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
近年来，反映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生活的电视剧播出了不少，特别是近日刚刚播放的《潜伏》博得广泛好评，使大家更加关注中共隐蔽战线的人物，沈安娜便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网上的那些关于沈老的文字大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以讹传讹的内容很多，甚至有人为了哗重取宠，竟然说沈安娜是毛泽东派到蒋介石身边去的。
几年前，我受国家安全部的委托，为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撰写了一部传记《丹心素裹的岁月》（内部出版），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被沈老认可的传记作者，我写沈老和华老的传记也是唯一被沈老认可的传记。因为我写的传记没有公开出版，有些内容不宜在博客上发表，我准备选择部分章节贴在这里，以正视听。
幼年的反抗
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江苏泰兴县城北门大街一家挂有“沈太史第”破旧扁额的大宅门里，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和一个中年女人的呵斥声。沈家是泰兴县城里的大户人家，高门，深院，在外面是什么也看不见的。邻居从女孩凄厉的哭声和中年女人威严的呵斥声中可以听出原委：这家的女孩子在被强行裹脚。
是的，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还在沈家大宅门里上演。被裹脚的女孩子叫沈琬，7岁。站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中年女人是现在沈家老宅的“当家人”、沈琬的大伯母，两个佣人在她的指挥下，用两条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把沈琬柔软的脚趾缠裹起来。
“不要啊，不要！疼死我了！”小沈琬一边哭叫一边挣扎。
大伯母面无表情地拿着一个苍蝇拍子，眼睛盯着案几，不时“啪”地拍一下，并把打死的苍蝇用拍子的一角拨拉到地上。秋天的苍蝇很懒，很笨，很好打，大伯母几乎没有一下落空。
“不要啊，不要！……”小沈婉拼命地挣扎。
两个佣人一胖一瘦，瘦的按着小沈琬的胳膊，胖的在用力地缠裹脚布。两个佣人很卖力气，在这秋凉的季节里，居然二人的额上都渗出了汗珠。
“疼死我了！不要啊……”
负责缠脚的胖佣人刚想少用点力，大伯母立刻就用苍蝇拍子在案几上“啪”地拍了一下，呵斥道：“用力缠！不用力能缠出金莲吗？！”说着，把自己的三寸金莲往小沈琬的面前伸了伸，“就照我的样子缠！”
胖佣人一用力，小沈琬又“啊”地惨叫了一声……
小沈琬的哭叫声传到同一大宅的另一个院里，她的母亲杨淑怀心里像针扎了一样疼。杨淑怀虽然也是封建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她自己就是小脚，当然知道裹脚钻心痛的滋味。小沈琬的父亲沈季航在沈家排行老四，长兄刚去世不久，现在长嫂当家，他虽然也心疼女儿，却没有办法，只能躲在书房里紧蹙眉头，对那厢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可奈何。在这个封建传统依然森严的大宅门里，以他们的身份是不能随便发言的。
自宋代以来，女人裹脚的陋习越来越盛行。到了满清时代，发展到极致，女子的脚越小越值钱。脚小，说明你是有钱人家供养得起的女孩儿，金贵着呢！嫁到夫家，不用做粗活，公婆、丈夫还得高看你一眼；粗手大脚，是从小劳动惯了的穷人家女孩的象征，嫁到夫家，里里外外的粗活都是你的。那时的男人，相媳妇不光相脸还得相脚，穷人家要的是脚大的女孩，能干活；富人家当然要脚小的，“漂亮”不说，还不会出门乱走，惹事生非。
要脚小，就得小小年纪开始缠足。年纪小，骨头嫩，把蒲扇似的脚板蜷成羊蹄似的小脚，算是中国当时的“国粹”，男人用“三寸金莲”赞美女人的小脚，女人就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脚超出三寸。三寸之外就成了“银莲”、“铜莲”，或者干脆就是“铁掌”，不值钱了。
沈琬出生时，虽然朝代已经换成了民国，但满清遗风在泰兴这个苏北小城仍然盛行。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576650100cx7v.html) - 我所知道的中共女情报员沈安娜（1）_大洋舰队_新浪博客
7岁的沈琬人小脚小，但性格倔强，眼睁睁地看着比自己身高还长两倍的裹脚布，一层层把脚箍起来，像包着一个大粽子。脚疼，心里更不情愿。于是她拼命哭喊，用力反抗，但她哪能敌得过威严的大伯母和两个强壮的佣人？她幼小娇嫩的双脚被裹成了粽子状，双脚不敢沾地，一沾地，五个脚指连同脚掌就钻心地痛，痛得她眼冒金星，嘴吸凉气；走起路来不但脚疼，还头重脚轻，摇摇晃晃，稍微不小心，就会栽一个跟斗，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又哭又闹，想把裹脚布松开，大伯母坚决不允。
大伯母让那个瘦佣人扶着小沈琬走回自己家去。可沈琬哪里挪得了步？即使是在佣人的搀扶下也难以行走。从大伯母家到自己家，要过好几道门，小沈琬脚疼站不稳，过第一道门时就一头撞在门框上，把头撞了一个大包，她哭得更凶了。
瘦佣人见小沈琬可怜，在穿过第一道门之后，她见女主人看不到了，就把小沈琬抱起来，快步送到她母亲杨淑怀的房间。
杨淑怀非常心疼女儿，却又不敢出一点怨言。她把哭哑了嗓子的女儿抱上床，让二女儿沈珉照顾妹妹。
沈琬在姐姐的帮助下，把腿垫高，翘起的双脚才稍稍减轻了一些疼痛。
“琬儿，忍一忍，过几天就好了。”杨淑怀安慰了几句，让姐妹俩早早歇息。
沈琬，字淑和，小名琬儿，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城一个封建世家。沈琬的大伯父沈文翰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于少年时代已夭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二十年代曾在家乡设立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沈家是泰兴城里的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身为翰林的大伯父沈文翰住的门堂最大，后院有一座小洋楼作为独用书房。大门内的回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要坐轿前往，以显示身份。
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沈琬的外祖父与大伯父沈文翰当年一同进京考试时相识，成为世交好友。沈文翰在交谈中讲到四弟季航，杨先生很赏识，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杨家便遵媒妁之约，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兴沈家。
封建世家出身的杨淑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十分勤俭贤惠，遇事颇有主见。但没有文化，束小脚。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杨淑怀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不以为然。
沈琬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
大伯母也是出身于封建世家，书香门第，还是个“才女”，会作诗。小沈琬曾亲眼看见她和大伯父一起对诗，小沈琬曾经因此很崇拜她。她也很喜欢沈琬，经常亲自给沈琬梳小辫子。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
大伯父在世时，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从不关心家族的事情。大伯父去世后，她自然成了封建世家的当家人。女孩子裹脚，在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这还了得！她把这看成是对她的权威的挑战，她绝对不允许家族中有这种挑战。
小沈琬知道大伯母喜欢她，夸她聪明懂事，但不明白为什么大伯母喜欢她，却要让她裹小脚，更不明白把脚裹成那样子有什么好看。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流泪，让姐姐沈珉十分心疼。沈珉比妹妹沈琬大3岁，已经10岁了。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长硬，不好缠了，沈珉便躲过了这一劫。她看到妹妹痛苦的样子，非常想帮助妹妹。
小沈琬哭着哭着睡着了，半夜时分，又疼得醒过来。她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但是佣人缝得严实，她便哀求姐姐道：“给我拿剪刀来，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点上灯，找出了剪刀交给妹妹。
小沈琬拿起剪刀，狠狠地把裹脚布剪开了。过了两天，大伯母发现了，很生气，就叫人再缠。倔强的沈琬在夜里又爬起来再剪，还发狠劲，干脆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大伯母实在无计可施，再加上弟媳妇杨淑怀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及，只好和弟媳妇商量，让人给小沈琬做尖头小鞋穿。
