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兰台：文怀沙哪来的“寓西湖秋社师从徐自华”？

文怀沙大事年表 说：“一九一九年　九岁　随母亲寓杭州西湖秋社，师从徐自华（字忏慧）女士，启蒙作《咏纸鸢》："破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一丝悬碧落，日暮未言归。" 徐自华先生深信诗谶，改末句为‘好与鹤同归’。”

现在看来，这段“诗坛天才少年”闪亮登场的经历，十之八九也是个瞎话。且听我道来。

文大师如果确系1921年才出生，则“一九一九年九岁”云云自然便是瞎话一句。现在，既然文大师坚称自己早出生了11年，即生于1910年。也成。不过，不知文大师如果读到下面的质疑，能否解惑一二呢？ 

第一疑，文大师九岁“随母亲寓杭州西湖秋社”。

上下文来看，“西湖秋社”、 徐自华、《咏纸鸢》，说的是一段文学因缘。徐自华是著名诗人，自是不假，而这个“西湖秋社”是什么？是“诗社”或什么文学团体吗？答案：不是诗社，也不是什么文学团体。

历史上的西湖秋社有两重指谓。一个指谓相当于“秋瑾后援会”，一个为迎葬和主持秋瑾悼念活动而秘密结成的小团体。沈惠金 <秋瑾之墓　风雨九迁> 说，民国初年“鉴湖女侠”秋瑾遇难后的次年，即1908年，正月24日，四百余人来西湖参加秋瑾追悼会并谒墓致祭。“会后，陈去病、褚辅成等人相约秘密成立秋社，推选徐自华为社长，决定每年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很清楚，为了组织一年一度纪念秋瑾的活动，就搞了“秋会”这样一个团体；由于是秘密的，抓住了是要砍头的，秋会就不存在固定的活动场所。

既然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文大师母子“寓西湖秋社”这一说似乎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否可以由此断定文怀沙是在说瞎话呢的？且别这样说，离1919年还早。上面提到的陈去病、褚辅成都是民国大人物，按下不表；徐自华则在后文再详加叙说。

辛亥年杭州光复，秋社社员褚辅成当上了浙江新政府的大员，主持浙江民政。随之而来“秋社”有了它的第二个指谓，这就是“秋祠”，即祭祀秋瑾的祠堂。陈象恭 <纪念秋瑾活动大事记（1908年—1981年）> 说，1912年，“浙江新政府允许秋社请求，拨西湖刘典祠堂为秋祠、秋社。”刘典是镇压浙江太平军志士的湘军将领，清政府为他建了“刘果敏公祠”。秋瑾生前从事革命活动时，常借此祠开会。沈惠金也说：“浙江省议会议决：在原墓址建造风雨亭，亭西边重建秋墓，没收建在附近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湘军将领刘典的祠堂，祠产拨归秋社，改建为鉴湖女侠祠。”

“拨西湖刘典祠堂为秋祠、秋社。”这样，秋社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这就是秋祠。秋祠、秋社并称，实质是将两者的意义等同了起来。亦即，1913年起，秋社就是秋祠——“鉴湖女侠祠”。

文怀沙说他们母子“寓杭州西湖秋社”，说得典雅的不行。文大师有曾想过，你这样说，意思是你们母子居然住在了秋瑾女士的祠堂？这太让人惊讶了！

在中国，死人才可以住祠堂，活人是万万不可的。

民间的传统，祠堂是祖辈灵位的归置地，活人祭祀死人，设灵怀思，早晚焚香。在农村，祠堂是一村一寨神圣的重地，在城里也一样。严格而论，祠堂不但不可以随便开放，更不可以住人。不仅如此，按照中国的风水学，已故的先人称为“阴”。修宅子不宜距离祠堂过近，否则阴气太重，会干扰生人元气，造成忧郁及精神紧张。“国学大师”竟然不知道这个常识。当然，祠堂是可以集会的；在祠堂召开宗族会议，论是断非，也是民间常有的情形。不过这与“寓”是两回事。

由此推察，文怀沙所谓他和他母亲曾经“寓” 居“鉴湖女侠祠”，在今天或许可行，没人骂你，但若时光退回到上世纪的10、20年代，这可是一件万万不可的事情！翻看历史，秋社同仁为了捍卫秋瑾的英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文大师所说的这一年（1919年），秋祠出了一件大事，浙江省长齐耀珊拟把秋祠发还给刘典后人。秋社全力争持，最终让齐耀珊罢议。可见“鉴湖女侠祠”在秋社同仁心目中的地位，那就是一块不容侵犯的圣地！

