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生命誓言（福星模式--集体经济带动的村庄）

泪光中的记忆——共产党人的生命誓言

潭功炎与妻子冯友英为改善农村面貌决心放下已有的工作发展生产队的副业，并宣誓“造福社会，共同富裕”。此后四十年一路走来面对同伴想个人富裕和上级部门要求改制的情况下依然坚定自己“坚持集体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没有改变。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冯友英和潭功炎不以自己的权势给自己的亲戚“走后门”的任何机会，并且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以“理想”为重。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2005年冯友英同志（中）与职工欢度三八妇女节

　　2009年11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个让汉川市沉湖镇上万名群众和福星集团万名员工心碎的时刻——送别集团总经理助理冯友英同志的时候到了。

　　寒凝大地，天人同悲。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快下了，空中依稀飘着细微的雪粉。刺骨的北风，盘旋在街道、广场，然后在光秃的树枝间呜咽。从镇中心到通往殡仪馆的丁字路口2公里长的街道上，挤满了送行的人们。

　　长风送挽，诉不尽对逝者的哀思；泪水垂流，道不尽生者的悲痛。

　　65岁的涂相华是31年前福星集团创业伙伴之一，现任党委副书记。他说：“老冯才64岁，走得实在太早了。没有她，福星集团至少要推迟发展几年，发展成果要大打折扣。”

　　75岁的黄行运，曾任段夹村大队长。还没开口，老泪纵横，哽咽良久：“上天不公啊！天，你应该让她为沉湖群众、为福星集团多活几年。我不能为村里办事，她能啊，让我的命把她换回来多好！”

　　可是，冯友英再也听不到同志们的深切呼唤，她永远地走了。64年来，她把爱全部撒向这片她挚爱的土地，把一种精神留给了她的亲人、朋友和同志们。

　　“为了富一方群众才办这个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分！”

　　1968年10月10日，汉川县沉湖公社一对优秀青年结婚了，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两个人改变了这片土地。

　　姑娘叫冯友英，陈元村人，13岁就上水利工地，19岁当妇女队长，因为漂亮、热情、坚强、善良而受到乡亲们疼爱。小伙子叫谭功炎，是段夹村小学老师，英俊开朗，好学上进，曾被评为沉湖公社教师学习榜样。一年，公社召开学“毛著”大会，给100名积极分子颁发《毛主席语录》，他俩都在其中。

　　1970年，谭功炎改行到农技站工作。他刻苦学习、勤奋钻研，在湖北首先成功研究温室无土育秧技术，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时轰动荆楚，参观的干部群众最多一天达到数万人。

　　但“战天斗地”的努力仍然改变不了沉湖的吃饭问题，每年都闹两个月以上的粮荒，村民生活艰难。这深深地刺痛了谭功炎、冯友英的心。夫妇俩经常探讨：用什么办法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978年夏，国家政策有了明显松动，割“资本主义尾巴”提得少了，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副业开始公开。

　　根据当地的需求和技术水平，谭功炎决心办一个铁木加工厂，生产简易的铁木农具和建筑预制板钢筋。放弃技术员的工作不说，连资本金都没有一分，在当时既十分大胆又有极大风险。

　　但冯友英同意谭功炎的想法，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她从衣柜抱出一个小缸子，再从缸子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慢慢打开，原来是她结婚10年来卖小菜所攒的全部家当。一分两分的硬币，一张两张一毛两毛的纸币。夫妇俩整理了半夜，只有150元钱，离基本的开办费300元还差一半。她又回娘家找亲戚朋友凑了余款。夫妇俩抱定一个决心：一定要办个工厂，把当地群众的生活变个样。他们的理想得到另外八个伙伴的支持，十个人，两部红炉、三间工坊、四把铁锤，开始了创业。在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手工作坊里，10个人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造福社会，共同富裕”。