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也会使小脚变样。小沈琬畏于大伯母的权威，大伯母在时，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她马上就脱下来。过了两个礼拜，母亲就让人给她做了一双圆头鞋。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不得不默认她的失败。
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但已经使小沈琬的双脚变了形，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她铭记一辈子。她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建陋习厌恶之极，为她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因为保留了“天足”，也为她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沈琬从小性格倔强，7岁就敢于向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进行反抗，可以说是她人生的第一次“革命”，并获得了双脚的“解放”。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似乎在幼小的沈琬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
沈安娜近照（92岁-2007年冬）
启蒙教育
沈氏家庭封建意识很浓，男孩可以进学校，还可以送到外地学习。女孩只能在家学“女红”。但沈琬的父亲沈季航很开通，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在家中开设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生，包括他的女儿们。大厅里是男生课堂，因为顾忌“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规，他只好把女生的课桌安排在自己的房间内，与大厅的男生隔开。他教她们识字，让她们背《论语》，给她们讲孔子七十二弟子的故事。
在沈琬的记忆中，父亲清秀英俊，文质彬彬。开了一段私塾后，这位清末秀才进了县立小学当教书先生。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沈琬就守在父亲身旁，一边剥瓜子给父亲吃，一边看父亲走笔行书。一天，沈琬好奇地问父亲：“这段批语是什么意思？”
父亲很吃惊：“你是问我写的‘批语’么？学生的作文你能读得出？”
“能啊！”沈琬歪着头调皮地说。
父亲随便拿出一本作业，让她读其中一篇作文，她居然能结结巴巴、一字不差地读下来。读了一篇，又读一篇，越读越流利。夜深人静之时，童声清脆，书声朗朗，为这沉闷的深宅大院，平添了几分生气。父亲认真听着，看着，心中欢喜，不由得眉开眼笑，禁不住对内人杨淑怀说：“琬儿娘，你来看，琬儿这孩子不得了，能认这么多字，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从此，父亲每天出个题目教小沈琬写作文，并亲自修改。还教她背诵古诗词，如《木兰词》等。沈琬记忆好，虽不甚了了，却能朗朗背诵。父亲见沈琬天资聪慧，除了教她背诗书外，还教她练毛笔字。沈琬勤奋好学，正式上学校读书之前，已经能写很流畅的楷书和行书了。
小孩子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秀才出身的父亲不喜欢讲童话或神话，喜欢把中国儒教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用故事或古诗名句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听。忠，讲岳飞“精忠报国”；孝，讲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节，讲文天祥“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义，讲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些古诗名句和故事，在童年的沈琬和姐姐沈珉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虽属于封建时代文人，但在两个县立小学教了相当长时间的书，在和老师们一起相处中，吸收了不少新鲜事物。他常常把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带回家辅导女儿们。所以，沈琬离开私塾进学校读书时，一开始就上泰兴县城东女校读小学五年级，沈珉则直接考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上正规学校读书，在二十年代，对于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是一次身心的解放。学校里的学习内容和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女孩子也可以参加体育活动，还可以接受许多新思想。沈琬和沈珉真是开心极了！
沈琬和姐姐沈珉关系最为亲密。沈珉性格内向，温柔善良，勤劳孝顺，五六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有时为了喂弟弟妹妹吃饭，顾不上自己吃，往往最后等她吃饭时，饭已经凉了，她就随便扒几口冷饭，喝几口剩菜汤。后来大一点儿了，就帮母亲做针线活儿，有时在油灯下做鞋、做衣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睁不开了，针扎到手上，才去睡觉。天一明，即起来背功课，然后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尽管家务活很多很累，沈珉也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和妹妹沈琬一起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父亲识字、读书、写作业，学习很刻苦。她没上过一天正规小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小学课本，并熟读许多古文、诗词，所以后来得以直接考入中学。
沈家的衰落是从大伯父去世后开始的。封建书香门第，礼仪繁杂，大伯父官至翰林，丧葬仪式排场特别大。一次丧葬就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沈琬11岁那年，父亲去世。接着，大伯母、长兄、堂嫂等相继去世。几年中，丧事不断，没有钱办丧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土地，后卖房子，再卖家具、首饰、字画。连年几个丧事办下来，家族元气大伤，家境日趋破落，最后只好分家。
沈琬一家孤儿寡母，没有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济维持。最困难时，冬天以菜粥、山芋粥就咸菜度日。
沈琬12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当时沈琬年纪小，不知军阀谁打谁。据泰兴县志记载，1927年3、4月间，大军阀孙传芳所属郑俊彦部败退江北，路经泰兴县境，沿途大肆劫掠，勒索钱粮，难民成灾。沈琬在小在县城里长大，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一大群老百姓涌进县城乞讨，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男女老幼纷纷沿街席地而卧，景象十分凄惨。沈琬心中充满同情又疑惑不解。
5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入泰兴县城，沈琬看到一个医官忙忙碌碌，组织部下在沈家大门口插上红十字牌子。沈琬觉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翰的长子）沈彦堪！
沈彦堪指挥部下和家人将沈家原来存放棺材的大厅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又让沈家尽量拿出自用的被褥给难民用。还把沈家的米粮拿出来，用大锅烧粥，给难民吃。家中男孩女孩都出来帮忙。
沈家还住着一些伤兵，沈彦堪和其他医官细心为伤兵疗伤，沈琬的姐姐沈珉在臂上套着红十字袖章，帮助医官照顾伤员。
12岁的沈琬也不甘落后，主动上前为难民和伤员端粥。有一个少妇的怀里抱着婴儿，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婴儿饿得奄奄一息，连哭声也像猫儿一样。少妇接过沈琬端来的稀粥，迫不急待地要喂孩子。但是她的孩子太小了，还不会喝粥。沈琬就对手忙脚乱的少妇说：“还是你把粥喝了吧，你喝了粥，小弟弟就有奶水吃了。”喝了一碗，沈琬又给她添一碗，说，“你们是两个人吃呢！”
少妇感激地看着沈琬，含着眼泪把粥喝了下去。
沈琬为那些伤兵端粥时，见有的伤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们。
大堂兄沈彦堪对小堂妹的表现非常满意，拍拍她的头，赞道：“很好！很好！琬儿有同情心，会伺候人了！”
沈琬很想和大堂兄说说话，问他一些她不懂的事情。可是大堂兄太忙了，没有时间和她聊天儿。等到晚上一停下来，他已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沈琬不忍心再打扰他。
