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对日关系还是搁一搁为好
对日关系还是搁一搁为好
上海 陈思中
日本历届首相不管鹰派还是所谓鸽派，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不惜对中国又打又拉，刺激挑拨中美关系，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渔利，菅直人还撺弄越南等国与中国搞侵占中国领海同盟！如此典型的务实外交，日本官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精神，与我们的高唱空洞的“友好”相比，实在是值得学习！日本在中国钓鱼岛撞我渔民后，我们的有关方面又开始释放关系改善的暖风和气球了。为什么这样没有毅力和骨气呢？为什么就如此急于改善什么中日关系呢？那个什么高层会晤就那样主要吗？实际上中日不是邻国啊，中国的邻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国——琉球国啊！而不是什么日本的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群岛没有主权，是美国私下把一个独立国家的托管权进行了非法转让！今后，对所谓冲绳一概称呼“琉球群岛国”！支持琉球群岛复国，让美国和日本交出来！
为什么急于推进什么战略互惠经济合作呢？你能占到什么便宜啊！为什么称呼日本右翼分子呢？分明是70%以上的日本国民反华嘛！这样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吗？广大的中国人民是瞎子吗？不是啊。把日本放在一边吧，只有好处没有害处，这是战略举措！严厉控制稀土出口！禁止出口日本，让他研制替代品去吧！冷却对日经济和贸易，控制日本在华经济活动和牟利经营！放弃幻想的东亚经济合作构想！日本的那几个臭钱就真的让我们的许多人士直不起腰吗？为什么如此无能软弱优柔寡断尾大不掉啊！ 中国要知道，中国与一些周边所谓邻居之间面临的，不是什么“钓鱼岛问题”（不存在东海问题），而是“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琉球群岛及其海域问题”；不是什么“南沙问题”（不存在南海问题），而是“南沙周边国家侵占中国南沙及其领海问题”！在概念上糊里糊、妥协退让、上当受骗万万要不得！
如果说日本的ODA及其贷款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的话，但真正原因还在于我们放弃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赔款。现在好了，不但要使用大量的日本制造，不但要按期还本付息，稍有不对，日本就祭起了债权人的优势地位，甚至连我们进行必要的核试验也敢干预了——我们放弃了那么大一笔战争赔偿权却换来受制于人，的确应该好好反思！国与国之交犹如人与人之交，你发财我可以不理你，但你没有因为发财而有权利颐指气使。发财人家为了垄断财路，是绝对不会自己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的，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日本否？既然旧账未偿，就应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本来，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巨大市场，可以想象日本离开中国市场的后果吗？日本拥有的技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渠道获得，这本来是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看懂的道理，我们为啥有那么深的日本情结而仍然高唱无谓的“友好”呢？
不管我们如何粉饰“友好”政策，也不管这种所谓的“友好”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老百姓就只看事实——到目前为止，应该由日本销毁的200多万枚化学武器一枚也没有销毁，眼看日本的拖延战术就得逞而溜之大吉，那么，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相关官员又是怎样放过日本人的？难道仅仅是它们会狡辩吗？难道为了与日本搞友好，就可以让这些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毒杀我们老百姓的化学武器存在下去吗？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顾还要坚持去与这样的民族搞“友好”，天底下有如此荒谬的道理吗？既然现在我们实行了各级工作问责制，我们的人民政府为啥不代表人民对主管这方面的高官们实施问责呢？2003年8月齐齐哈尔发生的日本遺化泄漏事件，死者生前那悲惨凄厉的叫声就是让鬼听见了也要潸然泪下，就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有啥理由还要放过日本人！既然有国际法在，既然与日本有相关的条约在，如果这些化学武器没有如期销毁，不管有多少“理由”（哪怕是有天大的“理由” ），其后果对中国人民也是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而负责此事的那些官员们也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后代老百姓唾骂！
如果说中日交往着重于经济“互利”的话，到目前为止，三流产品销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得到改变（销往中国的SK-Ⅱ与日本国内销的产品质量就是不一样，何来“互利”之说）！毫无疑问的是，日本的经济复苏全靠中国经济的拉动所致，但日本人在我们与东盟关系、大湄公河经济圈、安大线、蒙古资源、石油资源等等方方面面，哪一点没有日本搅局的行为？不仅如此，日本还卖力地与美国结盟对我国周边实施战略围堵，甚至不惜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日本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们却仍然死死的抱住“以德报怨”政策不放，我们的一些舆论却在大肆鼓吹“双赢”。如此愚蠢的信口雌黄究竟还要到啥时候才有个尽头？
我们不能仅仅逼住钓鱼岛，要勇敢地直接提出琉球群岛，还有小日本违反战败协定应追究其战争赔偿等反制措施，一定要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奉陪倭寇到底，必要时要有刺刀见红的准备。此外，必须清楚，钓鱼岛问题就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是日本利用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挑拨两边，获取最大利益！如果中国一定要抬个美国出来，用美国抓住中国领导人的心理，通过不断的虚张声势来吓唬自己，那的确是自己给自己找敌人，让日本和南沙周边国家渔翁得利。对美国当然要警惕，但不要感应过度而上了美国疑兵之计的大当啊！必须对日坚决斗争！