　　从此，冯友英把家变成办公室、招待所。一切内部事务、客户往来，都由她一人操持。直到冯友英去世前，一些老客户来到福星都直奔谭家。

　　从此，冯友英开始为忙碌的丈夫送饭到办公室、到车间，一送就是17年。不论下雨飞雪，也不管春夏秋冬。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烙印，每个时代也都有进步者和落伍者。1984年，经过5年的奋斗，铁木加工厂积累了40万元。对这笔财富如何处理，创业团队产生了分歧。当时，万元户是响亮和诱人的字眼。但谭功炎看得更远，应该把这些钱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建设机械化现代大企业，才能真正改变沉湖地区的面貌。而另有人主张，谭功炎夫妇得30万元，余款其他人平分后去当万元户。作为坚持集体主义的“少数派”，谭功炎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显然，冯友英的意见将一定程度上决定铁木加工厂的命运。

　　谭功炎召开了福星集团历史上的“遵义会议”。会上，冯友英说：“这个企业目前还处于一个做简单买卖的阶段，带动不了一个村，更带动不了一个沉湖公社。路还长得很，分不得呀！”“要是有一天，全公社的人都来我们企业上班，都丰衣足食，该多好啊！”她的话坚定地支持了谭功炎，打动了部分人。两个人走了，八个人留了下来。在谭功炎的倡导下，八个人在党旗下再次宣誓：铁木加工厂坚持集体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造福一方百姓，永远不分！

　　1985年至1995年，是福星由一个小作坊向机械化大工厂转变的11年，铁木加工厂更名为汉川钢丝绳厂，产品结构从钢丝绳向伞骨钢丝、轮胎钢丝、镀锌产品等不断升级。福星创造的“双向质量跟踪档案”、“最佳成本管理法”等管理经验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外学邯钢、内学川绳”，企业升级为省级企业。1993年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5亿多元，年利润达到5000多万元。

　　新的考验紧跟着来了，企业改制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上级有关部门下发文件，要求福星公司明晰大股东股权，称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开会回来，谭功炎给妻子简单介绍了会议内容，实际上也是看看她的态度。冯友英当然懂得丈夫的心思，坚定地说：“这么多年，我们坚持集体主义，为改变当地群众生活而奋斗，现在不能变，变了，就会失信于人民群众，企业就丢了灵魂！也与你的理想不符！”她支持谭功炎把公司更名为福星，意思就是要高扬企业造福一方的精神理念，做沉湖人民的福星！

　　接下来的十年，福星在经营理念和企业规模上都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市场经济使企业认识到：没有系列产品，就没有市场覆盖率；没有精品名牌，就没有市场竞争力；没有高新技术，就没有企业的生命力。企业成功实现了跨越式扩张，产品达到5大系列、80多种、1000多个规格，特别是抓住汽车产业兴起的机遇，果敢开发汽车子午轮胎钢帘线，提高了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能力。1999年6月18日，“福星科技”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2001年以后，福星开始多元化扩张，由金属制品业向房地产、生物药业、机械电子等产业调整，传统的金属制品业也实现了高速化、连续化、自动化、大盘重化。公司所涉足的每个领域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名列前茅，享有盛誉。

　　2005年6月，省主要领导找谭功炎谈心，全省企业改制任务基本完成了，只有福星集团还没有开始，他征求谭功炎对改制的意见，并且根据企业原始投资情况，谭功炎个人可以拥有大部分的大股东股权。谭功炎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同时说：许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因为股权多元而导致利益主体多样化，导致人心不齐而烟消云散。福星集团坚持造福一方，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每年都有许多用于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周边群众生活状况的投资，如果股份化，这些非公司行为就很可能难以凝聚共识，也就难以实现它最初创业时的理想。因此，坚持大股东股权集体所有，不仅是福星集团的重要融资平台，企业长久生存的基石，也是搞好城镇建设、实现干部员工和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他个人表示放弃大股东股权！但为慎重起见，他表示回公司征求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当然包括主要创始人也是原始出资人冯友英的意见。

　　她说：“我们从年轻时就抱定为群众打拼。现在这种精神已经成了企业的灵魂，成了团结员工奋斗、赢得社会认同支持的力量。钱是身外之物，只要群众说好就行了！”