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继续逃难。沈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一路上，沈琬看到地主家富得流油，而农民家穷得叮当，想不通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一家人才回到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经历，给12岁的沈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赈济难民的壮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幼年沈婉的脑海里。另一个印在她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国民党“清党”斗争，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沈琬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千万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沈琬是初二班长，也带领本班的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演讲。
有一次，沈琬将她听到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惨状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控诉，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同学一面哭，一面悲愤地说：“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
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眼看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于不顾？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中国同胞！”
当时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赠衣物和经费，支持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学校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使沈琬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情怀。60多年后，沈琬（沈安娜）在为《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撰写纪念文章时，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离家求学
1930年，姐姐沈珉读到初中二年级，刚满十八岁，已是寡妇的母亲杨淑怀轻信媒妁之言，把沈珉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大地主的儿子。那个地主的儿子死了老婆，而且无后，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庭殷实，女儿嫁过去可以衣食无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经常回娘家与母亲和妹妹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是个寡妇，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抱头痛哭。
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忍无可忍，又偷偷跑回娘家哭诉，母亲在一边悄悄抹眼泪，沈婉一边劝姐姐，自己也眼泪汪汪。哭了好一会儿，沈珉慢慢擦去泪水，拉着妹妹进了小屋，小声而又坚定地对妹妹说：“我准备冲破包办婚姻的束缚，离家出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县城封建家庭中的子女，受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离家出走的现象比较普遍，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他们向往外面的新天地，新生活。更有一些有为青年，背叛地主、资本家家庭，投身革命。
沈琬非常同情姐姐，想到这种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幸，迟早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便坚定地对姐姐说：“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真的要走，沈珉又有些犹豫，“我们走了，娘怎么办？”
“娘有陈三照顾呢！”沈琬说。陈三是母亲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长大后一直住在沈家，是个听话又能干的小伙计。
“可是……我们去哪呢？”
“我们到上海去读书！”
“好！去上海！可这是大事，得找信得过的大人商量商量。”
沈琬说：“那就找刘伯厚老师吧？”
沈珉说：“好，刘老师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老师。”
沈琬便迳直去找刘伯厚老师。沈琬从小就比姐姐有闯劲，虽然比姐姐小三岁，却显得比姐姐有敢作敢为。
平日刘伯厚老师就十分器重当班长的沈琬，认为她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听了沈琬的想法，刘老师鼓励她说：“好，你们要坚定信心，摆脱封建束缚，坚持反帝、爱国。”
得到了刘伯厚老师的支持，沈琬心里有了底，接着又去找自己上小学的城东女校校长蔡振东* 和她的父亲。
蔡振东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终身未婚。蔡校长的父亲与沈琬的父亲为世交，也曾教过沈琬。几年前，沈琬在城东女校高小毕业时正是冬天，还有半年才能进入秋季招生的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蔡振东与父亲主动在孔庙后面的藏经阁，开设补习班，为沈琬等女孩子补课半年。蔡老先生发现沈琬的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就把他撰写的文稿、诗词、散文，以及补习班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来，让沈琬用小楷抄写一遍，分别装订成册，作为语文辅导教材，供学生们传阅。蔡家父女对沈琬关爱有加，沈琬对他们也非常尊敬。
现在，蔡老先生听了沈琬的诉说，对她说：“你是个聪明、勤奋、有远见、有勇气的女孩子，我们支持你们姊妹去上海求学。”
蔡振东也说：“晚走不如早走，说不定会闯出一条光明之路。”
临别时，蔡振东校长和蔡老先生取出两块银元，装在沈琬的口袋里。蔡老先生慈祥地嘱咐她说：“孩子，上海那个花花世界，交友要慎重啊！”
沈琬给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挥泪向他们告别。
回到家里，沈琬把老师们支持的意见告诉了姐姐。沈珉激动地抱着妹妹说：“我们走定了。但要好好说服娘，让她放心！”
姐妹俩把她们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让女儿改变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接着，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沈珉和沈琬在扬州谋生的哥哥沈勤与两个妹妹感情很好，他听说两个妹妹要去上海求学，积极支持他们，并帮助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她们一些钱。就这样，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头遍鸡叫刚过，天还没亮，县城的人们大都还没有起床，北门外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吱呀”一声，慢慢打开，走出两个年轻姑娘──20岁的沈珉和17岁的沈琬。她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沈琬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一看便知，她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杨淑怀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裹了一双尖尖的小脚，但是脚步坚实有力，脸上的神情看上去非常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上路就哭哭啼啼。
晨雾弥漫，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只有街对过卖烧饼的小铺子亮着一盏油灯，小伙计“扑嚓，扑嚓”地拉着风箱，开始升火烤烧饼了。
沈琬和沈珉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翰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
听着风箱“扑嚓，扑嚓”的声音，沈琬回头朝烧饼铺子望去，心中有些惆怅。泰兴城里的芝麻烧饼很好吃，只比黄桥烧饼名气小一点点，她们姊妹从小吃着泰兴烧饼长大。沈琬此时不由得想：以后可能再也吃不着这香喷喷的芝麻烧饼了。
姐妹俩不想给邻居留下“离家出走”的印象，就说这两天要到扬州去，看望在盐务稽核所工作的哥哥沈勤。
