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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30年是“空想社会主义”吗?

火烧 2006-04-15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文章探讨新中国30年是否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分析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与私人产权的作用,强调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方面的成就。

新中国30年是“空想社会主义”吗?
 
韩强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4-14 http://guancha.gmw.cn 


2006年3月30日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一位专家高级专家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们主流经济学家早就在反思改革了》,4月1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改革的共识现在并没有破裂》,其中一段话十分引人注目:

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它的运行会在社会公平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但这种消极后果的严重程度是与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关联的,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忽略了这种关联关系。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当前在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不是由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引入市场机制自然就会有竞争,而竞争自然就会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和输家从市场上得到不同的回报,收入差距自然就会拉大。至于私人产权,由于它意味着个人对收入和财富的排他性占有,当然既是市场竞争的基础,也是结果不均等、机会不均等的基础。由此推论,假如不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就不会有赢家和输家;假如没有私人产权,当然也就不会有“你的”和“我的”这样的对财富的排他性占有。如果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当然也就不会再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方面的差距,人们就不会再为了追逐金钱而从事种种不道德的和罪恶的行为。因此,构建一个公平的理想社会,关键是要彻底消灭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回顾历史,这其实就是自《乌托邦》以来的几百年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但是,一个消灭了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的社会如何运转呢?出路只能是国家干预。首先是国家计划代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其次是把一切财富变成国家所有。所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一切市场机制都是敌人,一切对收入和财富的排他性占有都必须消灭。

整个20世纪,人类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来实施这个逻辑,不同程度地参与这场试验的国家和民族遍及世界各大洲,其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令人失望。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东欧和前苏联的反社会主义行动以及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的演变,正是由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我们自己也用了30年的时间试图按这个模式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最后只是在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才转向改革开放,一步一回头地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改革开放不到30年时间,我们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两个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使无数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看上去如此合情合理的逻辑在现实中没能带来那个他们期望的理想社会?原因在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把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归罪于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诚然,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它的运行会在社会公平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但这种消极后果的严重程度是与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关联的,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忽略了这种关联关系。……在坚持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的同时致力于改善公共治理,其中除了民主与法治,也包括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建立社会安全网等等。回顾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国家和市场的同步增长”:在市场经济的规模扩大的同时,以财政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国家的作用也在扩大。而国家财政开支增长的重点领域就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有的学者对这样的历史发展作出的解释是,国家和市场都起到了一种“赋予个人以力量(empoweringindividual)”的作用,区别在于,国家采取的方式是把权利留给个人和保护他们不受致命风险的冲击,市场则是给予他们选择与机会。显然,在任何社会,发展和繁荣的本源都是被赋予了力量的个人。(《改革的共识现在并没有破裂》2006年04月1日《经济观察报》)

这段话的要点是:

(一)宣扬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私产化。这正好说明某些经济学家的纲领:市场化等于私有化。配合这种私有化的是法治和民主,一切围绕着私有化转。这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唱反调。

我们认为法制和民主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市场经济也是现代经济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同样也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现法制与民主,实际市场经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373页)

第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不要空泛的争论,要在实践中检验,特别强调“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第二、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说,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才是社会主义。

第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手段是操作方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由此可见,方向路线上确实有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具体方法要灵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并没有把“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而是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然都是手段,那么两种手段都可以用,可以同时用,所以才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二)歪曲历史贬低社会主义成就

世界银行某专家把建国30年的社会主义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濒临崩溃”。

这里,我们请大家注意:“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本来是1977年批判四人帮的,是指文革时期四人帮用所谓“革命”破坏经济建设的,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把建国1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修正主义、是唯生产力论,看一看当时的报刊就知道。1976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经过四年,到1980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邓小平、陈云同志都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对1949年以来的成就和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同时也对建国以来32年的成就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决议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经济成就是: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是有缺陷的,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其成就也是世界上承认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说,前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1917年以前的俄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落后的国家,但是到1945年打败法西斯以后,在50—80年代,苏联与美国并称为世界强国。这决不是什么“空想社会主义”。二战期间,苏德双方常常是上千架飞机在空中搏斗,连少将都要驾飞机进行空中指挥。如果前苏联不实行国有工业化,能有实力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吗?斯大林格勒能成为战争转折点吗?在战争的前期,英军从法国撤退,美国坐山观虎斗。如果前苏联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支撑的。这是历史事实,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国有化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但也不能说得一无是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时人们已看到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看来,邱吉尔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这个“成就”是苏联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兵监城下,到了柏林。