　　还有孩子们的工作要做。几十年来，谭功炎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事业上，以至于都没有在家与孩子们吃一次团年饭。子女的教育、生活都是冯友英操心。听到放弃大股东股权的消息，有的孩子一开始也想不通，企业本身就是爹妈个人出资创办的，大头给国家，应该，但我们拿小头也合情合理啊？他们希望母亲给父亲做工作。可是，母亲太理解自己的丈夫，他们的信仰又是如此契合。她说：“我和你们爸原本什么都没有，一日三餐都没有吃饱过，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你们的爸爸有理想，要做一个为群众办事的人，我们都是他的亲人，哪有让他为难的道理？”“为了几个钱，就让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把几十年的信仰都丢掉，划不来！”“我们留给你们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勤奋上进的精神！没有这一点，再多的钱，又有何用！”孩子们被母亲的情、理、义所动，都表态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不给爸妈丢脸！

　　冯友英很欣慰地告诉丈夫了孩子们的态度。谭功炎一身轻松，他给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福星继续坚持集体主义，永远为经济发展作贡献，永远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只要企业好，大家好，个人受委屈算什么？”

　　现代管理学认识到，但凡有所成就的企业都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维护核心团队的关系，而且在公司法定领导人之外往往还有着一个经营公司成员感情纽带的核心，充当着“首席情感官”，亦可称为“情感CEO”。这个人很可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很可能是创始人的妻子，还可能是与团队成员关系都很不错的顾问。“首席情感官”或许并不处于行政制度序列，但他们是这个感情管理体系的核心纽带，对企业发挥着“静悄悄但决定性的影响”。

　　在福星集团，冯友英正扮演着“首席情感官”的角色。不管哪个单位、哪个人，也不管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还是同志间一时产生了隔阂，都少不了找她。涂相华说：“我佩服老冯，困难面前她从不叫饶，矛盾面前她从不回避。”日子久了，谭功炎在家里也把她称为“政委”。

　　公司创办的前20年，是打基础时期，不仅面临着研究产品、开拓市场的任务，也肩负着建设企业组织架构、强化内部管理等的工作，矛盾自然也存在。

　　一位从外地聘来的工程师因为工作上的事与谭功炎产生了矛盾，一天没有上班，谭功炎回家后还在生气。通常在这种时候，冯友英总是扮演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她给谭功炎倒了一杯茶，坐下来说：“你有脾气可以在家里发，那是私事。在公司发就不对，那会误公事。”“人家从国有企业来帮我们，就已经不错了。你不能要求太严，有一个过程。”第二天早上，工程师到谭功炎办公室检讨：“个人意见再大，也不能耽误工作，我昨天不上班是不对的！”谭功炎大吃一惊，思想疙瘩为什么解得这么快？原来，冯友英昨晚去看望了工程师，感谢他为公司做出的贡献，也代表谭功炎道歉，最后也希望他为公司大局着想，不耽误工作。

　　农村每年都有农忙农闲的时候，作息时间、劳动过程比较自由，因此一些青年农民到公司参加工作以后，开始不太习惯公司纪律和工业化工作的约束。

　　冯友英暗自找这些青年谈心。钢丝绳一分厂女工夏爱香受不了操作工的拘束，上班半月就想换岗。冯友英拉家常似地说：“把屋里的家具重新摆一摆，你都会不习惯，何况进了工厂？熟稔地操作机械，有一个过程。下决心就会习惯。”小夏觉得很温暖，也很有动力。

　　谭功炎的一个远房侄儿，曾在家乡担任公社党委委员、村党支部书记，在刚刚新建的厂里当车间主任。不料，不久就因工作上的事被谭功炎停职。侄儿思想波动非常大。冯友英听说后，立即到这个侄儿家去。她说：“一个企业的纪律是定给所有人的，不能因为是侄儿而改变，那样的企业走不长、做不大。”“企业办好了，每个人都受益。”她希望侄儿作一个大男儿，心里要有大局。她又劝丈夫：“打人没有吓人强，让他人认识到错误就行了，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后来，这位侄儿的思想转变过来了，工作上很有起色，又恢复了职务。涂相华说：“当年中层以上的干部，冯友英与每个人都谈过心，也都解决过类似的矛盾，她是一盒润滑油。”

　　冯友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福星集团里做着“情感CEO”的特殊工作，但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利用过特殊性。