还有，不知道从啥时候起，我们的外交官发明了一个 “弱国无外交”的词汇，建国后30年，中国国力不强，我们没有外交吗？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力发展了，我们的外交强了吗？还有，即便是“弱国无外交”，那么中国就不搞外交了？就只有被动挨打了？事实上可能吗？人民答应吗？国际上有这样搞外交的吗？既然外交也是一种斗争的手段，我们为啥不换言之“弱国靠外交”而要自缚手脚的“无外交”呢？更荒唐的是：既然是“弱国”，却为啥又要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呢？ 如此迂腐的“清高” 在日本这类恃强凌弱民族身上派得上用场吗？占了“道义” 又怎样？在强权盛行的世界里，“道义”值多少钱一斤？如果日本一再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中国还不是被落得个“打掉牙齿往肚吞”结果？如果我们不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仍然与日本这个不讲诚信的民族“世代友好”和“战略互惠”（究竟什么是战略互惠？对中国惠在何处?)，那么终究要砸自己的脚，始作俑者也要留下千古的汉奸骂名。
日本政客仍然顽固的坚持否定“远东审判”和二战正义结论以及联合国和五大国联合制定的各类国际文件，还要进就是为处理战败国而设定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滑稽啊！但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如此典型的出尔反尔伎俩却在我们权威的官方媒体上不但没有如实报道，还曾经多次进行盲目“友好”和战略互惠、和平之海、友谊有意之海的颂歌，不仅“专家”和“记者”出面，连一些退休外交官员也不甘寂寞赤膊上阵大言不惭。这些家伙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中日的关系一再恶化，根本不是中国的责任！中国要和平、友好、发展环境以及近乎一厢情愿的战略互惠合作，日本给过中国吗？日本封建军阀式的国土领海侵略扩张观念从来没有改变和停止！从来就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遏制中国这个东亚最大好欺负国家的寄生和吸血！国家安全部门对于那些鼓噪亲日的北京某些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的薛某研究员，以及杭州师范大学曾经留学日本10年的杨际凯（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jikai.html）（http://www.zaobao.com/yl/yl101006_003.shtml）之流，是该好好的关心关心，别让他们荼毒舆论信口雌黄！在今天的中日形势和实质面前，这些之流的言论是多么危险和幼稚！当然，有些人也许压根就是蓄意，而不是幼稚！其背后有深意可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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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文章：
杨际开，杭州人，1957年12月生，1985-1994年留学日本，最终学历：东京大学博士课程。研究十九世纪末期的东亚国际政治，主攻晚清变法思想史，完成专著《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近年来提倡东亚大和解。现供职于杭州师范大学。
维持东亚和局是政治大智慧
（2010-10-06）
● 杨际开
读叶适为吕祖谦《皇朝文鉴》写的序二中有一句：（北宋）“渡江以前，百六十年余年而无事者，与二虏约合之力也。两汉及唐，不待与虏和而亦能无事，此其所以加以我一等也。渡江以后，亦且百年而亦无事者，亦约合之力也；一日不合，则不胜其事矣。安危之数，何可预定，存亡之机，必为厉阶，安石所不能知也；而必以纷更乱其俗，以大有为要其君，以祖宗百年无事为天幸而不足持，而不知其一旦有事而不可救者，职安石为之也。”（《习学记言序目》，下，页723）又读马一浮弟子乌以风《问学私记》中有：“先生翻阅《颜氏学记》，告以风曰：颜氏论学，全是暴戾之气用事，使其得志，必乱天下，颜氏推重刑公，不知刑公之败，其病根正在用智自私也。”（《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185）
今日“二虏”是日本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力于与日美的“约合”，特别是日本，这个在近代史上曾经重创过中国的国家，这向世人展示了和解高于仇恨，文明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如今东亚面临危机，意味时代将向仇恨压倒和解，主权胜过文明的方向倒退。鉴于两宋经验，可以说，维持东亚和局是政治大智慧，这取决于中国人民是否有和解高于仇恨的见识与襟怀，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有文明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眼光与公心。
我在《东亚局势的新变化》（《联合早报》言论版，6月10日）中已经提到，日本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以理想主义者著称，提倡用友爱的精神来处理国际事务，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但他在日本国内被目为不识时务，无法担当首相大任。果然，天安舰事件让他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菅直人政府接受鸠山失败的教训，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自己觉得，处理东亚文明内部的争端，需要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智慧。所谓道德，是说东亚文明整体的伦理精神，所谓现实主义，是说要在这个伦理精神的前提之上，顾及彼此的利益，建立互信互动体制。