晨雾中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是她们事先雇好的“鸡公车”来了。这是一种既能载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仅有的交通工具。
分别的时候到了，姐姐沈珉忍不住流下泪来，哽咽地拉着母亲的手说：“娘，我们走了，你要多保重……”
母亲强忍眼泪说：“你们放心走吧。我有陈三照顾呢。”母亲故意在此时提到陈三，是为了安慰姐妹俩。可陈三又怎能替代女儿呢？
这时的杨淑怀只有四十多岁，已守寡多年。辛辛苦苦把几个孩子养大，现在又都一个个离开了她。两年前她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去上海求学，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此时母亲的心情，只有女儿知道。
沈琬和沈珉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她们招手，沈珉又哭了。沈琬没有哭，她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了，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她们伤心。
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大院。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娘看见女儿在流泪，女儿知道娘的心里在滴血。
杨淑怀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走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沈家姐妹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站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留在她们的脑海中。
不一会儿，鸡公车就出了城门，大约走了两个时辰，已经日上三竿，车夫要歇歇脚，抽袋烟。沈家姐妹站在一棵大树下歇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位于长江北岸几十公里的江苏泰兴县城，像那时其他许多小县城一样，由于长年战乱，官匪横行，景象凋敝，民不聊生。
泰兴县是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城，位于江苏省中部，东接如皋，西濒长江，南界靖江，北邻姜堰。泰兴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 年）因升海陵县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然而，“兴”了千年的泰兴，这时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了。
一个瞎眼的老婆婆手里拿着一只残破的饭碗，在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的搀扶下向县城的方向走去。很显然，她们是到城里去讨饭的。
车夫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这可怜的一老一小蹒跚远去的身影，感叹道：“好生生的地，好生生的水，又产稻又产麦的地方，可粮米填不饱种地人的肚子！”
沈琬忿忿地说：“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正准备继续赶路，又有一家三口向车夫打听什么。原来，乡下的苛捐杂税高得可怕，他们家又被歹人算计，受了冤屈，要进城去找衙门递状子。
车夫不由得说出老戏里的一句唱词：“官府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沈婉说：“是啊，这种状子即使递上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一路上，沈珉和沈琬看到的尽是破衣烂衫的流民和破败不堪的稻草泥房。正是稻米飘香的季节，却看不到一点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到处是一片荒芜和凋敝的景象。
鸡公车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叫口岸的小镇。姐妹俩没有去扬州，而是买了去镇江的船票，登上一条“突突突”冒黑烟的小火轮（一种吨位不大的小客船），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天渐渐黑了，宽阔的江面呈现出一片比天还黑的汪洋。
沈琬饿了，从包袱里摸出一个烧饼充饥。沈珉累了，搂着妹妹的肩膀闭上眼睛想心思。半晌谁也没说话，但谁也没睡着。突然，沈珉睁开眼睛，轻轻地一字一顿地对妹妹说：“从此以后，我可以不再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了！”
沈琬也兴奋起来：“从此以后，我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考入“南洋高商”
小火轮经过一夜“突突突”的航行，于第二天上午到达镇江。沈琬和沈珉在那里上岸，到镇江火车站，又乘火车经常州、苏州，到达上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弥漫着浓重的殖民地气息。
沈珉和沈琬一走出上海火车站，就被这殖民地的气氛笼罩住了。一座座洋楼，一群群洋人，不时传来一声声听不懂的洋话，仿佛置身于一个可以说多种语言的国度。如果不是街上走着的大部分是黄皮肤的同胞，如果不是街上跑着中国同胞 拉的黄包车，她们真以为是到了国外。
上海是她们十分向往的地方，但是她们对上海实在知之甚少。上海早年只是个海滨渔区，北宋末期中外商船来往渐增，才设上海县。鸦片战争后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列强各划租界，城市畸形发展。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外国侵略者、官僚、资本家、封建帮会的乐园，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沈家姐妹从一个苏北小县城到达殖民地大城市，就像一片树叶落入汪洋大海，她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自由的快乐，反而充满了恐惧。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过江之鲫。尤其是叮叮当当驶来驶去的有轨电车，有时车门上吊着进不了车厢或是急于下车的人，真担心他们随时会掉下来。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富人如云的大都市里，居然和家乡县城里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沿街乞讨的人。
阴霾笼罩着上海，也笼罩着沈家姐妹的心。
沈珉从包袱里拿出一个旧信封，上面是二堂兄家（大伯父沈文翰的次子）在上海的地址。上海这么大，堂兄家在哪儿呢？
沈琬说：“鼻子底下有个嘴嘛，可以找人问问。”
沈珉有点为难地说：“我们一口江北话，怎么问哪！”
“江北话”泛指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江北人”在一些上海人眼里，有“下等人”的含义。当时从江北来上海谋生的人特别多，而且大都从事一般上海人不愿干的体力劳动和“低级”行当，俗称“四把刀”——剃头刀、切菜刀、裁衣刀和修脚刀。因此说江北话的人常常被上海人瞧不起。
沈琬鼓起勇气说：“我来试试吧。”
路边有个摆小摊的中年汉子，沈琬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用略带江北口音的国语问路。没想到摆小摊的汉子非常热情。
“小妹妹，我伲也是从江北来的。你要去的地方不算太远，喏，”汉子热心地指点道，“左拐弯，右拐弯，再左拐弯，又右拐弯就是了。不用坐车，可以走得到的，省几个钱吧！”
按照江北老乡的指点，她们很顺利就找到了二堂兄的家。二堂兄在上海不过是个小职员，他家房子很小，虽然堂兄和嫂子很热情，但不能长期借宿，她们必需报考可以寄宿的学校。
白天的上海，熙熙攘攘，人海如潮。到了晚上，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大放异彩，在小县城过惯了夜临城黑生活的沈家姐妹，还不能马上适应这种闪闪烁烁的光亮，被霓虹灯闪得头晕目眩。
上海，犹如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让初来上海的人眼花缭乱，给人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强烈刺激。
上海，是一片深不可测、波谲云诡的海。
第二天，沈珉和沈琬就开始寻找读书的学校。当时有女生宿舍的学校很少，几天下来，沈珉才找到一家可以上高二、仅剩一张床位的女子中学。沈琬则准备报考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简称“南洋高商”）。
据招生广告和堂兄介绍，南洋高商是一所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吴醒濂先生创办的学校，具有爱国、民主、积极、健康、进步的传统，设有女生宿舍。但是沈琬找到位于善钟路（今常熟路）的南洋高商报名时，学校门房的老伯伯对她说：“姑娘，住宿是有的，但是高中的招生已经结束了。”
沈琬一听老伯伯也是江北口音，就用家乡话哀求他说：“老伯伯，我是从泰兴来的，能不能帮帮忙，让我再试试？”