　　冯友英有6个兄弟姐妹，娘家还为当年创业提供过资金，但她从来没有因此提过任何过分要求。她的大哥参加过创业，但是始终只是担任一名门卫；二哥没有进厂，在老家种田；弟弟1984年就进厂，现在50岁，仍做一名维修工；待遇最好的，就是一名侄儿当业务员。还有一些亲戚来求职，被她婉拒了。亲友们有意见，冯友英就主动做工作：“按你们的理，我也得当总经理。可是，这样不行。办企业不是做家务事，得任人唯贤。都用亲戚，公司就不好管，就没有人才的舞台。”为表达歉意，有一年，她把省里颁发给谭功炎的10万元特别贡献奖分给了亲戚。她和谐了许多民营企业难以解决的人际关系，避免了企业的“家族综合症”，帮助谭功炎和创业团队把企业推入了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2005年，刚刚60岁的冯友英退休了。此时，企业发展顺利，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各有所成，她应该过一种宁静、祥和的生活了。但不幸的是，她患上了癌症。同志们都说：“她是几十年累的。”可是冯友英说：“只要企业好、大家好，我个人受点苦，算得了什么！我的病不要紧！”

　　每一年，集团都会评选150名金牌工作者，价值近万元，基层提了，但最终都没有冯友英的名字，有人为她鸣不平。她说：“丈夫评妻子，再公正也不公正！”她每年被评的都是先进工作者，奖品是一条毛巾、一块香皂；她获得的最大荣誉是1999年被省总工会评为“最佳贤内助”。当年创业的人除了去世的外，都担任了集团领导，也有人提议冯友英应该任副董事长，谭功炎替妻子谢绝了：“那不是开夫妻店？”直到退休之前，她才挂了一个总经理助理的虚衔，每月1500元津贴。

　　“有事就要找我，困难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福星集团“为民造福”的企业价值观是具体的。用谭功炎的解释就是：“一个人富了不算幸福，一部分人富了也不算幸福，只有让企业周边99%以上的人民群众和公司所有干部员工都过上这样的生活，家有楼房，户有存款，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和睦相处，生活舒适，祥和安康，才是真正的幸福。”

　　实现这个目标显然不容易。在奋斗中，夫妇俩默契地分工。谭功炎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而冯友英则尽心尽力关心一时还处于困难中的群众。她成为爱的播撒者，人们都亲热地叫她冯婆婆。

　　11月26日，听说记者在福星村采访，钢丝绳八分厂的女工夏德玖找到了会议室。她说：“为什么不通知我？没有冯婆婆，就没有我！”

　　2007年1月27日，快过年了。小夏的腹部剧痛，原以为胆结石旧病复发，并没在意。可疼痛连续两天没有减轻，只好到县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胰腺炎，须立即转院，至少要准备2万元。小夏刚借债建房，手头只有200元。看着转院通知书，一家人都哭了。

　　这天天气很冷，漆黑黑的，下着大雨，北风在平原上刮得呜呜响。冯友英闻讯后夜晚10点钟赶到医院：“钱我带来了，快到汉口去！”医生交代冯友英，胰腺炎患者在转院途中不能入睡，因为休克和高烧，会使病人有生命危险。从汉川到汉口，50多公里的路程中，62岁的冯友英就按医生嘱咐，既陪小夏说话，又是谈心、安慰：“钱不要紧，我都带了，你不要操心。”“到了医院要配合医生好好治疗。现在医学发达，这点小毛病一定能够治好。”

　　深夜1点半赶到武汉协和医院，小夏得救了。等冯友英冒雨赶回家，已是次日凌晨4点半钟。

　　春节快到了，冯友英惦记着小夏的两个孩子怎样过年。腊月二十九她来到小夏家，看到新修的房子其实只是一个框架，北风、细雨都从窗户里灌进来，两个孩子冻得双唇青紫。她马上安排人安装门框、做地板砖、粉墙，又买来米、肉、油，留下1000元钱，嘱咐小夏家里人有事一定找她。

　　2008年5月下旬，小夏的病情加剧，不得不再次住院。冯友英得知情况后，打电话责怪小夏为什么瞒她。听到冯友英母亲般关切的话语，小夏的泪水夺目而出：“您这大年纪，自己也有病，我不忍心打扰您，也不知道怎样报答您！”冯友英马上批评：“我们是邻里乡亲，我是你的长辈，我要你报答什么？我们办公司不就是为全村人都好吗！”

