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公民的新农村实践

这十位公民，来自不同领域，却有着共同的梦想：建设新农村！
在他们心目中，新农村是美丽富饶的，团结和睦的，蓬勃向上的，自由民主的，充满歌声和欢乐的。
他们为这样的理想而行动：
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建设家乡；
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为农村送人才送观念送技术，帮助农民成立自己的互助合作组织；
建筑师要让八亿农民都盖得起美观环保的生态房；
艺术家像雕琢作品一样经营清洁美丽的生态村；
城里居民积极推动城乡联合，提倡城市社区支持农村。
他们的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农民资源有效组织起来，唤起农民的希望和热情，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解决农村问题。
他们的探索卓有成效：农户资金互助，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一个个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脱颖而出，农民的公民意识、自治意识正从这些尝试中觉醒。
他们的实践推动着一场社会运动。也许中国农村的命运，真的会随着这些先行者的足迹而改变。

本刊编辑部

 

 

郑冰开始组织农民，是从办农技培训开始。郑冰开农药店时，发现村民们因为不懂农业科技知识，花了很多冤枉钱，于是她自掏腰包，请农业专家来给乡亲们培训。几次培训做下来，老百姓学到了知识，农技中心收入也直线上升。
有一次，郑冰去武汉探亲，看到很多妇女在街头跳健身舞，就想到村里妇女消磨时间的方式，不是打麻将就是议论东家长西家短，能不能也把她们组织起来跳舞呢？
回村后，郑冰就去妇联请了老师，在自己院子里教村里的妇女跳舞。慢慢效果出来了，村里有男人谢谢她，说媳妇自从跳舞以后就不骂人了。郑冰听了挺高兴，发现农妇们开始起了变化，过得比以前充实、快活，不会再为一点点家里长短就和丈夫吵架。那年春节，村里文艺节目特别丰富，别村妇女来看了，都说“这村的女人没白活”。这话触动了郑冰，选出骨干去周边村教，30多个村的妇女都跳上了舞。
之后，郑冰又鼓动妇女们学习，学着电视里的样搞辩论赛，学普通话，渐渐有了眉目，固定了几方面学习内容：一是搞技术交流，谁种田种得好就请谁讲经验；二是搞家庭教育，请关系好的婆媳到一块儿说体会；三是搞文娱节目，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唱歌。2003年元宵，郑冰拉着她的队伍走上永济街头跳舞，妇女们的精神面貌让观众们也深感振奋。慢慢地，男人也加入了妇女们的活动，妇协就变成了农协。
2004年初，北京来的记者临走时跟郑冰说村里太脏了，郑冰又开始琢磨，村里脏，是因为路不好。她把大家召集起来，发动大家修路，宣传这是全村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绝大多数村民被动员了起来，成立了村建理事会，每家分片包干，剩下的由农民协会修。如今村里不仅修好了路，还在每条路上放置了垃圾箱，成了干净整洁的“文明村”。
郑冰还想把土地集中起来经营，通过合作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但是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使之一时难以实现。不过郑冰不气馁，她有一句口头禅：“我今年37岁，等我73岁，怎么也成功了。”

 

 

1998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杨云标在西安一家律师楼做了半年。
一次从西安回家乡，嗅出了乡间的破败颓废之气——这个人均只有一亩地的贫困村，农民负担每年居然达到三四百元。村干部仗势欺人，村民连领取汇款都要被盘剥5块钱。
当时他25岁，特别容易愤怒，就写信到阜阳市颍州区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不出几周，村镇干部就开始给他“穿小鞋”。27岁，他带着盖了300多人红手印的联名信，反映村干部贪污的问题，打出“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结果在阜阳市街头遭遇非法羁押。2000年10月，省委督察室派员来到三合镇。几个月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公款贪污7万多元，集体被撤职。
在实践中，杨云标认识到，农民个体维权效果小、成本大，而集体维权则更理性、更有建设性。2001年3月份，杨云标决定联合各村维权骨干成立“农民维权协会”。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从“在野”到“执政”，他看问题有了新的角度。他要和邻居、被拉下马的原村委主任修好，因为他要改变的是“个案背后的东西”，而不是让哪个干部下台那么简单。他的理想——微笑着建设。
2002年8月，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受邀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发言。2003年7月底，中国农大、北大等高校20余名大学生支农队员，分别从北京、上海、武汉动身，前往南塘村进行“大学生—村民共建学习型乡村社会”活动。在活动中，大学生帮助杨云标成立了老年协会。
2004年5月，杨云标成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学员，北京一些学者在山西等地的试验启发了杨云标。他回家创办了合作社，走合作建设的道路。
7年了，从一门心思把作恶的村干部拉下马到自己成为副村长；从愤怒维权，到组织成立合作社，帮农民低价购买化肥，尝试种植有机蔬菜，杨云标也从一个愤青般的热血青年进入了而立之年，开始变得沉稳而平和。
杨云标认为，对抗不是目的，让弱势群体的意愿得以实现才是根本。

