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经济波动下的社会问题

以社会安全促均衡发展

《瞭望》

国家经济发展面临难局，正是统一共识、加快社会建设、以社会安全建设促进均衡发展的好时机

文/江涌 黄莺

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中循环往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市场无情。经济艰难时刻，格外需要政府、社会伸出温暖之手，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当前，就业是85%以上中国城市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也依靠离乡就业改善生活。在近期就业环境不佳、就业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应抓紧时机集中建设社会安全制度，尤其关注城乡困难群体，给他们温暖与希望，为实现社会相对稳定与和谐提供保障。
社会保障：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或“缓冲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保障失业人群生存，防止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同时，经济困难的时刻，也可以很好地检验“安全网”的缜密性与“缓冲区”的有效性，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契机。
从发展历程看，西方国家多是在经济、社会危机时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英国1597年《济贫法》颁布时，国内食品价格飞涨，国内失业率上升，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德国在19世纪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初衷是对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釜底抽薪，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美国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
之后，在历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不少国家政府都会重新审查社保制度，对其进行调整，如此才有今天的相对完善，人们才不会担心社会因危机而出现大震荡。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压力较小，负担较轻。而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严峻：一是如何在农业人口庞大的农村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如何为一亿多在城市常年务工的农民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三是如何为城市低收入人群完善与提高社会保障。
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之一是就业岗位减少。据预测，今年我国有可能减少2000万农民工岗位，上百万大学生就业困难。难局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更容易取得共识，昔日制度建设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有了解决的新契机。
经济增长：做大蛋糕与合理切割
同等重要
解决贫困与失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更是一个压倒性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可以有效增加就业，才能提高大多数贫困者的收入，使其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与此同时，蛋糕做大了，政府的“转移支付”才有更多更大的余地。因此，“济贫”并非一定要依赖“劫富”的极端方式，从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赢与和谐。
促进经济增长的种种手段中，将自然资源保护和落后地区经济改造相结合的做法值得关注。
美国大萧条时期，推行了田纳西流域改造以刺激经济。1933年，“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建立，旨在促进防洪、航行、电力、土地和森林的合理利用，以及“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这个新机构把上述所有问题与规划统一起来集中处理，并独立作出决策。管理局在忙于建造水闸、水坝和发电厂的同时，还致力于贫瘠土地的退耕、土壤保持、植树造林、引入更好的农业机械，以及鼓励本地制造业、公共卫生和教育。这一经济改造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效地缩小了田纳西流域和北方的经济差距。
现在，中国西部地区同样存在着经济落后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问题。此前，开发落后地区过于倚重外部“输血”、引进“先进”的工业。在当前致力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时刻，不妨参考一下田纳西流域的管理经验，将改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
同时，大量实证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减少贫困。因为伴随经济增长，对工作机会的竞争往往会更加激烈，由此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贫困率也有可能上升。例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人均GDP增加了23%，而贫困率却上升了12%。经济增长反而使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大。
财富高度集中必然影响消费，使得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日趋明显，用来衡量社会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目前已高达0.47，超过0.4的“警戒线”。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两极分化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因此日趋凸显，严重侵蚀着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缩小贫富差距，遏制两极分化，保证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能够分享到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好处，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需要抓紧完善。
增加就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资本主义抑或自由市场本身，必然产生两个重要后果——经济周期波动与贫富两极分化，由此极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不断积累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致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致使社会不稳定。
观察世界经济历史，经济越是自由、市场越是自由的经济体，这两大结果就越明显。这就是市场经济难以摆脱的“魔咒”。由于这一“魔咒”的存在，必然威胁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有序稳定。因此，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个至善的经济体制；“无形之手”必需“有形之手”拾遗补缺，政府的一些干预作用不可替代。
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应增加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如修建公路、堤坝、公共建筑工程和公用事业，这不仅促进需求增长，而且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如1933年10月，美国成立了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民用工程署”，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该部门总共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和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
其次，在出口急剧萎缩、个人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势下，增加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采购，从而为私人部门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