中国才走了30年，还需要起码是70年的和平。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了140年才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非西方现代国家。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其实是一个中国与世界事物的整体关系，要有全局观念才会理解这一问题之重大。最后，我相信，东亚能否展示出一个超越主权争端的双赢办法，将意味不同于西方霸道的全球文明的出现，也凸显了东亚文明的厚重与智慧。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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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开：在历史的新起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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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际开 （进入专栏） |
2008年的中国是大喜大忧的一年。除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外，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起点。胡锦涛主席10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时，指出，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11月22日，胡锦涛在秘鲁首都利马会见麻生太郎，又强调，2008年是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年。11月21-22日在浙江余姚召开的中日朱舜水研讨会上，我与前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日本柳川市安东省菴显彰会会长立花民雄夫妇一行重逢，回顾了从2004年与立花先生相见，到2005年11月9日，德川恒孝先生来杭州师范大学作题为“寻回东亚古德”的讲演、天皇2006年的新年贺词以及中国与台湾进入和解、2008年迎来中日关系的新起点的历程，24日晚我去立花先生一行下榻的杭州潮王大酒店，把由我翻译，发表在台湾《鹅湖》2005年12月号上的德川恒孝先生的讲演稿与登载在同期上我写的《东亚和解之路从道歉开始》的复印交给了立花先生。 ( http://www.aisixiang.com ) 说到中日之间的对话与和解，日本著名文化评论家加藤周一一行2005年3月30日到清华大学与中国相关人员进行了民间对话（参见加藤周一《21世纪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2007），另外，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一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提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提出了“日本与亚洲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和解”的课题。加藤是从日本在东亚文明中的位置来审视中日关系的，我对大江文学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立言多从弱势群体出发，可能由此而产生出对亚洲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关心。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在日本留学（1885、1-1994、11）期间研究晚清东亚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问题关心是战争与和平。回国以后，目睹了中日关系由热变冷的全过程，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个时间标志，我当时正在日本，一夜之间，日本国民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态度就变了。而中国在1992年以后扩大改革开放的步伐的同时，又加强了对高校以及新闻、出版的“党的一元化”管理，甚至对具有博士学历的高校教师以及报社的主编、出版界的资深编辑的晋升必须要通过与本人学历与资历无关的官僚制定的考试，而中日之间人民对彼此形象的理解则按照日本不肯认罪道歉与中国实行“共产暴政”的思路，朝野之间都失去了可以对话的焦点。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2001年入杭州师范大学，给学生上国际政治的专提课，根据学生的感想，我写了《找到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通道——教师札记：在中国讲授国际关系》，（《东方》，北京，2002年12期），开始主张对历史的理解与宽容。文中，我提出了培育地方行政主体以及“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的问题。《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五集上收入了薛勇与金微关于《论语》的对话以及冼岩的《集权体制的高效与低能》与我在这篇文字的主体有关。薛勇也有一个与日本对比的视野，我觉得光对比还不行，日本内部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既是培养地方行政主体的模式，又是中国进入现代进程的文明内压力。如何把日本经验转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与方向才是关键的问题。后来我把的自己的看法通过与学生对话的形式，以《我的东亚国际国际秩序观》的名称发表出来。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4年8月26日我写了《化仇恨为宽容》的随笔，先父是在参见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的学生兵，我回国以后不久与日本女性结婚，先父是赞同的，他觉得，自己把宝贵的年华消耗在了战场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把仇恨延续给下一代。在这篇文章里，我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文明内战”的观点。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还有两本书对我思考暴力问题起了帮助。一本是英国人安德鲁•瑞格比写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一本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师威明德写的《全球化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前书告诉我，真相与和平比正义与流血更为重要。