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上）

围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已经持续多年口水战了。这桩公案处于很混乱的现状之中：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不对吗？修正主义者们也很开心的接受了这个观点，进而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到了近些年索性发展成“GDP崇拜”。作为对修正主义的反叛，崛起于90年代的“新左派”群体猛烈攻击这个论断，认为这是一种“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缺陷，同时把毛主席发动文革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勇敢行为。而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更是对此百般嘲弄，冷战时期就有位美国专栏作家说，我们为什么要跟苏联比拖拉机电视机的产量呢？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基础上的（大意）。　　

对于自由主义，由于立论，立场均不一样，在此我没必要与之探讨。重要的是跟同志们讲清楚“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而要描述清楚这个矛盾体，光指出矛盾两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够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更重要是讲清楚矛盾两极发生相互作用的媒介。　　

当年牛顿力学在解释“力”的传播时提出一种叫做“以太”的东西，它弥漫于宇宙每个角落，绝对静止，无质量，力在其中瞬间传递。后来表明以太是不存在的，于是“力”这个概念也作为局部真理被“场”所取代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分析一对矛盾体时，如果找不到矛盾体相互作用的媒介，那这矛盾体极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人为臆造的。所以如果我们无法回答“生产力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无法回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通过什么相互作用”的，那这个论断就很成问题了。

其实马克思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有一个叫蒲鲁东的论敌。马克思为了批判他专门写了很长很长的《哲学的贫困》。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因为在蒲鲁东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比如李嘉图，亚当斯密等，是比较愣的。毕竟他们还是讲事实，特别李嘉图还承认阶级的存在，尽管他们占有这些事实目的是为自己阶级辩护，但是表现了可贵的率直。可是蒲鲁东估计是给资产阶级穿衣戴帽的第一人。也许他本意不是如此，比如他还真的按照自己的理论成立了个人劳动交换中心，后来被法国政府查封了。但是他发展出来一套标榜“公平”，“工人解放”的学说却颇有迷惑性。反正我从马克思对他的批判中看到了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等的影子。正如爬行动物是动物从水生过渡到陆生的中间环节一样，蒲鲁东也是资产阶级学说从赤裸裸到如今衣冠楚楚的一个转折点。反过来，不妨把《哲学的贫困》看成是马克思在给我们现场直播水生动物爬到陆地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本文仅涉及到蒲鲁东给资产阶级穿上的众多外衣之一：“蒲鲁东先生确实力图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根据这个理论，生产奢侈品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社会有多余时间来满足某种奢侈的需要。至于这种论点的证据，　蒲鲁东　先生是这样说的：根据他的观察，生产量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化费劳动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第一，“生产”跟“需要”挂钩。第二，社会“生产”总是先易后难。蒲鲁东并没有直接为资产阶级叫好（否则就等同于前面的学者们，不值得马克思批判，甚至马克思还得认真学习-----对李嘉图就是这么做的）。咋一看很公允，可是蒲鲁东的不加定语的“社会生产”从来就是剥削制度下的生产。

对于第一点，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是这么说的。认为“效用”（对个人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商品价值。个中的唯心主义味道不言而喻，不过这不是本文重点。重点在于“效用”----为什么商品产量那么大，是因为“人”需要它，是因为它对“人”最有直接效用。从这可以看出，蒲鲁东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基础上，资产阶级就这样一件件穿上衣服成为绅士了。马克思是这样批判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 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 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是的。当今社会产生一堆超女比产生“企业家道德的血液”要容易的多，而后者恰恰是我们必需可怎么也得不到的。为什么资产阶级生产不出这样一种“效用”最大的东西呢？因为没有“利润”。这已经否定了蒲鲁东及其徒子徒孙们关于为了效用而生产的论断了。同时，蒲鲁东关注的是满足抽象的“人”的效用，而马克思针锋相对的提出到底满足的是“作为人的工人，还是作为工人的人”？最后马克思得到一个残酷而真实的结论：“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在这里，蒲鲁东使出两个障眼法，一是生产和需求挂钩。这是正确的废话----没需求还生产什么呢？既然是废话，那就无关宏旨；既然是正确，那就让人放松警惕。所以紧接着蒲鲁东坚决不提“需求”背后的社会成因，而描述成是因为商品能对抽象的人产生最大的效用，所以“人们”才需求。

这样精美的西装套在资产阶级身上正合身！他们宣称“供求决定价格”，所以你需求毒品，我就供给你毒品；你需求妓女我就供给你妓女；你需求童工我就供给你童工。。。。。。“商品是个天生的平等派”嘛！总之，效用决定一切，只要我们high到永远。。。。。。    

既然蒲鲁东认为生产是为了满足那个抽象的，没有罪恶的，没有悲欢离合的“效用”，很自然的他也把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想象成田园牧歌般的前进，所谓的先易后难---先生产必需的效用大的，然后有空余时间生产复杂的奢侈的。这就构成了他的第二点论断。

现代资产阶级同样认同这点。比如几年前上海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世界史部分，淡化革命与战争，改为介绍“科技，文化”的进展，据说这才是还原了“真正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历史课本给学生们描绘了一个怎样世界呢？没了阶级对抗，那就剩下河蟹了：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摩斯发明电报，莱特发明飞机，人类登月，“IBM改变未来”，“GE改变生活”-----总之，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尽管在愚民压力下，教科书夭折了，不过修正主义者很委屈，难道世界不该是这样吗？难道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吗？难道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断改进不是事实吗？河蟹社会还需要革命和战争吗？

我们再次看出，蒲鲁东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靶子，马克思真是慧眼识才。他敏锐的意识到自蒲鲁东之后必然诞生出繁茂的奇谈怪论-----蒲鲁东是资产阶级学说从真诚走向虚伪的转折点。于是他通过锐利的批判给后来人呈现出蒲鲁东主义这样一种前途远大的新物种。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　蒲鲁东　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 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防锈配方据说美国60年代才申请专利，可当时农民一把铁犁也难得。未来的人们也同样会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转基因主粮，可不少地区人们依然挨饿。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并非真空，也不存在能让其作用力瞬间传播的“以太”，他们相互作用的媒介就是“对抗”-----“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新技术的进展，进而生产力的发展只是让阶级对抗以新的烈度展开，而新的对抗促成了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手工磨”为何产生不了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因为靠天吃饭的生产力现状决定了被剥削者采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农民好歹还可以睡个囫囵觉，地主们的盘剥也受到限制。这样的阶级对抗烈度是产生不了工业社会的。“蒸汽磨”为什么产生不了国际金融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因为蒸汽技术的生产效率无法雇佣更多的工人，也就无法把劳资对抗带到全球，因此资产阶级没必要通过统一的信用制度，期货市场来协调在全球进行阶级镇压的行动。而只有随着生产技术的进展，财富的制造把更多的人卷入了与资产阶级对抗的行列之中，此时先进的通信技术让资产阶级拥有了能够协调行动的金融市场以有效控制全球生产。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扩散至全球。　　

“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相！　　

修正主义者信奉河蟹，所以“对抗”被抽走了，只剩下干瘪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教条；阶级斗争被掩盖了，只剩下“科技越发达，社会越美好”的玫瑰色的枷锁；辩证法被阉割了，只剩下“A决定B，B反作用于A”之类的形而上学的空洞逻辑。然而，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形同枯槁的说辞终究化为“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被工农的血泪所浸泡，所揉烂！

既要把握住矛盾的两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要把握住二者作用的媒介----阶级对抗，理解才算完整。在下篇，我们将依据这个理解，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各种矛盾”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