第三，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增加退休人员津贴、养老金以及失业救济等，以维持群众一般生活水平，防止购买力急剧下滑。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挖掘市场的潜力。尽管自由经济思想正被越来越多地抨击与抛弃，但是市场对资源的优化与配置功能还是不能否认。中国可以考虑的选择之一，是实施“定向经济爆炸”，即除个别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外，让尽可能多的行业向内资（民间资本）开放。
为配合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推行，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环境。
一是减税与减负，即对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经济政策，紧紧约束工商、税务、城管窒息微观经济活力的自利行为，激发民间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
二是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鉴于资金、资本市场运行的低效，应将融资主体由国有企业加快转向民营企业、个体经济。让民营企业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下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
国有企业应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瞄准其应该瞄准的竞争对手——跨国公司，着力利用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发挥行业龙头作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是设立面向农村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投资咨询机构，为回乡农民工就地创业提供资助与帮助。从积极方面而言，农民工是中国农村的新兴人群，是中国农村最具有活力的人群，是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仅是一般打工者也是技术工人，他们在外摸爬滚打多年，手里也积攒了一些余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内心时常涌动着脱贫致富的热望。因此，政府若能善加引导与利用，就极有可能变社会压力为经济动力，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及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目前，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优先目标。而我国长期采取的是“经济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行之既久，容易伤害到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忽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忽视失业保障制度的完善。
此外，在就业问题上，也可以考虑跳出工业化与城镇化之外，促进农村全面现代化。未来，农村水利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建设，等等，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城乡地区发展，也可以大量增加就业，而且是本乡本土的低成本就业，降低城市就业压力。
幸福指数：以先善带后善
西方一些学者的评述令人深思。在他们看来，多数中国人在相对“田园”的体系下，在尚没有取得骄人经济业绩的时代，曾经“穷但快乐着”。
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认为，“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记载着一个“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
1949年后的中国，除了“折腾”年代，在没有偏见的西方人士的眼中，中国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淳朴、公而忘私、社会平等自由。
这种反差不仅在东方中国，在西方也不少见。新罕布什尔州的伐木工人原本一辈子都活得相当满足。他们也许没有自来水和中央供暖，也没有多余的储蓄。他们整日愉快地用柴炉做饭、喂鸡养狗、修理破烂屋顶、整理花园，自己种植果实酿造美酒……
但是，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给了他们新的比较尺度。媒体不断发动攻势，电视里的世界就是标准的世界；教科书持续宣传，经济学家的条条成了生活框框。原先生活中充满的无比惬意的细节，被简单的统计数据冲刷殆尽。伐木工人们惊异地“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于是他们“觉醒”，不断抗争，为了更“体面”的生活。经济学家根据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编制了“痛苦指数”，但是“幸福指数”是怎么回事，他们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幸福、快乐、满意，不只是经济。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
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南亚不丹国的国王提出了“幸福指数”。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由此，不丹创设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类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按照这一指标，最近30年来，在物质财富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国不少地方的“国民幸福总值”由升转降，“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的势头日趋明显。
因此，“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如今，政府在致力于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更应强化“政府善治”、“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和“道德提高”，督促、鼓励先富帮后富，先善带后善，实现全社会的均衡发展。
发展教育撒播明天的希望
人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是最能动的生产要素。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人可以成为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
在国际战略家眼中，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掌握人才就是掌握未来，而人才是通过教育锻造出来的，因此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强调：谁掌握了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经济难局也使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教育产业化，扩招后高校培养出的大批毕业生遇到就业困难。教育部门不断拉长“生产链条”：学士—硕士—博士。但是，一方面，毕业的大学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拥有专业技能和熟练的工人又无法得到满足，新农村建设更是后继乏人。
实际上，全世界的教育事业如今都遭遇到寒冬。经合组织教育负责人巴巴拉艾思卿格表示：“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得我们无法对许多政府和非政府促进终身教育的行动计划提供支持。”经济的不景气令许多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减少教育预算，与此同时，大批失业者对教育培训需求在不断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尼古拉斯伯奈特认为，“失去了教育，一个国家便失去了竞争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社会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群体人数可能增加，他们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在人们为重新寻找就业岗位以返回主流社会而努力时，教育和培训显得尤其重要。”
这给了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教育差距的机会。
教育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差距，点燃困难群体、边缘人群努力创造更加美好明天的希望。因此，经济不景气时，教育更应被视为公共服务中的必需品。
可喜的是，中国对教育已经从忽视与短视转为正视与重视。如今，则应该致力于化危机为转机，免费为所有中国适龄学童提供9年义务教育，免费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提供书本与午餐，免费推行、推广中等职业教育，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完善城市下岗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建立大学终身学习机制，帮助毕业学生从职场重返校园寻求新的就业技能，以防止有更多的人被弱势化、边缘化。□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

