有所发展。不能否认，伴随着富人们财富的递增，在所谓的特色中国社会，又制造出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群体。于是矛盾日益显现，如果无视这一矛盾的存在聚集与不断发展，那无疑是愚蠢的自掘坟墓而已。
不容忽视的是，无产阶级是最富有革命性、最有前途、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是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根本一致的，因此，无视这个社会最广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而妄求一个所谓的“和谐、公正、幸福、尊严”的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般荒唐。
如同一切事物的本身属性一样，私有制也具备着两重属性。一方面我们批判它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伴随着私有制的进程，却正在制造着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岂不是预示着最有前途、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
历史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倒行逆施集团势力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