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113:与兰德思想库对话中国文化
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源于一项军事科研项目。研究人员来自自然和人文各个学科,以独立思考、无拘无束、自由想象为鲜明特色,是最早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库”。两年后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并斩钉截铁只得出一句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此事令兰德公司声誉鹊起。现在兰德被誉为“世界第一智库”、“大脑集中营”,堪称美国乃至世界决策咨询机构的超级明星。笔者最近读到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一份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附录于后),文中的思想很有深度和震撼,国内学者鲜能企及。
兰德思想库评论中国: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刘泰特评论:
“诚信和社会责任感”,都属于正义价值信仰的范畴,没有正义价值观的绝对信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句话揭露了中国人的致命弱点。
因为中国一直是专制政治,专制是以统治者个人独裁意志为转移,独裁意志虽然必须借助正义道德的旗号,也离不开正义道德的最终制约和审判,但是这种正义道德的名义大多是理论脱离实际,这种最终制约和审判也总是来的太迟。
中国正义的贯彻是寄希望于上梁正下梁才能正(反面求证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文化经典: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因此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上层统治,最核心是君主。因此中国文化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政治等级文化,社会价值目标通俗的表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功就是高人一等,而高人一等,就能一俊遮百丑,这就是中国文化压倒性的最流行的价值观。鲁迅说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只是将中国高人一等文化彻底否定的一种极端贬低的表述。
高人一等的文化价值观,不会信仰绝对正义的价值观,而是见风使舵,听从权利,有奶便是娘。
当然,中国文化也有绝对正义价值观的脊梁代表,但是凤毛麟角,集中的表现如圣人孔子,如清官海瑞、包拯,如伟人毛泽东,如战士鲁迅。
中国正义价值观往往是用于包装的需要:流于形式,点缀门面,不是用于自律,而是用于律他,叶公好龙,因此具有虚伪性。
虚伪性导致中国文化的不真实性,表现为社会普遍性的假大空,公然的指鹿为马,公然的自欺欺人,公然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真实性导致中国文化没有羞耻之心,等同于没有是非正义价值观,即兰德批评指出的没有“诚信和社会责任感”。
简单概括:中国人深度丧失了信仰正义精神的绝对性,而“诚信和社会责任感”都是由这种精神绝对性衍生出来的。
有没有正义精神的绝对性可以用对“神”的不同理解加以说明和区分。
神是什么?世界性的宗教中,神是绝对崇高的正义精神,但在中国文化中神(仙)是各管一方超人的功利性的自然和物质力量,神不是绝对正义的化身,而是和人有物质关系的礼尚往来。
因此中国祭拜神的仪式,熙熙攘攘,拉拉扯扯,甚至乌烟瘴气,而少有崇高肃穆的原罪忏悔、自责、反省。
那么中国文化为什么少了绝对正义精神的信仰?
是因为专制强迫个人必 须服从 君王人欲的淫威,如若个人心中具有绝对正义精神的信仰, 那么 君王的地位在百姓的心目中就不会至高无上,君王以及等级官僚体系势必不能唯我独尊到指鹿为马的程度。
专制是要剥夺个人的自由,而绝对正义精神的信仰和个人的自由是唇齿相依。
个人没有自由,就没有独立;没有独立,个人天赋的心智就必然不会发展成熟,而这种不成熟必然导致“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是心智成熟的附属品)的缺失,黑格尔正是在此意义上评价中国人的思维如同小孩的认知。
以上层层推敲,“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的前前后后是否看得一清二楚?
以上是不是代表笔者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不是。我只是尝试从一个角度解剖中国文化,我以前也发表了很多不同方面的中国文化分析的文章,不乏意义积极的一面。
中国文化是很复杂的,不复杂就难以应对人多地广的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的褒贬不能绝对化,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比如秦始皇酷吏政治的登峰造极,物极必反,导致儒家政治文化的应运而生;中国文化经受的巨大灾难,也常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如少数民族入侵反而相继被同化。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深渊性,顽固性,决定了今天中国政治维新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土壤。
老百姓是温驯的绵羊,会像小孩那样听话,却又像阿Q一样精神上“一穷二白”,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给我们的政治遗产,现在任何政治改革取向必须立足于这个国民精神基础。
孙中山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提出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无疑是考虑了中国文化特殊国情后的一种方案。
但是,是中国人精神广泛的依赖性造就了集体主义的专制制度,还是专制制度塑造了中国人精神没有独立性?这是历史之谜。
如若个人没有独立精神,如若中国人主体的是非价值观和责任感建立不起来,民主对于中国人仅仅是一次性的精神放飞,很快社会陷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社会又将在最野蛮的混乱和投机中演绎分久必合(专制集中),周而复始。
台湾是中国文化能不能民主的试验地。台湾的民主能够成功吗?能够让人称道吗?
中国的文化由于没有绝对精神的信仰寄托去和谐社会关系,必然会去寻找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关系而去维系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中最可靠的物质关系是血缘关系,因此中国文化自然而然的将社会行为规范原则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
兰德评论“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这句话说对了一半。
因为血缘关系的爱有亲疏之分,有亲疏就有歧视,就会不平等,就会不公平,就会偏见,就会失去理性,发展到极端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亲疏不等的爱,是中国政治不平等的主要文化根源,也是中国人是非价值观普遍的没有建立在社会理性正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与自身利害关系基础之上的肇因。
西方基督教文化开门见山的直接信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甚至主张爱仇敌,因此社会具有了绝对正义(即理性)的自由平等的道德基础。
因此兰德认为中国文化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容易滋生非理性的文化,是颇有本质性的道理。
但是血缘关系又是最天然赐予的人与人相爱的关系,儒家文化立足于这种自然相爱的“天命”优势,并且将它发扬光大,推己及人,主张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最终也是进入道德最高境界,表达了中国式的博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实现和西方人人平等文化的殊途同归。
中国文化这种理性博爱的胸襟,在《论语》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
中国式的博爱表达隐约曲折,不如西方开门见山、笃信有加,却是微言大义、应变有余。
因此,又可以说血缘关系文化和理性文化不是绝对排斥的,它们可以统一,儒家文化就是这种统一性的一种卓有成效的积极努力,就此意义,兰德的“中国文化没有理性基础”的结论又是片面和武断的。
总之,我们要以闻过则喜的胸襟,以辩证的态度,虚心接受兰德的批评,克服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虚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附录: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关于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独立思考 阅读经典—— 苏州雨果书店与您交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