　　等小夏身体恢复，她又与人事部门商量，安排她到公司里做后勤工作。说到这里，小夏不禁哭起来：“听说冯婆婆走了，我们车间10个人都遭雷打似的跌在地上，不相信这是真的！医生能治好我的病，为什么不能把她的病治好？爹妈只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冯婆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说这些她也听不见，但我希望她在天堂里过得比我好！”

　　一年前，59岁的段国秀患了胃癌，肝部也有阴影。医生告诉段的家人，她的生命最多只有三个月。冯友英知道后，第一个打电话给她：“你要相信现代医学，把思想放开，这病不要紧。你看我这病，患了多年，不是很好？”段国秀第一次手术回家后，冯友英马上把她接到福星公园里散心。鼓励她不断坚持化疗、锻炼，并先后支持她18000多元钱。

　　到底救济过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冯友英没有记过。在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中，她深深感到，一场大病往往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她思考着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在福星集团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她建议：将福星村、李花村的老人、残疾人、孤儿、五保户纳入福星社保体系，每人每月给予100~400元生活补贴；对所有60岁以上的农民实行养老制度，每月发生活费200元；对危重病人除合作医疗外，药费报销30%，家属陪护予以工资补助等。她说：“这个标准还很低，但它体现了我们办企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发展成果共享，也能激励我们把公司办得更好！”“她也身患重病，但她总是惦记别人、帮助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现在，我们都在好好地生活着，而她却离开了我们。”段国秀一脸悲伤，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终于忍不住涌出来，雨水般地流下双颊。

　　“几万人的幸福都靠集团，你一定要保证把公司办好！”

　　为了抗击病魔，冯友英先后经历6次手术，48次化疗治疗。

　　2009年10月4日，冯友英在北京医治76天后，被迫转回武汉治疗，进入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此时，她的病情日益恶化。肾部、肺部都受到感染，尿血、高烧、肠梗阻等并发症不断出现，被迫进入“姑息治疗”（即只能出现什么症状就医治什么症状），她每天都要打30多次针，经受10次以上剧烈疼痛，每次汗水都湿透床单，坚强的冯友英始终不呻吟一声。看到她痛苦的样子，饱经风霜的谭功炎也禁不住落泪。冯友英看见了，就说：“你怎么这样不坚强？我的病很快就会好！”谭功炎坚持每天陪她，但冯友英总是劝丈夫：“我的病是小事，公司的事是大事。你不能老陪我，那会误事！”

　　冯友英非常关心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早在20年前，听说一位老人因与晚辈不和自寻短见后，她给集团建议：能不能修建一个老年公寓，把不愿意与晚辈在一起生活的老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享受集团发展成果的时间不多了。再说，老年人安排好了，年轻人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工作，效率会更高。集团采纳了她的意见，1996年建起了一座健身、娱乐设施完备的老年公寓。

　　躺在病床上的冯友英仍然挂念着老年公寓的老人。她说：“公司应该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寿星补贴。这样让老年人幸福、有依靠，激励年轻人为公司繁荣常盛而奋斗！”当她得知全村有120多位80岁以上老人、每人在过去每月200元津贴的基础上再加50元时，她高兴地笑了：“他们长寿，说明生活好，福星集团发展带来的福利好！”

　　2007年，福星集团多种产业并进，总资产已超过75亿元，是一家业绩优秀的上市公司。公司未来发展到底是坚持在汉川根据地，还是向城市转移，成为集团高层的战略抉择。冯友英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是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办企业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工业化也是国家的战略任务。把重心搬到大城市，当然有利于企业发展，但也可能淡化福星的创业初衷。”她建议福星应该坚持信仰，采取城乡两头并重发展战略。集团采纳了她的意见，除了在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发展外，在汉川建设百亿工业园，并实行以厂带村计划，方圆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两个行政村、3万人被纳入福星集团福利范围，围绕城镇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和谐建设，福星集团先后投资近4亿元，进一步带动沉湖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村致富。