后书告诉我，暴力产于关系之中，所以要消除暴力，达到和解是要从产生暴力的关系着手，也就是要从产生暴力背后的思想去理解暴力的原因去思考和解与正义的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同年9月5日，我与立花民雄在浙江社会科学院相遇，与一行的座谈会内容已经整理为《立花民雄等与杭州师院座谈侧记》发表在《学术中国》上。前面提到的德川恒孝是德川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的第十八代家督，至今还作为武家的末裔参与宫中的仪式。立花民雄是柳川藩主的后裔。这样一个明治维新以后，因放弃了特权而享有荣誉的市民阶层也有他们独特的对战争的反思与东亚和解的思想。大家知道，明治维新是通过“废藩置县”完成由德川时代的幕藩体制向西方式的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而立花一行提出了“废县置藩”的构想。我当时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二是“废县置藩”的出路。立花认为，应该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分开来看，而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藩政是一种仁政。这两点对我都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 http://www.aisixiang.com ) 听了立花的讲演以后，我重新读《朱舜水集》，写了《鉴真、朱舜水与东亚文明》（《鹅湖》，2004年11月号），里面写道：“近代国家观念的退潮意味着在制度上日本从‘废藩置县’向‘废县置藩’的转变，而在思想上则意味着‘藩’、‘国’本位的儒家王道的复兴，这又是一个东亚整体在地方权力扩大过程中，走向道德更新的一体化运动。”其实，“废县置藩”并非一行的本意，而是他们在探索取代近代国家的道德资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对战争的反思，正是出于这种反思，才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已故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为首的九州市民团体所与浙江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的探访王阳明行踪的文化之旅，对他们来说，寻回失去的东亚古老的道德才是对战争罪恶的心灵升化。这样，一种不同于战前“大东亚共同体”的东亚和解思想露出了水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5年8月，我发表了题为《东亚通向和解之路》的文章，旨在说明，日本是东亚文明的海上据点，已经引领全球化的方向，昨天日本所过的路，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我在结尾处写道：“只要我们能像日本一样，把外压转化为文化的创造与环境的保护，就会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中国的边界在东部沿海是天然的尽头，越过这个尽头，东海也护育了日本这个东亚的海洋文明，接纳这一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的文明，也是对我们自己安全困境的超越，只要我们不再为军事上的安全所困惑，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比安全问题更重要的环境问题上了。和解不是遗忘战争的罪恶，而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安全情结，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共生，与不同文化观念的沟通。日本不能外于东亚文明，也就要对东亚的文化负责。”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5年11月，德川恒孝一行去绍兴参拜王阳明墓之后，来杭州师范大学发表了讲演，在讲演前，德川先生向与会者说：“我是抱着对日本侵略的追悔之心参加这次活动的。”这句话由担当现场翻译的钱明研究员翻译成中文。我在《东亚和解之路从道歉开始》中写道：“德川氏对战争的批判与反思是从日本背离儒家和平伦理的角度进行的。从这一视角的反思切入到日本国民整体文化心灵背离儒家伦理的层面，从而提出了回归儒家伦理，走向东亚和解的思路。”文中，我还写道：“巡回古德也就是在向日军侵略下的中国死难者致哀。这份心意已到，这是一个脱去暴力心结回归礼义人伦的过程。”这些文字是发表在《学术中国》上的《和解要从道歉开始》中所没有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我的日语启蒙老师黄源先生，据说后来收入到纪念黄源先生的文集里。我当时把德川氏的讲演稿电邮给《开放时代》，在网络版上发出来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想，回归儒家伦理的问题不仅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要面对的课题。汉娜•阿伦特的《集权主义的起源》也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阿伦特认为，二十世纪的集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中国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二十世纪的暴力也起源于这个运动，而消除这个暴力所留下的后遗症也当是人类的共同事业。而东亚文明内部的暴力游走对我们就更为感同身受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想来，安梧兄把德川氏的讲演稿在《鹅湖》上全文登出意味深长。作为新儒家的传人，同时又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敏感到德川氏讲演的意义。民进党在立法院败选，2008年3月27日，安梧兄给我寄来一首诗：“梦醒春雷震寒冬，迎来朝雨伴长虹；澄心余步掌中计，早树汉唐舜尧松！”表达了东亚文明面临和解与重生的喜悦。国共两党之争由来已久，但都是以是否“抗战”作为正当性的指标的，如今，在代表现代日本社会良知与良心的德川氏的讲演面前，两岸必须同时面对东亚文明的整体进程，于是，两岸的和解就进入了议事历程。这是德川氏在杭州发表讲演所始料不及的事。信息时代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两岸的和解不只是国共两党的和解，也是东亚文明和解的开端，其意义将展现出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冲突的新典范。