重视经济波动下的社会问题

《瞭望》

我国已基本具备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实力，相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国家意志统筹策划

文/吴忠民

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波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正在蔓延和扩张，尽管尚未达到峰值，但已经使中国经济受到明显损伤。重要的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型社会结构本身的相对脆弱，因而这一轮经济波动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同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同中国目前面临的“世所罕见”的“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错综交织在一起，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必将会产生深刻、复杂和广泛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经济波动可能会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经济波动引发、可能引发或加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还有的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大致看，这些社会问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失业加剧。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极大。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而200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为9.4%。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状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
具体到这一轮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现象值得引起人们特别关注。一是农民工失业首当其冲。几个月当中，仅广东省就有几百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而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当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高，2007年接近39%。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必然会对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总体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
另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突出。2007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近500万人，到10月底尚有140多万大学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估计2008年和2009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均在150万人左右。
同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很不相同的是，如今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学期间往往投入了大量的经济成本，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家长往往是倾其大部分收入供子女上大学，所以，这些人一旦失业，那么就很有可能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
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恶化。毋庸置疑，在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之下，各个群体的财富都会缩水，富人群体财富损失的绝对数量会更大，一些企业主特别是一些外向型企业甚至会破产。但就基本生存状态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低收入者经不起经济萧条的打击。他们的收入水准本来就只是刚好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旦恶化，就意味着低收入者基本购买力的降低，可能连温饱的日子都要受影响。
重要的是，同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制度。在为时不短的一个时期当中，中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大量的低收入者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甚至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对大批的低收入者来说，由于缺少生存底线的保障，其基本生存恶化状况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
中等收入者发展受阻。正常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状态，即：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这样两极的人数比例较小，而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比例最大。基于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才能实现安全与和谐的局面。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为15%～23%，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就会达到40%左右，前景比较乐观。
但是，这一轮经济波动会使中等收入者的发展受到明显阻碍。一方面，中等收入者的人数会减少。比如，经济效益降低和产品订单减少，使许多企业开始裁员，大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失去岗位。另一方面，现有许多中等收入者的财富开始缩水。
中等收入者家庭财富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而经济波动必然会造成房市和股市走低，甚至造成银行利率降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等收入者的家庭财富包括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无疑会明显甚至是大幅度地缩水。显然，在经济波动时期，中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局面。
劳资纠纷和冲突加重。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劳资关系是否公正与合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能否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一个初期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劳资双方在解决相互间矛盾时，“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就必然地会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被损害、劳动条件恶化等情形，进而必然会引发纠纷和冲突。
近年来，由不良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工资被严重拖欠、低工资、劳动超时、工伤事故、社会保险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等相继出现并有加重的趋势。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增幅在20%以上，短短10年当中，就从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6年的317162件，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在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当中，绝大多数是由劳动者基础性基本权利如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合同和工伤等问题所引发的劳动争议。劳资纠纷和冲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无疑，经济波动加重了这种纠纷和冲突。在经济波动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矛盾的图景：从资方看，经济波动使企业利润空间十分有限，有的企业接近倒闭，需要节省各种成本，甚至需要越界从工人那里尽可能挤压工资保险福利待遇；从工人看，维权意识促成利益诉求行为的常态化，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又使得工人利益诉求行为有章可循。尤其是随着一些企业由于经济效益迅速下滑的原因进行裁员或减薪，工人的维权活动必然会更加突出，同资方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更加激烈。
在如是情形之下，劳资两方的纠纷和冲突就必然会加重，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会出现比较激烈的甚至是加速度加重的情形。比如，只是在2008年11月的一个月当中，广东东莞出现规模较大的劳资激烈冲突的事件，重庆市主城区、湖北省荆州市、海南省三亚市、甘肃省兰州市、云南省大理市和广东省汕头市相继出现由劳资纠纷所引发的出租司机系列罢运事件。
群体性事件可能增多。中国近年来社会矛盾加重的标志之一是群体性事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出现此种现象，在于中国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改革初期的凡是介入改革过程的人或群体一般来说均为获益者的增益型改革，逐渐过渡到利益结构调整型的改革。利益调整型改革是指对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介入者在利益方面得失不一。
同时，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不公现象比较突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出现了某种零和博弈而不是互惠互利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官民之间、劳资之间、穷富之间种种纠纷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形成。这种纠纷和冲突达到一定地步，便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现象。
而经济波动现象的出现，在短时间之内便会使大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状态迅速下滑，这就有可能推波助澜，加重群体性事件。从2008年9月至11月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几乎是集中出现。如广东东莞劳资纠纷事件、多个地方的出租司机罢运事件、川渝9～10月教师罢课事件、湖南吉首93非法集资事件、重庆巫溪919车祸事件、河北廊坊1019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县1024山林纠纷事件、深圳宝安区117对讲机砸人事件、甘肃1117陇南事件、湖北武汉1118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县1121村民煤矿冲突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成员来源比较广泛，往往是来自社会的各个主要群体，如工人、农民、教师和复转军人，等等。
