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战略篇2）

借赤壁之败，马超聚集西凉大军杀奔长安。曹操面前是一份战略与战术、政治与军事多层次、多方位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战略家试卷。深思熟虑，曹操最终选择了速战速决尽早抽身，将战争的规模和广度严格控制在自己所能承受的政治范围。书中第五十八回，“……曹操回寨，收拾败军，坚守寨栅，深沟高垒，不许出战。”曹操对众将领说：“战与不战，皆在于我，非在贼手。贼虽有长枪，安能便刺？诸公但坚壁观之，贼自退矣。”以上表现出了曹操不仅会打胜仗，而且善于打败仗，打败仗有时也是战略的唯一选择，甚至能不能打败仗，败仗打得技巧不技巧是判断战略家的一个重要标准。长胜将军只是军事家，长胜本身就是大败，而决非战略家，也许，人与人、军事家与战略家的区别就在于对“胜利”意义理解的不同，因而造就了曹操与诸葛亮的本质不同。面对刚刚经历过的败仗，诸将又怎能不会私下里议论纷纷：“今败马超，何如此之弱也？”对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更是摸不着头脑了。“过了几日，细作来报：“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助战，乃羌人部落。”操闻之大喜。诸将曰：“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胜了却对汝等说。”三日后又报关上添军马，操又大喜，就于帐中设宴作贺。诸将皆暗笑……。”这一情节通过曹操与手下将领鲜明反差的表现，充分展示了曹操那运筹帷幄的战略家风范，不同于诸将的是，曹操是以独特的战略眼光评估战术的成败得失，根本上就是各自的角色不同，也就对胜败的意义理解不同。　　

都说事物是复杂的，复杂就复杂在，同是一个结果从短期效应看是丰功伟绩，可从长远利益则是大祸临头，任何战略，或成功或失败，都包含有或失败或成功的战术；任何战术，或成功或失败，也都包含有或失败或成功的战略，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同样，军事的客观胜利，未必就一定是政治的主观胜利；政治的主观胜利，未必就一定是文化的历史胜利，胜利对于政治家与军事家而言，既是统一的但也是对立的。正确战略指导的战术，那叫作沉着冷静、机智果敢，可错误战略指导的沉着冷静、机智果敢，则却叫作优柔寡断、愚蠢鲁莽，而如果用战术的客观标准判定战略的主观是非，无疑是在判决战略家命运的死刑，最终是自己死刑的命运。军事是这样，社会其它领域更是如此，刻意不如天成自然。　　

社会多种不同声音、不同思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是战略与战术对立统一之需，决不是社会“动乱”温床，即使“动乱”的可能，那也是社会前进运动中必须承担起的因对立统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像打败仗有时也是战略的唯一选择一样。从某种意义而言，开放的实质就是满足了这种社会战略发展的需求，首先是思想的开放。如果社会只是一种思想、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单调音符，一党制，那么这个社会决不可能演奏出美妙动听的社会运动前进乐章，至少，这个社会没有战略家，这个民族没有战略思维。一眼便知结果，那还是战略家吗？那还要战略思维干什么呢？事实上，十三亿人决不可能只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个结果，如果说有那也是暴力维持下的骗局，就像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当选得到100%的高票（这是“一党专制”冠冕的堂皇）纯属于世界最无耻最大的骗局。一个民族真就如此，那么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个民族没有战略家，只是一群被眼前的成绩和胜利冲昏头脑而得意忘形的战术家，这才是民族发展的最大失败。可见不同政治党派、不同思想观点共同形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的最大发展战略，也可见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是毫无战略意义的“开放”。“开放”是战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战略，没有战略的战术，其战略就是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闭关锁国。　　

几番斗智斗勇，曹操逐渐地使西凉军队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险境，迫使马超不得不割地求和以体面结束战争。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例，明明是胜仗一个接着一个，可处境却越来越被动，直至导致全局的大溃败，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这样的事例也是层出不穷，如，“文革”的年均7%的经济增长，甚至包括“改革开放”那更高增长的经济。其中的原因可以用简单数学计算来解释，也就是军事家的格言：“外行讲战略，内行看后勤”。当然，这句话有着军事家的局限性，在此只借用其意义。　　