　　11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五家单位在北京联合表彰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谭功炎是全国100名受表彰的对象之一。当时医院已给冯友英的家人下发了病危通知书。谭功炎看到在病床上万分痛苦的妻子，请假没有参加会议，但冯友英知道后说：“这么重要的表彰会，你应该去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11月10日，是冯友英去世的前一天。武汉“城市圈”公路建设考察团要到福星考察高速公路走向。集团请示谭功炎，谁负责接待这项重要工作。冯云英知道了，坚持说：“这是一件大事，关系集团公司未来发展，你一定要回去。再说，你不回去也不尊重考察团的领导、专家们。我这里没事，总是这个样子。”谭功炎接受了冯友英的意见回到汉川。下午6点，冯友英病情突然加重。谭功炎飞车赶回武汉。病情的折磨已使冯友英说话十分困难，但她问的第一句话是：“事情办好了？”谭功炎点点头：“好了！”她似乎知道即将与自己的亲人和她付出了一切的公司告别，她用力握着谭功炎的手说：“集团公司这么大，千万不能马虎啊！”“几万人都靠你带着，责任重大啊，你一定要保证大家始终有好日子！”“还是那个心愿，要是全镇乡亲都到我们公司上班，都衣食无忧，多好啊！”听到这些话，在场的人都哭了。

    11月11日凌晨2时，冯友英被送进重症监护室。11日下午1时30分，她怀着对亲人和福星集团的眷恋，停止了心脏的跳动。这晚，谭功炎和女儿一直站在监护室大门外。他说：“我失去了老伴、知己，孩子们失去了一位好母亲，福星集团失去了一名忠诚的员工！”他破例用自己的车接回她的骨灰，把她埋在屋后集团的公园里：“结婚41年，她没有离开过我。现在，她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福星模式：集体主义企业带动的村庄

福星村全貌





图为：正在兴建中的农民住房改造工程



福星公园一角



图为：中国最大的金属丝绳制品生产基地（福星高新技术开发区）

2009年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新中国六十周年，三农盛典”颁奖典礼上，湖北汉川市福星村荣获为“中国十大特色名村”，成为中南五省唯一获奖的行政村。这是福星获得众多的奖项之一。
一个没有特种资源禀赋的小小村庄，何以总是引得全国性的关注？在众多原因中，不能忽视福星村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以企带村”，带动当地农民踏上小康之路，实现农村向城镇转型。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让农民在城里安居

10条大街林荫夹道宽阔洁净，一排排现代化的厂房整齐划一，2000栋别墅式居民公寓古朴典雅；行政区、工业区、商贸区、生活区、文化教育区、休闲娱乐区、民营经济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排列有序；银行、宾馆、商场、学校、剧院、体育场、公园、医院、福利院、自来水厂等一应俱全；6条通往外界的公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
这就是福星村——福星集团公司通过“以企带村”的形式，把昔日零星分散的村落聚拢建成集镇，把数千乡邻一步带进“城里”。

福星村原名叫“段夹村”，地处汉川、天门、仙桃三市交界点，离最近的原沉湖镇政府所在地也有数公里之遥，村东和村南被汉江阻隔，是名副其实的汉川“市尾”。

历史上的福星村，“泥沼四伏，十年九淹”，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30万军民的围湖造田，这里才以粮食、棉花生产为主，没有任何特别的资源禀赋。村民土里刨食，难得温饱。

1980年，刚过而立之年，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谭功炎，立志走兴工富民之路，带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办起了沉湖镇第一乡镇企业——汉川铁木加工厂。到1993年，这个靠两部红炉、三间工坊、四把铁锤起家的作坊式企业，经过产业的不断升级，嬗变为湖北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公司在深圳A股市场上市后，实施了系列产品、精品名牌、高新技术“三大战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两大调整”，产业由金属制品业向房地产业、工业地产、生物业、药业、机械、电子等产业扩展。产品由常规钢丝绳向高新技术产品钢帘线转变。目前，已拥有资产总额85亿元。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74.2多亿元，利税10.5亿元，朝着“十一五”规划的100亿元销售目标奋勇迈进。

“如何在村与企业间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以便企业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农村和村民脱贫致富？”1996年，福星总裁谭功炎提出了“以企带村”的设想，并向汉川市委、市政府提交了报告。在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意见后，汉川市委、市政府认为这是一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是一种加快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新途径，于是顺势而动，批准“段夹村”更名为“福星村”，将部分职能划入福星集团管辖，实行“以企带村”模式，由沉湖镇党委、政府组织实施。

2005年5月，福星集团又将公司相邻的5867人的李花村纳入“以企带村”模式，形成了“一企带两村”的发展格局。

“以企带村”不是“以企代村”

