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为郑筱萸鸣不平

为郑筱萸鸣不平

黎阳

2007．6．26．

为郑筱萸鸣不平，一不是说他没犯罪，二不是说他罪不该死，而是说没有一视同仁：只杀犯罪的，不杀教唆犯罪的；犯了罪的要杀，而教唆犯罪的不但不抓不杀不闻不问安然无恙，而且继续飞黄腾达。这是何道理？

郑筱萸犯的什么罪？

身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放弃职守，贪污受贿，置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为假冒伪劣药品大开方便之门，不知造成了多少象“齐二药”、“毒奶粉”等等有毒有害食品医药的受害者。这跟谋财害命有何区别？死一千次都不冤。

郑筱萸有罪，但为他所犯之罪制造“理论根据”的呢？——根据赫赫有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张维迎、赵晓:《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9月30日），郑筱萸的所做所为没有一样不符合张维迎的“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的“改革开放”大方向，简直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1．张维迎在该文中特别把医药管制作为“政府管制失败”的典型例证，坚决主张取消：

——“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注：“毒奶粉”造成的“大头娃娃”有多少？“毒酒”、“毒大米”等等有毒有害造成的受害者又有多少？）

——“如果没有政府管制，靠市场竞争及其信誉机制，更多更有高效率的新药完全有可能及时推出，减少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更多。”（注：“及时推出”比“齐二药”、“毒奶粉”之类更“有高效率”的“新药”？）

——“所以我这里想强调，我们经常赋予政府太大的责任，这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在市场当中你应该是让直接的行为者去承担责任，而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注：实际谁都不负责，全是受害的老百姓倒霉。）

——“我们不能看到市场有毛病，就简单地认为政府应该去管制。”（注：所以食品医药管制也“多余”。）

——“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我们必须清楚，并不存在一个最优（ｆｉｒｓｔ—ｂｅｓｔ）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次优（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注：郑筱萸受贿“放弃管制”，算不算“次优”？）

——“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求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注：山西黑砖窑是靠“讲求信誉”、由“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吗？）

——“政府花的是公家的钱、国库的钱，它要考虑一下，怎么让这些国库的钱不被乱花。为此采取一个官僚化的程序是必要的，否则政府像私人决策那样快，腐败就会出现。然而，这个官僚化的程序在防范腐败的同时，也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反应迟钝。政府为此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防范腐败的损失还要大。但是，在市场上的损失没有人去追究责任，也没有办法去追究责任，而腐败则要被追究。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必须对市场快速反应，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官僚程序都取消，根本不去搞什么管制。”（注：既然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造成的损失“比防范腐败的损失还要大”，既然“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官僚程序都取消，根本不去搞什么管制”，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身就多余。郑筱萸放弃职守非但无罪，而且符合“改革大方向”，为什么要判死刑？）

——“为什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就是因为政府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制食品医药本身是否就是“抽鸦片，会上瘾”，所以必须“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

2．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张维迎特别强调只要有政府管制，腐败就属于“次优”状况，明确提出“腐败无罪”：

——“现在有三个变量：政府垄断、无腐败、经济增长。这三个选项是不能兼容的，只可能选两个。最差的是政府垄断加无腐败，但没有经济增长；最优的是无腐败加经济增长，但必须排除政府垄断；次优的是政府垄断加经济增长，但一定会有腐败。”（注：既然“次优的是政府垄断加经济增长，但一定会有腐败”，那只要存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制食品医药，就“一定会有腐败”。既然“一定会有腐败”，那郑筱萸贪污不过是做了一件任何人都必然做的事，为什么单单判他死刑？）

——“你要实现无腐败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改变所有制，解除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你看现在很多产业政策，规定企业投资不能进这个不能进那个，其实都是腐败的温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多腐败就越多。这个问题不能靠政府官员的道德解决。”（注：换句话说，只要不解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不能“解除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就不能实现“无腐败的经济增长”。既然这腐败问题“不能靠政府官员的道德解决”，那判郑筱萸有罪岂不太冤枉了吗？）

——“权力行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选美’的方式，让有权力的人来选择合适的人。另外一种是拍卖（ａｕｃｔｉｏｎ）的方式。拍卖方式优于‘选美’方式的地方在于，它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监督代理人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从而减少腐败行为。”“拍卖的方式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腐败”（注：郑筱萸受贿，明码实价卖放许可证，难道不符合“拍卖”原则？换句话说，郑筱萸受贿不是犯罪，不过是采用“拍卖”的方式“行使权力”而已。）

——“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注：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要消灭腐败，就必须解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不过用自己的行动实际解散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而已，能说是犯罪吗？）