上述由经济波动所引发或加重的社会问题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基础性，即：这些社会问题多集中在民众基本生存底线方面，多同基本民生问题息息相关；二是紧迫性，即：这些社会问题及其负面效应往往在短时间之内就会迅速加重或扩张；三是连带性，即：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这些社会问题当中的某个问题有时甚至会由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
显然，这些社会问题若处理不好，有可能演化成某种类型社会危机的爆发点，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以改善民生应对经济难局
如何才能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换？如何才能防止由经济波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重或蔓延？如何才能用好这一机会，为实现社会经济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做好必要的铺垫？如何才能转“危”为“机”？其应对思路和对策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最为直接的制度建设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善民生应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
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本宗旨的具体要求。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因而对于民生问题不够重视，致使中国出现经济发展这条腿长，而社会发展这条腿短的情形。
适应着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具体之，就是要建立起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住房保障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
从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方面看，我们国家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在经济波动时期将大幅度改善民生的目标付诸实现，意义重大。这样做的结果，从近期的角度看能够缓解社会问题，使社会问题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限度，从民众基础生存的底线上确保社会安全运行，安然度过困难时期，从长期的角度看则能够对于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进行必要、合理的调整，使改善民生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大建设同步进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建立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
真正把改善民生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改善民生促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三项拉动力即外贸拉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当中，内需拉动最为重要。而民生问题同内需状况息息相关。民众只有普遍具有了必要的购买力，并且享有了起码的社会保障，才有能力花钱，才敢花钱。这样，内需拉动才能够得以提升。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大手笔，中央政府准备投入资金4万亿元，各个地方政府准备投入10多万亿元。
对这样空前的巨额公共资金比例结构如何安排，十分重要。这不仅事关民生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改善，也事关中国经济能否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公共资金投入比例结构当中，基础性的民生问题应当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这一类事情极为迫切，同时目前社会建设的水准较低，一旦有所改善，其积极的边际递增效应将会十分突出。
比如，如果将这20万亿元资金的1/7（3万亿元）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住房保障，数年之内就可以基本解决这些问题，建立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从而有效地缓解诸多的社会问题，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内需拉动支撑。
而像公共基础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尽管也十分重要，但相比之下，这些年国家对之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所以，如果再对之进行大规模甚至是超大的投入，就会造成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现象。
高度重视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经济发展、城市化的长足推进。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在一定范围内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是在经济波动期间，宜采取一定的鼓励性措施，在一些企业当中提倡“减薪不减人”的方式。这种方式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缓解失业问题会有一定的明显作用。
二是大幅度调整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教育，以有效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
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个反差很大的现象，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是技术性人才严重不足。比如，现代社会中的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应是中级和高级工人占据多数，而中国现阶段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却正好颠倒过来。中国工人中的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1.5%，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35%，初级工则占到了60%。如果加上“农民工”的因素，初级工的实际比例恐怕要高达80%左右。
这一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也加重了大学生的失业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大幅度调整中国现有的教育结构，在本科生招生结构当中增大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应用型学科的比例，同时还应大幅度增加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另外，国家和一些企业目前有必要投入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对暂时闲置的工人包括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
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大国来说，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全运行，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局面，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危机，拥有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极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应当清醒看到，中国的战略资源状况很不乐观。中国的能源供给存在着极大的压力。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煤储量、水资源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91%、10%和4%。如果未来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按5%推算，则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较之2002年翻一倍以上，至少达到30亿吨标准煤，能源供应的压力极为巨大。中国石油净进口率将由2002年的34.6%提高到2030年的83.5%，届时中国每天进口的石油，相当于目前美国每天的进口水平。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02～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来自中国。
另外，主要矿产品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如富铁矿、铜矿、锌矿、钾矿、锰矿将长期短缺，到2010年，45种主要矿产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缺少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那么，中国社会经济的安全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容易受制于国外各种经济势力、政治势力以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的打击，较为严重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由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幅度扩张。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必须从长远考虑，建立起雄厚的包括石油、重要矿产种类等重要能源在内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这种能力。
至于储备的方式，从有效性以及成本节约的角度看，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有必要学会并注重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有针对性地鼓励、引导国内企业到海外建立能源基地。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是，应当高度重视粮食的战略储备。粮食是一个民族最为基础性的生命线。平时这一问题很有可能被人们忽视，但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候，粮食的重要性就往往会迅速凸显出来。至于粮食的战略储备，特别要注重解决好粮食实物的战略储备和粮食耕地面积的保护这样两个问题。
二是，应当高度重视黄金的战略储备问题。可以说，国家拥有雄厚的黄金储备，可以有效地使整个国家实现购买力的保值甚至是增值，有效地保护国民的财富安全。这是有效应对国内外金融危机、国内物价上涨等社会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况且，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大量购进黄金的经济实力，比如，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远远高居世界第一，完全可以从中动用一部分购买黄金。□（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