老伯伯很同情这位江北来的女孩，沉吟片刻，给她出主意道：“校长不在，你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吧。毛啸岑先生可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大好先生。求求他，说不定还行。”
沈琬谢过门房老伯伯，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教育主任室，敲门进去，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正在案头用毛笔写着什么。
“我找毛先生。”沈琬说。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576650100czal.html) - 我所知道的中共女情报员沈安娜（4）_大洋舰队_新浪博客
“我就是。你是……”毛啸岑先生站起来。他高个子，穿着长衫，显得又高又瘦，神情非常和善，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毛啸岑是学校的教育主任兼训育主任。
沈琬说：“我是来报考高中部的学生。”
毛啸岑对她说：“现在考期已过，招生刚刚结束，很遗憾，我们不能再收学生了。”
沈琬一听，马上取出转学证和成绩单，双手捧给毛先生看，并苦苦哀求道：“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途远才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
毛啸岑看了成绩单，各科成绩都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分数很高。这使毛先生对这个女生有了初步的好印象。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毛先生问道。
“我叫沈琬，家住江苏泰兴。”
“是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么？”
“是。”沈琬点点头。
“我知道那个学校。”毛先生说，“它的前身是襟江书院，很有名。”
毛啸岑是江苏吴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开始任教，对江苏各有名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
沈琬听到毛先生称赞她的母校，很高兴。但是一想到面临的现实，脸上的笑容很快又消失了。
“你为什么要来上海求学？”毛先生问。
这个问题，让沈琬感到一言难尽，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禁不住泪水涌上了眼眶。
沈琬面容姣好，一双大眼睛盈满泪水，更显得楚楚可怜。毛啸岑看到此景，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沉吟片刻，对沈琬说：“你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
沈琬接过毛先生递过来的毛笔，在毛先生对面的桌前坐下，一边研墨一边开始构思作文。毛先生回到自己的桌前，继续准备他的教案，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
写什么呢？沈琬来不及过多思考，只想把自己从家乡来到上海求学的心情向毛先生述说一番。于是，她在泰兴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姐姐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以及筹钱外出求学的艰难，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她挥笔写下作文题目《求学》。她在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她和姐姐在求学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诚恳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寻找新的人生之路。写到动情处，她禁不住心潮起伏，再次热泪盈眶，不时用小手绢擦拭眼泪。
毛啸岑看见这个情景，心想，这个女孩子定有一番痛苦的经历。
沈琬写完作文，双手呈到毛先生面前，恭敬地说：“请先生阅批，指正。”
毛啸岑迫不及待地起身接过，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沈琬那手漂亮的毛笔字，清丽娟秀，通灵俊逸。再读文章，文风朴实，文笔流畅，感情真挚。毛啸岑先生是站在那里一口气把文章读完的，他非常惊讶，也非常感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沈琬现场写作的过程，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篇作文就是眼前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写出来的。
“姑娘，你留下你的地址，我要和校长商量再给你答复。”毛啸岑兴奋地说。
沈琬把住址写在一张纸上。
毛啸岑看了，说：“还好，住的不是很远。我尽量想办法，让你来上学！”
送走沈琬，毛啸岑把沈琬的作文拿回家，给他在学校女生部任督监的妻子沈华昪看，激动地说：“这个姑娘是你们沈家的才女啊。”
沈华昪看了，也很感动，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很难得，文笔流畅，字也写得漂亮，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会是个有出息的女孩子。”
沈华昪也是江苏吴江县人，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她比毛啸岑大四岁，是个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的新女性，早年和毛啸岑就是冲破封建的束缚，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前他们不在一地，鸿雁传书年余，时常赋诗步韵，抒发情怀，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彼此的文采经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毛啸岑对夫人说：“我准备破格录取沈琬。”
沈华昪也说：“应该录取。她的家境不好，建议减免她的部分学费。”
经他们夫妇说服吴校长，学校决定破格录取沈琬，插班在高中部读高二，并免去三分之一的学费。沈琬自己也没想到，一篇作文就打通了她的求学之路。后来她总说自己幸得“贵人相助”，称毛啸岑夫妇是她“一生的恩师”。
进入女子中学的姐姐沈珉，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习惯，她白天读书，晚上还要帮人做些针线活，挣点零钱，补贴伙食。
沈珉就读的女子中学离南洋高商很远。开学后，沈珉非常惦念妹妹，每隔两三周就要去看望妹妹。每次都是步行，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她用省下的车费买来书刊，姐妹俩轮流阅读。这些书刊帮助姐妹俩增长了很多知识。
播“火种”的人
从苏北小县城来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沈家姐妹原以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岂料残酷的现实与她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们看到的上海，贫富悬殊，洋人横行，国民党特务、宪兵、军警飞扬跋扈，开着警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上海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除了中统上海行动区之外，从1932年开始，又增加了军统（当时称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都在追捕共产党，宁可错抓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虽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中统”、“军统”，但看到警车横冲直撞的现象，心中忿忿不平，十分痛恨这个黑暗的社会，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实？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她们感到很茫然。
然而，她们不知道，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中共党组织的地下活动也没有停止。在沈琬就读的南洋高商，就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