我们请问世界银行某专家“空想社会主义”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吗?前苏联也曾经是超级大国,如果它是“空想社会主义”,能成为超级大国吗?要有实力,就必须有经济基础。

在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贫穷的国家建立的,其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要进行历史考察,仍然要一分为二,既看到据点,也要看到其中的成就。其实,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各种曲折。

(三)断章取义引用斯蒂格利茨的话

世界银行某专家引用斯蒂格利茨说,东欧和前苏联的反社会主义行动以及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的演变,正是由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

这是断章取义。请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

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俄罗斯在1995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帐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普京打击金融寡头的原因和给与中国改革的警示》《天涯之声》)

大家注意,这才是斯蒂格利茨对前苏联私有化改革的全面评价。他特别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

对于这些,世界银行某专家避而不谈,主流经济学家也避而不谈。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休克疗法”首倡者、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1999年11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写到,“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券持有人到头来往往一无所有”,他甚至反悔式地提出,应当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程恩富《国企改革不要神化私有产权作用》《上海国资》2004年12月29日)普京说,到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才可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休克疗法”白白耽误了俄罗斯20年。

请世界银行某专家看一看事实,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的“反悔”:应当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重新国有化”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回到“空想社会主义”?其实,西方经济学家即使反对前苏联的,也并不认为,它是“空想社会主义”。道理很简单,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怎么能与美国抗衡?

(四)避而不谈斯蒂格利茨反对科斯产权理论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家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1、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经济是最优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通过个人(居民)和私人企业的相互作用配置资源的经济。”他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则是消灭了私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一定会比社会主义经济优越”吗?

对这个问题,他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相反,他说:“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经济会‘天生地’做出正确的权衡,特别是没有理由相信过于残酷竞争的市场经济比竞争较为温和的经济会更有效率”。对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不切实际的市场经济模型所提出的原理和思想,斯蒂格利茨深表怀疑,他告诫说:“不要被那些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市场经济模型基础上的原理和思想弄糊涂了。”

2、“市场社会主义”同时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避免短处。斯蒂格利茨用“市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对立,并对二者加以比较;又用“市场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经济相对立,并对二者加以比较。

斯蒂格利茨给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在任何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是如此)但像市场经济一样利用价格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形式。”他说明了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之处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样实行生产资料政府所有制。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同时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避免二者的短处。

3、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如私有企业的论断没有根据。斯蒂格利茨多次反驳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如私有企业的论断。他用法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成功的国有企业为例,证明国有企业可以是有效率的。同时,他又以西方失败的私有企业为例,证明私有企业可以是无效率的。

4、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斯蒂格利茨1989年在《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中明确回答: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1994年,斯蒂格利茨指出:“科斯定理认为为确保经济效率而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使产权明晰。这一定理是完全不正确的。”他把这种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产权理论称作“产权神话”,并指出这一神话误导了许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即私有化。斯蒂格利茨写道:“在经济学中,大概还没有一种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影响人们的观点和行动”。

5、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斯蒂格利茨和主张私有化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按照科斯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不能清晰地界定产权。”而“政府所必须做的一切就是使产权清晰。一旦做到这一点,经济效率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斯蒂格利茨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产权清晰、私有化,不一定有效率;不明晰产权,不实行私有化,也不一定没有效率。相反,斯蒂格利茨说:“没有私有化,甚至没有清晰地界定产权,也能成功地进行市场改革。”

第二种观点,伊萨克森等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提出:

1、私有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制。伊萨克森等人说:“一个社会如果想要建立市场经济,那就必须接受私有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