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2005年下半年到现在，我写了《我看到了东亚和解的曙光》、《日皇2006年元旦致辞的世界法含义》、《东亚正在走向结构民主》、《东亚和解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要和解，不要暴力》、《大知大勇东瀛行——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有感》以及给学生方小娟同学的回信，从不同时间与层面谈论和解问题。这些文字都发表在《学术中国》上，后来王焱先生把《东亚正在走向结构民主》收入到《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六期的资讯栏里。我在东京大学的学术训练是用西方国家关于国际法的思路与逻辑来研究近代东亚的国家关系，最后发现东亚的国际关系有一套起源于《论语》的法与逻辑，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概念来套用。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既要对现实中的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的评论，又要进行学术研究，这些评论文字出于我对现实政治的关心。背后是有学理根据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东亚文明整体进程的角度来看，秦汉以后中国的皇帝制度发挥了权原的功能，而在日本演化出来的天皇则发挥了法原的功能，两者都是儒家政治伦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政治形态。皇权由“权”向“法”的功能转变是东亚文明史内部演进的结果。我在东京大学读博士课程时的指导老师平野健一郎把acculturation这个来自德语的英文词汇翻译成“文化触变”，中文翻译成“涵化”或“濡化”，这是美国费正清学派中国研究的分析概念，我觉得思考东亚文明的现代进程时，还是翻译成“文明触变”比较合适。东亚儒家汉化文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实体，面对不同文明的外来冲击，体现文明内部核心价值的中心地区也在不断移动。到清末戊戌政变以后，如梁启超所说“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权威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这也是内藤湖南文化中心转移论的出发点。问题是出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这个在东亚文明互动中出现的现代“中心”作为压制亚洲的资源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有经济与政治双重目的。经济目的是要获得巨大的资金加入西方金本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政治目的是摆脱不平等的条约体制，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研究条约体制的费正清认为，日本通过这场战争“阻止了西方列强继续干涉中国的努力，并完全打乱了东亚的强权关系”。伊藤博文在甲午战后指出，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东亚的事由东亚自己来处理的权益。这里面虽然已经含有争夺东亚霸权的味道，但也说明，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日本起到了促进东亚国家西化的作用。加藤周一至今希望“让东亚的国家自己去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的愿望与伊藤博文的东亚观是有连续性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而围绕朝鲜的独立所展开的清国与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又是一场东亚文明内部不同统治理念的文化战争，也就是上面所述“权原”与“法原”之间的内战。甲午战后，广东派主张抗战，而浙江派主张受和，辛亥革命以后，任第一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就是其中的一个。浙江派的理由是清廷参战，出师无名。宋恕把主张受和的主事者清末的国际问题专家杭州人陈昌绅比喻为力谏晋不可与楚庄争郑的随武子。 ( http://www.aisixiang.com ) 汤在1892年重订的《危言•变法》中就认为，中国的保守派嘲笑朝鲜的开化党（改革派），是五十步笑百步，宋恕也在同年向李鸿章进言变法。甲午战后，出自李鸿章门下的两个青年智囊宋恕与严复在甲午战后投入变法活动说明，他们也是认可明治日本的西化政策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孙中山向日本发出“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的呼吁背后，还是从文化目的论上认可明治维新的方向的。他把辛亥革命视为第二次明治维新。问题出在日本用西方霸道的方式来推行东方王道的理想。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象征天皇制是亚洲被侵略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这份东亚文明的文化遗产。过去的敌人所具有的目的性资源正是今天中国从事改革开放事业的终极目标与内在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从前的敌人携起手来建设一个新的亚洲。因此，我认为，东亚大和解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7年12月我出席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席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梅约翰教授对黄俊杰教授领导的东亚文明研究课题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如把东亚文明作为整体来研究，不同东亚文明中地域的人之间就会进行解释权之争，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对东亚文明的现代价值形成共识，这个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在这次会议的启发下，我写了《清末变法中的日本因素》（《二十一世纪》，2008年10月号），我认为，朱舜水东渡日本完成了从权原向法原的认同转换，其意义只有在全球化时代才能日益彰显。