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剥削

论剥削

一 、剥削不是一个道德命题　　

什么是剥削？这个曾经十分清楚的问题如今却令很多人糊涂起来了。　　

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剥削奴隶，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对奴隶的人身支配实现的。　　

封建社会的地主剥削农民，是通过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实现的。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和早期阶段，资本家剥削工人也是通过资本占有和支配物质生产的条件实现的。　　

剥削的产生不是由于剥削者的道德败坏，而是物质生产方式产生的自然经济现象。　　

它根源于物质生产资料的可独占性，尽管通过人类的贪欲而表现为剥削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但在本质上，剥削是落后生产方式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中，套在劳动身体上的沉重枷锁不断减轻，劳动从不自由过渡到相对的自由——农民比奴隶多了人身自由，工人比农民多了工作选择的自由。　　

劳动一步步摆脱外部力量的支配和奴役，从而为自己踏出了一道摆脱异化而实现解放的路线图，直到今天终于站在了精神生产方式的门口。　　

二 、只有精神生产方式才能消灭剥削　　

只要人类劳动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独立进行生产并完成价值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宣告实现。　　

而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解放的苗头，那就是脑力劳动所主导的精神生产方式的出现。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是以信息和知识等精神资源为生产资料，与任何物质生产资料截然不同，这种精神生产资料是共有共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可以被任何人所独占的。　　

而人脑则是人人都有的劳动器官，只要开动起自己的大脑，精神生产就可以进行了。　　

可见，精神生产方式彻底消灭了剥削产生的土壤。　　

精神生产方式产生的内在根源是人类劳动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发展和演变，其生产工具条件则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　　

精神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则有赖于信息社会日益发达的传媒网络和全球市场经济的物质土壤，使得精神可以变成物质。　　

精神生产方式是对物质生产方式的一场革命，它将为整个人类开启一个智慧文明的时代。　　

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我已经在《智本论—精神生产方式批判》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三 、劳动的资本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表现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矛盾，并最终演化为生产和市场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这一矛盾曾经酿成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孕育出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　　

但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它从民族扩展到世界，这正是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缓和的经济根源。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已经充斥全球，它再也无法向外释放了，物理学家霍金“殖民外星球”的论调就是资本主义对宇宙的一次意淫。　　

习惯于仰望天空的人往往会忽视大地。　　

在劳动踽踽独行了几千年的大地上，劳动本身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体力劳动发展跃变为脑力劳动。　　

与劳动的变化相对应，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劳动者，蓝领、白领和金领。　　

而与此同时，劳动也开始了资本化的历程——从劳动力到人力资本、从知本到智本。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脑力劳动已经开始创造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这些无形资产都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新型资产。　　

通过智本运营的方式，无形资产可以变成有形资产，劳动者则可以变成有产者了。　　

在与资本漫长的博弈斗争中，劳动不断转化为资本，如今终于以智本的形式取得了对资本的胜利。　　

四 、用系统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　　

在物质生产中，劳动作用于物质材料凝结在商品之内形成价值，价值通过供需矛盾形成价格完成价值实现。　　

但由于资本在生产中占有统治地位，价值增值部分被资本拿了大头，而劳动则以劳动力价格的形式收获了工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则以此认为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造成了剥削。但这一判断产生的前提则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而如果承认这种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就应该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转变成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即价值增值（剩余价值）是资本和劳动力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增值。　　

这样，系统价值论就可以代替劳动价值论，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是体力劳动的价值论，他忽略了资本家管理驾驭资本的脑力劳动。　　

因此，如果坚持劳动价值论，那么价值增值部分是生产环节内部所有人的劳动共同创造的；而如果运用系统价值论，则可以认为是所有生产要素的组合积聚而形成的系统增值。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沿着不断扬弃体力劳动的方向前进，走过了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代，不断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演变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过程，由于劳动的资本化，技术、创意、管理、品牌、智慧、以及人力资本等劳动创造的资产都纷纷以要素的形式卷入这个生产过程。　　

于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表现为两大要素的组合积聚过程，其中一个是资本要素，主要包括货币金融资本以及土地、厂房、设备等物质资本或有形资产；另一个则是劳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品牌、智慧、以及人力资本等。　　

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移跃变相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也从商品生产转变为品牌生产，曾经凝结在商品内部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日益排挤出生产之外，而脑力劳动则在工厂外部进行起品牌生产，凝结为品牌价值。　　

对于这种发展了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而生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不能加以解释，由于劳动已经开始为自己创造出私有财产并以要素的形式参与生产，因此，对私有制的否定已经不合时宜。　　

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应该在尊重私有制的前提下重建新的价值理论，即把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管理、智慧、品牌等劳动要素视为劳动者的私人财产加以对待，这样系统价值理论就产生了。　　

关于系统价值理论，我也已经在《智本论》的第七篇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按照这种崭新的理论，剥削的根源在于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差别而造成的分配中的不平等，其中，地位高的要素能够挤占地位低的要素的分配，而要素的地位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供需矛盾。　　