设：甲，乙交战双方军力的对比是各五十辆坦克战斗力，平均每经过一次战术战役后，甲方损失二十辆坦克的战斗力，乙方则损失十辆坦克的战斗力。如果仅仅从平均每次的战术战役效果来看，无疑，乙方是胜利者，甲方是失败者。战术战役的胜利取得也许包含着高超的战术技巧、先进的战术思想，但从战略的角度审视该战术战役，乙方未必就一定是胜利者。再设：每一次战术战役后，甲方平均每次可补充二十五辆坦克的战斗力，乙方则平均每次可补充八辆坦克的战斗力，于是，每一次战术战役后经过休整补充，甲方在原有军力的基础上增加五辆坦克的战斗力，而乙方在原有军力的基础上则减少了两辆坦克的战斗力，假如经过六次该战术战役的乙方胜利后，双方的战略态势又会是如何呢？甲方保持有八十辆坦克的战斗力，而乙方则仅仅维持有三十八辆坦克的战斗力。军事效率论：相对，甲方有“势”无“力”，乙方有“力”无“势”；表面或微观层次看，乙方是战术战役的胜利者，甲方是战术战役的失败者，但乙方的战术战役胜利，却是战略的失败，最终的结局是乙方被甲方所消灭。决定胜负的不是军事家，而是包含军事家综合的军事效率，或者说是社会的综合效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表面惊心动魄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争夺战，本质于无声处的却是苏联与德国甚至是同盟国与轴心国战略能力的较量。尽管德国在战术上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可在战役胜利的迟滞消耗中却渐渐丧失了以后持续发展的战略能力，跌入政治进退两难的战略劣势，相反地，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城池的沦陷中、战役的失败中鲜明对照集结了数倍于对手一百多万庞大的人员物质和武器装备的战略能力，战役失败转化为战略优势。当然，这一百多万战略优势力量，是投入到作战低效率的斯大林格勒争夺战上，还是采取作战高效率的大迂回大包围（也正是在此时大战略的格局下，这种军事战术才有可能成为胜利的现实），是接下的军事问题，但这已经无关大局。可见，“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终结局是在大的战略格局中就已经注定，仅从军事角度讲，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才使得苏联广大远东地区转化成了“苏德”战场的战略储备，加之美国的军事物质援助，从而改变了苏德的战略对比，其战略格局注定了这一战略拐点即便是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产生，其力量也总会用到其它战役方向而显现，因为此时“二战”整体战略格局中的希特勒，已经没有总战略预备力量可与之抗衡的了。战略的此消彼长奠定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历史地位，同样，“二战”中的北非战场也是如此。尽管德国元帅隆美尔骁勇善战一路节节胜利，可最终还是在“阿拉曼战役”这个战略拐点败下阵来，从此一蹶不振直至被盟军赶出了非洲。其实，打败隆美尔的不是蒙哥马利，而是丘吉尔战略家。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直至“川康”，甚至长征途中那场“包座战役”是胜利消灭了一千四百多敌人，可自己也损失了一千三百多名红军战士，当然整个方面军更有那消灭一万多敌人自己也付出一万多名红军战士生命的著名战役的胜利，这样的战役胜利究竟能维持几次呢？能耗得过蒋介石吗？还有“解放战争”中苏北战场的“七战七捷”，跟蒋介石比消耗，粟裕他怎么不可能不败退到山东，接着，孟良崮战役大捷，可炫耀之后的战略态势华东野战军被包围，却正实现了蒋介石寻求决战的战略目的，粟裕有能力解得此围吗？要不是蒋介石缺乏敢于舍弃所有必其功于一役之政治勇气和魄力（整体战略），或者说被毛泽东从全国战略“挺进中原”（最初本义也许就是解山东之围）打乱蒋的重点进攻战略解围（对于毛泽东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又引入了东一榔西一棒的全面进攻，自己（蒋介石）那点优势都洒了胡椒面了（三大战役尤为典型，不是军事无能，是政治失败，政治可以使军事如鱼得水——撕下帽徽掉转枪口便可解放军，没有这人力补充，淮海战役是不可能创造奇迹的，甚至连延安都可以放弃，但政治也能束缚军事手脚——假如相反，淮海战役别说军力补充了，光看押照顾国民党俘虏粟裕就要分出相当的精力和战斗力等等，越缠越紧直至崩溃。经济亦如此），就是再军事家十条命的粟裕也必死无疑。当然，搁在毛泽东麾下，粟浴那是优点，搁在蒋介石手下，粟浴那就不过是另一个张灵甫另一个历史的关羽而已，优点成了缺点。无论是战争还是战役甚至是一场战斗，如果不能有效分割包围之战略，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潜台词就是撇开军事，让政治、思想、文化决定胜负）——摆脱原有战略劣势的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阵地，寻求发展新的政治、思想、经济等新文化阵地，再图建立新战略优势。摆脱是为了寻求发展，除非具备充裕战略资本——文化优势，有能力打一场长期战略消耗战以拖垮对手（可以利用地理环境、技术战术、时间差等，一时实现这一战略，但这是战术家的战术问题）。可见政治是蒋介石大陆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成也4，12，败也4，12。　　