立花民雄先生认为，儒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说，我赞成这个说法，我想，东亚文明中人，大多会认同这一说法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这次中日朱舜水国际研讨会上，最引起我兴趣的是日本中央大学专任讲师铃木满子介绍的，当代日本大学生对朱舜水的读后感，其中有一个学生认为，朱舜水是东亚和平的一盏明灯。立花民雄的讲演“千古美谈——舜水与省菴师徒情谊”也与这一课题有关，立花先生告诉我，在日本，民族主义与自我认同是连在一起的，如今当民族主义退潮，自我认同的问题就失去了着落点，所以如何重建自我认同就成为社会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就与东亚和平有关了。立花先生还说，中日之间老是敌视是不好的，要通过对话沟通来达到相互理解与和解。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与立花先生的交谈对我启发很大，我向他介绍，浙江的改革模式是县市级有财政权而没有人事权，而广东的改革模式是县市级有人事权而没有财政权。他告诉我，德川时代，柳川藩的藩主住在江户（东京）向藩里的管家要钱，不敢说“钱”字，德川氏的统治术是把“权”与“钱”分开，不让商人有权，同时，又不让武士乃至藩主有钱。从东亚整体进程的史观来看，明治维新是有雁行效果的，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走向军国主义，但是二战以后，韩国、台湾利用日本殖民时代的资源发展资本主义，而朝鲜、中国、越南也利用从日本输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社会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东亚文明中的不同国家与地域又在认同民主上，开始走向对话与和解。而“权”与“钱”分离的日本经验仍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东亚和解任重而道远，通过东亚不同地域对朱舜水所保持的历史记忆，重读东亚文明五百年来的进程，会发现资于东亚和解的共同价值与重建东亚未来的方向。立花先生认为，朱舜水是民族主义的反命题，而舜水的近代命运却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来统治中国（包括台湾）。我认为，和解是一个社会工程，而启动这个社会工程需要同曾经是敌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相信德川、立花一行所保持的从德川幕府到明治维新，又从战后日本到全球化时代推动东亚和解的历史记忆会成为眼下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改革的有用经验。他们一行正在策划为期二年，分六次进行的探访王阳明行踪的中国之旅，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与和解之旅。与会者希望在舜水的故乡成立朱舜水研究会，我想，这关乎东亚文明安全的大义，对此，需要形成东亚文明中有识之士的共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看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说明，西方式民族国家典范在二十一世纪东亚国际事务中的危机，为战争的死难者致哀是想打破战后日美同盟的框架，为日本从道德原点上回归东亚文明寻找一点合法性资源。加藤周一指出“孤立的不安情绪，会促使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最近读了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感到战后日本的重建与东亚文明的归属之间出现了断层，这个问题在文化认同层面关乎人的主体性如何确立，所以，立花先生有“文迷”的感叹。在日语中“文明”与“文迷”发音是一样的。作为中国人，能否以宽容的心情接纳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日本回归东亚文明，关系到全球性的安全机制的重建。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二十一世纪初头的东亚和解进程中，以战争与和平为志职的日本的国际关系论专家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这说明，现实主义的西方主权话语缺乏东亚和解所需要的文明政治学的和平思想。东亚和解也意味日本的王道经验会成为我们进行社会改革的资源，如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落实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条款等，这样，改革就会促进和解，和解会使改革获得动力。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次在与立花先生的交谈中，他问及了天安门“事件”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因为这次“事件”，美国、欧洲与日本至今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制裁”。他看到杭州街面的繁华，感叹中国已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现在我们知道，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仍是近代中国急进主义的余波，然而，政治文明的课题还仍然存在。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近代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在不平等条约下渡过了近一百年屈辱的时间，当中国迈入改革开放之际，又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利用与高科技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把这一奇迹所积累下来的资源用于国内的行政改革以争取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平等待遇，关系到东亚文明整体的现代转型，日本不能置身事外。继续改革开放与东亚大和解是物之两面，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今年1月11日，我与近年来致力于介绍西方研究极权主义运动的孙传钊先生在杭州相见，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他对高校的极权主义化深表忧虑。