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贪官必须“用重典”！——刘锡荣传递反腐新信号

　对贪官必须“用重典”！——刘锡荣传递反腐新信号

　　　　　　　　　　　　　　　　　　　　　　朱卫华

　　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最近在重庆作了一场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从媒体刊发的该报告中一些主要内容分析，窃以为有几个新的反腐败信号值得关注。

　　第一，中央反贪体制将更重“集权”。据报道，针对目前对官员监督存在的问题问题，刘锡荣总结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刘副书记的这段反腐“谚语”堪称经典。他抓住了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权力失去了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本应是执政党的执政入门功课，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项“基本功”的成绩却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个一言难尽而且多少有点敏感的话题。简言之，是权力体系内部对监督的天然性缺位、制度性拒绝和习惯性排斥。这一点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官场“潜规则”中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从去年起中央“空降”省级纪委书记的做法，即是执政党在权力监督领域中对官场“潜规则”做出的一次标志性突破。由于多年的无度“放权”，特别是地方上出现了“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和“问题政治”，腐败即是“问题政治”中最棘手的“恶性肿瘤”，执政党的执政力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当然，目前“空降”的省级纪委书记顶多只是一种象征，因为这种职位只有“尚方光环”而无“尚方宝剑”。至少中央要赋予其“监督”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特权”，否则最终只能成为管得了“苍蝇”却无奈于“老虎”的“摆设”。

　　第二，中央巡视制度将更重实效。刘锡荣提出了“交叉巡视”的概念。他说：“今后各种巡视组可能交叉巡视，让违规违法行为难逃法眼。”中央巡视组除了在过去“定向巡视”的基础上增加“交叉巡视”的方式之外，还应建立起“随机巡视”、“秘密巡视”、“专案巡视”等机制。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尝试推行巡视制度以来，反腐效果虽然明显增强，但其弊端亦突出，主要表现在巡视手段的过于公开化和单一化上。中央“巡抚”的“大轿”常常还未出京城，地方官吏早就为其预订了五星级“行辕”——既知“天猫”之将临，焉有硕鼠不退避之理！如此，“巡抚大人”除了看到“形势大好”、“公正廉明”之外，连老鼠的一根毫毛都伤不到。

　　因此，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为“随机巡视”；来无影、去无踪，微服民间，私访百姓，是为“秘密巡视”；发现哪儿有问题，便有的放矢，带案出动，是为“专案巡视”。总之，把巡视制度迅速完善起来，才能更具威慑力和杀伤力。

　　中央巡视制度应是对“空降”省级纪委书记机制的有效补充，至少在省级纪委书记未获得“尚方宝剑”之前，“巡抚”权威可直接危及省委书记的顶戴花翎。从刘锡荣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感知，今后中央在地方反腐败的重心将作出更加务实的调整：地方党委“第一把手”进入反腐败的“靶心”位置。在中国“二元”式党政权力架构下，各级政府首长虽是法律意义的“一哥”，但真正的决策权力却一直绝对掌控在各级党委“第一把手”的手中，因此，这种绝对权力不能不常态性纳入“巡抚”的视野。正所谓：“第一把手”要盯紧反腐败，反腐败要盯紧“第一把手”。

　　第三，中央反贪利剑将直指“后院”。刘锡荣说：“去年的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的老婆、孩子，甚至情妇收受的。”此前，“后院”之患一直是反腐“视而不见”的盲点，今年1月9日在那次非同寻常的中纪委第七次会议上曾涉及这个话题，但是把贪官的“配偶、子女”等亲属都放到了“被动”腐败的层位上，即他们的“利益”都是由贪官为其“牟取”的。

　　而刘锡荣的话分明延伸了中纪委的这一话题，这些“亲属”甚至包括“情妇”，不仅有贪官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而且他们这一特殊群体自身中也有大多数人是“贿赂”的直接“收受”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后院”成为腐败的“主力军”！而且这些人不仅为“一家之长”收受贿赂，而且更在“一家之长”的庇荫下疯狂地扩张自己更大的利益营盘。“后院”腐败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腐败。现在，这个准权力群体的这种规律性的腐败征象终于走进了中纪委的视线，“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刘锡荣说，“欲送之礼，何患无辞。婚丧嫁娶孩子生日都是送礼的理由，领导干部的‘后院’，是值得重视的反腐阵地。”此话让人想到了郑筱萸的妻子和儿子，因着郑筱萸案的典型意义，因着中央对“后院”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妻与子定然会在该案中受到严厉的“重视”！这是对“后院”腐败示警。

　　第四，中央反贪战略将重祭“重典”。这应是刘锡荣这次讲话中的最大亮点。刘锡荣说：“纪检工作还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新加坡的纪检部门办案直接，而且用重典，腐败渎职者的下场很惨，这值得借鉴。”两年前，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新加坡反贪经验的热潮，但很快便冷却。由中央纪委领导公开直接提出该国反贪经验“值得借鉴”，这是第一次。多年来，不该“接轨”的都已经“接轨”了，这最该“接轨”为什么迟迟不“接轨”？最能体现“党中央反腐败决心和意志”的，非“重典”莫属！

　　刘锡荣所谓的新加坡反贪部门“办案直接”，应是指新加坡反贪污贿赂事宜都是由国家总理直接过问，总理府下设贪污调查局，其组织架构和运作程序跟中国香港的廉政公署有些相似。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不受有关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涉嫌人；无公共起诉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一切或任何有关警方调查的特别权力调查重大的犯罪；有权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有权检查和冻结受嫌人的银行帐户和保险箱；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和雇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

　　这一点，中国执政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可以借鉴，即中纪委的工作直接由执政党最高领导人过问，并授予纪委机关必要的特权。诚然，纪检人员的素质问题是时下纪检内部最大的障碍，除了存在滥用“双规”等权力的现象，“猫鼠共犯”的事也时有发生。刘锡荣在谈到巡视制度时有一句话讲得很有贴切：“巡抚的素质很重要。如果巡抚是海瑞，下面的人自然不敢造次；但如果是和珅，那就很难确保地方政府的清廉了。”若要防止“和珅”出现，就应先把“重典”机制引入纪委内部；如果纪检人员敢于以身试法，那就让他们的下场比“和珅”更惨！

　　我们暂不具备“高薪养廉”的条件，但我们仍然应在培养“海瑞”上多下功夫。既然我们把反腐败当作一场战争来打（其实更甚于一场你死我活的铁血之战），那就应当以“特殊材料制成”者的标准去要求纪检官员。须知，腐败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绑架”党和国家。故而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一场拯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义战。反腐败战争有成之日，纪检工作者就是党和国家名垂青史的英雄。怎么，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吗？那他除非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锡荣这里重提“用重典”之策，虽然有点间接的味道，但应是中国反贪事业一个至关重要的积极信号。这一符合国情的治贪理念近年几乎被完全放弃，结果令步履维艰的反腐败事业遭遇雪上加霜般的重挫。如果贪官职务太高，纪检部门不但常常面临“以下犯上”之窘，而且往往难免投鼠忌器；尤其令人恶心的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精英”人物的鼓噪下，三年来竟然实质上废除了贪官的死刑制度。但去年底以来陈良宇的倒台和郑筱萸被一审判处死刑，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反贪重回“重典”的希望。重典之下，不管贪官的职务有多高，权势有多大，气焰有多嚣张，都一样触贪必办，贪大必惩，贪极必死！（2007年6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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