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怎样教你真是个难题！

神州木兰花版主希望用己之长，为培养下一代尽一些力，把[人文天下]办成中华论坛讨论教育教学的一片净土，成为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心得体会的平台，老师与家长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教育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木兰的这个想法很好，一定会受欢迎，并得到网友的支持。为了体现这种支持，我也来凑个趣，谈一谈孩子教育中的困惑。

在思考如何教育孩子时，一般人必然会联系自己过去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最大的感觉，自己的儿童时期是在无忧无虑中渡过的，而女儿自上学始就始终在重压中一步步过来。细细想来，自己和孩子，分别体验了三种不同教育模式，用当时最流行的标语来代称，自己经历了两个阶段，童年时期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模式，青少年时期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模式，现阶段女儿接受的是“素质教育”模式。不同模式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对学生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951年毛泽东获悉苏州市8岁小学生陈永康智抓特务被打伤的事迹后，亲笔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并派人制成锦旗赠给陈永康小朋友，同时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这是一句嵌入那个时代每个学生心灵的寄语。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教育的目标“不高”，学生无需为未来烦恼，可以做到“又学习，又玩耍”，完成学业走入社会即可以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党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从劳动者中培养、发现和选拔，农民陈永贵从村支书成长为国务院副总理；工人吴桂贤从档车工成长为国务院副总理；新疆自治区现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在新疆七.五事件后，接受央视专访时谈到，自己当过插队知青，后来在乌鲁木齐瓷厂当工人，由于工作勤奋、特别肯吃苦，被党组织推荐选送到西北轻工学院读书。在个人待遇上，身为副总理的吴桂贤参加政治局会议因无力支付2角钱的茶水费，只喝白开水；做一个普通工人，只要钻研技术、肯干，随着工级的上升，工资比同等的领导干部要高出一截；做一个普通农民，农活干得好，干出了窍门，也会得到大家的尊敬，比如我一个叔叔，当年就被山东某地当作贵宾请去传授棉花种植技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农民，劳动表现好的，一样有机会上大学、被吸收为工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在校学生对未来有确定可靠的预期，生活便充满了希望，城市和乡村的学生分别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浆》、《我是公社小社员》这样的歌声而快乐成长。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1年，在沈阳东关小学的教室里，老师问：“你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同学回答为了当官，有的说为了发财，也有的说为了光宗耀祖；年仅13岁的周恩来回答的却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这句话很快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变成很多学校张贴的标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提出，学校教育成为培养人才的主渠道，高考成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手段，应试教育应运而生。集中的宣传让中小学生认识了很多本在幕后的科学家；曾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干部进入组织视野，被成批地选拔出来，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部分幸运者跃升两三级亦很常见。强烈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很多学子刻苦读书的热情，父母望子成龙的愿望也前所未有地热切，“尊师重教”成为风尚，考上大学便成“天之骄子”而为人称道。这时再也不是曾经的国家主席和掏粪工同是人民勤务员，只有革命分工不同了。1982年第四军医大学在校生张华舍身救人，竟引发了值与不值的激烈争论，尽管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褒奖其行为，但实现个人价值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观念。只有上大学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高考却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幸运过桥者只是少数，许多青年学生为此引发失眠、焦虑、抑郁、神经衰弱等初期精神症状频频出现。不过当时读书不要钱，在城市，高中毕业仍能基本就业，在农村，青年也有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希望，教师还没有生存压力，教学关系是自然和谐的。就像当时的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所唱：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人们对美好前景依然充满期待。我父亲早逝母亲失去劳动能力，是得益于免费教育政策的，如果放到现在，不要说上大学，恐怕高中都不会去读了吧。

“素质教育”。跟着高考这根指挥棒，中小学教育形成了整套应对措施，在学校表现为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由应试教育走出来的大学生初入社会表现出“高分低能”，社会反响强烈，“素质教育”随之走上了舞台。可是，这个“素质教育”显得有点虚无飘渺，难以把握，百度百科从含义、目标、灵魂、本质、机制、概念、特点等诸多方面，用去1万3千多字描述，仍未得要领，并没有道出其真谛。面对素质教育，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素质更高点、更全面一点，课余督着孩子学习音、体、美技能并参加考级，学生的负担变得更重了、自由玩耍更少了；原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命题分到了省，考试的花样多了，老师要追着不断变化着的考试模式跑，教得更累了；群众看到学校的收费高了起来，学生在压力下寻短见轻生的时有耳闻，因而投向教育置疑的目光更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也逐步地清晰起来。首先，素质教育是“精英”教育。教育的层次分明，重点中学、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失学，校内同年级还要细分强弱班次，学生按成绩排出名次，最终仍通过一考选拔出后备“精英”。其次，素质教育是“精英”的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偏远地区、乡村教育资源失血严重，高额的择校费、收费的私立学校把弱势群体挡在门外，素质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就变成了“精英”的后代。再次，素质教育再向前跨一步将滑落为“精英”世袭罔替的工具。全国“蚁族”人数百万人以上，大学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来越狭窄，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这一压力必然传导到中小学，引得天下父母、在校中小学生普遍焦虑，寻常百姓子弟不堪重负者在中小学阶段即被挤出（跳楼轻生、精神失常等）亦时有发生，素质教育与寻常百姓之间犹如油和水无法交融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只要还有点办法，做父母的总会送孩子去接受“素质教育”，然而高企的择校费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对此，张维迎给出的答案是：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在这些精英眼里，这个学就不需要为穷人办，学费低了只能让穷人平添幻想而徒增烦恼，精英们可是在为穷人着想呢。

总之，建国后，中小学教育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三种模式。第一个阶段，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期间，1949年至1965年为应试教育模式，1966年至1976年为非考试教育模式，由于都可充分就业，教育目的是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青少年在中小学阶段不需要承受与年龄不相称的压力。第二个阶段，强调学生自我价值实现，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才，通过高考选拔人才，自1977年始，应试教育模式和素质教育模式大至各占一半，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向多种经济成份共存转变，直至外资的全面进入并控制我国大多数主要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高端职位越来越少，这种压力传导上去，变成了中小学生更加沉重的课业负担、更大的竞争压力和心理压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次变成父母给子女加压的理由。唯一不变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后代，一定会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如现今富贵豪门子女，自有贵族学校伺候，国内国外、大中小学，到哪里不是一路绿灯？

缺什么才需要补什么，素质达不到要求才需要“素质教育”，这个指向并不明确的“素质”，最终的解释还是要回归到权威部门的“权威专家”手中。面对中小学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专家”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教师群体，正在研究制定《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教师教育机构资质标准》、《老师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着手建立教师教育标准体系，来提高教育的素质了。可以想见，教师在已经存在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之外，将来又要平添一个“资质”压力。教师身上沉重的压力又会向哪里传导？那一定是学生么。在如此形势下，面对重压之下活得并不轻松的孩子，身为父母，难道还能再向孩子的身上加压？该怎样教育子女，实在是个难题，孩子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只有天知道。

木兰版主的倡议非常有意义，如能吸引更多教师参与讨论就更有意义了，不管什么教育环境，学高身正之师言传身教，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可低估,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影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