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代化路径解析

经济现代化路径解析

东方评议

『前面我们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公有制的效率问题，这里再来翻开经济现代化的底牌，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走向发达，这可以算是一种对经济现代化路径的解析。这种解析本质上等于从另一个角度确证公有制是否可行。企业产权问题，历来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以维护私有制为己任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公有制必然导致企业运作低效，因而“企业”这个物事交由私人经营才能产生效益。在解释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问题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论述有一个统一模式，就是回避马克思从宏观角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直接将上述微观层次的结论等价于宏观陈述。姑且不考虑这种论证内容是否确实可靠，仅就方法而言就是反逻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论说，其可疑之处在于不断地跳跃于“产权”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而分属于宏观与微观层次的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不可以直接代换的。为说清企业产权与发展效率的关系，有必要实地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两者的关系。解析两者关系，是讨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之前的又一个前提性问题。』

臣服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发达现状本身就是一种效率证明。因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优选择就是对其进行复制，也就是仿照其进行市场化改造。而进一步展开“市场化”图谱，发现其核心内容是产权私有化。用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话说，“16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源于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的建立导致了今天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由此而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就与“产权私有化”画上了等号。这个现代化路径的设计背后，还附有一句颇有说服力的潜台词——偏离私有化路径的任何理论构想，都容易陷入了乌托邦的泥淖。
“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盛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处于姑妄听之的状态。但真的实行私有化操作，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毫无人性的、生硬地剥夺大多数人生存权利的做法。这被指责为国有资产流失，激起了强大的民意反弹。第三理论论争，本质上就是围绕私有化的“是与非”展开的。这时，一个困扰中国人多年的问题，又一次有了讨论的必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究竟如何借鉴资本主义才是最优选择？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模式中，有些是纯粹技术性的内容，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应与表达，对其进行复制是有效率的选择。但有些内容却不能简单复制，因为不同经济体毕竟存在着文化、资源、发展阶段等等特殊性，简单模仿不仅没有任何效率，还会带来损失。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模式中，许多表达为日常经济学概念的内容，是美国社会强势利益集团服务的特权条款，本身就具有反社会的意味。这些内容就不仅不能复制，还应该坚决抵制。由于这些特权利益条款，往往会包装一件科学的外衣，许多学者往往被其迷惑。比如，“自由竞争会促进企业服务质量的改进”。于是，从提高企业服务质量的良好愿望出发，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被拆分成若干个小型的企业。结果是未见服务质量提高多少，资源的超额浪费却触目惊心。中国电信业是这个现实的最好注解——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奇迹是——即使一、两万人的小镇，也会巍然耸立着分属于联通、移动的信号塔。粗粗一算，光此一项重复建设就耗费了2千亿元人民币。如果将这两千亿元用于内部组织结构改造以及设备技术水平提升，其产生的服务改进也会远远地高于这种“竞争机制”提供的改进。再比如，“竞争会促进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实的问题是——同一市场内生存的企业，如果竞争不充分往往是市场占有份额没有重叠，不产生竞争。一旦需求小于供给，竞争产生的同时，同类产品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降价促销活动，企业利润由此大幅度降低。结果是不仅没有资金进行技术研发，连维持生存都很困难。中国的家电业、手机行业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现象说明的问题是——自由竞争的中国本土企业，大都打不过国外垄断企业。这里的垄断企业是指类如三星、东芝、西门子之类在其国内具有垄断地位，可以通过良性的运行获得研制经费，研发的新产品可以在全世界推销的模式。中国企业的不幸，就在于不受限制的引进外资，等于完全开放了市场。中国企业在境内自身扭打成一团，而无暇顾及身后的国际垄断企业。产业发展遭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摧残，比竞争本身更可怕。还有，自由市场理论认为——价格自由波动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现实结果是——如果有一个行业能够赚到钱，大家就蜂拥而入。中国三十余个省、若干部委、各大企业各自举办同类企业。大多数产品几乎在产能释放的同时，就直接进入了竞争阶段，于是一大批企业没有赚钱就开始亏损倒闭。gdp值中，大概很大一部分产值是由这种无效投资形式的经济活动提供的。这里的自由市场等于资源的大量浪费，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自由市场理论的践行，有一个唯一的受益者者就是国际垄断资本。中国境内演绎的生产者之间越来越残酷的价格博弈，使得所有产品都以低附加值的形式卖出。中国出口额世界第一的地位，意味着生产过程向国际资本让利的幅度也是世界第一。过量的劳动投入，只能让劳动价值低估。而过量资源投入，等于廉价养活国际资本。再加上私有化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从居家消费，到子女教育，甚至存款都以国外产品和服务为主导，这种消费导致的高附加值产品畅销中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公平贸易循环。这种贸易循环延续下去，比殖民地经济差不了多少。相信不用再过二十年，中国经济将由于资源、人口、环境、分配等问题处于衰竭状态。