——“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注：这句话具体到郑筱萸身上就是：让他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他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既然任何人处于这个管制者的地位都免不了“权力寻租”、“钱权交易”，那为什么唯独拿郑筱萸是问？）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管制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１０００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２０００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２０００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１０００万。”“我原本可以自由地办这个企业，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１００万元，得到你批准还是赚１００万元。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注：换句话说，郑筱萸的贪污受贿不过是个“帕累托改进”，不是他的过错，而是施行食品医药管制的过错：“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 根据张维迎的“理论”，郑筱萸实在是为“原本可以自由地办这个企业”的“新社会阶层”立下“汗马功劳”的“改革开放”的大“功臣”，却被判了死刑，简直是“冤沉海底”，比窦娥都冤。）

——“一个社会要消除腐败，必须削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治本的方法。如果把腐败简单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反倒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比现在要破一个案子，不去抓真正的元凶，找一个替罪羊把他枪毙了，好像解决了问题，结果会使犯罪分子更猖狂。”（注：根据张维迎的这条“理论”， 郑筱萸没有罪。真正“有罪”的是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干预了”经济。判郑筱萸死刑就是“不去抓真正的元凶，找一个替罪羊把他枪毙了，好像解决了问题，结果会使犯罪分子更猖狂。”——郑筱萸是“替罪羊”，那谁是“元凶”？决定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还是教唆郑筱萸“贪污有理”的教唆犯如张维迎？）

总而言之，根据张维迎的“理论”，根本就不该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干预”经济。既然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就必然有腐败。而这种腐败是一种“次优”，不是犯罪。既然如此，那郑筱萸贪污就不能算犯罪，而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次优”选择，不过是采用“拍卖”的方式“行使权力”而已。

郑筱萸不过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实践了张维迎的“理论”。 郑筱萸的行为，张维迎的“理论”，二者是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如果张维迎的“理论”是对的，那实践了张维迎的“理论”的郑筱萸所做所为就不是犯罪，就不该判刑，尤其不该判死刑。

如果肯定郑筱萸有罪，那就是说，郑筱萸所实践的张维迎的“理论”同样有罪，而且罪高一等：教唆罪。郑筱萸犯罪是一个人犯罪，而张维迎的“理论”则教唆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群体性犯罪。这难道不比一个人的个人犯罪更严重？

郑筱萸被判了死刑，而为郑筱萸犯罪制造了“理论根据”的张维迎不但逍遥法外，而且官运亨通，荣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为什么？

判郑筱萸死罪，那就是承认他的行为是犯罪。既然承认他的行为是犯罪，那指导他的犯罪行为的“理论”自然是犯罪“理论”。而指导郑筱萸犯罪的“理论”正是张维迎的“理论”：“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身就多余，就是制造腐败；“腐败”是“次优选择”——郑筱萸受贿不过是“次优选择”，以“拍卖”的方式“行使权力”，何罪之有？

重用、提拔张维迎，那就是在肯定张维迎的“理论”，至少不是在否定。这就跟郑筱萸的死刑判决针锋相对了：肯定张维迎的“理论”，就不能判实践了张维迎的“理论”的郑筱萸有罪；判实践了张维迎的“理论”的郑筱萸有罪，就不能肯定张维迎的“理论”，就必须把张维迎作为教唆犯同案审判。而现实是一方面肯定张维迎的“理论”没问题，一方面又将落实张维迎的“理论”的郑筱萸判了死刑；判了郑筱萸有罪，却既不承认郑筱萸赖以犯罪的“理论根据”有罪，也不承认这种“理论”有任何错误，而且保护张维迎继续把这种“理论”肆无忌惮地灌输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以便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的“郑筱萸”来——中国的法律体系难道已经如此神经错乱？

为什么敢判郑筱萸却不敢碰张维迎？

——难道郑筱萸的所做所为与张维迎的“理论”不相干？那就请用具体事实、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张维迎的“理论”如何与郑筱萸的罪行格格不入、针锋相对。

——难道张维迎享有“治外法权”？—— 张维迎是北大与台湾合资办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不假，算他是“台商代理”也行。但第一，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没资格讲什么“治外法权”。而且即使是外资企业的代理，那也不享有外交特区，在中国必须听中国法律的，同样谈不上什么“治外法权”。

——难道是因为郑筱萸不是“北大”出来的，不属于“北大帮”，所以当了“替罪羊”？难道司法系统的要害全部由北大法学院的校友控制，所以不肯涉及张维迎？难道“北大党”势力已经如此庞大，以至于只要是北大的“精英”就可以“刑不上大夫”？——现在就如此权势熏天玩弄司法，如果满朝全是“北大党”，那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