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授的“文革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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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写过《牛棚杂忆》的季羡林先生197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写过《废都》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在那个年代以一部小说《兵娃》热情讴歌文革中的红小兵；写过《小草在歌唱》的著名诗人雷抒雁曾站在“反修前哨”，以“批林批孔诗传单”的战斗号角，要“挖掉林彪孔老二的祖坟”；写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先生1974年曾在《陕西文艺》发表长诗《红卫兵之歌》；当今诗歌评论界巨擘谢冕教授197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过评论《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战歌──读小靳庄大队的两本新诗》；80年代初以一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为朦胧诗鼓与呼的著名诗评家孙绍振，1975年曾在《福建文艺》撰文论述“革命样板戏”对诗歌创作的“光辉启示”……然而，要不是网友“红警苏红不懂爱”近日的一条跟帖，我还真的不知道曾经主编过《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当年竟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员悍将。
   “红警”网友的跟帖是这样的：“陈思和，最近我在文革中朝霞的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愤怒抨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比浩然要革命多了，才是真正的帮八股，但现在他摇身一变，比谁都好像无辜……” 《朝霞》是1975年上海出版的一份文学刊物，受控于上海市委写作组。从网络搜索资料，发现陈思和在1976年第6期《朝霞》曾发表杂文《且谈“黄绢之术”》。经过一番寻找，我读到了这篇发表于35年前、如今难得一见的“批邓檄文”。我们不妨看看文章说了些什么：“曾几何时，白骨精的‘黄绢之术’从神话境地传到了现实世界。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一切反动派无不是这样的‘谣言世家’……到了中国大地上激荡起社会主义革命风雷之时，党内更有那么一些‘精生’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白骨堆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跳出来兴风作浪。君不见，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正是把散布谣言作为他们搞右倾翻案的一个重要手段吗？去年夏季前后，他们抛出谣言，配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今年春天，他们又抛出谣言，掩护反扑。这些政治谣言都是由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邓小平就是一个最大的谣言制造者。这些谣言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热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同时，它又是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就在谣言猖獗之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剑出鞘’了，他们公然在天安门广场上制造法西斯的暴乱，赤裸裸地张开了妖怪吃人的血盆大口。真是今非昔比，白骨洞里出产的‘黄绢之术’，显然‘高明’，但在邓记谣言公司的产品面前，也不由得相形见绌了。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白骨洞里出产的‘黄绢之术’固然一时也能蒙蔽唐僧，但最终不是被孙悟空口吐神火，烧得原形毕露吗？而今，试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批邓的神火遍地燃烧，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如同锐利的火眼金晴，使亿万工农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识别一切伪装的敌人；又如同无敌的千钧大棒，扫灭妖雾魔焰，澄清万里尘埃，指引人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小撮制造反革命谣言的现代‘白骨精’们，在这场革命风雷中的命运，能比神话中的好些么？痴心妄想。”
    我之所以引用这一段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也很犯忌的文字，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说陈思和先生曾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员悍将，就难以让人信服。而信口开河、出言无据的为文习惯，向来是我所鄙夷的。
    对陈思和这个名字，文学圈里的人大抵不会太陌生。他不仅是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兼任着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在1994年围剿浩然及其小说《金光大道》的喧嚣中，他以“艾春”的笔名发表的那篇《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文中，陈思和对浩然的批判与否定，简而言之，就是认为《金光大道》的写作年代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  “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因而，不是真实再现而是歪曲了那一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全无“艺术良心”可言。 
    在陈思和先生的眼里，《金光大道》一无是处，而浩然1994年出齐他的四卷《金光大道》，更是制造是非的炒作之举：“在据说是进入了‘后现代’的当今社会里，流行歌曲排行榜和恶形恶状的‘文革’歌曲不过是转换一个频道而已，谁还会计较一部早已成明日黄花的旧小说？出版就出版吧，可偏偏要来‘炒’一下，又是发表文章，又是接受采访，于是有了咸谈、有了是非……既然要再放‘金光’，那就难免会引起祭宝斗法，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么？”你看，浩然发表一篇文章，接受一次媒体采访，就成了罪错。请问，作家是干什么的？不许写文章，不许发表文章，也不能接受采访，那世界上还有作家和记者这个行业吗？在当今，无聊之徒可以于闹市街头搞“接吻大赛”，无耻文人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屁股朗诵骚诗，都不算炒作，还美其名曰“行为艺术”，而浩然在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如实地向读者介绍一下《金光大道》的写作缘起、历史背景和创作感言，就成了“炒作”和“制造是非”，应邀搞一次签名售书，就成了“招摇”和“不良影响”。难怪连赵本山都说：“这世界真是太疯狂了，老鼠给猫做伴娘了！”
    从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第一线口诛笔伐、冲锋陷阵，到完全否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存在，从反右到反左，从歌颂“文革”、批判“走资派”到否定“文革”、为“走资派”辩护，在波光诡秘的政治风云变幻中，陈思和们似乎是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人生信条，悄悄来了个“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的华丽转身，以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挥舞棍子，教训别人。但“胎”是脱了“骨”却没有换，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当年那种“全面专政”的战斗激情，只是被专政对象的阶级属性已然换位。不是吗？他们要求于浩然的，恰恰就是当年红卫兵对专政对象的训诫——“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而这，不能不说是“文革情结”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变种或曰“与时俱进”。
 
                                        20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