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冀宁：二十世纪阿尔巴尼亚剧变的根源、影响与启示探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纷纷丧失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在这些发生剧变的国家中有一个位于巴尔干半岛、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山国，它就是很多中国人似曾相识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

 1944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的逐步胜利，阿尔巴尼亚实现了独立和民族解放。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在战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使阿尔巴尼亚逐渐走向封闭，其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也逐渐僵化。由于问题积累过多，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是积重难返，五年“小步改革”也是收效甚微。1990年，阿尔巴尼亚终于搭上了东欧剧变的“末班车”，在西方世界“推翻阿尔巴尼亚这块欧洲最后的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的呼声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的剧变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发生剧变的原因是什么？剧变对阿尔巴尼亚和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剧变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和教训呢？本文将着重分析阿尔巴尼亚剧变的原因、影响以及给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教训和启示。

 1 阿尔巴尼亚剧变的基本根源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很多中国人似曾相识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当时，中国人民几乎每天都喊着“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毛泽东—恩维尔·霍查”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等口号，中华大地上几乎每天都播放着《宁死不屈》、《海岸风雷》等阿尔巴尼亚电影。如今，中国的土地上依然飘扬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而阿尔巴尼亚却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的剧变给当代的共产主义者们留下了深深的疑问：为什么一直以“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称的阿尔巴尼亚会发生政治制度的剧变？剧变的背后到底有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1.1 内政外交陷入困境 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总体布局大致可以分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大方面。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这四个方面能很好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则整个国家就会呈现出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局面；而如果其中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则国家就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性，会影响其它几个方面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引起政局动荡。而在剧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几个方面都已经是问题重重。

 1.1.1 经济体制僵化导致经济发展缓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主要的是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要考察阿尔巴尼亚经济的发展状况，就必须首先了解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概况。在历史上，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44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实现了民族独立；在1944至1947这三年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恢复社会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到1947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95%。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阿尔巴尼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全力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于1949年开始实行了一个两年计划和两个五年计划，到1960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此后，阿尔巴尼亚一连实行了六个五年计划。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建国初期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必要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主要以工业和农业为基础，各个经济部门基本上实现了协调发展、平衡前进。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到八十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形势照比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劳动党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恢复发展社会生产上，也没有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期间，阿尔巴尼亚国内产生了急躁冒进、不切实际的情绪和做法。1948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开始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即1952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要求：在“一五”计划结束时使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霍查还对阶级斗争形势做了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这些错误的理论、政策为阿尔巴尼亚今后不容乐观的经济发展形势埋下了伏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阿尔巴尼亚虽然与苏联交恶并且断绝了一切联系，但是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一直没有完全跳出苏联模式，几十年来在内部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高度的集体化；对外有很长一段时间严重依赖中国的援助，拒绝与其它国家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但是这一段时间却是阿尔巴尼亚有史以来人民生活最富裕的黄金时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实现粮食的完全自给。由于劳动党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阿尔巴尼亚从六十年代开始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理论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建立战斗碉堡，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到了八十年代前期，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极“左”化，农村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甚至个人财产都被没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城市相比，阿尔巴尼亚的各大城市没有高层建筑，没有热闹繁华的超级市场，更没有大型的酒店宾馆。经济体制死板教条、封闭僵化，毫无生气和灵活性，经济发展速度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是十分缓慢的。

 1.1.2 照搬苏联模式导致权力过分集中苏联模式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即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政治体制缺乏灵活性，缺乏监督机制，地方缺乏发展的灵活性。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也采用了苏联模式，阿尔巴尼亚把苏联称为它的“解放者和保卫者”，在建国初期全面倒向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还在1947—1951年五次访问苏联并会见斯大林（恩维尔·霍查一生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另一个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约瑟夫·斯大林），在他的回忆录《同斯大林在一起》一书中，他对斯大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联模式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制宪会议在首都地拉那召开，此次会议制定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年满18岁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部宪法从法律上确定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然而，苏联模式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历史时期。随着阿尔巴尼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模式逐渐丧失了活力，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探索，而是选择了继续固守正逐渐丧失活力苏联模式。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报告中对斯大林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很多兄弟党都对报告持保留态度；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三大”却宣布完全拥护和赞同苏共“二十大”的报告。这深深反映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追随苏联的“鲜明旗帜”和狂热心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1961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交恶，但是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在政治上仍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个人崇拜有增无减；恩维尔·霍查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一人拥有至少四个最高职位，个人完全掌握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而且很多职位是终身任职。在六七十年代的阿尔巴尼亚，行政命令甚至霍查的话语完全取代了国家法律，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经济、政治、军事方面都出现了所谓的“反党集团”，多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遭到迫害，有一些甚至被迫害致死（如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国防部长巴卢库等）。据外界估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阿尔巴尼亚因政治问题被处决的达45000人，另有90000人左右被关进各地的18个集中营、6个监狱和7个劳改营中。倒退落后的个人专断取代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个人崇拜取代了社会主义法制，“一言堂”取代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切使得阿尔巴尼亚的政治体制死板僵化、缺乏活力，人民无法享有许多应该享有的权利，严重的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尽管在风云激荡的1989年下半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了不许削弱公有制、不许削弱党的领导、不许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许削弱民族独立自由和主权的“四个不许削弱原则”，但是最终也没能挽救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