按照这一理论，剥削已经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演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五 、剥削已经从工厂延伸至市场　　

在系统价值理论的框架内，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演变为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这两大要素群之间的矛盾。　　

每一种要素的价格都受其要素市场供需矛盾的决定，这进而决定了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而剥削现象也就在这种要素地位不平等的情形之下产生了。　　

如果某一种要素过剩，那么在供需矛盾中必然处于供过于求，从而造成低廉的要素价格，这必然使其在生产环节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具备了遭受剥削的可能；而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不应求，那么它就必然在生产中处于强势地位，从而在分配环节具备了剥削其他要素的可能性。　　

一旦某种要素价格升高，要素市场就会发出信号，使得更多的要素加入供应的大军，进而改变供需状况降低要素价格；而同样，一旦某种要素价格过低，就会出现供应减少，从而抬高要素的价格。这说明，市场机制对要素价格的调节可以反过来消灭要素之间的剥削。　　

但同时不要忽视，这些要素的参与者所组成的公司或企业也可以联合起来剥削消费者，这种剥削的方式可以通过技术独占权、品牌独特性、资本或权力造成市场垄断等诸多方式进行，其目的是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保持稀缺性。　　

这样，剥削的利刃就从工厂挥向了市场。由于资本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它仍然是剥削者的首领。　　

由于资本对生产的日益过剩，资本部队一分为二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股力量，产业资本继续留守生产领域，通过兼并重组强化自己的剥削地位；而金融资本则转战资本市场，通过各种投机手段，首先直接剥削广大投资者，同时又将投机的黑手延伸至房产、粮食、石油等要素市场，剥削广大的消费者。　　

我们每个人之所以难以感受到被剥削，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一起遭受和分担剥削；我们之所以难以找到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整日躲藏在市场背后阴暗的角落里悄悄拨打着不可告人的如意算盘。　　

在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全球市场经济的环境内，这种纵横交错的剥削链条又被一个个民族货币组成的无形墙壁约束在一个个经济体内，从而演变成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利益角逐，而剥削也就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产生了。　　

这是整个世界的剥削特点。　　

六 、中国正在遭受两种资本的剥削　　

既然剥削不能靠人为而只能靠生产方式的发展自动消灭，那么人类消灭剥削的主观理想必然要与生产方式的冰冷现实相遭遇。　　

这种矛盾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经济思想：一种是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控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则是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所谓公有制彻底消灭剥削。　　

在中国，前者以曾经的走资派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为代表。　　

新中国的六十年是两个左右摇摆的三十年组成。这段历史证明，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结果必然是一起受穷；而如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剥削必然不可避免。　　

我们曾经以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真正的公有制，在此理论指导下，中国向左走了三十年，建立了纯而又纯的所谓公有制，直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而后的改革开放则是重新掉头，回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但这种经济模式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这种选择进而与左了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公有制相矛盾，于是，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一直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　　

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资本积累是通过对那些所谓公有制的国有资产的瓜分实现的。这种瓜分的优先权掌握在那些权力者手中，于是一大批权贵资产阶级产生了，他们进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这种矛盾蕴藏着对社会主义制度改旗易帜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在民主制度没有成为中国民众政治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下，这种人人都没有的所谓“公有制”必然异化成权力者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官有制”，公有制的龙种变成了官有制的跳蚤，这就是公有制的异化。　　

这正是中国制度性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因为一大批不受制约的权力者寄生在了国有资产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并大肆繁殖，依赖这块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产，一大批权贵资本家象跳蚤一样层出不穷，他们云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本属于人民的资产结果却反过来成了剥削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土地被通过招牌挂的方式卖给房地产商再反过来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人民；人民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以垄断的形式想涨价就涨价；人民医院在一个个患病的人民面前高挺着医药费的价格……　　

这些权贵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一手掌握着资本，一手又掌握着权力，他们向下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剥削广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同时，为了将这些人民的资产合法的据为己有，他们又不时向上打着改旗易帜的主意，因为只要解体这个社会主义政权，这些平时不敢露富的权贵资本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浮出水面。　　

在这些官僚资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力量，那就是境外资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些农村的穷汉子们在乍富之后纷纷穿上了西装革履，并热衷于结交了诸多国际友人。在利益面前，资本之间最容易结成同盟，就像富人总喜欢结交富人一样。如今他们已经联合起来，正准备待机而动。　　

中国人民正在以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遭受着这两种资本的剥削，而民营经济却遭到了抑制，民生状况也将不断恶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听任境外资本与权贵资本合流，那么中国将面临一场改旗易帜的政治动荡，并可能在经济上彻底沦为境外资本的殖民地，整个中华民族将陷入更为深重的剥削陷阱。　　

如何反制权贵资本和境外资本这一严峻课题，已经摆在了中华民族的桌面上。　　

《智本论》作者 相晓冬　　

　2010年10月31日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