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乞丐”  一个命运

两个“乞丐”  一个命运

库爽生　　

“正义之剑”网友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生的令我最感动的一幕》一文中，写到在洛阳周王城广场上开展建造毛主席雕像捐助活动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泥垢的中年男人从怀里掏出来十元钱往箱子里放。他拄着拐杖，手颤抖着，明显看得出来，他患有严重的疾病。我们的义务工作人员看到他这样困难的情况，就劝解他不用捐，把钱还给他。可是他执意不肯，当工作人员一再拒绝他时，他竟然悲痛地哭了起来，浑浊的泪水从满是灰尘泥土的脸上流了下来，由于患有重病，他的嘴唇也颤抖着。我们只好把他的钱接了过来，几个人的眼里都含着眼泪。”　　

这个“衣衫褴褛、浑身泥垢的中年男人”，会是什么人呢？无疑，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有碍观瞻”、避之唯恐不及的乞丐，甚或被认为是神经失常的疯子。而出现在洛阳周王城广场的这个“乞丐”、“疯子”，通过这一个感人的举动，表达了在他内心世界里，怀着对伟大的人民领袖深深的感恩之情。他会是什么人呢？是进城务工、流落街头的农民？是身患重病、孤苦无依的单身汉？还是……　　

我的眼前，浮现了朋友熊先生向我讲述的一幕：　　

“那是前几年一个寒冬的日子，我在本市夷陵广场看到一乞丐背着一个包，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远远看去背影有点熟悉，走近一看竟是我曾经的同事姜跃。姜跃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一瓣一瓣结了痂，衣服就像剃头匠的磨刀布，看上去有些浮肿。此时他兴许也看到了我，忙转过头去背对马路，弯腰在垃圾桶里扒拉着。我震惊得头皮发麻，颤颤地赶紧走过垃圾桶。待我回头看时，他也朝与我相反的反向离开了垃圾桶。不对，他怎么会成乞丐呢？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得看到底是不是他。我壮着胆子回头追上去喊了一声“姜跃”，他站住回头呆呆地看着我，一声不吭，我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检渣货”他答道。我接着问：“你住哪？”他没有回答，朝我摆摆手。我赶紧掏出钱包把里面的大票（30元）全给了他，他满是污垢的手抖动着，接过钱忙往怀里塞，说：“我以后还给你”。转身走了。我站在那里头皮还是发麻，不寒而栗！后来我又在夷陵路、西陵一路看到他几次，见了我，他就装着没看见，埋着头走开。现在，姜跃大约50岁，屈原故里湖北秭归人，原湖北省航运公司枝城办事处工人。1970年代末期顶其父的职进入湖北省航运公司，先任驳船水手，后在枝城办事处任船舶理货工作，为人老实厚道，人很勤快，长得很胖，喜欢喝酒。由于单位工资低，工作20多年没有住房，长期与老婆两地分居。1990年代末期航运公司效益不好，实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2000年单位给他4000多元买断了他的工龄。他失业了，由于没有文化，体力也不行了，找不到活儿干。老婆与他离了婚，有一女儿跟他老婆生活。他从此成了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没有家庭，没有住房，没有职业，只能流落街头当乞丐。同年我也买断了工龄，从此我们就分别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出现在洛阳周王城广场的“乞丐”与出现在湖北宜昌市夷陵广场的“乞丐”联系在一起了。两个“乞丐”，一个命运。可以说，他俩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因此，我想，出现在洛阳周王城广场的那个“乞丐”，很可能也是一位从国企下岗失业而沦落的前工人，曾经的工人阶级的一员。扳着指头数，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各个群体中，只有受到公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残酷冲击的传统工人阶级，遭遇最惨，生活最穷，命最苦。“他们真苦、真穷、真可怜”，这是底层社会人们常说的话题，尽人皆知。自然，也会有“凤毛麟角”者“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创业小有成就或实现“再就业”，然而，在数以千万计的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中，绝大部分人被打入社会底层的“十八层地狱”，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这两个“乞丐”，是广大下岗失业人员悲惨命运的一种极端的写照。　　

洛阳周王城广场的那位“乞丐”，在穷困之极的境况下，却哭着要为建造毛主席塑像捐款。他的举动是有典型意义的，似乎也说明他曾经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广大下岗失业人员面临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在社会上受侮辱受欺凌的困境，抚今追昔，又怎能不感恩为人民谋幸福的毛主席、共产党呢？又怎能不无比怀念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生活蒸蒸日上的毛泽东时代呢？在当今社会底层，生活水平出现历史性大倒退的群体，只有在公有企业改制中下岗失业的弱势群体。且不说那些先富起来甚至暴富起来的富豪们，连一向被公认为生活最艰难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生活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当然，沦落成乞丐的下岗失业者毕竟是极少数，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多少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因条件所限根本就无法“从头再来”，根本就无法“再就业”，每日凄惶奔波，靠卖苦力蹭几天零工的，却是大有人在。试看街头擦皮鞋、扫马路、守公厕、搞绿化、卖小菜的人，甚至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含泪走进夜总会的为数不少的下岗女工等等，被社会视为“贱民”、受尽欺凌嘲笑的人，很多很多不都是曾经在国企或集体企业无私奉献、在企业改制中付出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代价的职工吗？　　

当今，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因为个人在文革中受了“委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文革口诛笔伐。对比广大下岗失业人员在私有化大潮中的悲惨遭遇，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仅有中学学历的下岗女工，曾简洁地“总结”了文革与改革：文革是知识分子的“改革”，改革是工人阶级的“文革”。她是通过自身体验，对比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两革”中的遭遇而做出的判断，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确不高；改革时期，工人的地位每况愈下也是事实。　　

我所尊敬的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是一个颇有良知的优秀作家，曾经采写了《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的坎坷命运。我希望冯先生用自己的良心，再写一部《一百个人的三十年》，社会底层的素材丰富极了，采写一万个人也非常容易。说实在话，受到私有化浪潮冲击而改变命运、陷入贫困泥潭的下岗失业人员，数不胜数，何止千万。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真实表现全国性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改制浪潮中工人阶级之悲惨命运的作品问世，文人们是被主流媒体蒙上了双眼，还是被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虚假盛世弄丢了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