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绩效不取决于企业的产权归属——为公共产权辩护（续七）

    企业绩效不取决于企业的产权归属

               ——为公共产权辩护（续七）

公共产权，主要是国有产权反对者的最有力证据，似乎就是“国有企业绩效不佳”。笔者无意否认这个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只是希望弄清楚国有企业一度时期绩效不佳的原因，仅仅根据国有企业曾经的绩效不佳，就断言这是国有产权制度使然，未免过于草率和武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　　

笔者在基层从事工业经济工作三十多年，对这些年来工业企业的绩效变化深有感触。由于本人条件和水平的限制，收集更广泛，更权威的数据资料有困难，因此，笔者只能凭藉手头有限的资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绩效与企业归谁所有没有实质性联系，政府推卸自身责任、转移改革成本才是国企效益下滑的真正原因。　　

笔者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县级市，有数百家工业企业。1997年前，这些企业全部是国有及集体企业，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处在一般竞争领域。在“国（公）退民进”的热潮中，国有和集体资本全部退出，一律改制为所谓“民营企业”。因此，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可有解剖“麻雀”之效，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更具有说服力。　　

为便于表述，笔者简化一下，以总资产利润率作为衡量工业经济绩效好坏的主要指标，来说明从1980年代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来企业绩效的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在“放权让利”的大背景下，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比较好，该县级市（1987年撤县建市）1984-1985年的总资产利润率都在12％以上。1986年底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此后总资产利润率逐年下降，1989年降到6.09％。1990年前后，企业转入二轮承包，效益进一步下降，1991年为1.47％。1992年-1995年效益相对稳定，但总资产利润率一般只有2-3％，1996年-1997年再次降到最低点，不足2％，最少的年份只有不到1％。1998-1999年后，企业全部“民营化”，企业总资产利润率稳步回升，2002年后上升到6％以上，2006年则超过8％。（以上资料源自该县级市1984年至2006年的《统计年鉴》）。该县级市经济上比不上发达地区，但比落后地区又要好得多，应该处于平均线上。以上时间段该市经济效益的增减变化和全国的情况大致相同，因此该市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企业在这二十多年中，总资产基本上是平稳增长的，总资产利润率的变化，主要是受企业利润总额增减起伏较大的影响所致。　　

大家知道，企业的利润总额的增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计算公式：　　

利润总额＝产品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费用－销售税金－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说明：公式中应该还加上营业外收支余额，考虑到这一指标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并无直接关系，没有可比性，故这里将其剔除）　　

为了研究近二十多年企业利润总额增减变化的原因，笔者选取了该市（县）1984年、1994年及2004年这三个时点的有关证据，（见附表一：1984、1994、2004年有关主要经济指标）分别以1984年基期、1994年为报告期；1994年为基期、2004年为报告期；以及1984年为基期、2004年为报告期，用因素分析法对各主要因素影响利润总额增减的程度进行了测算，计算结果是这样的（参见附表二：1984、1994、2004年利润增减因素比较表）　　

附表一： 1984、1994、2004、年有关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说明：1994年税制改革，实行价税分离，销售收入不含增值税，改变了以前所有流转税都包含在销售收入中的做法，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这里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把1994年后单列的增值税并入销售收入和销售税金中，即这里的销售收入都是含税的，这里的销售税金也包括增值税。）　　

附表二：1984、1994、2004年利润增减因素比较表           单位：亿元　　

（说明：“+”为增加，“-”为减少。）　　

现在先分析一下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滑的情况。和1984年相比，1994年因销售收入增长增加利润3.43亿元，因流转税实际税负的下降增加利润0.4亿元，两者合计增利3.83亿元，前者占增利总额的89.56％，后者占增利总额的10.44％。减利因素包括，销售成本增加减利0.91亿元，销售费用增加减利0.81亿元，管理费用增加减利1.07亿元，财务费用增加减利1.08亿元。四项合计增支减利3.87亿元，其中财务费用增支减利占27.9％，管理费用增支减利占27.65％，销售成本增支减利占23.51％，销售费用增支减利占20.93％。由于减利因素大于增利因素，增减利因素相抵后，1994年少增加利润0.04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按照1984年利润构成的各项收支水平，1994年的利润可以达到0．42亿元，而不是后来的0．38亿元。通过这一初步解读，联想到1990年代初期的情况，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滑的原因也就基本清楚了。　　