 1.1.3 文化政策高压导致社会生活单一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文化浩劫”席卷了整个阿尔巴尼亚。1965年12月，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树立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决议》，揭开了“思想文化革命”的序幕，之后不断掀起“革命”高潮，在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大搞革命化运动。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穆斯林众多的国家，首都地拉那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是穆斯林，“霍查”这个词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就是伊斯兰教中“阿訇”的意思。在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宗教采取了尊重的态度，保留了全国各地的宗教场所。然而“思想文化革命”开始之后，宗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一切的宗教活动都成了非法的活动。全国各地的宗教场所被关闭，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关闭了2169座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并于两年之后取消了一切宗教节日。这种完全否认历史传统的行为和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消灭宗教的做法自然无法得到宗教信仰者的拥护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文化政策的高压必然会导致社会生活单一化。在六七十年代的阿尔巴尼亚，官方的政治机构管理了一切，政治细化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民间的和半官方的社会组织数量几乎为零，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人民的社会生活更是少之又少，只有烈士节、五一节等节日的游行和纪念活动以及一些重大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五十年代初的地拉那民族烈士大街傍晚散步活动也在六七十年代销声匿迹。这种违背规律、压制人性的做法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1.1.4 对外闭关锁国导致在世界上落伍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人民政权不予承认，多次试图颠覆阿尔巴尼亚国内的社会主义政权；阿尔巴尼亚也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基本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期。然而，随着“冷战”的加剧，阿尔巴尼亚的对外交往道路越走越窄。从1948年开始，阿尔巴尼亚与唯一交好的邻国南斯拉夫产生了分歧，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在南斯拉夫脱离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两国几乎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和民间往来活动。从此，阿尔巴尼亚在地理上彻底孤立（当时阿尔巴尼亚与希腊没有外交关系）。 1960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在此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961年，阿尔巴尼亚和苏联乃至东欧国家的关系彻底恶化，苏联撤走了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专家和一切援助，甚至还撤走了“下嫁”到阿尔巴尼亚的苏联妇女（此举拆散了许多阿尔巴尼亚的家庭）；1968年，阿尔巴尼亚当年宣布正式退出苏联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阿苏关系的恶化体现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精神、反霸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成为“苏联老子党”麾下的“儿子党”，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是断绝与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一切交往也给其外交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从此，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彻底孤立。在此之后的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两党两国之间建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派去了许多的专家；从1954年以来，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然而在七十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向中国索要援助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超出了其本身的消化吸收能力。从1978年开始，中阿关系逐渐恶化，进入“寒冷的冬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不断在各种场合攻击中国党和政府，两国虽然一直没有断交但是已经几乎没有了什么交往。从此，阿尔巴尼亚在世界上彻底孤立，与世界各国几乎都断绝了正常的往来。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是客观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对外封锁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导致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减少，无法与其它国家取长补短、竞争比较，自然也就无法吸收利用其它国家的先进之处。无论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无论是周边国家还是距离遥远的国家，阿尔巴尼亚都不与其交往，而是始终以“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居，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这不能不使阿尔巴尼亚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落伍。经过几十年的封闭，阿尔巴尼亚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真理向前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这种封闭孤立、“又红又专”根本无法防止外部思想的传入，相反却为政治制度的剧变提供了土壤。

 1.2 苏东局势波及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改革浪潮也波及到东欧地区，在东欧各国中引起了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国际反共势力乘机兴风作浪。这种动荡的国际局势在外部给阿尔巴尼亚注入了一支“催化剂”。