1933年8月的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进南洋高商，径直向男生宿舍楼走去。他天庭饱满，一脸文气，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灰色长衫，看上去像一名教书先生，实际上他是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上海地下党领导干部，叫鲁自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自诚作为湖北新军武昌第21混成协（旅）的一名战士参加了武昌起义，并在那时就认识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董必武。191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勤工俭学四年，1924年1月回国，6月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武汉、上海做工会工作，还曾在北大、北师大、中大任教。他在长期的工运和学运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担任过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和江苏无锡市委书记。他1933年到上海，从事中央在白区的情报工作，并建立组织，检查工作。今天他来南洋高商，是要接收该校高三毕业班学生舒曰信加入中国共产党。
半年前，鲁自诚受在外地做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张曙时的委托，看望和照料他在南洋高商读书的儿子张勉。鲁自诚在看望张勉的时候，认识了和张勉同宿舍的学生舒曰信和华明之。
鲁自诚通过和舒曰信交谈，了解到他在南洋高商就读时便开始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作家的作品，从中探索进步思想和革命真理。面对社会现实，深感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制度的弊端，经常与学友漫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抱负。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舒曰信同进步师生一起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还在学校内办了名为《曰信》的墙报，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舒曰信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成材后回国继承家业。他却说：“国难当头，难于安心读书。”母亲从家乡宜兴跑到上海，对他说：“闹革命，那是穷人的事。你是舒家的独生子，舒家那么大的家产还需要你继承。孩子，不留学了，也不革命了，回家吧！”舒曰信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苦苦哀求，从南洋高商一毕业，就背叛了地主家庭，与家里一刀两断，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了。当时他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件冬天御寒的皮袍，别无他物，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无产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像舒曰信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接受了先进思想、勇于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青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舒曰信住的男生宿舍在二楼，鲁自诚如约敲门进屋，舒曰信正在房间里等他。舒曰信长得眉清目秀，刚刚十八岁，脸上稚气未退，已有几分少年老成。
学校放暑假了，校园里人很少，周围非常安静。鲁自诚低声对舒曰信说：“小舒，根据党组织对你的考察，认为你积极要求革命，主动脱离地主家庭，思想是进步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今天来，是正式通知你，上级批准你加入党组织。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舒曰信听了非常激动，屋子里本来就热，一激动，便满头满脸都是汗。他紧紧握住鲁自诚的手说：“我要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鲁自诚说：“现在上海形势很严峻，没有条件举行入党仪式。我在英国勤工俭学时向工人们学会了一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歌──《国际歌》，现在我就来教你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鲁自诚将歌词写下来，轻轻唱给舒曰信听。舒曰信天资聪慧，而且喜欢文艺，不一会儿他就学会了。于是，鲁自诚与舒曰信又低声合唱了一遍。歌词通俗易懂，旋律铿锵有力，舒曰信唱着全世界无产者的歌，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对鲁自诚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党的人了！”他还郑重表示决心：“虽然现在到处是白色恐怖，虽然做共产党员就要准备着被砍头，但我不怕，我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鲁自诚说：“你们这些新入党的同志，就是我们党的火种！”
在此之前，舒曰信曾向鲁自诚介绍，同宿舍的学生华明之也是个进步青年，鲁自诚说：“我注意到了。华明之和你一样，也向往革命，你要在思想上多影响他。”
现在，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信对鲁自诚说：“鲁先生，我根据你的意思，约了华明之，他过一会儿就到。”
鲁自诚点点头，然后纠正他说：“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可以叫鲁自诚同志，或者叫鲁大哥。”
舒曰信想了想说：“那我就叫你鲁大哥吧，你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
正说着，华明之敲门进来了。他身材瘦长，瓜子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
对于华明之的情况，鲁自诚已经通过舒曰信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华明之祖籍江苏无锡荡口，1913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华国祥是一个本分正派的小职员，母亲朱明仁是个贤惠的家庭妇女。华明之是长子，弟弟妹妹多，上面还有一个高龄祖母，一家老老小小，生活十分清苦。华明之好不容易读到初中毕业，父亲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让他上职业高中，以求早日毕业，谋职养家。
华明之是1931年夏天考入南洋高商的。一入学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华明之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邹韬奋编辑出版的《大众生活》等。在学校，他与一些进步同学一起主办壁报，用画笔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
华明之还把自己接受的革命思想带回家，传给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同学,最先受影响的是比华明之小一岁的妹妹华曼倩（参加革命后改名华韵三），还有三弟华家騄和四弟华介民。后来三弟、四弟都参加了银行界和绸缎界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妹妹华曼倩经常跟着哥哥与几个同学在一起读进步书籍、写心得体会。华明之把这些心得体会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合力》，互相传阅。有时还在家里聚会议论时政，言词激烈，慷慨激昂。华明之的父亲听他们在骂国民党反动派，就让老伴儿在楼下大门口坐着剥毛豆，给孩子们“望风”。
后来，华明之与同宿舍比他高一届的同学舒曰信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受舒曰信的影响，多次参加革命集会和游行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疯狂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上海地下党组织几次遭受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上海市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在舒曰信的影响下，华明之的革命情绪却日益高涨。
1933年5月的一天，华明之跟随舒曰信到虹口打浦桥一家茶馆，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集会游行。游行开始之前，参加人员悄悄会集在茶馆附近，时间一到，组织者以摔茶壶为信号，茶馆楼上立刻撒下许多传单，参加游行的工人和学生看到传单，马上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形成上百人的游行队伍，喊口号，撒传单，向大马路前进。等巡捕房的警车开来，游行队伍就“轰”一声四下散去。因为这种集会聚得快，散得也快，因此被大家称为“飞行集会”。
华明之参加过几次这样的“飞行集会”，大大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也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熏陶和锻炼。
一次，宋庆龄创导的“中国反帝大同盟”组织进步学生游行，舒曰信问华明之：“这次可不是撒了传单就散，而是游行示威。你敢不敢参加？”
