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帮会走向社团化、政党化的原因

论民国帮会走向社团化、政党化的原因　　

作者：吴学文  2007-06-22

简介：吴学文（1974－），男，安徽池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5研究生，研究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按：本文属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T0403。

　　摘 要：民国时期帮会向社团化、政党化方向发展显著，其原因主要有：民国后，由于周边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帮会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于向上层社会流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得不改弦更张，其目标、任务也随之发生重大转移。此时帮会内部构成也出现较大变化，其中下层中来自劳工界、商界和知识界成员比重大大增加，他们有较稳定的职业也较安分；其上层人物已基本上按统治者需要清洗而分化、重新整合，帮会反政府的思想和力量大大削弱。内外因素使得组建政党和社团成为帮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途径。

　　关键词：帮会 社团化 政党化

　　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帮会1向社团化、政党化方向发展显著2，其中尤以上海的青红帮为典型，如青帮3组织了恒社、仁社、忠信社等社团，洪帮4创立了侠谊社、至光社、中国洪门民治党等组织。特别是抗战后，帮会掀起了组建政党团体的风潮，如洪门先后出现了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中国民主合众党等，他们幻想中国实现多党政治，幻想通过议会民主参政5。原来是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为何会以公开半公开的现代化的社团出现，目前学者对此研究的专门论著文章极少见，本文力图对其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目标和任务的转移

　　在晚清时期，帮会政治斗争的目标主要有反清、反洋教等，（这样也有利于加强内部团结），如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6"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7孙中山先生也这样认定："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之本意也。"8帮会带有正义性的斗争目标曾经鼓动了大批底层群众的参加，即使发动的一系列起义虽然屡屡被镇压，但仍能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特别是与晚清政权相伴始终。这些起义规模较大的有雷再浩起义、李沅发起义、红钱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金钱会起义、莲蓬党起义、李永和、蓝大顺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等。反洋教斗争主要有九龙山事件、李洪事件、余栋臣反洋教起事等。由于帮会在起义中显示了自己不可低估的力量，因而在一定时期也吸引了革命党人的注意，并与之结盟共同反清，如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岗、七女湖、钦廉防起义、镇南关起义、保路同志军起义等，这也壮大了帮会的声势。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帮会寄生大社会，在反清和反洋教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平时的刑事犯罪活动，如走私、赌博、拐卖妇女、开设妓院、绑票伙劫、欺行霸市等等。9

　　进入民国后，帮会的正义性的面具或受满族压迫的汉民族的代言人的角色已失去，帮会存在的合理性就面临很大的挑战，但其上层人物是否就此罢休，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当然不会，为了保住甚至扩大现有利益必须对帮会形式与内容作些调正。否则，既对下层民众失去了号召力，又会引起现有的新政权统治者不安和猜忌。以前是作为正义的悲情的满清统治的异端和反叛势力而存在，如今再作新社会统治秩序的破坏者显然不合适，且缺乏以前的号召力和根基不会成功的。如何改呢？帮会上层人士多少受着欧风美雨的熏陶，特别对那些与革命党人合作过的，且有一定文化的头目来说，效仿革命党做法建立合法的政党，不失为明智现存的路径选择。这样为帮会的生存找到合理合法的理由，也让政府少了镇压的借口，且有参政的可能。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洪门中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员，"则热衷于组建政党，幻想在中国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争取议会中的席位和参政的机会。"10当然，也还有些洪门组织成员无能力追求此目标，便进一步劣化反而与流氓团伙结合，形成黑社会势力。

　　由于帮会是封建性的组织，分裂成各个团体而各自为政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在新的环境中排斥异己，提高声望，以与其他团体更好地竞争，更好地夺取政治权力及其他政治、经济资源，成立社团或政党是必然的选择。如1936年夏，黄金荣为了与杜月笙钩心斗角，指使门生成立了忠信社。黄金荣在组织荣社前对心腹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11

　　二、面对打压，改弦更张

　　民国初建，会党以为对民国创立有功，不仅肆意破坏现存社会秩序，而且大肆夺权以扩大生存空间，有的甚至妄图再走刘邦、朱元璋等人的老路，单独组建封建王朝。如陕西光复后哥老会遍设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12又如江西光复后，都督李烈钧上任时，全省"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洪江（指洪江会），狐鸣篝火，一夕数惊"。13在安徽，由洪帮改组的寿县"大把子香"，"其宗旨全为图谋不轨，反对共和"，其头目刻有"上书黑龙山大皇帝等字样"的印章。14这就损害了现政府的权威，必然激化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革命党与会党的同盟关系破裂，并促使各省政府当局镇压帮会。不得民心的帮会在威望甚高的且有强大国家机器的当局面前，只有连连退让，改换门庭才可安稳地生存。