 1.2.1 苏联的影响 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民主改革”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可以说是吹响了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剧变的前奏曲。 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执政13个月之后病逝，新任总书记、时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在经济上大力推行改革，但是由于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没有触动僵化的经济体制，所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两年后，他开始实行政治改革，改革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为指导，主张在民主体制里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公开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还在国家内部各个领域大力推行“多元化”，削弱苏联共产党的权威。由于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迅速向东欧地区扩大。这股“民主改革”的风潮最终也影响到了阿尔巴尼亚。1990年，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二战”之后最大的难民潮；1991年，阿尔巴尼亚终于没能顶住这“改革的西风”，在西方世界的一片叫好声中红旗落地。

 1.2.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波及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在东欧国家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各种政治思潮迅速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大肆泛滥。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东欧地区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社会动乱，政治制度先后发生根本性变化，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这种国际形势不可避免地对地处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阿尔巴尼亚在这种“全盘西向”的国际形势中终于没有顶住资本主义的压力，成为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最后倒下的一块多米诺骨牌”（没有选择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除外），最终转向了西方世界。 1.3 西方国家和平演变 阿尔巴尼亚发生政治制度的剧变，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甚至最重要的外部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东线向法西斯德国不断推进，解放了东欧的大片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地区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自从“二战”后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之后，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敌视的政策，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对抗。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反共的演说——铁幕演说；1947年，美国总统抛出“杜鲁门主义”，宣告了东西方“冷战”的开始；1948年，美国开始在西欧各国实行以其国务卿马歇尔命名的“复兴欧洲计划”——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借以控制西欧国家；1949年，美国和西欧多国在军事上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和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形成了对立。此后直到1989年12月的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的几十年中，东西方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采取“和平演变”战略，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势力渗透。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没有培养好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终于在大约第三代人的时候抛弃了社会主义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不断渗入，很多青年人对现状开始不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地拉那霍查大学（现已取消“霍查”名称，改名为地拉那大学）打开了阿尔巴尼亚这个“东欧革命的尾灯”，那些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碉堡最终没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2 阿尔巴尼亚剧变的影响 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主体，世界上每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阿尔巴尼亚虽然在地理面积上是一个小国，但是作为主权国家和地处巴尔干半岛战略要地的国家，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化在其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的剧变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2.1 经济崩溃 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阿尔巴尼亚“仿佛换了人间”，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全国都陷入了混乱、失控的状态，这种内斗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8年时间。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社会生产大受摧残。 1991年夏天，阿尔巴尼亚红旗落地，政治制度发生了剧变，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很多都被投入监狱；几乎与此同时，原有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剧变之后，阿尔巴尼亚也和苏联及东欧各国一样开始使用“休克疗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原来的国营工厂、商店都转成了私人所有的产业；在国内的各大城市，大大小小的地摊逐渐多了起来；在农村和山区，很多人把六七十年代修起的碉堡据为己有并进行开发；与此同时，外国商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到阿尔巴尼亚做生意，外国商品也大量流入阿尔巴尼亚国内，但大部分都是来自欧洲的旧货。1992年夏天，阿尔巴尼亚开始放开市场价格，商品开始提价。据统计，有12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分别上涨了4—5倍，而且实行定量供应：城市居民每户每月食糖1000克、食油700克、面条500克、大米500克、洗衣粉350克，农村定量还要低。这种经济状况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学生上学甚至都没有课本；在山区，很多山民甚至要靠救济才能生存。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已经到达了崩溃的程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动摇必定要引发上层建筑的不稳定。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全国不断酝酿。