2、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颁布私有化法。伊萨克森等人说:“要制定一部保护私有制的适当法律”,“私有制必须得到保障。”“私有化法”是“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3、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伊萨克森等说:“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改革可能是把共产主义制度下国有化的财产私有化。”

4、国有小企业私有化方式:出售。伊萨克森等说:“小企业可以拍卖”。“可以逐个地出售”,“一家小企业可以较容易地卖给一个新的所有者”。

5、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建立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将国有大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出售股票。伊萨克森等说:“可以设立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其惟一任务是在若干不同的企业中行使职业所有者的职能……投资公司的股票可以免费送给或出售给居民。”“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拥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

6、多给党政官员发股票,使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伊萨克森等人赞成多给党政官员股票的主张:“为了让以前的权力集团加入‘市场经济队伍’……在国有企业重组为私有的股份公司时,额外给这些人一部分股票。果真如此,那么,过去这些市场经济的最凶猛的反对者就会成为新制度下改革进程的急先锋。”伊萨克森等人知道这种做法“不具有合法性”,“自然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但他们又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市场的到位,几乎不可阻挡的是,一些人会发财致富,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加入长期失业队伍之中。”

(五)某些主流的观点与伊萨克森何其相似

伊萨克森据说的“多给党政官员发股票,使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实际就是国企MBO。在国外MBO是私人企业合伙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国企是不搞MBO的,因为国企是全体公民的,出售国企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必须公开进行。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伊萨克森等人明知道这种做法“不具有合法性”,“自然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但他们又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市场的到位,几乎不可阻挡的是,一些人会发财致富,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加入长期失业队伍之中。”

这实际上正是斯蒂格利茨特别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是在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在中国某些经济学家在极力宣扬国企MBO,极力宣扬泛私有化。在国企改制中,那个主宰着一些地方改制的主导理论——“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劫贫济富”的东西。世界上改制的国家有不少,不知有没有一个国家一下子凭空就产生了几百万、成千万“下岗工人”的“改制”的?这不正是伊萨克森等人所说的“一些人会发财致富,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加入长期失业队伍之中”吗?(邵道生《贫富差距与张维迎式的劫贫济富发展观》《人民网》2004年11月17日)

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对于斯蒂格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同时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长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避而不谈。他们宣扬的所谓“市场化”,“产权改革”,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科斯的理论,是泛私有化。

我们的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包含私有经济)共存的,这是符合中国现实的。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六)科学发展观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当前科学工作者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这里说的非常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看到2005年12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青海考察工作时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进一步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胡锦涛考察青海: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央视国际2005年12月16日)

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为人民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已经被海内外媒体概括为“新三民主义”。

今年两会,胡锦涛同志强调,做好“十一五”时期的各项工作,关键是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继续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进一步明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胡锦涛: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新华社2006年3月5日)

对照科学发展观,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在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他们宣扬的所谓“市场化”,“产权改革”,实际上是宣扬新自由主义者科斯的理论,主张全面私有化。他们宣扬“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从世界银行某专家用“空想社会主义”评价1949年以来的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到了不顾历史事实的地步。请问:我们的长江大桥、大型水电站、长春汽车制造厂、大庆油田、渤海油田、胜利油田、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难道是在“空想社会主义”中建成的吗?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民企都做出了贡献,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发展是要在管理上下功夫,要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要建立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进行合作,那种形而上学地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经济成分相互合作有利于经济发展,无锡尚德就是合作的典型。施正荣介绍,“公司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无锡市政府的帮助。”创业之初,为凑足800万美元的资本金,他曾在投资人门口苦坐3个小时,连个人都没见到。在关键时刻,

无锡国联、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小天鹅集团、无锡水星集团、无锡市创业投资、无锡山禾集团等纷纷出资。公司成立时,施正荣占25%股份,其中20%作为技术股,另外5%以现金支付。企业发展了,施正荣掌握了46%的股权。国有股要退出,这是高价退出,是10倍到20多倍价格来退出,他们都得到了高额回报。尚德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后,股价一路攀升。在1月13日达到每股34.02美元。

由此可见,合作既有利于民企,也有利于国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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