1980-1990年代，在价格体制改革中，国家先后放开了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这种改革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各方面的价格关系，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价格的全面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各种原辅料材料，价格一路飚升，造成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的压力。为了化解这种压力，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向外转移一部分，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手段消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企业既无法通过产品价格的再提高向外转移，又不能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再提高自行消化，唯有如数计入成本减少利润，这是企业销售成本上升减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讲还在于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强，特别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企业出现这种情况更是在所难免。销售费用的增加同样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争取客户、开拓市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需要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来加以消化的。如果说上述两减利因素，还可以理解为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是企业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加以解决的，那么在减利总额中合计占到55.55％的后面两个减利因素，就复杂的多了，显然不是企业自身就可以解决的。　　

其一就是企业财务费用的增加。企业财务费用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负债增多，二是银行贷款的利率过高。改革初期，国家改革投融资体制，企业的资金需求，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的补充，统统实行“拨改贷”，企业的发展只要靠企业自己向银行借贷。这一改革解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企业发展的束搏，使企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免除了国家所有者对企业发展追加投资的责任，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诱使企业掉进债务深渊的“陷井”。在当时加快发展的氛围中企业纷纷大肆举债上项目，而新上项目的高风险性，又使得企业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与此同时，因银行贷款利率随着物价提高而节节攀升，企业的财务费用率（财务费用总额÷负债总额）居高不下，结果是不少企业项目还未完成，就已经被债务包袱压得抬不起头来。　　

由于过去我们没有负债的概念，除了1984年有银行利息一说可视为财务费用外，现也难以查到历史上其它有关数据了，对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率等指标，我们无法将1990年代和1980年代进行比较，作出具体的定量分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财务费用的增加是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滑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二就是企业管理费的增加。需要说明的是，1984年的管理费用是推算出来。1993年前执行的会计核算办法，财务费用（利息）列在管理费用中，管理费用则直接打入生产成本，而不象现在这样，这两项期间费用都单列于生产成本之外。因此要从有关资料中把它们找出来并列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推算时，参照1993年管理费用和销售成本的比例，而管理费用中按照新会计核算办法增列的科目也参照1993年这些科目的发生额在管理费用所占的大致比例，从初步推算出来的1984年的管理费用中剔除，最终确定1984年的管理费用的最大可能值。此外，根据这个估算对1984年的销售成本进行了技术性的调整。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估算不是精确的，但是，笔者同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一估算基本上反映了1984年的成本结构情况，因为它和我们对实际情况的感受大体吻合。　　

企业的管理费用增加是一个比企业财务费用大幅增加更加复杂得多的事情，而且这方面数据资料的收集同样十分困难。侥幸的是笔者1990年代曾搞过一次小型调查，了解到一些企业内部的情况，当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可惜未能发表，但那次调查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仍可供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作些参考。　　

笔者当时调查的共四个企业，其中三个国有企业、一个集体企业，数据资料取自这几个企业1993年和1997年两个年度的财务报表。（见附表三：企业1993年和1997年管理费用对照表）四个企业1997年的销售收入22993万元，管理费用1880万元，分别比1993年增长70.7％和88.7％，管理费用的增长超过销售收入的增长18个百分点，是减利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什么原因造成管理费用的大幅增长呢？笔者进一步对管理费用进行了分析。管理费用中有大小40多个科目，其中1997年单个科目的发生额占到管理费用总额1％以上，且增幅超过销售增幅的仅9个科目。9个科目的发生额为1331万元，是管理费发生总额的70.8％，和1993年相比增加额为854.72万元，是同时期管理费用增加总额的86％，带动管理费用支出增长85.8个百分点，比销售收入的增长还高出15.11个百分点。几乎可以说，正是这9个科目的增长带动了整个管理费用支出的增长，没有这9个科目的增长，管理费用支出的增长只有2.95％，说得上微乎其微了。　　

九个科目大致上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涉及建立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包括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等。这方面的支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存在的，过去的会计核算办法中，就没有这样的会计科目。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改革职工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国有（集体）企业增加了这方面的支出。1990年代初，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声浪甚高，随之这方面的解缴力度加大。劳动保险费的实际支出，1993年只相当于企业销售收入的0.77％，但1997年则达到企业销售收入的2.26％。四个企业1997年支出的劳动保险费519万元，比1993年的103万元增长了近4倍。待业保险费的支出，1997年也比1993年增长1.7倍。住房公积金，1993年未设，1997年属于新增，1997年的支出相当于企业销售收入的0.19％。这部分费用不仅增支幅度大，在管理费用中所占比重也比较大，三项合计占到管理费用支出总额的31.1％，是管理费用增支总额的53.32％，带动管理费用支出增长47.5个百分点。　　