近期有人拿吹捧朱德说事，极力贬低毛主席，可这些人看过历史吗？朱德在提出游击战战略原则时，他有过游击战的亲身实践吗？从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到江西联合陈毅把毛泽东落选，自己在广东东江征战失败不得不回江西请求毛泽东重掌红四军，并有了“古田会议”，说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是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政治在军事的领导地位，从“五次反围剿”的实际最高军事负责人（遵义会议的伟大决定就是让毛泽东以副手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朱德军事指挥，那么主帅周恩来、朱德就不应该对红军江西的失败负责吗？“五次反围剿”的朱德军事指挥哪里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到长征和张国涛混在一起（能混在一起，总是有思想的相通），朱德总是不服气毛泽东，也总是不断挑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可有本事你朱德倒打胜仗呀，胜仗打下打出属于自己的天下自然也就把毛泽东压了下去，让毛泽东也就永无出头之日，结果呢，朱德总是败的那么灰溜溜的，用林彪的话总结就是，一生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说是反对分裂，可张国涛的回忆录说的却是朱德拥护第二党中央，相信如果朱德反对，就凭手下的第五、第九军团实力和自己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张国涛是没有能力扯出第二中央大旗，有个现象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红军分裂，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能领着红四方面军手下南下回草地找张国涛，而你朱德就不能率领五、九军团北上去找毛泽东党中央吗？一面是八万人的气势如虹，一面是几千人的“落荒而逃”，就是搁在你身上你会选择谁？你会把宝押在哪边？想必朱德的想法见地和徐向前一般人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出乎朱德、张国涛的预料，几千人在陕北竟成了气候造成了全国影响力，无论军事、政治在气势上，第一中央都盖过了日益衰竭的第二中央而已，连张国焘的铁杆忠实者陈昌浩以及张国焘本人都不得不转变，朱德怎么可能不转变。如果是赌注中的第二中央压倒了第一中央的军事、政治影响力的话，朱德你在此究竟扮演了怎样的历史角色？在红军关键转折的历史时期，朱德角色总是扮演的不那么光彩，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全局指挥逐渐边缘化，朱德就如同历史上传说中的牛皋、胡大海，虽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但却有着极强的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嗅觉力，更有着变换身段的柔软性，公正地说这种素养也不是常人所能具备的天才。我本不想也不该说这些，实在是气愤不过那些吹嘘那些贬低。　　

当然，战略可以丢给更高决策者，或军人只讲军事不管政治，但总是有人要面对战略的。战术家欣赏的是希特勒闪电战坦克的人学说，而战略家体察的却是燃料、弹药等战争的民学说，没有燃料、弹药的坦克如同一堆废铁，显然，战争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棋局”，是军事家的“杀戮”，人才不尽相同，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必须全责战略——顺天势、借地势、造人势。　　