为私有制辩护的观点，处于屡屡被现实证伪的尴尬状态。解析经济现代化的路径，等于是提出一种疑问——将中国改造成为私有化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会成为发达国家吗？由于这个问题包含着对未来的测度，回答起来比较困难。对此，可以做一个等价的变换，则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以之间有没有直接的通道”？这就比较容易回答，因为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找到答案。
一、经济现代化特征的系统描述
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环境中，经济现代化与发达资本主义具有同等的涵义。所以定义经济现代化过程，需要辨析资本主义“发达”与“原始”状态之间的差异。因为，“发达”，是相对“原始”而存在的概念。横断面地比较“发达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则两者差异构成的集合，就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系统描述。归类构成资本主义发达的标志，主要有六项——
首先，人民生活富裕程度较高——人民富裕程度较高显然是指人均收入较高。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1万美元。比较不同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发达国家居民会高出很多。这种高收入水平，支撑其较高的物质消费水平。比如汽车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还属于高档商品，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是绝大多数居民都拥有的普通产品。当今资本主义的高消费，是不同于原始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早期资本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这种的差别。
其次，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发达国家民众享有健全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北欧国家民众，这种保障水平更高。
第三：公共服务设施先进——不发达国家城市破败杂乱，发达国家城市富丽堂皇。这种直观感觉源于公共设施先进程度的不同。
第四：科学技术具有先进性——发达与否还表现为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技术先进性。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也是最让人感觉距离的差别。就生产而言，技术的先进性表现为生产同类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产量大。还表现为，发达国家可以生产大量不发达国家没有能力生产的产品。
第五：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强——生产效率来源于产业组织的规范性、产品技术结构的先进性、生产数量的计划性、生产过程的组织性。一个经济体内部如果还没有形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这个行业的定价、数量、成本控制都处于无序状态，这种经济组织看不出任何效率。只有形成一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这个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中国境内家电行业的发展历程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外行业组织普遍的生存结构也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境内目前状态下反垄断，就是反对计划性效率，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当垄断企业成为社会的一个独立部门，那个时候反垄断，也就是抑制资本追逐利润而危害社会秩序的轻微行为，而不是单纯地以反对大型企业为目标。国内的许多人关于垄断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是存在误区的。
第六：制度相对完善——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法制经济，没有严谨有效的法制体系，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都处于有效运行的状态。因为制度本身就是构成现代化的基础因素，这些制度不健全，或者效果不彰，意味着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走出落后状态。

二、经济现代化特征的内涵
上述六项指标构成的集合，可以是评价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工具。当我们将这个工具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这个集合内部的全部指标，都是庞大公共开支支撑的结果。所谓公共开支就其含义而言，就是脱离了资本属性的、利益大众的一种开支。脱离资本属性，就是对资本与自然人关系的一种否定，宣誓一种资本不归属于任何自然人的存在状态；利益大众，就是资本的使用不再服务于少数自然人的需求，而是为了社会或者国家全体民众的需求发挥作用。从脱离资本属性、利益大众两个要素评价六项现代化指标，可以进行如下理解——
首先，资本主义高消费是直接对产权私有关系的背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为解决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瓶颈，资本主义开始高福利、高消费、高工资政策，这些已成了当今发达国家的常规政策模式。这些常规政策镶嵌在资本主义的理念体系中，就是对私有私有产权的第一次直接背叛。产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不支持三高政策的。这也是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增长异常缓慢的主要原因。所谓背叛，就是三高政策本身就是对产权利益的一种限缩。正是这种限缩，使得资本主义不再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残酷盘剥。在生产出产品的同时，制造出了相对宽松的市场。也是这种限缩，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容量瓶颈被有效扩张，资本主义有了脱离原始状态的动力。这种限缩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理念内生的制度模式，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制度模式。这种选择，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属性彻底消失，但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中添加了社会主义的成份。这个成份是工具性的，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框架以及意识形态影响不大。