在实践中，沉湖镇与福星集团在管理的责权划分上达成共识：“以企带村不是以企代村”，带动并不是代替。福星集团侧重于经济、文化、教育、福利带动，沉湖镇政府侧重于政治和行政管理。“以企带村”运行模式简括为“一个机构、两个机制”。

一个机构，即沉湖镇福星开发区管委会，由沉湖镇政府和福星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每年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拟定工作规划、研究具体措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两个机制，一是互动机制：以文件的形式具体规定了企、村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协调机制：沉湖镇政府相关部门、福星集团党委办公室、农村工作部、村委会等单位定期协商，负责“以企带村”模式的有效运行。其内涵是发挥企业的综合带动优势，在村企之间建立有组织、经常性、紧密型的联系，从而达到人才、管理、信息、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目的，在实施“以企带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他们的主要作法是“五个到村”、“两个到位”。

“五个到村”、“两个到位”创建福利社区

项目到村。福星集团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产业转移，相继扶持福星村、李花村成立工字轮厂、纺织有限公司、化工厂、金属结构加工厂等30家工业企业，为福星集团加工生产配套产品；在集团的指导和帮助下，全面推行现代企业运营机制，大力实施技术改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目前，已有8家企业发展成规模以上企业。
骨干到村。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按照企推村选的形式，福星集团党委挑选多名懂经营、善管理的管理人员回村参加换届选举，担任村干部。村干部工资由公司承担，不列入市里统筹。公司党委和沉湖镇党委、政府与村干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作为年终述职考评的主要依据。

文化到村。为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福星集团一是投资600万元建起了福星文体中心，图书、影视、棋艺、球类、健身等文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二是投资500万元建起了可容纳4000多人的福星剧场，组建了50多人的专业楚剧团，每年为农民免费演出300多场戏剧节目；三是投资数百万元，实现了电视、电话、宽带户户通。

福利到村。一是将福星村年满60岁的老人、残疾人、孤儿纳入福星集团所实行的社会福利体系，每人每年可享受2000元至4000元的生活补贴。二是建起了两座社会老年公寓，将两村所有孤寡老人和部分不愿意和子女居住的老人安排到老年公寓居住，目前已安置100多人；三是分期分批为年满60岁的老人办理医保、劳保，目前已有300多位老人享受此待遇；四是对120多位80岁以上老人，给予“寿星”特别补助，每人每月150元；五是对两村患危重疾病的农民，合作医疗未报销的部分全部报销；六是给予农民特别征地补偿。2006年，对历年征用的土地，每亩再次补偿14800元，并且每年每亩给予1000元的特别补偿，保证被征地农民有稳定的收入；七是按统一设计标准，在居民规划区建房的农户，每户给予3—5万元的建房补助，目前已有2000多户农民住进了小洋楼。

建设资金到村。在以企带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福星集团积极采取保农、扶农、强农措施。在十多年时间里，除文化投入，农民福利补贴外，先后投入3亿多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农业环保、改水改厕等各方面。仅2009年就投入8000多万元，一是投资5000多万元，修建福仙公路，黑化村组公路；二是免费为企业周边十几个村农民提供饮用水；三是投入1000万元，修桥建站，疏洗防洪抗旱渠道，改造冷浸田，使福星、李花村的硬化公路，排灌渠道向整个沉湖镇延伸；四是投资2000多万元，分期将农民住房改造成高层住房。

服务管理到位。一是对福星集团重大项目建设，实行一个项目、一名村干部、一个专班、一竿到底的“四个一”工作机制，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二是负责调解村内出现的民事矛盾和纠纷，积极构建和谐社区；三是引导群众开展健康向上的公益活动，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氛围。

生活保障到位。为了满足福星集团巨大的消费需求，福星村着力建设米袋子和菜篮子工程。两个村已发展优质稻5000多亩、优质棉3000多亩，大棚蔬菜800多亩，水产养殖1000多亩，培植禽类养殖大户18个，成为福星农贸市场供应的主渠道，起到了方便企业员工生活的作用。同时积极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商贸、餐饮和运输业，既为公司职工提供便利，又为村民拓宽了增收途径。目前，福星集贸市场商贾云集，物品丰富，每天前来赶集的有上万人。