其实，当今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也是二十世纪民族国家向极权主义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全球性的西方主导的政治典范危机，克服这场危机也需要不同文明与文明内部的和解，中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正面临通过和解来共同摸索全球化时代下的人类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全球性课题。（此稿为《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一期约稿而写）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9年1月17日改定于杭州洞霄宫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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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开：化仇恨为宽容 |
| 标签： 中日关系 |
| ● 杨际开 （进入专栏） |
每到8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人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忆起那场战争。在这里，我不想就其是是非非作出史学上的论断，就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谈谈感想而已。 ( http://www.aisixiang.com ) 父亲是参加浙东抗日救亡运动的老兵，去世前在病床上对我说，日本人把对美国强权的不满转嫁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当时不太能理解父亲的思路，但他确是以宽恕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后母经常讲起她“少年”时代作男孩打扮遇到一个日本兵的故事。这个日本兵曾说过，他妈说，只要你在中国不糟蹋饭子、字纸、女子就能平安回来的。舅舅是在南京长大的，他告诉我，“南京大屠杀”确有其事，死人的味道是很难闻的。而我生母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我自己在日本近十年，回国后与一日本女性结婚。后来才知道，她在十岁时曾遭到一流氓长达半年的性强暴。她说，她恨日本。我是说，一个社会在伤害其他社会的时候，从内部也在自我伤害。这样的伤害与被伤害的连锁反映是可以转换成对话、宽容与慈悲来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有时候，亲戚朋友会问起我对日本的看法，比如，德国总统下跪祈求二战受害者的原谅, 而日本非但没有悔意, 还把战犯祭起来。这是为什么？我妻也遇到过一青年的诘问:日本年号“昭和”、“平成”中藏有“刀”、“戈”，是不是还想发动侵略战争？妻惊得说不出话来。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上一代浙江知识分子多向往日本，视日本为东亚近代文明的中心，有不少人留学日本，受惠甚多。我的日语启蒙老师黄源先生在1973年听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并缔结了中日友好条约，马上就招集我们这些邻家失学的孩子开了一个日语学习班，把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学的日语知识传授给了我们。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在日本的研究课题是东亚的国际关系，对那场战争未曾敢忘怀片刻。在日本时就注意到，法国与德国在二战中虽然是敌对国家，但战后法国仍然恢复了战前那样的生活秩序并且成了反思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思潮的摇篮，而中国呢？本来就很微弱的知识阶层又遭摧残。法国人把仇恨转化成了对欧洲文化的反思从而提升了战争的意义。因此，德国总统也会作出向受害者下跪乞谅的表示，这是一个国家向全体犹太人的道歉行为。西方国际关系的惯例把战争视作是国家与国家的行为与个人无关。中国人似乎不能理解这样的看法。解放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他们成了冷战的牺牲品。 ( http://www.aisixiang.com ) 胡适认为“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胡适指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崇尚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的精神，这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尚武、极权形成鲜明对照。而实际上，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如艾青、雷海宗是把抗日战争视作中国民族复兴的契机的，与胡适的看法大相庭径。日本的法西斯革命家北一辉曾说过，中国革命是通过日本的精液受胎的。近代中日关系确实有过一段黄金时代。现在我们知道，五百年来中日间的战争是东亚文明的内战，既然是内战，战争的残暴可能更胜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暴力之后和解的方法是不同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父亲在人生终点时对日本的宽恕是要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升华为建设一个和平自由的中国的动力。历史学家黄仁宇建议说：“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日本国内仍有为二战歌功颂德的人，但“昭和”、“平成”里绝无刀光剑影是可以肯定的。大多数日本民众战后一直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如今的日本已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道标，有很多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他们已经解决了的。正确理解今天的日本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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