华明之坚定地回答：“敢！”
在游行活动中，华明之迈着坚定的步伐，举着小旗，带头呼口号，撒传单，表现出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舒曰信觉得华明之诚实可靠，就经常约他到静安寺附近的“外国坟山”（即“外国公墓”）谈心，那里行人很少，比较隐蔽，可以谈得比较深入。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经舒曰信介绍，华明之的革命倾向受到鲁自诚的关注。鲁自诚把华明之列为舒曰信之后的培养对象。今天特别嘱咐舒曰信约了华明之来见见面。鲁自诚对华明之的印象是：一个外表文弱的书生，内心却满怀激情，好好培养，会是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
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宿舍里，鲁自诚向他们讲述了当前的形势，介绍了他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亲身体会。他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共和政府，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怎么样了呢？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扫除，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租界林立，特务横行，人民群众一直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中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解放劳苦大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鲁自诚的一席话，给两个年轻人拨开迷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舒曰信和华明之是鲁自诚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播下的革命火种。随后，这两颗革命的火种又点亮了两盏向往革命的年轻女子的心灯……
在恩师家的邂逅
1933年冬，一直省吃俭用，在经济上接济沈琬和沈珉的哥哥沈勤，自身陷入了经济危机。他作为一名小职员，本来收入就不高，结婚后有儿有女，经济日渐拮据，无法继续接济妹妹，沈琬和沈珉带出来的那点钱已所剩无几，只够维持两人简单的生活，无钱交纳学费，双双面临辍学。危难之际，又是毛啸岑夫妇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们摆脱困境。
这时的毛啸岑夫妇已调到上海正风文学院工作，师母沈华昪安排沈琬在正风文学院女生宿舍临时住下。姐姐沈珉只好辍学，到一个私人诊所当助理护士，实际上是勤杂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姐妹俩的生活，并支持沈琬继续上学。
南洋高商是个新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校，学生成分也比较复杂。大部分学生是南洋华侨子女，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异，有富豪巨贾，也有“卖猪仔”，尽管贫富差距悬殊，但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祖国来学习中华文化，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宗。另一部分国内的学生，也是家庭状况各不相同，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一般平民子女。由于该校重视体育、文艺教育，因此出了一些文艺和体育小明星。
沈琬自幼喜欢运动，当年在泰兴县举办的小学童子军比赛活动中，沈琬所在的城东女校获得冠军，身为中队长的沈琬曾代表学校捧回银盾奖牌。
上海南洋高商体育运动气氛也很活跃，沈琬更是积极参与。她尤其喜欢打篮球。学校的女篮队长是叶露茜，沈琬和她同班、同桌、同宿舍，两人关系特别好。叶露茜每次练球，都拉着沈琬。据该校学生、电影演员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中回忆：南洋高商的女篮很厉害，除了体育专科学校，简直威震上海所有的校队。南洋高商的男篮也很出色。男篮中有一名健将叫蔡演雄，后来曾参加过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
受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沈琬的篮球技艺进步很快，特别是她的低身传球，又快又准，被同学们称为“一绝”。
毛师母鼓励她说：“你篮球打得很好，要多参加文体活动。”
但是沈琬有苦难言。打篮球，运动量大，体力消耗也大，有时参加比赛，赶不上学校食堂的晚饭，只能花一点小钱在校门口买点零食，往往吃不饱肚子。有的女生比赛后有男朋友邀请“下馆子”，沈琬不愿吃别人的，更不愿随便交男朋友，自己没钱吃得饱一点，时常夜里饿得睡不着觉。为了夜里不饿肚子，只好减少运动量。后来她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篮球比赛了。
1934年春节，上海的天气格外寒冷。沈琬和沈珉姐妹俩没有路费不能回泰兴老家过年，就冒着阴雨去给她们的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毛先生家，沈琬意外遇到了在南洋高商的校友和同学──比她高两届已毕业的舒曰信和比她高一届还在校读书的华明之。
毛先生和毛师母给他们四人作了介绍。四人之中，只有沈珉不是毛先生的学生，但她因为妹妹沈琬的关系，和毛先生一家人也相熟，于是四个年轻人很快就自然地交谈起来。他们四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舒曰信热情奔放，华明之少年老成，沈琬开朗活泼，沈珉少言寡语。
舒曰信给沈家姐妹的第一印象，性格爽朗，谈吐不凡，眉宇之间流露出刚强和自信，一看就是个出身于大户人家的胸有大志之人。沈琬悄悄向毛先生求证，毛先生笑着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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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珉问妹妹和毛先生小声说什么，沈琬把她的猜测告诉了姐姐，并悄声说：“我看他很有革命激情，但好象不大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你看他衣服邋邋遢遢，不知多少天没有换洗了。”
沈珉听了忍不住笑起来。舒曰信问她笑什么，沈珉看看舒曰信，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声说：“不告诉你。”
舒曰信也不好追问，却忍不住盯着她看，仿佛答案写在她文静清秀的脸上。
沈琬更注意观察华明之。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沈琬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给沈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过七十年之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时的情景。
沈琬留给华明之的印象也非常好，纯朴活泼，落落大方。他特别喜欢沈琬笑的样子，因为她一笑，脸颊上就会出现一对迷人的酒窝儿。后来华明之告诉沈琬，他一看到那对酒窝儿，心就醉了……
四人相识，交谈甚欢。舒曰信以学长的口吻对沈琬说：“以后学校里有什么事，就找明之兄帮忙。”
沈琬很自然地说：“我会的。”她正盼着有人说这句话呢。她为有华明之这样一位学兄感到高兴，当然不会放过找他帮忙的机会。
毛先生的独生子、不满10岁的毛安澜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很熟，偎在沈琬的身旁听他们聊天儿。四个年轻人当中说话最多的是舒曰信和沈琬，华明之大部分时间是在听，偶尔插插话，而沈珉则很少说话，她在听的同时手也不闲着，帮毛师母干一些家务。毛先生则把客厅让给四个学生，自己躲到书房做学问去了。
此后，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几次在毛先生家聚会，话题则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华明之和舒曰信向沈琬问起她和她家里的情况，沈琬便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她还是第一次对外人说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但面对两位异性学长，一点不觉得难为情。就连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沈珉，今天的话也多起来，在沈琬讲述的过程中，不时插话补充一些内容。
发生在苏北泰兴沈家大宅门里的故事，让江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舒曰信和上海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华明之感到新奇，特别是沈琬反抗裹脚的经历，更是让偎在沈琬身旁的少年毛安澜听得入迷。舒曰信和华明之一边听着沈琬的述说，一边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他们对沈家姐妹的身世和志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沈琬刚一说完，舒曰信开朗地哈哈大笑道：“原来你们俩和我一样，也是封建家庭的‘叛逆’啊！”