 2.2 政局动荡 在政治制度剧变之前，阿尔巴尼亚实行劳动党一党执政；剧变之后，阿尔巴尼亚国内党派林立，政局一直处在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中。1997年2月初起，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发罗拉接连发生群众抗议活动；执政的民主党当局对群众的抗议活动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调集了大批警察和军队进行镇压。1997年2月底，发罗拉市民与军队发生冲突，愤怒的市民冲进位于发罗拉的一座军火库，抢劫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抗议随即演变成为武装动乱。随后，暴乱风潮迅速在南部各个沿海城市蔓延，南部多个沿海城市陷入了动乱的枪声中。 3月，动乱又开始向北部蔓延，全国各地的军火库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抢劫，一个又一个地区被反政府武装控制；武装动乱很快扩展到首都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全国陷入内战状态，政府失去了作用，将近一年多的内战使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又遭到了一次“大洗劫”。阿尔巴尼亚发生武装动乱之后，国家总理菲诺紧急组成新政府并向欧盟求援；1997年4月，欧盟多国部队在得到联合国授权之后进入阿尔巴尼亚平息了暴乱，使阿尔巴尼亚的局势稳定下来；同年6月，在阿尔巴尼亚议会大选中，以社会党（前身是劳动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获胜；7月，社会党总书记迈达尼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社会党主席法托斯·纳诺成为共和国总理，新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历史也是具有惯性的，局势没有也不可能因为新政府的产生而彻底稳定下来。1998年9月，反对党民主党的主席、前总统贝里沙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企图再次夺取领导权。民主党煽动地拉那市民上街进行游行集会活动，鼓动市民与政府、警察和军队进行对抗，刚刚稳定的局势又一次陷入了混乱。面对严峻的局势，社会党政府反应迅速，调集军队稳定了局势并与反对派进行协商谈判，局势才重新稳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这种稳定只能是表面的稳定，根本无法实现彻底的稳定。政治的不稳定必定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多年的政局动荡使阿尔巴尼亚的社会生活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阿尔巴尼亚人民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3 社会混乱 政治制度剧变之前的阿尔巴尼亚，虽然在社会生活上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丰富，但是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虽然没有大型酒店、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但是其整洁的街道、宽阔的斯坎德培广场以及雄伟民族历史博物馆无不体现出阿尔巴尼亚的国家特色；而且，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也没有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国民的道德素质也比较高。而剧变之后的阿尔巴尼亚，原有的法律、纪律、秩序很多都被废止或打乱，原有的社会公德也不见了踪影，基本已经没有了治安，打砸抢烧、买卖枪支、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很多人纷纷非法“移民”国外。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很多不法分子浑水摸鱼，开始了疯狂的“假集资”和“洗钱”活动。而1997年至1998年的政局动荡更是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这持续数月的严重武装动乱中，拥有300余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共有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其中儿童伤亡近千人；数万难民逃往国外。而动乱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还远远不止这些。进入新世纪，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势稳定了，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渐渐趋于稳定。但是这时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已经和社会主义时期有了很大的区别。由于动乱留下的“后遗症”，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了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犯罪分子甚至意大利黑手党的活动据点。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不存在的抢劫、偷渡、走私甚至街头仇杀、黑社会犯罪时有发生，其社会秩序依然非常混乱。 2001年11月，曾经担任新华社地拉那分社的中国记者王洪起采访了恩维尔·霍查的夫人奈奇米叶·霍查。霍查夫人在谈话中提到：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阿尔巴尼亚那般自我破坏得这么严重；因为当局走错了方向，所以阿尔巴尼亚是混乱的，连面粉都要进口。这句话真真切切地道出了21世纪阿尔巴尼亚的“稳定”状态：不稳定中的稳定、形式上的稳定、根本动摇的不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稳定。

 2.4 靠拢西方 阿尔巴尼亚发生社会制度的剧变之后，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靠拢，在政治上完全倒向了西方，惟美国马首是瞻，在科索沃战争中成为了“北约”的帮凶；在新世纪竟不顾中国反对接收了五名“东突”恐怖分子，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此时的阿尔巴尼亚，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高大形象，已经完全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跳梁小丑”。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向西方世界靠拢，也将给巴尔干半岛、欧洲以及世界的局势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2.4.1 在科索沃战争中协助“北约” 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末（1999年）的美国和“北约”一场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73天的空袭行动。在这场战争中，由于与南斯拉夫的历史纠葛，阿尔巴尼亚成为了美国的“大兵营”，尽力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供帮助。在科索沃战争前后，美国对阿尔巴尼亚重新进行了武装，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此之前阿尔巴尼亚军队一直使用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援助其的武器装备）；科索沃战争之后“北约”部队便一直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从此，阿尔巴尼亚不断向“北约”靠拢。一个几十年把美国作为死对头的国家，一个几十年一直反对“帝、修、反”的国家，一个曾经自称“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纪之交竟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便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叹。

 2.4.2 不顾国际准则接收五名“东突”恐怖分子 2005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击败社会党左翼联盟成为阿尔巴尼亚的执政党。民主党上台伊始就开始大规模改组政府，把加入“北约”作为主要的目标。2006年，为了换取美国对其加入“北约”的支持以获得“北约”的“入场券”，阿尔巴尼亚接收了由美国送出的5名“东突”分子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政治避难场所。消息传出，很多中国人为之愕然，人们在惊叹之余发出疑问：为什么会是阿尔巴尼亚？答案其实很简单，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反对霸权主义的伟大精神，而已经堕落为追随美国的“国际政治小丑”，为了追随美国、加入“北约”不惜支持国际恐怖组织以换取美国的信任。在阿尔巴尼亚接受5名“东突”分子之后，美国当即表态支持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阿美背后的政治交易暴露无遗。阿尔巴尼亚不顾世界和平而支持恐怖组织的做法既给中阿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对全球反恐产生了消极作用。