　　同时，革命党通过辛亥革命夺取政权后，为维护新的统治秩序，也力图取消、改造和引导会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统治轨道上来。如1912年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联合于右任、李燮和、谭人凤、宋教仁等36人在上海发起中华和平会。该会章程第四条规定："本会附设崇正团。凡从前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天地会、八卦会、大刀会、小刀会、安清道友帮、红须帮、在理教，凡未光复以前种种党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改为本会崇正团团员以合成一大团体。......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改散。"15

　　袁世凯上台后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对帮会是又打又拉，总之是加以控制和利用，不想让它成为自己统治的威胁力量。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参与起事的张尧卿、王金发、韩恢等会党首领，还于1913年10月3日，发布《严禁解散湖南会党令》。第二年的1月9日，又发布《严禁哥老会令》，不允许秘密结社。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国内会党活动主要是与革命党合作的洪门遭到严禁（而与革命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倒是安然无恙）。16并对帮会实施分化和收买政策，如收买了会党首领张尧卿和王金发等人，并对与革命党结仇的帮会首领如徐宝山旧部张仁奎为江苏陆军第76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17

　　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帮会势力建立后，虽然蒋介石拉拢了一些帮会上层进入政界，如1927年5月任命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1932年10月杜月笙出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会员。但蒋的最终目的也只是把它限定在维护现有统治秩序范围之内，当帮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势态时就毫不留情的打压下去。虽然抗战后蒋介石曾宣称要"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18促使帮会掀起了组建政党团体的风潮，以借机夺取更多更高的政治权力。但蒋的目的是让帮会从秘密状态下走出来，便于控制和利用。如蒋介石得知五圣山礼德堂代理堂主的樊崧甫组建民生共进党事后，就派人找他谈话，要求在其党内安插军统特务。军统特务郑子良欲成立帮会团体机构中华侠谊社东北分会，社会部却于1947年7月8日发文指令不准成立，正在筹备之中的侠谊社南通、汕头、广州等分社也被通知停办。19

　　而帮会中也有象洪帮组织侠谊社那样主动全力抹煞自己的背景，竭力以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面目出现，来争取民心和政府的支持。如它声称"侠谊社是无党无派，既非洪门，也非青帮，又无神明，亦无偶像，它纯粹是一种一种人民立场，一种改造社会的民意团体"。20

　　三、向上层社会流动必然的选择

　　清政府时期由于帮会作为一个反政府的异端势力存在，向上流动的空间自然阻塞，而且屡受打击。另外，由于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认识（大汉族主义思想和仇恨满族心态）使得帮会不愿与清政府合作。最后，对现有社会统治的不满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使得帮会不甘追随清政府而分一杯羹。晚清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连连21，民不聊生。清政府已经失去其统治合理性，权威性深受挑战，统治基础大大削弱。与其受统治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招安，不如学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等人起义重建江山。但在民国成立后，凭帮会能力再造新政权已经不可能。帮会头目便靠着曾是革命党盟友关系，以功臣姿态向当前执政派提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诉求。这是比较可能和可行的做法与选择，也是帮会反清的动力所在和奋斗目标。

　　的确，辛亥革命后，帮会在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利用而地位上升的大好形势下，曾企图用落后的帮会体系即"洪家天下"建立政权。如1911年10月，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做都督，"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招摇乡市，佥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22但具有落后性和破坏性的帮会，对现存民主共和新秩序的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前文已有所述。这显然引起了公众很大的非议，也给了政府严令取缔帮会的把柄。如同盟会会员、长江巡阅使谭人凤等人给内政部警务司的呈文就指出，"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盘踞足以为国家和平之障碍者，尤莫如会党。"23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浙江都督朱瑞上台后遵从袁世凯的命令，严厉取缔会党，宣布如"扰害公安，防碍政治，或阳托结会集社之名，阴为作乱犯上之举，是为国民之公敌"，对于"别立会党""通令各属文武严密查拿，妥为禁止解散"。24帮会也因而受到沉重打击，对此前文也有所表述。这使得有眼光的帮会头目想洗掉给公众和政府留下的恶劣印象和形象，避免遭受覆亡的命运，力图跻身上流社会，更好实现自己利益。于是中华国民共进会、社团改进会等帮会组织应运而生，并尽力消除其闹事谋乱的团体和黑社会印象。

