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赢他们帮谁！”——与摩罗先生讨论底层人文化及成因

“谁赢他们帮谁！”　　

——与摩罗先生讨论底层人文化及成因　　

今天不经意看到一篇关于摩罗先生的专访。“曾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精神战士”的摩罗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说——　　

“我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一直按照书中的说教在批判我父母的信仰，一直把祖祖辈辈的信仰，视为迷信。……这件事引发了我对五四一些精英群的怀疑，按照他们说法，中国的底层人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没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老子拼到快50岁，终于把自己混成了一个精英，也被洗脑了大半辈子，把我洗得拿精英话语来批判我的父老乡亲。我念这么多年书，没为我们的村民鞠躬服务，反而批他们的文化愚昧。我为什么对五四精英的说法有意见？按他们的说法，中国落后的责任都推给像我父母这帮人，实际上我父母他们什么社会资源都不掌握。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不能忘本。我要站在我父母的文化立场来维护他们。”　　

“五四”精英是否把“中国落后的责任都推给像我父母这帮人”——底层人，姑且不论，单看觉醒了的摩罗先生“我要站在我父母的文化立场来维护他们”所采取的“底层人”文化立场，忘性不好的人都知道，不过是“回归康梁”。我们也终于明白，摩罗先生在新中国所接受的课本教育尤其是鲁迅的文章，原来都是批评“底层人”的“精英文化”教育——“我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一直按照书中的说教在批判我父母的信仰。”　　

以鲁迅为代表的新中国教科文化是“精英文化”，以康梁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底层文化”。这就是文化名人摩罗先生在实现“中国站起来”的伟大梦想之前，首先要澄清的一个文化历史谬误。　　

本人是比底层的摩罗先生还要底层得多的一介草民，——“十足的小角色”（某左派的精准鉴定），没有资格与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专家们学术探讨，但毕竟还读过两遍《鲁迅全集》，知道鲁迅说过些什么话，知道鲁迅是如何揭穿“国联”、“友邦人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的帝国主义嘴脸的；知道鲁迅是如何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所以就鲁迅的文化观向“底层文化”代表摩罗先生讨教一二。　　

摩罗先生批判的“按照他们（五四精英）说法，中国的底层人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没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按他们的说法，中国落后的责任都推给像我父母这帮人”，其重点是在批评鲁迅。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确实有“五四”精英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鲁迅，而是胡适；而且，鲁迅还因此批评过胡适——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　胡适　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　胡适　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　胡　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我们也似乎可以据此管窥到，摩罗先生剑指是鲁迅而不是胡适，莫非在于其与　胡适　先生有共同的主张？——回归“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　　

摩罗先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红色教育，然而去美国之前竟然不知道西方殖民者的残忍行径，还要等到近年“不经意”读了外国书才顿悟，——“这个过程中，我阅读西方人类学著作，又不经意读到了一部惨绝人寰的西方殖民史。我的情感世界和内在的精神秩序所受到的震撼、崩溃、颠覆简直是无以言表。……他妈的，老子还容忍这个……”，真不知道摩罗先生的中共课本和鲁迅文章都读到哪里去了？　　

个人以为，要想做“底层”的代表，“终于把自己混成了一个精英”的摩罗先生，显然还要多读一读毛泽东和鲁迅（我善意的断定摩　罗　先生还没有读过），而不是什么“康梁”。毛泽东主张知识分子和工农阶级相合，同吃、同住、同劳动，否则写不出劳动人民的东西来；鲁迅更认为“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作家的无产阶级化”（鲁迅），代表“底层文化”的摩罗先生，已经做到了哪一条啊？　　

反过来，摩罗先生所力主的“回归康梁”，到底又是代表哪家的“底层文化”呢？　　

康圣人主张跪拜，“否则要此膝何用”；反对妇女解放天足；吹捧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是“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之“仁政”，编造“革命瓜分”的谬论；胡说中国不是“政府恶劣”而是“国民恶劣”、“民智未开”，“未有共和民主国民之资格”，只能“请愿”——恳请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认为中　国连　君主立宪都不能立刻做到，只能先实行十年“开明专制”）；否认中国有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攻击“平均地权”是危害“国本”……　　

若说，康圣人们前期的行为是由于认定光绪是一位“圣明的皇上”所致，情有可原，那么，他后来勾结“辫帅”张勋“劝进”溥仪的原因，恐怕完全就是“一日无君，便惶惶然”了，后来的“伪满州国”就证明着溥仪的不“圣明”。　　

摩罗先生反对“五四”先贤但主要——“尤其”反对鲁迅，显然也是目标精确。个中原因恐怕是因为鲁迅后来投降无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的“逆子贰臣”。其实鲁迅一直都被知识阶级“千夫指”，直到现在。　　