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依然顽强地生存着。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科其拥有的学技术进步程度不相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从17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2％～4％的水平，稀有突破。其原因就在于私有制是社会生产能力扩张的严重限制条件。再比如，社会福利普及程度受到局限。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几十倍，但仍然有12％的人处于温饱线附近，有超过20％的人没有医疗保障。大量的贫民窟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理念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稳固体系，从凯恩斯主义开始，资本主义遭遇危机的时候，都会抛弃意识形态的约束，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运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成功解决问题，意味着私有制合理性受到置疑。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剩余独占权的限缩开始，到最近一次金融危机，都在用真理的声音逼迫资本主义向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向前跨越。资本主义不情愿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强制性改造，是整个人类向真理屈服的过程。资本主义遭遇问题向社会主义寻求答案的现实，预示着社会主义的价值逐渐从处置经济问题的工具，转变为走向制度进化桥梁的日子不是很远了。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对未来发展的计划性，都会随着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性而大放异彩。也许不久的世界，包括美国主流社会都会超越私有观念，成为共同富裕的典范。所以，资本主义的高消费水平提升，不是私有制经济的效率标识，而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分配制度公平性的标识。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发达与否的终极性决定因素是制度安排中能不能突破私有产权对产品分配的限制。由此可知，经济现代化的富裕标记，从精神实质上就对立于产权私有以及资本追逐利润逻辑的。人民富裕这件事，是对私有制背叛的结果。
其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庞大的公共开支。对于社会保障，需要区分其与商业保障的不同。纯粹的商业保障不属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覆盖全社会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如果具有公益性质，则是构成发达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所谓公益性质的保障，具有“公有”属性。一般而言，纯粹的商业保险，是通过赔付小于保险缴费生存，不具有社会福利的属性。比如汽车事故的商业保险，就不具有社会福利的涵义，因为汽车事故的发生率很低，每个车主投入很少一部分资金，就可以获得“发生事故不承担经济责任”的保障。这种保障是由大众分摊责任，分摊过程没有公众福利增进的价值。所谓福利增进的保障类如医疗保险，由于每个人都会有生老病死的一天，所以赔付率注定是百分之百。从赔付金额的角度看，如果属于分摊性质的保障，保障支付的水平等于或者小于所缴纳的保费，这个保险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终等于将缴费全数分摊给了投保者。而如果保障支付的水平大于保费，则无法进行商业性的经营。这两种保障形式背后实际上就有社会福利的涵义——一个先进的社会，超越资本视野，就会将所有社会成员人看作经济活动的当然参与者，这个时候社会承担全员性保障义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由于社会财富不为资本拥有，这种保障事实上也是可行的。说道社会福利增进的问题，也有一个特殊情况——商业保险机构由于初始业务聚集起了较大部分资金，而这些资金通过资本运作获得盈利。为了提升市场占有率进行的增值保障，也具有社会福利增进的价值。总体而言，公共开支性质的社会保障，需要另外的资金来源，以解决超额于保费缴纳部分的开支。这里的超额保费开支，显然是一种社会福利，只能从公共开支支出。而建设一个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本出于追求利润的目的，绝然不会进行这种投资。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依靠社会的力量，建立一个共享性质的社会保障系统，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能不能超越产权私有的理念，建立公共开支。
第三，公共设施的建设也是公共开支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可以推论，公共设施先进性也是庞大公共开支支撑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不乏资本为追逐利益建起的高楼大厦，但问题在于——两座大楼之间的道路、超出大楼之外的绿地等公共设施，不能指望追逐商业利益的资本家。更多的社会公益事业，都不能指望资本家会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会将施舍与慷慨当常态。比如，国家安全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项目。强大的国防，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这一类公共设施的建设开支，不是自然人为单位的资本家们能够能够提供的。有人将比尔盖兹捐款看作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证明，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技术型的获利机制，而所获的效益可以有各种处理方式。偶然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处理方式，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存在是全部合理的。如果所有资本家一开始就具有捐出资产的意愿，那么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个世界就会美好的多。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的“社会属性”使然。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公共开支的结果。在主流的观念中，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因素，甚至被称之为第一生产力。当我们将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的时候可以发现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不具有再生能力。