 

 

刘老石自从听了温铁军的一场讲座，就觉得找到了人生方向，从此进入农村，一发不可收拾。他还把名字都改了，改成老石，意喻从事新农村建设之意像石头一样坚定。
刘老石在乡村建设项目中主要负责两块内容：一是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每年寒暑假，他都要组织动员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参与农村建设，宣传团结合作精神，促进农村发展，六年来参与支农的大学生已逾万人；现在又进一步开始规模化地培养新乡村建设人才，在全国各地招募乡村建设英才。二是长年下乡进村进行调研和试点，深入探索建设新乡村建设之道。经他直接推动建立的合作组织试点已经达到30多个。2006年，在他推动下，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合作社联盟，取名“国仁绿色联盟”，农民郑冰、王继伟是联盟带头人。
“文化切入，精神培训”，是刘老石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他的这一思路在中心试点村之一——山东鱼台县姜庄村的试验中获得良好收效。姜庄村干群矛盾曾经非常突出，2003年5月，在村民马宜场等人带领下，姜庄村罢免了村委会成员，以后一直没有村委会。2004年5月，村里农民带头人接受乡村建设中心培训，随后中心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也一同进村，共同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随后，当地文艺演出队和老人协会建立起来，还建起文化大院，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秧歌队。跟着，合作社也办了起来，展开各种经济活动，收益良好。现在，姜庄村从文化生活到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刘老石企盼的新乡村是个透着理想、浪漫和温情的综合体：像大家庭一样，不管贫富，都要团结和睦；不管是否有好的生活，都要有志气；要有歌声和欢乐，要有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学习协会、文艺演出队、经济合作社……
他想让农民朋友们团结起来，依靠农民的力量，克服困难，解决农村问题。
他一直非常骄傲他的团队。他说：“我的团队都是志愿者，他们用最低的报酬做着我们时代最壮丽的事业。”

 

 

谢英俊是名与众不同的台湾建筑师，不同就在于他不只盖房子，也做与人相关的工作。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谢英俊被邀请为灾后仅剩280多人的邵族重建家园。这次重建是谢英俊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谢认识到了文化在建筑中的重要性。他在为邵族重建家园时，不仅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还出于文化上的考虑，在设计中增加了举行传统祭典仪式的祭场，每户人家都有专门摆放祖灵篮的神龛。房屋建好后，许多邵族人翻出压在箱底的民族服装，举行隆重的传统入厝仪式，大宴宾客，彻夜狂欢，族群意识空前增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重建得到了大量义工协助，他们的参与不仅加快了建筑速度，提高了建筑质量，还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正是在此基础上，谢产生了“协力造屋”的想法：协力造屋，将建筑去工具化，去专业化，让建筑回到使用者手中。
在一次演讲后，有朋友建议他将协力造屋推广到大陆，谢英俊欣然接受。他发现，中国农民非常重视建房，但建一所房子的钱可能需要一个农民攒一辈子。他深感这样花钱太冤枉。按照他的设计，除开建材成本，盖房只剩了劳动力的支出。如果一个村里准备建房的人组成一个合作社，互助建房，那么花两三万元就可以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这样一来，只要有劳动力和劳动意愿，任何人都可以盖房。而且，通过盖房，可以让合作机制延伸到农村基层建设，如修沟渠、修路、修水库，可以跟社会经济各种条件结合在一起。
谢英俊要在八亿农民中，以建房为契机推动一场社会运动。
谢英俊认为，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行业，但是，“技术问题恰恰是需要我们建筑师有所作为的地方，如何让它更开放，没有专利，让更多人参与，让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能盖房子，那才是建筑师的本事！”

 

 