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鲁迅就表现得很被动、应付和消极：出来“呐喊”是听将令，在《药》的结尾加点亮色——“白花”，也是听将令；据说在日本留学时，革命者因为鲁迅的犹豫而取消了他的行刺任务，至今仍被反对鲁迅的文人诟病为“怯懦”、“非革命者”。这实际是因为：鲁迅从一开始就对脱离工农大众的资产阶级精英的民主革命和暗杀持怀疑态度。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者不同的是，他的目光不是投向上层精英，而是始终投在闰土、老栓、七斤、阿Q这些下层民众身上，关注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在革命前后的命运（鲁迅后期从资产阶级背叛到无产阶级，与新文化运动时的战友大多分道扬镳，并非偶然）。鲁迅这时的文章尽管有对当前的猛烈抨击，也有对未来的怀疑和迷茫，诸如“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之类的话，常常充斥笔端。于是就有精英文人指摘鲁迅只有批判和不平，从未指明过“建设性”出路，——“鲁迅除了揭露就是揭露”。　　

这，当然也是胡说。　　

1927年的反革命大屠杀，击碎了鲁迅的进化论信仰，——“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当鲁迅由进化论者转向阶级论者后不久，虽然也因国民党的审察而谈风月、讲古人，但可还能看到鲁迅笔下有一丁点的“彷徨”？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鲁迅　先生给我们指出的道路，难道还不够明确么？　　

那些读了鲁迅的书，却转身投靠美帝国主义，人老珠黄遭到主子冷遇后，便又“幡然醒悟”变脸伟大的爱国者（不当胡子不作官，不钻窑子难成姨太？），并号准了时代脉搏鼓吹“回归康梁”，还以“底层人”的代表血口喷人，把自己的“失足”归罪于鲁迅的“教唆”的文人精英，我找不到一个文明的词儿来形容。　　

对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精英的精彩表演，鲁迅也早有论述：“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哈哈，好一个“底层人”文化代表！　　

这样的翻着跟头的文人精英，也正是推动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主力。鲁迅也早就看透了这一切：“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　　

电影《让子弹飞》里，张麻子那句对底层大众的评价——“谁赢他们帮谁”，可比鲁迅对阿Q、华老栓们的评价有力多了。然而，谁该为这个“劣根”负责，只要不是植物人就能感觉到，鲁迅的剑锋所指，正是摩罗先生所鼓吹的“封建文化”。而底层大众“谁赢他们帮谁”的“劣根”实际是历史传下的“经验”。鲁迅这样解释说——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　　

可见，鹅城百姓“谁赢他们帮谁”的立场,正是他们亲见了曾经的革命者黄四郎是如何变成如今害人的“黄鼠狼”；而且他们还要接着目睹现在的革命者张麻子的伙伴们如何变成下一个“黄四郎”，并且目睹了猛人张麻子如何被那些“弃暗投明”，首克黄四郎碉楼大门，有“九种死法”惩罚黄四郎的武智冲们再次紧紧包围起来，还有那位最后关头毅然宣布起义的大管家，在底层群众创造历史的时刻，他也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要“人民创造历史，英雄把握方向”了——“跟我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文化的说。　　

“哪个朝代受苦的都是咱们老百姓。”没文化的说。　　

这就是底层人民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他们选择“谁赢他们帮谁”的原因。　　

最后顺便说一说那位拿县长张麻子座椅——“这椅子归我了”——的那位愚民。很多人看到这儿都对那哥们“忘恩负义”的“劣根”而不齿。然而，张麻子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愠色。因为张麻子清楚：“去碉楼拿回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不错，他们拿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当黄四郎最后质问张麻子“（银子）你拿走就算了，为什么分给他们？”时，张麻子回答“没有你更重要。”正是，没有底层人民的参战，“没有”的不会是黄四郎而是张麻子。　　

革命不是“放债”。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同情；鲁迅的《复仇》有这样一段对话——　　

“哈哈！我一向认识你。”那人的声音说。“我知道你背着雄剑，要给你的父亲报仇，我也知道你报不成。岂但报不成；今天已经有人告密，你的仇人早从东门还宫，下令捕拿你了。”　　

眉间尺不觉伤心起来。　　

“唉唉，母亲的叹息是无怪的。”他低声说。　　

“但她只知道一半。她不知道我要给你报仇。”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再看看下面的话，就更可以理　解鲁迅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心是相通的”，就更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遭到那些认为“革命就是夺回属于我们的地位、女人和银两”的知识精英的“千夫所指”了——　　

“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