如果科学技术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意味着科学技术可以是一个类似与中石油这样的公司或者部门，只要进行一次性投入或者直接从资本市场融资就可以依靠自身的收入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这样的纯粹技术型公司，在中国经济体内不是主导部门。科学技术依靠自身创造的价值很可能无法养活自身。绝大多数科研院校的研制课题，都来自于国家财政而不是市场需求。二是中国现时代的科学技术投入，与其产出不成比例。对处于经济启动阶段的经济体，技术投入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负担。中国现代生产领域从生产设备到检测仪器，绝大多数都是引进产品，而生产的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都为外国人所有，这个现实在说明前此以往我们的技术投入获得的回报很少。三是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而完成一个教育体系的建设，更是需要大量的公共开支。四是技术装备的先进性，也是公共开支的结果。这个观点可以从一个例子解释：中国的导弹制造技术开始于50年代末期，所以许多厂房、设施依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一个问题就会悠然而生：假如没有计算机、网络、高精尖的设备以及漂亮的装修，这种工厂能不能生产出性能统一的产品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这些表征先进与现代的装备、厂房之前，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具有先进性的。因为在60年代就生产出了两弹一星。而且，中国航天人常常说一句话——我们只花了每人很少的钱，就达到了美国人投入几倍资金达到的水平。这种投入的差距说明的问题是——技术先进性对产品功能和性能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而表征技术先进性的装备，是超额公共开支的结果，而不是技术发展的必须。这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往往也是依靠资金堆砌的结果。而大量的技术发展方向，只有一两项具有适用价值。
第五，经济运行的协调性以及制度建设，都可以看作是有一定公用设施支撑的结果。经济运行协调性表现为先进的物流体系、先进的信息系统、先进的金融系统，而先进与否的区别，硬件设施是主要标志。制度建设也是这样，法制、政治、经济管理体系的先进性，往往是技术服务设施先进性的外延结果。这两类指标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行为，而公共行为显然也不是资本自私属性导致的结果。

三、原始资本主义的两次蛹变
从上面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本质上就是一种超越个人自私属性，增强社会性的结果。而这些先进性结果的达成，要么是庞大公共开支支撑的结果，要么是公共行为支撑的结果。这等于是说，支撑现代化属性基础因素全部具有“公共”属性。因而，经济现代化与“公共”的联系，要比其与私有制、产权概念的联系更紧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结论，假如经济学研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就没有理解现代化的真正意义。现实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显然不是产权制度强调和宣扬的经济人追逐利润的结果，上述六项标记中，没有任何一项是能够靠私人资本商业经营得以发展的。这样的结论是在声明——所谓先进性，就是人类理性背离私有精神规制，向着社会性回归导致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对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本质上的否定。因而，资本主义发达与否的分界，就划在了私有与公共的边界上。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说明——任何沿着私有制路径追逐现代化的行为，都是南辕北辙的。
这个结论还说明——原始资本主义不可能会直接过渡到发达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当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时代，首要的政治诉求的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政治诉求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过程，意味着将资本的自私属性也同时固化在了资本主义肌体中。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缺乏公共开支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其建设之初，处于极度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状态。造成这个现实的原因不在于生产能力不足，而在于资本的贪婪。他们不仅不会主动为社会提供公共开支的资助，反到将一切社会资源都强制地刻上私有的标记。公共开支的缺乏，使得市政设施、社会保障、教育、国防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同时，两极分化又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感觉到人口过剩的危机。这些原因导致早期资本主义无法依靠生产能力的增加走进发达国家状态。无论是输出人口，还是掠夺资源的殖民战争，都无法促其进入发达状态。这也是说，公共积累为代表的、背叛资本追逐利润（经济人假设）的具体政策、措施与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跨越卡弗丁大峡谷走进发达唯一通道。跨越这个通道的过程，有点类似化学反应积累活化能的过程，启动阶段需要一个超额的能量积累过程。而单纯依靠资本主义的固有模式，难以集聚起这种活化能量。
那么，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是如何挣脱这个限制进入到发达状体的呢？答案是清朝政府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共10亿两以上白银的实际战争赔款，以及大量的贩毒走私获得利益导致的结果。欧美日各国政府由此拥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这些资金以国家拥有的形式，超越了私有制的分配模式，拥有了公共属性与利益大众的特征，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教育、公共设施、技术研发大幅度改善与发展的基础。这笔资金由政府掌握的资金，称之为“公共资本”一点也不过分。公共资本的积累是资本主义脱离私有制经济制约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资本主义背离私有制进入发达阶段的一次蛹变。这也就是说，今天几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成绩，实际上是清帝国血肉喂养（战争赔款）的结果。明治维新如此，法、德、英、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也是如此。正是这些公共资本，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和了私人资本贪婪带来的贫富差距，促进了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公共设施和服务，等于是调整了这些国家的生产与消费结构。