 2.4.3 2009年加入“北约” “北约”，全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参加国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主要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的联盟组织，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标志。 2009年4月，阿尔巴尼亚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第27个成员国。至此，阿尔巴尼亚在政治上完全靠向了西方，完全成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北约”的势力范围再一次实现了扩大，美国的势力也在巴尔干半岛扎下了根。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将使巴尔干半岛本来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将给欧洲的和平态势甚至国际的和平态势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3 阿尔巴尼亚剧变的启示 一个曾经最“红”的国家现在变得“雪白”，一个曾经自称为“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最终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而转向了西方。转眼之间已经二十年，面对阿尔巴尼亚的剧变和整个东欧地区的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有的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人积极探索其它的道路，更多的人在挫折和低潮中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也有很多的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的剧变到底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和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走怎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避免重大挫折？当今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巨大挫折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又如何呢？

 3.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领导人民全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阿尔巴尼亚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却始终没有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心任务和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大修碉堡以“备战”，政治斗争几乎成为了阿尔巴尼亚的唯一生活主题，为了政治上的“全红”不惜收走农民的自留地和自养牲畜，严重破坏了本来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更加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建设的忽视导致阿尔巴尼亚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在世界上也大大落伍了。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长时间得不到提高最终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使人民最终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失去了信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而不去发展经济、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只能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根基，使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处在一种“共同贫穷”的状态，江山变色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中心位置，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

 3.2 在政治上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就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相结合。

 3.2.1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组织，不是封建王公或大资本家的家族。既然是组织而不是家族，遇到问题就必须依靠组织来解决而不能只听从某位“家长”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组织中除了党章规定的权力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不允许有任何特殊权利和利益，更不允许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一言堂”和个人崇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建国之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形成了对恩维尔·霍查的个人崇拜，霍查担任了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等多个“最高职务”，霍查的指示成为了“金科玉律”。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再也不见踪影，“一言堂”和个人崇拜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在霍查的晚年，其多疑、猜忌、顽固、专制的作风暴露无遗，大搞党内政治斗争，给劳动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等多方面都带来了巨大损失。

 3.2.2 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称“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终把德意法西斯淹没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然而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却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意志渐行渐远，政治优势在几十年中逐渐减退，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的形象也开始打折扣，最终失去了人民的信任。1990年阿尔巴尼亚发生大规模学潮的时候，首都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上拉倒霍查铜像被拉倒，首都文化宫前“光荣属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巨幅标语被拿下；种种现象表明：劳动党已经失去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是关乎政权兴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封建统治者和资本主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要为民着想；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先锋队，更要把“为人民服务”当成唯一宗旨，共产党（有的国家称为劳动党、工人党）人是站在人民群众之中的而不是站在人民群众之上的，在优秀程度上要高于人民但是在政治地位上要低于人民，也就是说人民是主人而共产党人是仆人和勤务员。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的关系。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恰恰是违背了群众路线这条基本政治路线，甚至堕落成了仅仅代表自己的政治集团，最后甚至在本党内部也产生了分化。在阿尔巴尼亚剧变期间，到首都斯坎德培广场上保卫霍查铜像的仅仅只有一些老游击队员。没有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权基础就被大大削弱，劳动党成了“无兵司令”，红旗落地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这样才能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

 3.2.3 坚持依法治国原则法律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法律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包括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四个部分；法律一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就成为了国家意志，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不能违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阿尔巴尼亚国内俨然成了“封建的统治集团”，以政代法的现象非常严重。党的政策取代了国家法律，党的领导人违背宪法原则、大搞政治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法律在阿尔巴尼亚已经形同虚设，很少有人再去执行和遵守。党员和本阶级的成员自身都违背了党和所代表阶级的整体意志，那么人民群众就更没有办法去遵守了。这就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滥用特权、贪污腐败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自然也就失去了权威的保障。堡垒最怕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己埋葬了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

