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二十年前上达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信
一封二十年前上达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信
马建平
(笔者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省牟平县西关村在党支部书记、全国模范退伍军人李德海的带领下,走向集体致富道路,被誉为“胶东半岛上的一颗明珠”。西关的成就一经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包括胡耀邦、薄一波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和全国各地、各界的人们纷纷去西关参观、考察。作为一名农村发展的关心者,我被西关的事迹深深感动,认定西关的道路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正确道路,李德海同志就是新时期农民的优秀带头人。但后来农村的发展情况以及整个社会形势,却越来越令人感到不解和忧虑。为此,我于86年12 月给李德海同志写信向他讨教,并对当时的党风建设和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提出质疑。李德海同志接到信后极为重视,适逢他去北京开会,便将此信作为来自基层的呼声,亲手转呈给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此后不久,国家关于农业问题的提法由原来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增加了一条“三靠投入”,当然不见得是我的意见起了作用,那也只是增加了一句口号而已,其他意见如石沉大海。二十年后,信中所担忧的党风问题早已酿成倾天巨祸,而信中所担忧的农村发展问题也以严重的“三农”问题推为国愁。所幸的是,现在党和国家终于对农村问题真正重视起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新提上议程。更为庆幸的是,以华西、南街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农村集体,高擎社会主义旗帜走在全国农村前列,成为复兴社会主义的根据地。现将此信公诸于世,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我的观点:这场改革一开始就缺少很好的整体设计,此后发生的一切偏差都是不难想见的。要想解决好中国今后的发展问题,必须拿出一个科学的战略规划,而不应再被那些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不正确的东西捆住手脚。)
李德海同志:
请原谅一个素无关系的人写信打扰您。我写这封信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年前,我从报刊上看到了您在西关大队开创的惊人业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西关大队的巨变,使我看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进而看到了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不远的将来。一部西关创业史证明了,中国农民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文明,并不一定比万里长征还要艰难,问题是必须有好的政策环境,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象您这样的坚持为群众谋幸福的好带头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您的一些痛快淋漓的话语,透露着您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刻体察与见解。那时我曾想过,历史可能会证明,西关的道路就是中国农村建设的正确道路。到现在,一晃几年过去了,西关大队仍然按照自己的路子继续发展,但我所期待的大批西关式的新型农业群体的涌现,并没有在中国变为现实。代替它出现在这片黄土地上的是无数个腰囊鼓鼓的万元户,在他们的带动下,农民们眼下正象潮水一样涌向各种赚钱的场所,有资金的去经商,有劳力的去务工,只有那些没有本事和门路的才守着土地过活。至于农村的长远规划和建设,这本来是集结了农民世代理想的事,现在似乎成了痴人说梦,似乎象自然经济一样,成了应当被嘲弄的对象。当然从目前看,这样做的结果的确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民的生活的确较之改革前大为改善。但我总有些担心,担心这种繁荣不是建立在五业兴隆的基础上,而只是背本趋末带来的结果;担心这种繁荣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接踵而至的将是农业的衰退。果真如此,则免不了给整个国家带来一连串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危机。
以上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面对现实我不能没有疑问。近几年,出于对时事的关心,我时常在思考一些问题。我越来越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许多东西界限不清,导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表面看来是各方面都活了,但活和乱之间也就没有了界限。究其原因,是这场改革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缺乏周密的战略思考。现在的理论界对于这些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还无法作出令人心服的解释,更拿不出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理论学说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行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个什么样,还没有人能够构设出一幅蓝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法,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改革者们自己去探索。前段时间,改革者们已经拓出了一条一条的路,但这些路走不多远便渐渐被堵死。许多改革者中箭落马,有的被弄得狼狈不堪。他们虽然不乏勇气和才能,但他们缺乏理论武器,不能用来捍卫自己的事业,不能用来击破阻碍改革的人手中的法宝。这一紧迫的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思考,我当然也在其中。我很想深入地研究一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以找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有些问题已经略有头绪,但我还不敢断言自己的见解是否正确,有必要向活跃在社会前台的改革家们一一讨教。在我所知道的改革家当中,对我的心灵撼动最大的就是您,我佩服您的才能,更佩服您的品格。尽管我从报刊上见到的只是您的几点思想火花,但我相信这后面一定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库源。因此,写这封信同您联系。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同样有兴趣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交流一下各自的思想。
这次主要就如下问题谈谈个人看法,以就教:
首先,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应当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也即解决掌握管理权的人的素质问题,尤其是政治品质问题,这比解决经济体制问题更为重要。经济体制不好,能够束缚人的积极性,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而管理者的品质不好,则可以造成腐败,造成社会的倒退。现在这个问题已非常明显,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成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痼疾,其原因就在于有些掌权的人品质不好,有的压根就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改革从开始到现在,还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对付他们,某些方面却在向他们大放绿灯。如果说,在经济领域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要求的矛盾,那么,官僚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则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而且这一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前段改革抓住了经济矛盾而忽略了政治矛盾,这方面的欠帐形成的反差现在正好拖住改革的后腿。究其根源,在于改革之初,对于干部政治上的要求就存有偏差,当时只强调了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样一条标准,而没有特别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这样的标准就流于空洞。而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谋私利就同文革中打着造反的旗号以泄私愤一样,成为一只时代的怪胎。共产党如果仅仅要求下属干部必须拥护自己这个政权,而不严格要求他们必须首先做好人民的公仆,实质上就等于降低了对于他们的政治标准,也就使他们必然要脱离群众。而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单靠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没有多大力量遏制官僚主义的。
回顾西关大队十几年的发展,我认为,你们大队根本的转折点是在1974 年,领导班子改组以后,西关群众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此,你们真正意义的改革是在1974年,那是一次政治改革。从74年到79年尽管体制没变,但西关的面貌已大为改观,已经扎下了繁荣的根子。试想仍是原来的一班人在台上,即使后来体制变了,西关能有今天的繁荣吗?在民主政治还没有真正实现的阶段,一个单位的前途取决于领导者有无革命精神,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时常回味您当初那句动人心魄的话:“我要干出个样来让他们看看,这共产党的官该那么个当法!”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您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而现在有些人却正在走当年国民党的老路。中国下一步不搞政治改革便罢,只要改革就必须首先纯洁干部队伍,这个问题的改革不是为时尚早,而已经是迟误一步了。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为农业的发展指明出路。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为本,建国后的经济格局也是以农业为基础,从现在起到几十年内,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分仍然是农业,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农业落后以至整个国家建设缓慢,这又是实情。农业落后的原因在哪里?仅仅是个体制问题吗?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管理水平差,二是生产条件差。管理水平差的原因是用人制度不合理,要靠政治改革来解决。生产条件差包括多方面:自然条件低劣,生产工具落后。自然条件低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水,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解决提水设备问题,要靠农民的积累和国家的投资来改良工具和改进技术。前段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没有解决管理差的问题:实行责任制后,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由原来的管得死变成大撒手,既不组织生产,又不提供服务,其职能仅仅变成征粮派款,有的直接瘫痪了事。大量的万元户中,能人不少,但志士不多,他们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个体经营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会发动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没有改善生产条件:原来由集体购置的机械设施等,分的分,包的包,几年下来有减无增,不少的是毁坏算完。这几年,农民发家致富的确实不少,但没听说哪一个万元户投资打机井、修堤坝、养地力,多数只是利用现有条件搞掠夺式经营。农村本来紧缺的动力不少被用在长途贩运上,有的地方却却恢复了用木犁、用人力耕作的景况。即便产值有所增长,但这总归不能算是农业的进步。况且,近一两年,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各种费用、摊派毫无道理的上涨。许多地方,农民种地已经无利可图,故而他们打的粮食只要够吃,就不肯在耕地上多费力气,而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
这几年,国家指导农业发展的方针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岂不知政策只能调动一时的积极性,而现有条件下的潜力一旦挖尽,农民们由政策上得到的好处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的政策不会有持久的效力。讲科学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水的问题不解决,化肥、良种、新技术都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况且这些方面费用的昂贵往往使农民不敢问津。目前农业的用电、用油仍无计划和保障,农忙时节或抗旱关头,往往停电断油照行不误。由于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科学技术给予农民的有限帮助,远远抵御不住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更谈不上帮助农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几年,国家在建设方面投资不少,却基本上不向农业投资,集体积累已荡然无存,农民手里有几个钱,都花在盖房子、办婚事上。长此以往,农业的发展将何由谈起?“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一反映中国国情的传统观念,难道现在一点参考的价值都没有?商品经济究竟有多大的法力,能把落后的农业刺激起来?
当然,从西关大队的情况看,你们的确在商品经济领域里得到长足发展,但西关有自己的“本”,这个本就是雄厚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优越的农副业生产条件。您和您的同事们为西关的长远发展设计了一道又一道的战略防线,你们在冲出山东、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后,头脑中却始终想着农民“以土为本”,你们的脚根仍牢牢站在西关的本土上。我想,这就是西关这几年能够不随任何经济风浪而起落,始终保持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吧?
李德海同志:听了我的这些言论不知您作何感想,您未必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相信在关心改革前途、渴望国家强盛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头脑清醒的改革者们最紧迫的任务不应当是粉饰它,而是对它作出解剖。当前的社会改革同当年的民主革命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数年前您曾断言,现在的形势形成了又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我敢说,中国的改革还要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道路。我期望您在西关开创的事业能成为一点星火,我更期望您能以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大业谱写新篇。
恳切希望得到您的回复和指教!
顺致
敬意!
XX中学教师 马建平
1986、12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