张淑香是吉林省梨树县夏家农民合作社社长，她创办的合作社的事曾经震动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吸引了加拿大友人，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大名出了，大奖也拿了：2002年6月，她被全国妇联授予“双学双比”女能手荣誉称号；2003年10月，她被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加拿大合作社协会授予“优秀合作社推广工作者”。
2000年4月8日，张淑香在梨树县组织起第一个以妇女为主的合作组织——夏家村农民合作社，她当选为理事长。张淑香是当地较早的养殖户，尝够了单打独斗做生意的不容易。她自行将几户养殖户联合一起，初步尝试了合作经营之后，发现了联合的好处。“一根铁能粘几根钉？”张淑香用最朴素的语言道明了办合作社的动机。她办合作社的经验是：“像毛主席所说的，必须依靠群众，民办，民管，民受益。”合作社吸引了许多群众，人们向往富裕生活，很希望借助合作的力量过好日子。
这个合作社首先为养殖业开拓路子：实行饲料统购，统一消毒灭菌，将产品直接卖到加工企业，这样成本减少了，利润增加了，夏家村的养殖业很快发展起来。
合作社也为种植业创造条件：张淑香组织人们统一到正规的种子公司批发优质种子，质量可靠又节省资金，入社农民再不用担心上当受骗。
张淑香在社员中提倡协作精神，她要求加入合作社的成员必须成为甘愿奉献的带头人，不但自己致富，还要帮助更多人致富。社员邹云飞加入了合作社，但因为家贫，发展项目有困难，张淑香和大家一同帮助她购买7头仔猪，帮助她建猪舍，赊给她饲料，只用了两年时光，邹云飞家就发展起了养猪业。
5年时光过去了，合作社成员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2004年，合作社总收入1300万元，拥有流动资金130多万元，社员每户增加收入5400元。
由于张淑香等人成功建立新型合作社的示范带动，去年，农业部专门在武汉召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会，并着手制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法。党和政府正在重新致力于推动农村合作社这项伟大工程。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称为打造新农民的“黄埔军校”。邱建生是学院创办之初唯一一个常驻学院的管理人员。为方便工作，邱建生干脆把媳妇也接来了，小家就安在校园里。毕业不到十年，这个福建山村里考出来的大学生，又把家安到了农村。
2003年春节，一直着迷于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的邱建生和十几名大学生来到河北定州翟城村进行调研。他们在住地贴了一副对联：“仰先贤平民教育诚可嘉，看今朝乡村建设慨而慷”，横批是“继往开来”。
这副对联吸引了村支书米金水。米金水一直想打晏阳初的牌子，他说：“晏老在这里搞过试验场，我们的村民都很怀念他的作为。你给我们村办学校，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随后，邱建生开始为此事奔波，找到了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与几个关心农村问题的热血青年一起，把学院办了起来。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旗帜鲜明地提出继承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打出“知识农村化，农村知识化”口号。以邱建生为代表的学院创办者们积极探索建设新乡村的途径，协助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组织文艺队，建立学习小组，开展卫生教育，传播农业科学，关注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民生活工作在一起，向农民学习，谋求与农民一道解决问题。
邱建生说：“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自由的农民都能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

 

 

孙君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画画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将他带向了环保。1997年，北京地球村（中国著名民间环保组织）的人请他画环保宣传画，在此过程中，他感悟到环保可以赋予艺术新的形式和内容，从此与环保结缘。
在北京市延庆县堆臼石环保村（又称地球村）项目中，孙君开始了他的环保生涯。在这个项目中，地球村“绿色生活、垃圾分类”的理念被提上日程，在农村实行垃圾分类。半年之后，村里的树上有鸟，枝头有果，田间地头能听见驴叫，村里搞民俗接待的收入翻了一番。从这个项目开始，孙君把环保知识注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之中。
2003年8月，孙君应襄樊地方NGO和政府的邀请，先后21次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与实践，最终与NGO、政府、专家和民众一起，商议将五山镇作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农村的试点，并为该试点建立了一整套生活与生产方式、建设与公众参与、文明与农民信仰相结合的系统方案，称为“五山模式”。
“五山模式”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市场为媒介，由民间环保组织推动和策划的全面合作。它由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将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通过垃圾分类、中水回用、生态农业及衣食住行等实际运作，传递给政府和农民，是政府、农民、NGO合作的一个典范。
“五山模式”的核心在于，先生活，后生产，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让老百姓回归优良传统，抛弃落后的观念，改善生活。
孙君说：“文明不注入平平凡凡的生活，不能在平常人的生活中体现，文明就不能称之为文明。”
现在，在五山，村里妇女会这样埋怨自己的孩子：“你这娃子，怎么像城里人一样，垃圾到处乱扔……”
湖北五山镇堰河村的书记闵洪艳曾专程来到北京感谢孙君：“现在，我们那儿连五岁小孩都知道垃圾分类了，整个村子变得非常干净！”

 

 

周锦章是被“好吃的”吸引到农家的。
他和朋友在郊游时发现，农村的东西就是好吃，米酒、土鸡、新鲜蔬菜，都是城里吃不到的，农家饭更有“米的味道”。
渐渐地，他和一帮农民交上了朋友，不仅自己去农家玩，还带着亲戚朋友一起去。在接触了“社区支持农业（CSA）”以后，他们觉得柳州也可以做类似的事，就有了开“土生良品店（展览馆）”的主意，后来逐步演变为“广西柳州爱农协会”。
在工作中，他们经常感觉到来自两方面挑战。一方面，城市的消费者不能察觉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种植方式的危害；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消失了，无论工业还是农业，赚钱都成了第一要义。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既让农民挣钱，又让城里人吃上没有化肥、农药的粮食呢？
柳州爱农协会的做法是：先让城乡之间建立信任，然后用价格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种植不施化肥、农药的农产品。他们抓住城市共同购买群体对“健康饮食”理念及“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创造机会让城里人下乡与农民交流，建立相互信任。这样，柳州爱农协会就把吃到健康食品和体验乡村风俗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开展社区对农业的支持。