　　虽然帮会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生存空间都受到打压，但都争取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成立党派社团或加入革命党，一心要冠冕堂皇地融进主流社会中去（当然，除此以外，帮会头目纳入社会上层的途径还有多种，如在商界、军界、警界中发展人员。）1914年3月，安徽青帮大字辈孙汉武被柏文蔚在上海任命为旅长。251925年美洲洪门致公堂拉上陈炯明和唐继尧等名流组建中国致公党。青帮大亨杜月笙，竭力参加二三十年代各类赈灾慈善活动，换得"慈善家"的美名和上海资产阶级的好感，并加深了政府要员的信赖，由此他不仅于1929年获准正式加入上海特别市总商会，还促使恒社这个新型帮会社团于1933年成立，还把官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等上层人士拉进社团，作为其基本依靠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根基。又如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新建协会）在面对国民党当局控制和取缔的压力下，指示各分会，改换名称，"如该省社会处局确有成见时可改为企业公司等名称"。26并要他们适当收缩帮会活动，作好准备，伺机反击和发展。

　　四、变化的帮会，变化的主流意识

　　到了民国时期，帮会内部构成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下层人员中出自商业界和劳工界的大大增加，流氓无产阶级势力和游民势力也只作为从属力量而存在（虽然他们许多人从事工厂、码头的监工和打手等，并进行偷窃、抢劫、拐卖和妓院管理等罪恶的非法活动，但并非总占多数）。有稳定职业者相对而言较安分守己，而帮会此时也只想利用现有统治秩序实现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难有反抗或推翻政府的野心和念头。拿侠谊社来说，其组织构成中社会下层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该社上海各分社社员职业和社务等情况表中（见表1）看出来。其内部构成明显地是不再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这也多少阻遏了帮会继续劣化与黑社会化的趋势。这也与侠谊社眼光向下，注意在工人等下层劳动人民中发展社员做法有关，如宣传加入了的工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生活问题、职业问题、家庭问题"。27侠谊社果然在劳工界扩展势力发展很快，"在工人群中确颇为活跃，以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28这也是帮会与其他政团等争夺群众求发展的必然选择。

　　表1 侠谊社上海各分社情况一览表 （1947年2月26日）

　　分社

　　成立时间

　　规模

　　主要负责人

　　社员职业

　　社务情况

　　邑庙办事处

　　1946年10月

　　196人

　　主任潘震，副主任陆善明，办事处书记为皮鞋业同业公会秘书胡钊呤

　　以该地工商界职员居多

　　主任活动能力颇强，组织尚称健全

　　南市办事处

　　1946年10月

　　约300人

　　主任张公明（码头帐房）不经常到办事处，一切事务由杨尚志负责

　　工界社员有蔴油业，豆腐业工会理监事及少许之码头工人

　　组织散漫，并无业绩可言

　　虹口办事处

　　1946年5月19日

　　376人

　　主任史福民（第四区装卸业理事并为轮船业装卸工会负责筹备人之一）

　　工人居半数，有186人，以第四区装卸业工人居多

　　业务无甚，惟对各社员颇多联络

　　中区办事处

　　1946年10月5日

　　146人

　　主任冯国民（中医兼三轮车业工会顾问），副主任丁颂安（商业中华职业工会秘书）

　　其中，工人42人，商人65人，学界11人

　　对外并不作积极活动

　　榆林办事处

　　1946年12月9日

　　约200人

　　主任吴锦章，副主任糜古山，蒋德甫

　　以鱼市场职工及恒丰纱厂工人较多

　　成立不久，尚无业绩可言

　　沪东办事处

　　1946年8月25日

　　170人

　　主任李学文（拳教师）

　　以纺织厂工人居多

　　无甚作为，但在地方颇有潜势力

　　沪西办事处

　　1946年8月27日

　　893人

　　主任严子良，能力颇强

　　以翻砂工人，纺织工人，猪鬃业工人，四区造船厂工人居多

　　在当地颇有力量，为该社办事处中最健全之一处

　　浦东办事处

　　1946年10月10日

　　300人，实则大多散去，仅存百余人

　　主任张佑民（军校出身，曾打游击多年）甚为干练，副主任张敬敏（公和祥码头为稽查长）

　　以码头工人及商业从业员居多

　　社务并无推展，惟张个人颇为活跃

　　资料来源：《社会局派员视察侠谊社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案卷号Q-32-2

　　又如杜月笙的恒社拒收无业流氓，审查社员资格的标准是有无一定的社会地位。到1934年4月该社共有社员223人，其中党务4人，工界5人，学界5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界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等，在一般社员和常务理事中，工商界人士的比例均超过半数。可以说它的成员基本上是社会上流人士29。