企业与“农村新城”互相促进繁荣

由于村企双方逐渐形成了相互需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如今，生产要素在福星地区经济棋盘上得以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起到了“以工哺农、强农固企、村企双赢”良好局面。

福星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以金属制品业、房地产业、工业地产、生物、药业、机械、电子为支撑，下辖10余家子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企业。其上市公司福星股份从2003年起经营业绩连续六年递增30%以上，金属制品业成为全国行业龙头，房地产业成了全国知名品牌、武汉地产界龙头企业，生物公司成为全国生物油生产基地，其它各业均全面进入丰厚盈利期及快速发展期。

最近，福星集团制定了三年企业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在企业发展规划方面，计划投资20亿元，新上6个高科技项目。在城市建设方面，分五期将农民住房建成高层住宅，新建福星公园、福星广场、福星大厦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到2012年，力争集团年销售收入达到200亿元，其中，福星地区达到100亿元，逐步把福星村建设成为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富裕和谐的汉川副中心城市，把企业周边其他村建设成布局协调，生态文明的秀美家园。
通过“以企带村”，福星地区农村发生了三大转变。

第一，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变。经过村企干部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将一个普通的小村，发展成为如今面积5平方公里、聚集人口近4万，具有现代化功能的中心城镇。绿树成荫，别墅林立；布局合理，设施齐全；路网纵横交织，渠道四通八达。为统一规划、建设农民住房，集团成立了工程管理部，实行“四统、三通、三改”。（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供给宅基地、统一补贴标准；通电、通水、通路；改水、改厕、改垃圾堆放形式）。福星、李花两村的农民年均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基本上过上了“家有楼房、户有存款、老有所为、少有所学、幸福安康”的小康生活。

第二，实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目前福星地区的二、三产业比重已占到整个产业的98%，高科技产业占了相当比重。福星地区成为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洼地。这个偏远的农村湖区，吸引了全国各地2万多名务工经商人员落户，吸引了50多家大小企业投资兴业，汉川市一批行政单位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机构也都纷纷向这里延伸。如今的福星村已是各类机构健全、服务功能配套，成为推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强劲动力。

第三，实现了种田农民向产业工人、向城市市民的转变。目前，两个村有4000多个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进入企业工作的就有3000多人，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从事第三产业的有1000多人，占两村总劳动力的85%以上。2009年，福星村实现经济总收入2.7亿元，村级工业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村集体经营纯收入近千万元，先后被评为全省村级经济实力500强明星村、全省十面红旗之一。

“以企带村”使得当地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同时促进文明程度提升。村企双方都十分重视培育农民的公共道德意识、人际关系意识、公共卫生意识、公共生态意识，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福星楚剧团、文工团以服务企业、服务农村、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创作了《福星颂》、《可怜天下父母心》等40多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和歌剧。其中，《可怜天下父母心》在全省巡回演出300多场，场场观众爆满。

近年来，福星社区先后被评为湖北省文明社区、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全国文明单位。

福星造“城”的经济意义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经过了城市化，才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一个国家只有农村人口降到50%以下，才称得上实现了现代化。发达国家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个标准。

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结构从第一产业为主转向第二产业为主，伴随这一过程必然是大量的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解决“三农”问题核心也就在于农民的城市化。

城市化，在我国也称城镇化，是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之所以把城市化称做城镇化，是要表明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患“大城市病”，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回望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一直是个解不开的结。而福星打造村庄里的都市，就近解决城市化问题，正好解开了这个结，也符合中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视角，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必然渗透到农村。

城市化的根本在创造城市就业机会，因此，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必然相伴现代工业的发展，大型企业的崛起。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中心集镇，之所以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崛起，就近解决城市化问题，就在于在它的身边崛起了福星集团——这个具有足够强大吸纳能力的“草根工业”样本，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也只有当它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强时，它推进城市化的速度才会不断加快。

城市化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城市化的本质、主要任务、主要内容是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化农民为市民，关键在一个“化”字。而要化农民为市民，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文明素质，提高富裕程度。农民的状况改变不能仅仅依靠农产品价格提高和农业现代化，还要靠农民参与到劳动生产率比农业更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中。

福星“以企带村”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使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三者高度融合在一起，既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又避免了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的“城市病”，从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