几次在恩师家的相会，彻底改变了沈家姐妹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为她们的个人感情找到了归宿。
事后，舒曰信和华明之向鲁自诚报告：“我们发现了一对和我们一样有革命志向的姐妹。她们思想纯朴，为人正直，在苏北家乡中学里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来到上海，她们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
鲁自诚听了很高兴，对舒曰信和华明之说：“你们要好好启发她俩的革命觉悟。反帝、反封建，不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要让她们知道，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舒曰信和华明之领受任务之后，就有意识地和沈家姐妹接触，给她们讲社会发展史，一起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为《大众哲学》），指导她们读进步刊物《生活》、《新生》等。华明之与沈琬同在一所学校上学，见面的机会较多。而舒曰信和沈珉都已走上社会，舒曰信经常有事要沈珉帮忙，他们二人的来往便多一些。这样的格局导致了沈家姐妹终身大事的各自走向。特别是沈琬和华明之，共同的志趣、理想和事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共同度过了漫长的琴瑟和同的岁月。此为后话。
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间”（2）
沈珉比舒曰信大三岁，她像大姐姐一样，经常到亭子间来照顾他的生活。有了沈珉的帮助，亭子间的面貌焕然一新。舒曰信则经常向沈珉传播先进思想，并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两人在接触中，互相产生了感情。沈珉虽然少言寡语，但内心情感丰富。她能吃苦，会体贴人，舒曰信对她情有独钟。在沈珉的眼里，舒曰信满腹经纶，能言善辩，又有革命的冲劲，和那个大她十多岁的前夫相比，虽然都是大地主的儿子，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她曾经冰冷寂寞的心被舒曰信的热情所感染，像冻土层下的小草，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苏醒，萌发出新的嫩芽……她动心了。可她心里也有顾虑，毕竟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不堪回首的婚姻，而且还比他大三岁。因为有了这些顾虑，对舒曰信的热情的目光，她只能回避和躲闪。
舒曰信能感觉到沈珉是爱他的，但对她的犹疑的神情无法理解。有一次，他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沈珉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躲躲闪闪，若即若离？” 舒曰信无奈地追问道。
沈珉欲言又止，未语泪先流。
“你说嘛，到底是为什么？”
在舒曰信的哀求下，她大着胆子，一口气把心中的苦恼说了出来，舒曰信一听是这么回事，长舒了一口气，安慰她说：“你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反封建，反压迫！我们自己还那么封建，怎么革命？你比我大三岁，那更好啊，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么？我们是革命者，当然不相信什么‘抱金砖’，可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
经他这么一说，沈珉完全打消了顾虑，破涕为笑，并从心里喜欢舒曰信的“能言善辩”。
舒曰信向王学文述说了他与沈珉的相互爱慕之情。王学文点点头说：“她是个好姑娘。”他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见过沈珉，认为她既温柔又有韧性，还能吃苦，是棵革命的好苗子。
经王学文批准，舒曰信和沈珉结为“革命夫妻”──那个年代，很多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爱的人结成夫妻后，都被人们称为“革命夫妻”。婚后，沈珉才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是共产党，坚定地成为舒曰信的助手。经王学文的批准，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舒曰信做抄写、收藏、保管文件，后来又做秘密交通联络、掩护“机关”和领导人等工作。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在中央特科的历史上有其特殊涵义。这些机关各有不同用场：有的用来开会、办公，有的用来接头联络，有的设立电台，有的专门保管文件。
当时上海空屋较多，租房并不难，但要有“殷实店铺具保”，不然办不成。租下房子以后，长期在此居住（办公）的人员，叫“住机关”。如果住机关的男人是单身汉，为了不引起怀疑，就要调来一个女同志扮作“假夫妻”。按照秘密工作需要社会化的原则，住机关的人行动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住家要像住家，商店要像商店，住家的夫妇，女的要像家庭妇女一样操持家务，才能隐蔽得好。
当时由于特务侦察和叛徒告密，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受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和牺牲。城市里虽然没有战斗的硝烟，却一直飘着腥风血雨，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生死较量。
舒曰信和沈珉觉得沈琬还在上学，就没有向她透露他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沈琬发现了姐姐和姐夫都是革命者。
自从沈珉结婚以后，沈琬发现姐姐像是变了一个人，过去脸上忧郁的神情被灿烂的笑容所替代，过去总是沉默寡言很少唱歌的她，居然在干家务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江南小调。
沈琬忍不住悄悄问姐姐：“姐夫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沈珉不好意思地用刚学会的上海话回道：“侬（你）讲呢？”
沈珉也用上海话说：“阿拉（我）哪能晓得？”
沈珉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避开隐私话题，对妹妹说：“阿拉现在翻了身，生活再苦再累，阿拉都能坚持。阿拉总觉得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
姐姐情绪感染了沈琬。她问姐姐：“侬讲‘现在翻了身’是什么意思？”
姐姐犹豫了一下，神秘地说：“阿拉找到了一个革命者做丈夫！”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576650100d55u.html) - 我所知道的中共女情报员沈安娜（8）_大洋舰队_新浪博客
沈琬从姐姐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受到鼓舞，她便缠着姐姐也要参加革命。
沈珉有些为难地说：“这个事阿拉做不了主，侬得问伊（他）。”这个“伊”是指舒曰信。
舒曰信听说沈琬也要参加革命，便严肃地对她说：“参加革命，做秘密工作，是要吃苦的，还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沈琬表示：“我能吃苦，也不怕死。”
舒曰信认真地看着沈琬，从她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是那种说得到就做得到的人。他答应她，等请示了上级以后再给她答复。
他现在正在忙着华明之入党的事情。他已把沈琬、沈珉姐妹列入下一批党员培养对象。
1934年7月的一天，已经从南洋高商毕业的华明之被舒曰信约到他的亭子间。天很热，屋子关着窗户，还挂着窗帘，华明之一看就知道舒曰信要和他谈重要的事情。
平时总爱嘻嘻哈哈的舒曰信今天的神情显得格外凝重，他开门见山地对华明之说：“今天我受鲁自诚同志的委托，向你转达党组织的决定。经过党组织一年多的考验，认为你政治上可靠，由鲁自诚和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华明之听了非常激动，立即表示：“我一定忠实于党，保守党的秘密！”
舒曰信说：“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形势严峻。鲁自诚同志不便亲自来见你。他让我转达，组织批准你入党了。一年前，我入党的时候，鲁大哥教会了我唱《国际歌》，今天我再把这首歌教给你。”
接着，舒曰信便在闷热狭小的亭子间里，低声教华明之唱起了《国际歌》。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雄浑低沉的旋律在小屋里回荡，在华明之的心中回荡。他将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雄心壮志，为党的事业进行艰苦的奋斗。
舒曰信告诉华明之，入党以后，鲁大哥让他们一起在“老李”（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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