退一万步，文家或许有什么特别的神通，大到能让秋社对其网开一面呢？有这点好奇，我便去查百度的 <文怀沙> 条，大失所望，原来大师的幼年竟是这般的寒惨！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一户平民家庭，家境贫寒。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文妈妈“终年卧病”、脾气“十分暴躁”； 文大师从小感受到的，是“压抑和阴暗”、“ 从小忧郁寡欢”、“童年像一个阴森的梦”、“9岁起就有了失眠的毛病”！不过让我们欣慰的是，尽管生存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而我们的大师仍一如既往的“聪慧过人，12岁便能背诵《离骚》”，云云。

文小朋友的这种家境，瞬忽间竟跟民国大儒陈去病、民国女侠徐自华这类传奇人物扯上了干系，怎么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

而沈惠金描述的祠堂内的气象，“西湖秋社内高悬秋瑾大幅遗像，冥幡招展，挽轴高挂”。这等“儿童不宜”的所在，“从9岁起就有了失眠的毛病”的文小朋友竟然毫不畏惧住了进去，可曾忆起？整夜整宿的睡不着，一抬头……，哇！毛骨悚然……。

据以上来判断，可以肯定地说，文怀沙称其1919年九岁时“随母亲寓杭州西湖秋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

顺带说一句，秋祠后来又有了周折。1924年，孙传芳主浙，一纸公文将秋社指还给了刘氏后人。直到1927年北伐成功，秋祠才又回到了秋社手中，但“风雨亭柱木为白蚁侵蚀，全部坍毁，……祠宇坍损严重，经徐自华及陈去病捐款二千元，又向社员借款二千元，进行修建，始面貌一新。”（陈象恭）抗战胜利后，秋祠改作了中兴国民小学。从此，秋祠不复存在焉。 

接下来说第二个疑点，“师从徐自华（字忏慧）女士，启蒙作《咏纸鸢》”。文怀沙是否有可能“师从”徐自华吗？

文怀沙要“附凤”，这“凤”有二位：一位秋瑾，前面说过，再一位是徐自华。目的不外乎和和鼎鼎大名的女侠秋瑾、徐自华扯上干系，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反正，都死无对证了。

徐自华是著名诗人自是不假，但从“西湖秋社、 徐自华、《咏纸鸢》”这上下文看，要表达的意思，显然把西湖秋社想象成了一个“诗社”。前面说过秋社不是诗社，它是一个祠堂加上一个“秋瑾后援会”的合成起来的意思。 秋社没有出过文学刊物，倒是在湘浙争灵、秋瑾还葬、维持立地、迎洽孙文等一系列事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它只是个社会事务性质的团体，与文大师想象中的文人骚客兴会一堂、浅斟低唱打造文学声势啥的，大相径庭。

文大师误把祠堂当诗社，又误把诗社当秋社，总之，搞错了平台。他倘若提南社，倒还有几分像。

徐自华女士是南社社员，中国近代著名诗人。1909年，她加入近代大儒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先生共同发起的南社。柳亚子先生曾颂赞其词作与李清照词相媲美，足见评价之高。南社是在“五四”新诗运动出现之前，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社和文学团体。然而，使徐自华得以饮誉近现代中国的，似乎不是她的诗词作品，而是她的为人。

作为秋社的初任社长、同盟会会员，徐自华是秋瑾至死不渝的挚友和盟姐。她一生任侠好义，赞助革命。桐乡史志办 <徐自华> 条记载：徐自华（1873—1935），女，宁寄尘，号忏慧，今桐乡市崇福镇人。祖父是光绪进士，官安徽庐州知府；父亲是诰封奉政大夫。自华十岁即解吟咏。1900年夫亡寡居，以诗赋自遣，并任浔溪女学校长，立志树人。