是不是乙方就不能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呢？答案是否定的。乙方取得战略的主动无非有三个途径：1，增加自己军力的补充数量，2，战术战役上消灭对手的军力要超过其所能补充的军力，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损失保持有生力量，3，破坏对手的补给线达到减少补充军力数量的目的（显然，地理气象环境对此上述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其胜负的影响，但这是军事战术家考虑的问题），总之，这军事科学之军事效率，用政治语言总结则是营造自己生存发展的大气势，挤压敌对发展生存之空间，两者既是对立统一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对比中国与日本国国力，轻而易举地得出中国必败无疑的结论。这种人学说确实客观实际，用现今时髦的话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在战略家的民学说中就未必如此，坚持抗战，等待或促使世界格局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战略中成为其战术组成，这样，由国家人学说转化为世界民学说，当时的军事失败就可以由战略性转化为战术性，其深远政治意义远远超出军事失败，用罗斯福总统的话说“是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中国，支撑起了世界的天”。当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从世界战略就注定了日本国必败无疑，可见坚持抗战对中华民族赢得最后胜利是何等的重要，而且，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意义要远远超出“抗日战争”本身。依据取得战略主动的三个途径（战略三原则），不难得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三要素：第一，纳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战略；第二，赢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建立起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根据地以获得国力源源不断的援助补充，这种援助补充要超过日本所能获得的能量；第三，全体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和抗战到底的政治决心，而这三要素都贯穿于大的民学说——民主文化思想。也由此可以理解，当丘吉尔听到美国参战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英国有救了！”不仅是英国有救了，中国也有救了！因为美国参战彻底改变了“同盟国”（赋予了有效联合的“民道”文化）与“轴心国”的战略对比（文化对比），所以美国参战是“二战”的政治战略转折点，也是英国“抗德战争”的政治战略转折点，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战略转折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仅仅是这一政治战略转折点所决定的军事战略转折点（如果是过程的话，其实开始于“中途岛海战”）。同样依据战略三原则，仅仅就军事而言，可以判定“百团大战”是个失败的战略决策（这仅限于军事范畴的独家之言，但如果就政治战略而言，显然超出了“百团大战”职责）。　　

如果坦克是泛指国家综合国力，那么后勤补给是指什么呢？“鸦片战争”看成是英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相对抗的战术战役，其战略内涵就远不仅限于1840年，更是超出军事范畴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历史性。“鸦片战争”的后勤补给或为其提供能量者，无非是历史提供者和现实提供者，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无疑充当了历史供给者的战略角色，1840年期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扮演了现实供给者的战略角色。历史是现实最大战略，如果没有1840年到1940年中国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社会发展，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民生命，中国就不可能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力在军，势在民；力在将，势在兵；力在军事（经济），势在政治（思想）；力在现实，势在历史，纵然毛泽东如此天才，他所能决定的也仅仅只是三年“解放战争”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毛泽东决定不了未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任何一场战争，包括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都不是“解放战争”那三年所能决定胜负的，更不是一两个军事家、政治家所能胜负论定的，如果认为国共两党之间的胜负早在1949年就已经定数，那就大错特错，决定所有战争胜负的，最终将是人民，最终将是历史！政治效率论、思想效率论、经济效率论、社会效率论等等，适用一切事物，今天中国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发展，正在战略着未来历史的某一场战争，甚至决定胜与负。　　

“毙敌一千，自损八百”，军事有胜有负大体相当，大炮打蚊子的战争，尽管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这样的战争谁也消耗不起。这就是高科技战争最致命弱点。毫无疑问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社会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战略保证，决定着战争的最终胜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不是失败在军事，恰恰就失败在国内国际的政治，那么谁又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社会文化的战略保证呢？很显然是人，是一个民族，更进一步说是人的思想道德，是人文化也是发展了的宗教学说，对于今天的中国就是新中华文化新中华思想，也就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儒教”。中国有句古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但从战略而言却是“将熊熊一时，兵熊熊一世”。如果说前一条是中国人学说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军事文化的思想机理的话，是军事“进化论”，那么后一条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后面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军事民主法制文化的思想机理，是军事“演化论”，是军事民学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国民党，共产党，他们只能确保中华民族一时，中华民族一世只有中华民族所有子子孙孙自己的民生命能力，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是最大的军事效率。总而言之，国家民族发展的最大战略莫过于发展人文化和社会文化，不断开拓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对于中国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民生命决定着未来任何战争的主导权和最终胜负。这就是不同于军事“进化论”的军事“演化论”，无论多么大的战争，也无论多么小的战斗，其面与点内在规律都是同一的，其决定胜负的道理也都是如此。当手中已经没有预备队（或军事、或政治、或文化思想）可运用，而对手却有着充裕的预备力量，那么其的失败是无疑的，但在现实中“两点一线，三点一面，多点一体……”这战略与战术的对立统一，或老虎打苍蝇或苍蝇打老虎，因此，天才曹操，天才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