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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爷的底气来自何方?——五评刘源说史

火烧 2010-04-17 00:00:00 网友杂谈 1031
文章围绕刘源说史探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历史关系,分析党内路线斗争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强调认清历史与现实矛盾的重要性。

教师爷的底气来自何方?——五评刘源说史  

   

   

    2010年04月09日  凤凰网发文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简称刘文,文章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作者:王光美 刘源/等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4/09/516126_4.shtml)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刘文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说得太好了!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刘文涉及党史,涉及党内路线之爭,且刘文说“回避、掩盖这一事实,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 此外,草民认为要认清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爭,要认清当今中国社会之矛盾,人们必须认识毛泽东!为此,草民将将尽可能多的选题对刘文做出评述。  

   

   刘文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这里要指出的,讲了几十年不等于都清楚了,关于已刘少奇是在什么情况下表态拥护毛主席的?已在三评刘源说史中作了介绍。这里再就七大前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作一回顾。  

   

1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与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1937年8月4日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1937年8月4日  ) 说:”记得某某同志回国时,华西里夫向我们谈话,头两句话说:在中国党内,还没有如斯大林这样的同志。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华西里夫的话还是对的。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更多的请示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间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为了成见与个人地位而来进行派别斗争,那是有意的破坏党。现在是要求我们拋开一切个人的怨恨,诚恳的,平心的商量和讨论。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  

 1941年7月13日 ,刘答宋亮说:“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的。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那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  

刘少奇何许人也,他在长征之前做过什么?下面只列1931年~1935年他的简历。  

 1931年1月7日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月31日 ,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并就中国革命性质以及白区工运、苏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   

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   

 1932年3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会工作问题,认为刘少奇在领导职工运动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撤消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1933年春,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1934年1月,刘少奇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10月,刘少奇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长征中,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  

[摘自《刘少奇传》]  

一个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军团政治部主任,就敢以中国共产党教师爷的姿态说什么”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就敢断言”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人们一定会问他的目的和底气是什么?  

   

2刘少奇的目的是什么?  

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首先,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传达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战略报告和结论。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几年来经验和最近共产国际对我们指示的结合。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报告。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⑧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⑨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  

    [摘自《毛泽东传》]  

 1935年11月3日 ,刘少奇出席在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分工主管工会工作。会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任委员长。  

1936年1月,刘少奇离瓦窑堡去华北,3月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摘自《刘少奇传》]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召开七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七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的前夕, 1937年8月4日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1937年8月4日  ) 说:记得某某同志回国时,华西里夫向我们谈话,头两句话说:在中国党内,还没有如斯大林这样的同志。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华西里夫的话还是对的。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更多的请示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间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为了成见与个人地位而来进行派别斗争,那是有意的破坏党。现在是要求我们拋开一切个人的怨恨,诚恳的,平心的商量和讨论。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 

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即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拟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务和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  

http://www.hnxydj.gov.cn/show.aspx?id=6022&cid=141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党性。红军主力是否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多么真诚的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呀!
   王明到达延安才10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举行6天会议。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毛一生多次处境被动,在会议第三天发言,同意王明所说“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也作了一些辩白和阐述。对王明做了些让步的姿态,但坚持了原则,此所谓战略退却阶段,对王明是“敌进我退”。第四天他发言坚持“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认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毛后来说 “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做了“自我批评”,毛后来说这是“老实人受骗”,实际王明传达的不全是国际指示,狐假虎威,夹带私货的也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1/114675.html    

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1)  1937年12月25日  ,长江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未经中央审查批准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在组织上是不妥当的;  1938年3月21日  ,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  3月24日  擅自送交国民党。(2)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后应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蒋介石留他“在汉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汉;1938年2月他回延安后,毛泽东在  2月27日  到  3月1日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执意重返武汉,会议虽然同意他同凯丰去武汉,但明确指出“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去后未执行这一决定;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重要文献,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同年夏,他写了一首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错误”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还特别加注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套,在当时人们都是知道的,甚至连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是长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知道较多的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他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38年  9月26日 到  11月6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是极为重要的,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手画脚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614810    

