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传统，以及进行借鉴

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传统，以及进行借鉴　　

                                                                       百舸争流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以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指导和标志的。其中心问题是“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然后，在解答“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时，又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他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同时又提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和“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的论断。

而在整个的讲话中，所一直贯穿的是一个“阶级立场”观念。这是更多的指导具体文艺作品的“创作规律”的地方。它的具体操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去与对立的阶级斗争。对于自己本阶级，是赞美。对于对方，是批判，揭露。毛泽东很显然是认为，当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具有危险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虽然会描写战斗生活，描写“工农兵”，但是作者总不是以“工农兵”的阶级立场看问题，所以才需要“整风”。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是与座谈会讲话相表里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列宁，列宁曾说过：“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并又强调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他的文章中，他还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具有阶级性，而非阶级的文学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他主张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明确提出这种写作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而主要不同点，是列宁对于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而毛泽东在对待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一事中，足堪说明，此不赘述。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解放之后，成为我国文艺指导政策。直到以建立“新文化”为名，由一场新编历史剧而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最高峰体现。

但是，在这期间，我们除了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外，还是和苏联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脉之通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一直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的。并且，即使是反面教材，其材料也非常少，研究也非常浅。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大规模的涌入我国。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些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远亲”，在西方也做了不少事情。

乍一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即苏联与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状态上的不同，也许会让我想起了希腊化时期和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我们也许会说，希腊时期的哲学家经常是健壮的，雄心万丈，以社会或者整个人类为讨论单位的。而希腊化时期的学者，则多是“躲在小楼成一统”，并且开始走向个人，走向内心；他们经常是以个人为讨论单位的。我们会举例子说：前者，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从列宁的话语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可以得到体现。后者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许多耳熟能详的专门学者的名字，他们经常是在某些大学或者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专门的科研机构，作为“学术研究”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可以说，是由于我们有“成功的经验”，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却积累得很充实，所以他们才发展成那个德性的。

但是，其实这至少是不准确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站在苏联的废墟之上，回想着“峥嵘岁月稠”的“希腊化学者”。他们虽然身处西方，但是也可以看到“同时”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们。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匈牙利人卢卡奇更是在莫斯科呆了许多年，即使是回到匈牙利，他也是在“华约”的势力范围内生活和做研究工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身系天下”，也并不是不做社会的，阶级的，大视角的研究。相反，他们的研究工作及成果在苏联成为历史，我国也改革开放之后，反而更大的显出了其价值和有用性。毕竟，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往往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那些实在“不相与谋”资产阶级敌人。

布莱希特曾和卢卡奇有过论战，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范畴内部的论证。在这次论战，卢卡奇反是坚定的站在维护“现实主义”文艺的立场上，对表现主义文艺坚决反对。布莱希特则认为应该扩大现实主义的范围，让更多的创新手法（主要是德国表现主义所发展出来的手法）运用。其实，他是在将现实主义泛化。现在用范畴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说的并不在一个范畴之中。卢卡奇所谓的“现实主义”不是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而很明显，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我们日常所谓的“现实主义”。所以，本雅明从布莱希特的角度更远的推出了“表现主义更具革命性”，这论断来。