1906年春，秋瑾经褚辅成介绍到浔溪女学任教，与自华相识，两人义结金兰。是年，自华入同盟会，以豪资资助秋瑾举义；秋瑾亦以“埋骨西泠”托付身后。1907年6月6日，秋瑾遇难，家人不敢安葬。自华风雪渡江，去到绍兴，迁柩至杭，买地下葬于西泠桥畔。后与陈去病、褚辅成等密结秋社，誓言继承秋瑾之遗志，被推举为秋社社长（民国后孙中山曾任名誉社长）。1908年9月，清廷以秋瑾同党罪通缉徐自华、吴芝瑛。自华闻讯，避居上海，幸未罹难。

以上事迹，足以说明徐的家境甚好，且极重义气，是一位女中大侠。同时，她还是一位坚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1909年，徐自华借浙江都督府政事部长褚辅成的力量光复了家乡石门全县。辛亥革命后，她排除阻力，为秋瑾营墓建亭于西泠。1913年起，她受孙中山指派去上海接办竞雄女校（秋瑾号竞雄），作为同盟、光复两会在上海的据点。自华以秋瑾精神勉励学子，竭尽全力办学，一干就是14年，作出了很大成绩。桐乡史志办 的资料说她“惨淡经营，由小学扩充为师范、中学。”直到1927年，秋瑾逝世20周年时，其女儿王灿芝（中国留美第一个女飞行员）已长大成人。徐才将女校的校务交给王接管。

这期间，徐自华还奔走于苏州与上诲间，策应讨伐袁世凯称帝。其妹徐双韵在《记秋瑾》中说：“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蔡锷起义，浙江也变相独立，……同盟、光复两会留沪会员在竞雄协商抵抗，图占苏州，决议推竞雄教师陈去病与家姐到苏，侨装母子进香，辟室苏台旅馆，指挥一切。……军警包围苏台，将加逮捕。家姐以急智密藏图记及旗帜于裹腿之内，空手从边门脱验，陈亦侨装遁去。”之后，1920年，自华曾随孙中山赴粤参与革命活动，不久返回上海。

以上事迹，说明徐自华还是一位极有有爱心和非常重视教育的实业人士。也点明了，文怀沙标榜自己1919年在杭州秋社“师从”徐自华，给人的感觉徐当时活跃在杭州，与事实并不相符。诚如前述，从1913年直到1927年，整整14年，徐自华都活跃在上海与苏州，一门心思扑在上海竞雄女校的校务和革命活动上，基本无暇顾及杭州秋社的事务。这一来，文怀沙到底有没有见过徐自华，徐自华有否教授过文怀沙，全都成了问号。

反过来，果若文怀沙有幸在幼年结识了徐自华，并拜其为师，试想，以徐女侠提携后学的心情之殷、以其一生行事之任侠仗义、突然间，发现了文小朋友这样耀眼的的童星，该是何等的欣喜欢悦？再者，以文小朋友家境之贫寒、其母之刁蛮和不近情理、以文小朋友拜“师”“名分”之已定，又以徐女士在上海正担任着竞雄女校校长之便利，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徐女士对于这位极具潜能的九岁童星，她能不帮助和提携吗？直接地，把文小朋友带到上海进她领导的学校，这样一来，不仅确切了师生名分、更提供了炼就“国学大师”的坚实平台。毫无疑问，果真有这一段，则必成为文坛最亮眼的佳话。果真徐女士这样做了，可以想象，“民国女杰慧眼识出国学大师”这类纪实和感叹文章，必定俯拾皆是。毕竟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文怀沙确非什么等闲之辈，他是“大师”、是“第一人”。

遗憾的是，我们从读到的大量介绍徐女士的资料中，根本找不到“文怀沙”这三个字（文大师自己推介的除外），这有点怪。虽则徐女士起似的有点早（1935年），但毕竟名气大，朋友多，而好事者众，不可能不留下点滴的相关文字。另一方面，在文大师的自我推介里，有关其“恩师”徐女士的，从9岁到18岁竟然是一片空白！

很清楚，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徐自华女士收文怀沙做学生这档子事，甚至一点说，徐女士根本就不认识文小朋友。舍此别无解释。

攀龙附凤，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倒也无可厚非。孔子三千弟子，非止颜回一人最勤奋、最懂得君子之道。杨雄《法言·渊骞》说：“攀龙鳞，附凤翼，巽以扬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巽是风神）。勃勃扬扬，不可谓不壮观。唯恐者，过头。过则危栽。二十二岁栽倒，无碍；四十四岁栽倒，还可以爬起来，若是到了八十八岁还要栽倒，那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铃兰台

200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