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夹雪：毛主席为什么说 “‘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毛主席为什么说 “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72年6月28日，毛主席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毛主席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有人认为，毛主席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是承认了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要求“支持左派”的观点矛盾。然而真的如此吗？让我们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周总理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史中首脑人物的情况：　　

——第一次，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提议国共合作时坚决反对，认为不能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但是当他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建议时，又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次革命论”，主张先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再由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放弃了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次，瞿秋白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不仅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受挫后瞿秋白又灰心丧气，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宣称革命经历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第三次，1930年李立三提出“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１１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国以后，李立三又主张工会脱离共产党独立的“工团主义”，转向了极右。　　

——第四次，罗章龙开始时追随王明，到王明独占中央领导权时又策划另立中央，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931年1月17日，罗章龙掌控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会议认为四中全会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有责任的代表，并宣布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为“临时中央干事会”，罗章龙任书记。　　

——第五次，王明在1931年上台之后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力量损失了90%以上，白区路线损失了将近100%。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第六次，张国焘在国民革命中从“左”的一面反对国共合作，并认为应该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宣称“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农民运动“过激”、“过火”了，事实上排斥农民于革命之外，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1935年10月5日，他公然成立第二“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组为“北方局”，并报告他批准，同时宣布开除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1938年春，张国焘借国共共同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钻进国民党的汽车，逃到西安，后转往武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他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随后，他帮助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工作，彻底叛变。　　

——第七次，高岗在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城市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上都存在一些“左”的倾向，50年代初却又争权搞分裂活动，转向了右的一面。　　

——第八次，彭德怀在红军时期攻打赣州和抗战时期百团大战中都存在一些“左”的倾向，50年代也曾从“左”的一面大反教条主义，50年代末又转向了右的一面。　　

——第九次，lsq1947年在土改中乱打乱杀，1957年搞反右扩大化，1958年在全国大搞浮夸风，60年代初却又搞“三自一包”，转向了右的一面。　　

——第十次，林彪60年代大搞“左”的形式主义，九大前夕却又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又发展到反党叛国，“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史，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开始时都是“左派”，后来都转为了右派，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除了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开始时是“左派”，后来转为了右派的人很多。一个代表就是胡耀邦的亲信阮铭。此人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 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另外还有吴敬琏、任志强之类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都是打砸抢最积极的“左派”。　　

试问，王明、张国焘、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左派”，难道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吗，难道他们的实质不是反革命吗？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要求“支持左派”，难道是要求支持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左派”吗？　　

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左派”大搞所谓“全面出击、打倒一切”，其“打击一大片”的目的恰恰是“保护一小撮”：就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明白，放着大敌不管却到处乱打乱杀、眉毛胡子一把抓给自己四面树敌是犯蠢。毛主席一直强调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左派”对准整个党、对准全体干部群众、对准整个社会胡来一气，弄得人人自危，恰恰是混淆了主次矛盾，为主要目标加了一个保护伞。　　

实践中，毛主席也从来没有支持过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大搞所谓“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左派”：

——“十六条”特别强调“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1968年毛主席有个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飞机（另一种说法是“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毛主席一直反对“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X。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XX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主席，而是丑化毛主席。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　　

……　　

因此，毛主席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要求“支持左派”的观点毫不矛盾。大搞所谓“全面出击、打倒一切”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从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他们和右派不过是披着两张皮的同一伙人罢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左派”后来都转为了右派？为什么说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本质上是反革命呢？大体有这样三种情况：　　

第一，本身就是反革命的特务。他们故意打着红旗反红旗，有意通过“全面出击、打倒一切”孤立革命者，后来转为右派不过是暴露了本来身份。这些人是极少数，但是往往是领头的，破坏性也最大。　　

第二，是投机者。他们参加革命不过是一场赌博，宣称自己“最最革命”、“彻底革命”是为了争夺领导权，后来实践证明他们的一套行不通，他们便转入了右派继续投机。“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首脑和骨干往往是这些人。　　

第三，是支持革命但被蒙蔽的干部群众。他们有真诚的革命愿望，但是又有想一口吃个胖子的急躁心理，因此也跟随了表面上“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全面出击、打倒一切”。这些人占了“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中绝大多数。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掩盖他们的行为是破坏革命、危害革命这一实质，只能说是好心办坏事，想革命却帮了反革命。一些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醒悟，另一些人仍然保持一口吃个胖子的急躁心理，又被右派利用。　　

毛主席说的“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主要指前两种，也包括部分长期被蒙蔽不醒悟，破坏革命的行为严重的第三种。　　

这些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大体上有五个特点：　　

第一，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满嘴马列语录，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像毛主席写的文章都是通俗易懂的，很少有马列语录，而王明的文章都是一大半引用马列语录的党八股，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看。　　

第二，不懂的分化瓦解敌人，全面出击、打倒一切，其“打击一大片”实质是“保护一小撮”。　　

第三，对人民群众毫无感情，总希望局势再坏一点、人民群众再苦一点来“创造革命条件”。像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在30年代前期就大搞所谓“彻底无产”，阮铭、吴敬琏、任志强这些“左派”也大搞打砸抢。　　

第四，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在30年代前期的表现最为典型，文革初期阮铭、吴敬琏、任志强之类也有类似表现。

第五，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口头上“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调门比谁都高，但是一到实际工作就胆小如鼠。像王明大批毛主席“右倾”，自己却连参加游行、罢工都不敢，躲到莫斯科指挥革命。　　

近来，出现了一股从“左”的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歪风。像张闻天的秘书何方，近来大肆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左”倾错误翻案，还有人为lsq在四清运动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左”倾错误辩护。这种现象表明，我们左翼力量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某些右派也不得不扛起红旗自称“左派”，妄图再次祭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法宝搅乱左翼。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史，同阮铭、吴敬琏、任志强之类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斗争到底。我也相信，这些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左派”的真面目很快就会暴露，大多数受他们欺骗的人也很快就会醒悟。　　

最后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有两个在白区工作的人，一个天天喊自己是共产党，另一个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猜猜谁是真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