原来“七大”原准备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召开,后因抗战形势紧张而延期了。一九三七年四月,刘少奇正在河南确山,为筹办“七大”而回延安。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甚矣。毛主席从一九三五年以后,更加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全面地、创造性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的威信空前提高。刘少奇认为机会到了。为了与毛主席分庭抗礼,按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党,以便实现 “中国斯大林”之梦,闭门“修养”三月之久,抛出了《论修养》这一“名著”。
  刘写《修养》时,也正是毛主席发表《反对投降活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之时,毛主席指出:“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但刘《修养》却连“抗日救国”民族战争”诸字眼都没有,却一味鼓吹封建“圣贤”之遗教,提倡脱离阶级斗争的修身养性之道。通篇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纯粹是欺人之谈。刘少奇说:“这一种人中最坏的代表如中国过去的李立三、张国焘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他们根本不是真正要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管马克思、列宁伟大的人格和至高的品质,而企图在模仿马克思、列宁某些表面形式,胡诌一些马列主义的术语之后,就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的要求我们的党员照推算马克思、列宁那样去推尊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直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的在党内发号施舍,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一切,任意打击、处罚与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什么真心要“学习”马列主义及为马列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商人和蟊贼。这种人在党内,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与埋葬,是无疑问的,而我们的党员也埋葬了他们。”刘少奇在《修养》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他意味深长的说:“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的说,在我们党内就完全不会有这种人了呢了我们还不能这样说的。”     

刘答宋亮( 1941年7月13日 ) 说:“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的。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那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  

   联系到他的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论调,岂不发人深醒!  

 1937年8月4日  刘少奇说: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 实质上是指他自已! 1938年9月26日 到 11月6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六中全会也并未打消刘少奇爭取中国斯大林的梦。 1941年7月13日 ,历史事实是毛主席已发表了许多文章,选集的二卷多均在一九四一年前,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一九三七年七月),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等重要著作,他不顾历史事实,他却断言: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3教师爷的底气来自何方?  

一个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军团政治部主任,就敢以中国共产党教师爷的姿态说什么”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就敢断言”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人们一定会问他底气是来自何方?  

1937年8月前,刘少奇做了一件大事。  

 1935年11月3日 ,刘少奇出席在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分工主管工会工作。会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任委员长。  

1936年1月,刘少奇离瓦窑堡去华北,3月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摘自《刘少奇传》]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1967年4月14日 )]  

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这是胡说八道!)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这信的内容是同我后来记到的同刘少奇的谈话的内容差不多的)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注:即所谓自首的责任由党负,以正式党员对待不能歧视,立即分配工作。)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到,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具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最近在你们调查材料发表后,我才知道得多一些,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对此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张闻天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写的材料( 1967年2月18日 )]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至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61人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填写自首书出狱的。他们先后分九批在当时北平的《华北日报》《益世报》上,发表了内容极其反动的《反共启事》。这个启事,把革命活动污蔑为"反动行为",可耻地向敌人表示"诚心悔悟",立誓"坚决反共","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并恐吓进步青年莫再受共产党的"煽惑"。他们都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名,打了手印。临出狱时,有些人还卑躬屈膝地在国民党党旗和蒋介石头象下,参加了"自新仪式",领取了"自新证书"。在仪式上,反省院长"训导"他们出去后要"坚决反共",他们在致答词中表示"戚谢院长教导,决心改过"。[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xx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xxx、xxx、xxx、xxx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  

刘少奇自认他有了基础,成为中国斯大林的主要人选。他说:“以前我刘某总感到自己没能力,没多大本事,感到别人能管一个省,真有本事。现在我不但有能力管一个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的工作。”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 1959年9月9日 ), 刘少奇关于他的能力曾说: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候,我是不推辞的。如果我觉得别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为别人搞“个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别人的票了,因为别人代理比我好嘛!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  

   

看一看时间表,显然,六十一人成了他的底气!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什么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什么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他自认为中国只有他了,舍我还有谁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毛泽东: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指出: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  

   

历史事实说明了一切,人们应当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    

   

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和牢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我们应当从历史事实中认清,应当保持无产阶级的锐气,奋勇前进!  

   

 2010/4/17   

   

附已发评述名:  

1.正确认识历史,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评刘源谈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029;
2.从二十条分歧再看刘源说史——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是千古之谜吗?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229
3.刘少奇是在什么情况下表态拥护毛主席的?——三评刘源说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4613.html
4. 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四评刘源说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629  

   

附: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1967.08.0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póu@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载《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转载《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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