　　帮会的上层成员与统治者联系密切，比较安于现状，只图在政府成员构成中有一席之地，最理想的是能成为参政党，以巩固和扩大本帮会和个人的生存空间。

　　侠谊社理事长郑子良和恒社名誉社长杜月笙，他们都与当权派联系密切，或者说竭力靠近甚至讨好当局，努力调适一切与政府之间的误会，避免一切来自政府的不必要的麻烦。如郑子良曾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治委员，国民党中央农工部委员等职。30抗日时期"历任第三战区编练处督导及设计委员，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少将，策反专员兼湖嘉苏驻军联合指挥部少将代指挥官等职务"。31郑也着意吸收国民党军警政界人士参加该社，便于搞好政界关系。在1947年郑子良接受军统负责人毛人凤的指示，吸收军统特务加入本社。1947年8月10日郑等人在致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函中，声称该社遵守"政府法令、拥护国策、协助建设为宗旨......愿以集体力量协助政府，效忠党国，安定社会，完成统一，为本社同人惟一之职责"。32

　　再如杜月笙，凭着派帮会人员积极协助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功劳、与蒋等政界要人的交情和搞慈善活动等换来的良好形象，打入政、工、商、金融界，33同时也不忘与国民党竭诚合作，做到军统与恒社互相渗透的地步。当国民党势力还不能直接在租界抓捕共产党时，杜月笙就凭着与租界当局特殊关系做蒋不能做的事。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承认，"共党秘密组织，因杜月笙的交游广，耳目多，不时得以破获。"341936年蒋介石50岁生日，恒社购买飞机为蒋祝寿，在《恒社月刊》第10、11期合编纪念号刊出吹捧蒋的文章。

　　其实，由于现政府有意的对其进行势力渗透和清洗等原因，此时的帮会上层人物基本上按统治者需要重新洗牌。稍夸张地说，与统治者合得来的留下，不合者则去，应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话。如前所述，袁世凯就对不太安分和顺从的洪门进行打击，对依附他的青帮进行拉拢。蒋介石也是如此，对愿仰承其鼻息的青帮特别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大亨扶植、庇护，对不听其话的王亚樵☆☆☆百般压制，派人刺杀了王亚樵解散☆☆☆。当张啸林在抗战中欲做汉奸时就派人暗杀他。当帮会初建时加以控制利用，当不能很好掌控就取缔。如国民党CC派控制的社会部一再打击新建协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认为"掌握帮会是属于社会部的事"。35新建协会就是在保密局的策划下于1946年10月成立的。又如洪门民治党成立之初就由中统特务占据统治地位，并把持了该党的组织部长和秘书长职务。帮会只有与现存的统治者合作并安分守己，或者解散帮会，除此别无他路。帮会要发展，其最好的身份和途径就是建立与现存统治者合作的合法的政党。

　　总之，进入民国后帮会中下层中来自劳工界、商界和知识界成员比重大大增加，他们有较稳定的职业也较安分，其上层人物已基本上按统治者需要而清洗，帮会也因而分化、整合而重新洗牌，这使得帮会反政府的思想和力量大大削弱，组建政党和社团以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并提高合法政治地位的意识成为主流。

　　五、结语

　　帮会在清政府垮台进入民国后，外部环境和面对的形势已出现较大变化，对此前文已述，由于争取很大的合法生存空间是主要的目标，所以帮会生存发展支点也就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从较封闭的封建文化圈中打开缺口被动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从秘密状态走向公开或半公开状态，从原先下层社会的民间秘密结社，已逐步跨入中上层社会，并逐步变秘密活动方式为公开的党派竞争方式，其宗旨也由"反清复明"变为"争取民主，改善民生"之类36，这也是帮会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然的路径选择。

　　同时，我们要看到帮会的根性是封建的，即便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对内在内容和外在形式作了不少的变化，竭力依附剥削阶级政权，虽然染上了近代化的色彩，但其落后性和反人民性的本质不会改变，37这也决定了它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几乎成水火不容的态势，必然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取缔而走到历史的尽头。

　　（原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注释：

　　1 封建帮会就是模仿封建家族制度建立起来的，但他们毕竟不是血缘的家族组织，具体说来，"帮"是以师徒宗法关系（其本身也是封建家法的延伸）为纽带，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是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19世纪末以来，帮与会互相渗透、混合生长，人们遂以"帮会"统称之。见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辞海》认为帮会是"旧中国封建性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源于封建时期按同业（如手工业帮）或同乡关系结合的各种组织。"《辞海》（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3页。