二是属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社会义务方面，包括上级管理费、税金（车船税等）、职工教育经费（包括职工教师的工资）和工会经费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上级管理费。直到19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一般是不需要向政府主管部门交纳管理费的，需要交纳管理费的仅仅是集体企业，后来国有企业也要交纳管理费了。1993年四个企业中仅2家（一个国有企业、一个集体企业）交纳上级管理费13.4万元，到1997年四家企业都交纳管理费了，合计112万员，增长7.4倍。1997年上缴管理费占管理费用总额的5.96％，1997年和1993年相比的增支额占管理费用增支额总额的11.16％，提高管理费用支出增幅9.9个百分点。　　

三是与企业自身管理方面有关，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非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等。行管人员和後勤服务人员的工资增幅不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接受劳动部门要求安置就业的各类人员，以保社会稳定，致使企业富余人员增多，二是本来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粮食、副食品蔬菜等生活方面的价格补贴，改由企业向职工直接支付，增加了企业的工资支出。四个企业两项合计增支占管理费用增支部分的4.75％，为管理费用支出增长增加了4.22个百分点。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绩效不佳并非企业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而主要是国家政策上的原因。大家知道那时侯国家财政比较困难，当时诸多改革措施背后，都可以看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影子。改革投融资机制，实现“拨改贷”；改革粮食、副食品及蔬菜的价格机制，“暗补改明补”；改革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金融机制，国有银行商业化，用经济杠杆调控过热的宏观经济，以及税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赠加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企业效益。笔者无意一一指责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从政府的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考虑，这所有的改革措施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么多的改革举措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密集推出，众多的负担一下子就压了过来，企业几乎没有消化、甚至喘息的机会。当时社会上主要就是国有（集体）企业，因而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很多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企业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而不能自拔。笔者在1994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对企业亏损问题作了一些肤浅的讨论，主要也就是这样的意思。（附录四：古嘉林《关于参见企业亏损的宏观思考》，《现代管理科学》，1994年第五期），当然这样的事情并非仅　　

仅发生在东台，全国都是如此。金碚说得就更加全面具体。他在其《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一书中指出，有学者认为，实现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上倾向于对国有企业加紧“勒索”，先后在国有经济身上“捅了七刀”；第一刀是“拨改贷”；第二刀是砍了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的正常投入；三刀是砍了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正常投入；第四刀是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第五刀是“利改税”；第六刀是改革中要还的欠帐（改革成本）几乎全部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第七刀是国有企业的流转税负重于非国有企业。（同上，第121页到122页）如是，这期间我们的国有企业能好到哪里去呢？金碚显然是针对全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的，对于地方上的国有、集体企业来说，困难就更大了，比如支付政府企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费用，这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肯定是不存在的。　　

以上分析的是国有（集体）企业1990年代逐步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到这里还不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对这些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改制为民营企业后，在21世纪初的几年经济效益的回升再进行一次分析，并将两次分析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事情就明白了。　　

与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增支大幅上升的情况恰好相反，这些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后，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经济效益明显回升，恰恰正是由于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支出的大幅下降。（参见附表二）2004年的民营企业和1994年的国有（集体）企业相比，管理费用相对节约达5.53个亿元，占这期间企业利润增加额的55.02％。但是这个促进企业利润增加的因素却被另外一个不小的数字抵消了，这就是销售成本。2004年，企业的销售成本大幅上升，按1994年的水平计算，增加支出减利达到5.72亿元，比管理费用节支数还多了0.18亿元。管理费用下降和销售成本上升的原因何在？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和1990年代初期的情况不同，2004年前后，我们的物价相对平稳，企业销售成本支出的大幅增加总体上可以说与此无关。是不是工资成本增加了，同样　　

不是。2004年企业万元销售所支付的工资只有3.8元，和刚开始改制时的1998年的6.72元相比，减少43.45％；和1990年初期的7.6元相比，减少50％。因此，最可能的解释，那就是企业的管理水平下降，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辅材料、燃料和动力等的消耗上升。按照产权理论的说法，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企业，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充分的权能和有效的监督，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取得很好的绩效。但在客观事实面前，这一说法显然成了“神话”。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秘密就隐藏在管理费用的下降之中。　　