姜柏林是吉林省四平市人民银行的一名普通干部，他在监管农村合作金融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抽血机，不仅不能有效向农村增加贷款供给，反而把农民的钱抽到城里去了。农村经济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经济就会衰败下去，三农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姜柏林也是农家娃，农民穷得让他难过。身为银行工作人员，他十分清楚，农民只有组织合作社，通过互助来提高市场地位，才能有条件获得金融支持。
为了让农民接受合作社，他开始了漫长的大众演讲：在学校上讲，到农民家中讲，蹲在田间地头讲，见缝插针，不厌其烦。几年下来，终于搞成太平百信合作社、榆树台闫家村百信合作社、胜利果乡百信合作社等四五个具有鲜明制度创新特征的合作社。这是国内第一批农民自发创办的新型合作社。
农民发展生产最头疼的是缺少资金，闫家村几户农民就想成立自己的村级小银行——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社，发挥资金蓄水池作用，通过互助来调节资金余缺，促进生产和流通。
姜柏林指导农户成立资金互助组织，只引导，不包办，规则怎么定，帐怎么算，都让农民自己去弄，结果他们设计的制度比专家还内行。“闫家村资金互助真正做到了我们农村信用社做了几十年都没做到的事——组织群众性，管理民主性，经营灵活性。”姜柏林说。
200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有消息表明这个资金互助组织的实践对中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闫家村资金互助合作社规模很小，现在股金才6万多元，农户43户，但其制度样本却迅速流传到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农村，点燃了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火种。
太平合作社的招牌则是“股权信贷”模式，即农民合作社向农村信用社入股，农村信用社按照农民合作社股金数量放大贷款倍数支持生产发展。经过5年运行，如今的合作社已发展成具有十四幢大型现代化、开满鲜花的生态猪养殖园区和年加工能力12000吨的饲料加工厂，初步形成通过工业带动和组织农民合作社，实现了工农互助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太平合作社是农村信贷＋农民生产＋农业保险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成功试点。
胜利合作社则在上述合作社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尝试统筹经济与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其具体运行机制是：农户在联合过程中，用合作收益的一部分，建立起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项统筹基金，用于满足生产发展与社会事业同步前进的要求，深受农民欢迎。
姜的梦想是，未来中国每个村都建立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综合性合作社，实现各村合作社的再联合，建立起完善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让农村市场支持农村的工业建立，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把农户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实现现代农业的经营。
姜柏林说：“合作社的要求就像孩子生下来最初两声哭喊。第一声：‘我活下来了！’农民想要组织起来，我们要尊重群众的创造力。第二声：‘我饿了！’我们如何扶持合作社，世界各国都一样，没有政府扶持，合作社活不好，也活不下去。”

安金磊是位有责任感的农民、有机农业的践行者，也是一位农业思想家。
他反感农药和化肥，尝试用有机肥种西瓜，获得成功。当年他种植的西瓜获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品质检测奖，还被授予“抗癌西瓜”称号。
他提倡在果树地里搞间作。他认为土壤是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树木、农作物、杂草、昆虫、微生物之间既依存又制约。土壤的共生系统越是多样化，越是复杂，就越肥沃，越稳定。他依据的是老祖先的话：“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辞职回村承包了50亩贫瘠的土地后，他每天都要到地里劳动、巡视。每当抓起一把泥土凑到眼前观察，踌躇满志地盘算种植计划时，他都深感幸福。
安金磊种地肯花力气，不喷农药，亲自锄草，施农家肥。他深信，种地三分七分养，健康的土地才能回报健康的果实。天道酬勤，安金磊种的棉花让北京来的棉花专家都惊叹不已，他的名字在收购商那里有品牌效应。
安金磊不主张搞温室大棚，他认为一年多熟、反季节上市仅从商业盈利出发，违背作物生长规律，长此以往，对土地、对作物、对消费者都将构成危害。古人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告诫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
安金磊反对产业化，认为这使得地区种植变得单一化。多样化种植有利于地力、阳光和二氧化碳的全面利用，也有助于减轻天灾对农民的打击，还有利于阻断病虫害大面积扩散。他说，现代人只须舍弃高消费和过度舒适的生活，克制品尝异地风味食品的欲望，就可以给农业更多喘息之机，为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资源。
他常说：“别人体会不到，种地真的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