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是“孪生兄弟”

傅晨光　　

《马克思没有肯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文发表后，产生了一些争议，有的读者是赞成的，也有不少读者作了批评。批评主要是认为文中没有完全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区别，有将两者当作一个学说“偷换概念之嫌”；更多地认为，同意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评，但认为生物进化论没有错，认为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涉及达尔文。　　

欢迎对文章进行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理论问题的深入了解和掌握，所以再写一篇文章，继续我的理解。我的看法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源其实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是教育殖民统治者和种族主义者要“效法自然”，他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研究自然并试图为殖民主义统治提供“自然规律”的，这个学说就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实行残酷野蛮统治的思想祖师，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理论依据；在达尔文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马克思对于达尔文主义确有一种是肯定还是批评的短暂犹豫，这完全是由于达尔文主义刚刚开始出现，这种犹豫是可以理解的，正说明马克思对于理论和学术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但一当他发现了达尔文主义的某种倾向，他对之就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历史的自然”，与“效法自然”派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不同。　　

1、首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面对现实，直面现实。看看网站，几乎天天都有人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丛林法则”出现。随着现实的改变，思想界也如影随形地出现了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就是鼓吹“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看网站，随处可见“剩余人口”、“劣质人口”、“垃圾人口”……等过去几十年几乎已经绝迹的概念，这些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人们的书面语中；还有，网络上各种有关“生物战”、“基因战”、“粮食战争”等各种传言，都与某种极端种族主义动向有关系。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国际国内人们社会生活环境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早已想写，就是要追究一下人类在这个第二个千年为什么出现这种种族观念、阶级观念的倒退，根源在哪里？但搜集资料不全，勉强写成，这是实话。　　

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行、世界性的反殖民统治、反帝国主义战争、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要求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等等，几乎没有哪一次重要的解放运动和斗争不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受到沉重的打击，人类对于这股思潮的批判，是思想与社会实践同时进行的，应该说是深刻的。但是，这一思潮为什么又回潮了呢？这说明，这股思潮还有它的社会思想基础。从思想基础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不能没有联系，这不仅仅因为两者的名称，其思想也有无法割断的联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直接的衍生和发挥，产生于同一个时代，怎么能说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没有关系呢？这样的想法，与苏联时期是一样的。苏联理论界批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捧得很高，从来也不敢触及，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受到破坏，留下了很多理论后患。这一点，现在看得更清楚。　　

2、直接了当地说，就是后来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出现，单纯去看达尔文的研究也可以说，《物种起源》根本就不是什么“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他是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海外殖民统治寻找理论根据，本着要殖民主义统治者“效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开展他的研究的。　　

他后来问世的《物种起源》，通篇看起来似乎很少超过动物、植物的研究范围，但就是去看这部著作，也能看到，他的“自然选择”学说，其实不过是将动物、植物作例子，一方面告诉殖民统治者：我们是强者，强者就有生存的权利，这些被统治的土著和部落不过是“劣等民族”，不配享有生存之权；同时也告诉被殖民的民族，要接受这个“自然选择”，因为这是“自然选择”，人力反抗是无用的。这是“自然选择”的思想意义。　　

因此，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本质上是为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在这部著作中，只有“强壮”的物种，没有“弱者”的地位。虽然从文字上看，《物种起源》几乎看不出超越了动物、植物的范围，但认真去看，“物种”、“种族”、“族群”等概念，很难分清是不是包括人类。《物种起源》的结尾部分也说：“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由此得到大量说明。”（《物种起源》第556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　　

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到处鼓吹强者生存，弱者“由于他们无力同较为强壮的邻族进行竞争”必然灭种。达尔文与斯宾塞和赫胥黎等人有直接交往，他的著作与斯宾塞的学说的概念几乎是统一的：如“自然选择”、“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从概念到观念上两者都通用。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的，不承认这一点，以为仅仅是“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说服力。　　

3、引恩格斯那样高地评价达尔文的理论，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完全肯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肯定达尔文对于动物、植物的研究有“划时代”意义，这主要是由于它给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奠定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就是可以完全肯定，不能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够“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别的学说很难做到。　　

正如马克思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有一个刚刚从封建神学中走出来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一样，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再前进一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说他没有否定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就可以将两者混为一谈。同样地，马克思肯定了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研究中的一些成果，指出了达尔文的观点“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并不意味着今后对待这个领域里的问题，达尔文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意味着要肃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就不能触及达尔文，要“为达尔文讳”。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一眼就看到了达尔文的学说的实质，坚持了阶级分析，恩格斯对于达尔文的评价，明显地没有阶级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足以让人深思！　　

4、所以，“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有重要关系的“两个”学说，而不是没有关系的。要肃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不能不触动达尔文主义。苏联时期在理论上反对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从来没有触动它的根基，在理论上留下了后患。　　

人类社会自有私有制产生就有阶级斗争，但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包含了为了阶级个体以及整个阶级起码的生存权利斗争的目的，这一点看起来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有类似的方面，但是，人类社会发生的阶级斗争与生物界随时随地发生的“生存斗争”又有根本的不同——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目的首先是阶级的解放，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更加自觉，就是为了全人类的最终解放（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生物界发生的“生存斗争”无法相比的。人类社会每一次阶级斗争都推动了历史的向前发展，这种斗争保证了人类社会始终由低级阶段向高级发展，生物界的“生存斗争”是始终如一的，没有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于这种不同就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苏联时期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不敢触动达尔文主义，也是由于理论研究没有深入。　　

“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学说体系上是相互交织的，他们相互配合，关系难解难分，一表一里地共同创造了一个以“效法自然”为思想导向的为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体系。　　

新的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又回潮，这说明，这一股思潮除了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这个物质基础以外，还有另一个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私有制”，它不仅仅为殖民主义服务，也为私有制基础服务；它不仅仅为种族主义服务，也为某一个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因此，私有制的回潮，它也必然回潮。（201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