国有（集体）企业在所谓“民营化”改造之后，普通进行了内部配套改革，转移职工的劳动关系，精简富余人员，改革劳动报酬制度等等。老工人能下岗的就下岗，能早退（休）的就早退（休），被大量的临时工（农民工、待业青年）所取代，工资低了，福利少了，各种劳动保险尽量少缴，甚至不缴。还有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在内的二、三线人员大量精简。这一切是以往国有（集体）企业想做的也做不到的所谓“老大难”问题，在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后都做到了，自然会大大降低了工资成本和企业的管理费用。该市（县）城镇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是市属工业企业和城关镇的镇办企业）职工人数，1995年曾达49051人，1997年开始改革“攻关”，经过连续多年国（公）退民（私）进的企业改制，以及尔后与之相应的内部配套改革，相当多的职工或提前退休、或实行“内退”、或下岗待业、或“轮岗”休息、或停薪留职、自谋出路，到2002年只剩下17767人，与1995年相比，减少了63．8%；职工工资总额，1995年为17922．6万元，2002年下降到10304．5万元，减少了42．5%。必须承认，这些精减下来的职工（除了年龄偏大的）来自生产一线的并不是很多的，大多数是所谓“二、三线”的辅助工种、后勤保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后勤保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以及企业职工的各项劳动保险费用一般直接计入企业管理费，因此精简富余人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企业管理费用的大幅下降。这样，企业管理费用的下降也就成了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后，利润增加的主要因素。　　

但是，有利必有弊，有得就有失。企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内部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效功。国（公）退民进的改制，大大提高了企业老总及股东们对企业的关切度，但仅靠这些人的关注而没有企业广大工人的参与和管理人员的努力，是不能真正把企业管理好的。大量新工的录用也使得物耗上升成为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新工的技术水平不高，更重要的是低微缺失的劳动保障，不可能调动他们参与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关注的就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于要不要降低物耗，怎样降低物耗，没有任何兴趣。同时，管理人员的过度精简，以及受雇于人的思想支配，也使得一般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受挫。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跑、冒、滴、漏”现象变得较为严重起来，势必导致企业物耗水平上升，从而制造成本增加。这就是民营企业销售成本上升，而成为减利主要因素的根本原因。　　

这些管理费用下降取得的收益，被销售成本上升减少的利润抵销了，民营企业最终利润的增加，实际上主要还是源自财务费用支出的减少。和1994年相比，2004年企业的财务费用节约了3.49亿元，相当于增减相抵后利润总额的88.13％。民营企业财务费用的减少，和国有（集体）企业曾经的财务费用增加一样，同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只是两个因素的增减方向恰好相反。　　

一是由于银行利率多次下调。和1990年代初不同，新世纪最初几年国家调整政策，连续七、八次下调银行贷款利率，因而企业的财务费用率随之一路走低。1990年代企业的财务费用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其中连续数年在6％以上，1995年高达6.46％，而2000年后，企业的财务费用率一直在3％以下，其中2003年最低只有2.11％，2004年也不过2.56％，2004年和1994年相比，减少了3.52个百分点，下降了57.89％。以1994年为基数，2004年企业相对减少财务费用1.43亿元，相当于财务费用减少而增加利润3.49亿元的40.97%。反之，如果以2004年为基数，1994年企业则相对多支出财务费用0.79亿元，相当于当年支出财务费用的73.15％。也就是说如果1994年国有（集体）企业也能享受到和2004年民营企业相似的银行利率，那时他们的利润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两倍多，何至于后来陷入债务泥潭而不能自拔。由此可见银行利率的变化，对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利润下降，以及2000年后民营企业利润增加有多么大的影响。　　

二是因为企业负债率的不断下降。2004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只有64.12％，和1994年的企业时相比，减少了13.38个百分点；和1997年企业负债率最高时相比，减少20.73个百分点，就是和2001年这些企业刚改制不久时相比，也减少了13.18个百分点。如果按照1994年的负债率计算，2004年企业少增加负债达8.49亿元，自然也就减少财务费用的支出了，而增加了利润。但是资产负债率下降并不一定是由于企业负债减少的缘故，事实上2004年企业负债总额要高于企业改制前，也高于企业改制之初。资产负债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所有者权益的大幅增加所造成的资产总额增加，由于负债总额的增加幅度低于资产总额的增加幅度，这就产生了负债增加而负债率下降的现象。1993-1997年的四年中，在产权还属于公有的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每年平均的递增幅度仅仅6.9％，四年增加1.65亿元，增长30.61％。而在2000-2004年的四年中，在公有资本全部退出，全部变为私人资本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33.43％，四年增加了15.58亿元，增长近2.2倍。　　