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没有这些战争赔款的中国虽然落后，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那些自称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也差不了多少（比如与美国相比约占美国的50％以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的文明价值也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将当初作为传统农业国的中国超过多远。甚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时是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从殖民掠夺者的角度看，没有这样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不会比今天的拉美国家更进一步。因为其不可能积累起跨越卡弗丁大峡谷的能量。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用所谓明治维新、所谓工业革命等事件解释，远没有用公共资本积累增加来解释更加直接有效。今天的人们对促成经济发展的因素往往理解错误，将资本主义的发达附会上技术进步的光晕。实际上，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是促成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这个结果对社会进步产生的正面影响远远小于负面影响——是促成两极分化、人口过剩、世界大战的原因，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这更是马克思等进步人士对资本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说，有了这种公共资本的资本主义，就直接地等于是在其机体内融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获得了超过其国民收入四倍以上战争赔款，可以看作日本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占到了其国家经济总成分的80％，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仅仅只占20％，这样的经济结构是日本能够快速进步的主导性原因。二战后的日本，依然实行着类似的体制，这是其经济奇迹的原因。所以，我们不仅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拉美，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曾经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日本等资本主义的发达归结为私有制，甚至归结为明治维新这样一些政治事件的所有理论描述，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萨缪尔森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混合经济”。这表明其已经部分地发现了关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秘密。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发现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是因为萨缪尔森并没有认识到“混合”经济是发达原因，而不是发达的结果。是“混合”模式成就了发达，不是发达成就了混合。而中国以及苏联的公有制经济，之所以会产生数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多公有成分的经济模式。今天的中国速度，以及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本质上也是公有开支成分高企造就的结果。极而言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与政府经济支配能力成正比。这一观点，完全可从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结果中得到印证。也就是说，公共资本的积累和增长是发展速度的正相关函数。
如果说，清政府战争赔款以及殖民掠夺导致了资本主义由原始向现代的第一个次蛹变。那么，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外在的强制因素，就是资本主义最终背离产权规制，向现代跨越的第二次蛹变。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界流行一种变异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以凯恩斯为代表，通过盗版模式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这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模式。凯恩斯将政府开支、公共服务、税收、分配等一系列解构资本主义产权理论的观点，进行了一番改头换面的包装，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且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社会实践，促成了资本主义向发达状态渐变型过渡。没有罗斯福新政，没有凯恩斯盗版马克思主义，绝不会有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模式。
总而言之，构成发达国家先进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不是原始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发达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同一个个体上的自然生长，而是一种向着公有制目标的变异导致的结果。这是一种不同精神实质基础上的变异，且是发生了两次变异的结果，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异称作蛹变。所谓蛹变就是产生的结果与既存的结构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内含较多的否定成分。理解了两次蛹变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就可以知道——资本主义原始状态中无法自觉地、天然地生长出发达状态。马克思论证的资本主义灭亡理论，今天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会在拉美发展结果中获得智慧，在现代化与否的选择中抛弃新自由主义，这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站在今天的历史关口上，我们坚信——不管用激进的还是温和的方式，资本主义注定会让位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将是不容置疑的前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也只有聚集力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卡弗丁大峡谷，才算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