其实，在苏联早期，许多新的艺术形式，因其“革命性”而曾经在苏联驻足。卢纳察尔斯基就曾请马可·夏加尔在苏联任教，梅耶荷德的艺术创新走得更远，至少我们知道他是不同于他的老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但是，随着斯大林的“一统江湖”，“现实主义”成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传统的定义。这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的沉浮就能看出来。但是，战后，在美国没混开的布莱希特回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怀抱，并在那里受到欢迎，有了优越的，特权的创作条件。但是，布莱希特是通过某些“方法”进行创作的。这些“方法”往往是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但却和苏联或者我国的戏剧实践大相径庭的。而那些“方法”，可以认为有许多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有关联的。比如，他所谓的“间离效果”，其实是和俄国人的“陌生化”不同的。他希望的是通过这一方法，让观众充分得到自己思维的客观性。从而再从这一点生发出对剧中问题的探讨与思辨。而剧的主题，和他所说剧的教育意义，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所谓用戏剧的教育意义，并不是“宣讲”教育，而是自己投入“教育”之中的“互动教育”。但是，还是回到毛泽东所提出和重视的问题——是人，就有其阶级性，就会用本阶级的思维看问题。那么思辨者主观的观点，是怎么样把握呢？这一点很简单，要用戏剧的思辨“引导”观众——即思辨者，这才是“教育”的第二层涵义。我国的文艺，总是将观众作为“容器”，进行灌输。即使是毛泽东，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也并不是要更灵活的让群众自觉的，思辨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往往先成为一个“那样生活的人”。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时，他认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里所谈的正是，文艺作品的接受对象——工农兵。这里的工农兵并没有被启发用一种思辨的思维和角度来看待问题——实际上，用思辨的思维和角度看问题并不需太多的文化和知识作为积淀，那只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和习惯的养成罢了。而中国的民众，如果以布莱希特的角度看来，那么这样的民众，至少是被剥夺了有机的，自我认识和觉悟马克思主义的权利。　　

同样，我们看一看另一面，即文艺工作者的一面。按照党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应该起到普及和提高工农兵的文化及觉悟水平的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是这么说的“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这里，还是俨然认为工农兵是需要“普及”，然后渐渐被“提高”的。这一切，仿佛工农兵这种受众群里就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教化，接受“接受”和“提高”的“容器”。这更明显的是一直以“牧民”为传统的中国思维的体现。而布莱希特所提倡的思辨思维好像一直是我国传统所不愿意提倡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教育者，无论其是无产阶级属性还是封建抑或是资产阶级。他们更愿意用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态度去看待“教化”问题的。韩愈的“文以载道”，一句话说出了儒家的这一传统思维的精髓。在我国近代，在红色延安的文艺以及建国之后的文艺与教育中，“文以载道”的内在思维模式与外在行为方式没有改变，只是“载”的是什么“道”中“道”的概念变化了。无论是古代的作为被统治阶层出现的广大“黔首”还是现在作为“国家主人”面目出现的“工农兵”或“人民”，他们在被教育的时候作为“容器”的地位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无论是“文艺服从于政治需要”，还是“要做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品”，都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的。我们为什么只需要用一种方式，且这种方式对受众往往显得有些粗暴简单。这也就是布莱希特给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的可能。同样，这样往往更能令人心悦诚服，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那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对马克思主义更加矢志不渝的原因——他们是经过自己主观思辨，得出“心悦诚服”的结论的。　　

现在，在苏联垮台许多年，中国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武器才能更有效的，更强有力的保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除了行政手段和官方提倡，如何才能让其信服于现在这个纷乱繁嚣的世道呢？我觉得从布莱希特的主观性的觉醒，和人主观思辨的自信所能带来的，往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作为个人内化的，心理和思想上的完善。虽然，你可以说这不是“政治”的，不是整个社会的革命和改变。但这真不是“政治”的么？它只不过不是“政令”的罢了。而且，如果宣传的令人心悦诚服，切中了现在社会中的要弊，让人们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革命与改变不就已经改变了么？要知道，人是社会的主体，每一个人的改变，不也就改变了整个社会了么？　　

在西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少数持异议者，还是有被绝望的压抑之感的。这从本雅明的作品和他的人生就能看出来。而在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文艺以及教育方式显得教条，粗暴，不大能够因地制宜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面我所说的地方，推到最后的历史事件就是“十年浩劫”。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却具有着我认为历史上最好的际遇。因为，一，对内而言，我们不是当初那种封闭的，落后的，教条的国家形态。不是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而是一个富强，飞速发展的强大的大国。二，对外，我们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思想上的立国之本的，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理论在我国的地位和在西方完全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我们的根本，官方的学说。所以，我们是最适合将在西方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战斗的同志的成果，很好的吸纳和学习的。我们既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也可以从经济角度，也可以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在这个时代，在我国，应当是最权威，最充实，最具有说服力的。而我国也应当是全世界中最有权威性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以及相关学说的学者，当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我在上面只是提到了一个小例子。例子还是很多的，需要慢慢的研究。在这里，就先写这些吧。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有用的地方，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