当然，孤立地看待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大幅度增长，这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过去的国有（集体）企业、现在的民营企业各自在不同时期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和负债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总资产的增加这一结果联系起来分析，其经济学意义就显露出来了。2000-2004年，民营企业的负债增长了9.18％，所有者权益增长216.99％，企业的总资产增长42.76％，总资产的增长主要是所有者权益增加的结果。而在1993-1997年，国有（集体）企业的负债增长了138.31％，所有者权益增长30.61％，企业总资产增加111.85％，总资产的增长则主要是企业负债增加的结果。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产权所有者的追加投资，而国有（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企业的大肆举债。这说明，民营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在企业发展问题上是尽责的、到位的，而国有（集体）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在企业发展问题上没有尽责，是不到位的。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　　

第一、公有企业的绩效不比私有企业差，或者说私有企业的未必好于公有企业。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经济效益的大滑波，责任主要并不在企业，而是国家政策使然。2000年代，私有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功劳也不应该都归于企业，同样是国家政策使然。当然，话又说回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国有（集体）企业！1990年代，在政府财政有困难之时，国有（集体）企业出一点力，作一些贡献，甚至作出牺牲也在情理之中，也属应尽之责。问题是国有（集体）企业的这种牺牲，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足够的尊重。相反，效益不佳却成了不少人心目中国有（集体）企业的“原罪”，更是主张国（公）退民进者手中掌握的有力证据。呜呼哀哉！为改革承担了巨大成本的国有（集体）企业，最后却成了改革的牺牲品。真可谓“花了灯油钱，坐在黑地里”。当然，不少国有（集体）企业陷入苟延残喘之中，也就为尔后接踵而来的国（公）退民进的企业改制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到底是致国有（集体）企业于死地而促私有企业之新生的有意图谋，还是急于加快改革步伐摆脱财政困难而考虑不周的无意过失，这就难免不引起人们对一些改革激进派真正用心的怀疑。　　

第二、199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效益大滑坡，反映了国有（集体）企业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法人人格，国有（公共）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国有产权制度不完善，1990年代政府的社会管理者和国资所有者（代表）的双重身份，被交替运用，使企业面对政府时往往手足无措。政府通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将国有（集体）企业推向市场的同时，也推卸了自己作为国资所有者（代表）的责任。大量的中小国有（集体）企业就像失去了娘亲的孩子，所有者的后续投资不见了，企业不得不负债经营而致债台高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政府要求国有（集体）企业讲政治保稳定，承担起帮助政府排忧解难的责任。而当时我们的国有（集体）企业尚不真正具备法人财产权，尚未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授予企业经营权的做法体现的是政府的恩赐，因此企业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对政府行政的附属地位。作为法人代表、企业经营者、在实现厂长负责制中几乎掌握企业一切权力的厂长个人，其权力是政府授予的，因此对政府也只能是一味地顺从，顺从地接受企业不需要的人员，顺从地向职工发放本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的粮食、副食品及蔬菜价格补贴，顺从地向有关方面解缴各种基金、费用……试想一下，如果那时国有（集体）企业也能象后来的民营企业一样，真正成为独立法人，他们还会对行政权力那样顺从吗！？当然这并不是赞成民营企业可以不履行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说国有（集体）企业当时还不真正具有对政府部门说“不”的权利。可以说由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充当国家所有者代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使政府有可能向国有（集体）企业转嫁财政困难，才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绩效不佳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并非由国有产权的本质所决定，因而也就不是国有产权在制度设计时的唯一选择，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绩效不佳并不具有必然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以上关于产权归属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论证，是从宏观上，把企业作为整体来考虑的。至于从微观上考察，个别企业的绩效变化同样证明与企业的所有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国有、集体企业在改制为民（私）有企业后，并不是所有困难企业都会好转，所有好企业都变得更加辉煌。笔者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根据一些企业改制前后经营业绩的变化情况说了这样一段话：　　

“事实上，12个企业（当时共调查了12个企业，笔者）在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革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都出现柳暗花明、焕然一新的气象。有部分企业在改制后的二、三年中生产经营依然下滑，经济效益照样下降。即使在总体经济运行情况最好的2000年，12个企业中仍有4家企业产值销售下降，4个企业没有利润甚至亏损，分别占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三个企业从1996年以来，生产经营一直走低，公退民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并未能扭转它们的下降趋势。个别企业生产经营的下降甚至发生在企业改制之后。”（古嘉林《中小企业改制前后经营业绩比较及启示》，《中国集体经济》二00三年第一期。见附录五）　　

这就是说，就单个企业而言，公有企业有经营红火，效益良好的好企业，私有企业也有经营困难，效益不佳的孬企业。企业经营的好坏、效益的高低是企业经营权行使的结果，而与企业的所有权并无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看，企业的绩效取决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决于企业整体的经营环境；而从微观上看，企业的绩效则取决于经营权的运用。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看，企业的所有权归属都不是决定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