　　2 关于帮会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成果可观，限于篇幅只简要介绍如下，著作方面主要有：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邵雍的《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苏志良、陈丽菲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郭绪印的《洪帮秘史》、秦宝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秦宝琦的《洪门真史》、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刘才赋的《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胡训珉、贺建的《上海帮会简史》、戴玄之的《青帮的源流》、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帅学富的《中国秘密社会史》、马西沙、程歗的《从罗教到青帮》、渡边惇的《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清末民初的青红帮》、戴维?凯利的《庵堂与漕船：18世纪的罗教与水手行帮》、（澳）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周育民等译）等；论文方面主要有：邵雍的《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06）、移元的《民国时期帮会的蜕变与黑社会的形成》（《社会科学》1996/10）、樊卫国的《近代民族资本与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02）等。

　　3 但青帮并不是反清性质的秘密结社，其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是由其依附于清朝漕运制度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见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4 天地会及其各种支派统属于洪门。洪门又称洪帮，也称红帮。洪帮原为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长期以秘密活动方式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洪门支派有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也称袍哥）、红布会、红钱会、金钱会、江湖会、仁义会、小刀会、致公堂等。见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第6－9页。

　　5 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6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页。

　　7魏建猷主编：《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南开大学出版社，第17页。

　　8 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1981年第2版第195页。

　　9 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270页。

　　10 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1 黄振世口述、何国涛整理：《我所知道的黄金荣》，中国人民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旧上海的帮会》（5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12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14《神州日报》，1913年3月15日。转引自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5 陈其美等《中华和平会章程·第四章组织》，翠亨孙中山故居收存提供，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0页。

　　16 邵雍：《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0页。

　　17 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7页。

　　18 蒋介石：《为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9月3日。转引自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45年5月）中认为，本次大会"应该集中注意者"之（二）点是"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并说，"我们如不能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则建国就无基础"。见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第903页。在国民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开幕词》（1946年3月）中反复重申，"抗战建国同时并进本是我们既定的国策，而及早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更是我们一贯的夙愿。我尝说：'我国实施宪政以后，必须使各政党在民意之前以和平方法作公开的政治竞争，乃为符合于民主的精神。'现在这一个过渡阶段，正是我们与各党派相互观摩，相互砥砺，以开创民主规模的时期。我们就要作实施宪政以后的准备，我们要与各政党出于同等的地位。"见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030页。

　　19 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20 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21 "新中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几乎是无年不灾，无灾不烈。"见李文海、程歗、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中国史学会主编，荣孟源、单士魁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6），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焦大哥为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尚秉和《辛壬春秋》，又见同明、志盛、雪云编，粟戡时等《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23 《社团改进会群进会申请立案档选·(一)社团改进会·一、谭人凤等致内务部警政司呈(1912.9.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季刊)，1982年第1期，总第五期,第36页。

　　24 朱瑞：《通告国民勿入党会私买票布》，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567页。

　　25 《倪嗣冲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1914、10、25），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第99页。

　　26 山东省档案馆藏：徐亮、曾坚代电（1947年6月）。转引自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27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警察局普陀分局关于侠谊社文件》，案卷号Q144-2-12。

　　28 上海市档案馆藏:《社会局派员视察侠谊社报告》，案卷号Q-32-2。

　　29 《恒社社名录》（1930年4月）。转引自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30 张宪文、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5页。

　　31 上海市档案馆藏：《侠谊社入社须知》，案卷号Q130-29-11。

　　32 上海市档案馆藏：郑子良致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函（1947年8月10日）。转引自转引自邵雍：《中国秘密社会史丛书-民国帮会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33 例如杜月笙于1929年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1932年10月出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会员，1933年为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1934年为中华国产棉布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937年为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1929年为中汇银行董事长，1935年被推选为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并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

　　34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二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35 文强《戴笠其人·（六）爬上顶峰的经过》，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页。

　　36 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37 辛亥革命前，无论是洪门弟兄还是青帮门生，都把"道"和"义"看作是人生的行为准则。革命后，青红帮失去了反清斗争的目标，随着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变，便在这病态的社会里迅速堕落为江湖流氓势力。其突出表现就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诸如贩运鸦片、拐卖人口、开赌场、设妓院、占地为霸、绑架勒索、包办杀人......早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人生信条，已荡然无存。包颖、张士杰、胡震亚著：《青洪帮秘史》，（香港）中原出版社1998再版，第231-233页。如黄金荣、杜月笙经营的三鑫公司一直做鸦片的提运业务，生意兴隆。青帮是上海黑社会中集团的重要渊源，红帮有不少势力与青帮或流氓合流形成新的集团，从事黑社会勾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集团就是一个掺杂了传统帮会成分的新式的城市流氓集团。见苏智良、陈丽菲： 《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第119－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