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理论领跑者的睿智--读刘国光《经济学新论》

改革理论领跑者的睿智　　

——读刘国光《经济学新论》　　

杨承训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①]这里讲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革命策略”是指革命的大方略，包括社会主义改革。我国经济学大师、87岁的刘国光就是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并与本国实践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光辉进程中，他一直充当着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领跑人。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新论》，搜集了他1985-2009年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论文，体现了他在改革发展各个时期“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基本观点，凸显了旗帜鲜明、锐意进取、与日俱新、见解深邃的品格。因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不断创新，故用一个“新”概括十分得体。如果联贯阅读他这些重要论文，便可领略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并为党中央对改革各个时期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也哺育了一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30多年来我读过他的多篇论文，聆听过他数十次学术报告。依个人读书的体会，该书具有与日俱新的鲜明特色。　　

第一，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科学。在庆祝他80华诞的讲话中，他十分中肯地说：“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第160页）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中再次鲜明地提出：“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 （第164页）“任何一个学者都逃不出立场问题。因为代表的利益不一样，……这就涉及利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兼收并蓄中要有主心骨，要有立足点。”（第147页）然而，他并不是教条式地说经讲经，而是“在改革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37页）他反复强调：“对于中国经济学人来说，主心骨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点还是中国的实践，经济理论要为中国的实践服务，理论本身也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第147页）他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勇于探索，参与过许多重要的中央文件和中长期规划的起草工作，力求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创新。比如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互换，实质上是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变革在实践中的统一互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重点和发展途径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以及多种分配方式等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为90年代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再如，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在国内外相互交融而又要分清主次的关系，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正确把握的基本方向和艺术，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诠释。　　

第二，在30年改革开放全程中领跑经济理论研究，把握正确方向。刘国光先生是一位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经济学家，其中曾多次参与中央的决策进程，而那些自诩为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实为新自由主义的贩子）则与之无可比拟。该书的25篇论文涵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探索、形成、完善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他都站在改革前沿。最可见证的是他写的纪念改革开放三个“十年”纪念文章（10年、20年、30年）。早在1979年，他就着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观点，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高度赞扬，称之为“研究新问题的文章”、“标兵文章”，倡导学术界学习（第271页）。80年代初，他又提出分三个层次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当时还引发了对他不适当的批判。接着阐发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在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两块基石”的论点：“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首先导引出‘社会主义商品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论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理论的两块基石，也是中国新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第57页）反复强调：“离开市场，微观经济活不起来，宏观经济也管不起来”，并把完善市场体系视为“模式转换的枢纽”（第35页），多次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90年代初，他同江泽民总书记讨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并就“有计划”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中央接受（第267页）。不久，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第130-145页）。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论文题目就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轨》。那一时段，他不仅坚持改革的正确取向，而且为放开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宏观调控改善、通货膨胀（“软着陆”）和通货紧缩的治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建议。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理论界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作者把端正改革方向作为主题，在理论上引导改革沿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正确轨道继续深化，对于优化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强化和完善宏观调控、正确把握对外开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提出了许多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发挥他长期研究宏观经济的见长。尤其在党的十七大前夕发表了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等主张，得到中央的关注；对于效率与公平的正确关系的观点，为十七大报告所吸纳。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他发表了《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提出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历史唯物论推进“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综合”，从新形势出发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新见解。（第281-296页）我们称他为“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改革理论研究的领跑者，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抵制西化的影响。以往，人们常常说：“刘国光是稳健派。”应当正确地说：他是毫不动摇、以一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稳健派。他批评错误思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一直旗帜鲜明，“稳健”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先是为破除“左”的僵化观念著书立说，对计划经济体制、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平均主义分配等弊端做了深层剖析；然后着重为清除新自由主义影响挥洒理论智慧。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发表了《宣扬“趋同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一文，明确指出：“趋同论”是西方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明确指出运行机制与基本制度不能完全脱离，学习西方不能丢了四项基本原则（第80-83页）。特别引起震动的是2005年7月发表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被一些人称之为“刘旋风”、“刘国光事件”，引发“第三次大论战”等。论文以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学为切入点，一针见血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倾向，深刻批评新自由主义，回答了一系列理论和现实的困惑，提出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等重大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重视。接着，从理论上批判了主张中国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批驳了“打左灯向右拐”的谬论，强调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他对近乎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明确指出“‘公有经济低效论’是个伪命题”（第241页）。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产生根源、造成的危害及其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严重性，再次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提出多项建议，尤其关心提高青年一代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蚀的免疫力。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②]可以说，刘国光先生是我国新时代“稳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师和旗帜鲜明的楷模。　　

第四，以优良的学风文风弘扬中国的风格和作派。刘先生从不随风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实际，以研究现实重大问题为重点，从不发表言之无物的浮躁文字。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惧压力，敢于直言，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而即使对错误的东西也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既主要分析其不科学、反科学的一面，也不否定它包含的合理成分，以实为据，以理服人。他的文章可读性很强，善于从总结历史经验为起点，分析来龙去脉，深入浅出地阐述深层次学理。其言语通俗、朴实，从不以玄奥炫耀，不以晦涩吓人，不以“洋货”猎奇，不以八股追风，欢喜文字简练明了而又泼辣，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有的论文标题就很耐人寻味，譬如《略论“市场化改革”》的副标题为“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让人一看就明白，他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引人入胜。这种优良的学风、文风，在现时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我读了《经济学新论》，觉得它又象一本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经济学说史的教科书，虽无章节之分，而联贯起来就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展开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刘国光先生总是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前头，作为领跑者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学大师的睿智。在今天告别“零零年”、进入新阶段之际，系统读一读这本集子，可以站在历史高度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真谛，分清是非，鉴别真伪，坚持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当前恰逢一些人大讲“国进民退”是“倒退”、掀起所谓“第四次大论战”之时，大家认真阅读该书更为及时雨。同时，对于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经济学界大有裨益。以上仅是我读书的初步心得，今后还要再细细深入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