 3.3 在文化上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当今时代，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如果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比作一座大厦，那么生产力（经济）就是大厦的地基，文化就是大厦的承重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承重墙毁、梁塌屋倒。从古至今，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地处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宗教传统浓重的国家，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在阿尔巴尼亚都有很多的信徒，其中以伊斯兰教的信徒最多，全国70%的人都是穆斯林。另外阿尔巴尼亚国内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阿尔巴尼亚族，也有少数人口是希腊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虽然没有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那样博大精深，但是也有着许多的风俗传统和一些文化名城（如中部文化名城爱尔巴桑、南部古城培拉特等），其历史也非常的悠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之后，在首都地拉那市中心修建了斯坎德培广场、民族历史博物馆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建国初期，劳动党还采取了尊重宗教的政策，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然而，从1965年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开始了“思想文化革命”，取缔了一切宗教思想和宗教言论，还强调学校教育和文艺都要实行“革命化”，确保文艺作品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力量；并且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外国的古典剧作。这对于有着浓厚宗教传统和丰富文化风俗的阿尔巴尼亚来说明显是不适合的，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反感，更无法团结信教的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国家，从而把本属于自己的力量推出去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必须要一元化，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但是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否认、消灭一切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搞社会思想的“一元化”，更不能试图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和传统风俗。消灭传统文化进行精神禁锢是很危险的，大禹的父亲鲧就是因为采用堵塞的办法治水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中国历史上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在造成中华文化巨大损失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大力挖掘、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发扬先进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采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扬弃”态度，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根置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在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扬本民族文化。

 3.4 积极开放的同时抵制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 阿尔巴尼亚在独立后初期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也没有马上断绝与西方世界和周边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的关系。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以及民族问题、意识形态等多种多样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先后断绝了与美国、西欧各国、周边邻国、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的外交关系，外交道路越走越窄，在世界上走入了完全的孤立与封闭。阿尔巴尼亚不仅拒绝参加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也拒绝参加1976年和1984年的两届奥运会；不仅拒绝官方的对外交往也封锁民间的对外交往。这种孤立封闭给阿尔巴尼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使阿尔巴尼亚无法吸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也无法与世界各国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更谈不上借鉴外国的长处来发展自己，从而使阿尔巴尼亚在世界的发展潮流中逐渐落伍，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劳动党的主要领导人却认为自己国家是“光荣的孤立”，恩维尔·霍查还以“独自一人反对全世界”为荣而自我夸耀。这种孤立封闭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也没能堵住西方思潮的传播，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最终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洪水猛兽般地冲进了阿尔巴尼亚并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大肆泛滥，社会主义的红旗终于飘落在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处在与其它国家的紧密联系之中，各国都有着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是忽视了普遍联系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才采用了闭门造车的政策方针，才最终葬送了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闭关锁国只能使自己落后于时代，每个国家都应该积极与其它国家进行交往；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只有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打开国门、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并参与国际事务，利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来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各国“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外开放不是照搬照抄，更不是妥协投降或者无原则的让步，所以在外交上坚持对外开放、积极“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要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和演变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而开始的。1917年，就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对苏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俄国联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三年左右的武装斗争，以正义的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打退了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实践从苏联一国扩展到了欧亚多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力度也随之增加。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在美国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铁幕演说”。在随后几十年的对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热战”，但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却一直在进行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内部的变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没有顶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阿尔巴尼亚也和东欧各个国家一样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剧变，由一个“又红又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一片雪白”的国家。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很多共产党（劳动党）人受到了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在意识上形成了“信仰真空”；有很多共产党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道德沦丧，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作风；有些国家、有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竟堕落为为自身谋利益的利益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有些领导干部堕落成为“党棍”、官僚甚至老爷大人。在1949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共产党人应以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崇高信仰，应以“为人民服务”为自身奋斗的唯一宗旨，除党章规定的权力之外不应该有任何的特殊权力和任何特殊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国家，应该积极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落后的价值观，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不良现象，拒绝资产阶级腐朽价值观的腐蚀，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使社会主义的红色堡垒从内部“土崩瓦解”。

 3.5 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社会发展的道路不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世界无产阶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到底还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必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空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劳动总有一天要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物质产品总有一天会实现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人的精神境界总有一天会极大提高；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努力奋斗和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追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特点，各个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会也不可能相同。目前世界上的主权国家有194个，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其它六个大洲，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自然、人文特点，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每个国家也都有着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较早，生产力较为发达，在政治发展上属于早发内生型；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逐步的发展之中，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发展上属于后发外生型（多借鉴性）。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发展方式和政治发展道路都不能死板教条地推行到其它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搞“输出革命”，都不能干涉它国内政、颠覆它国政权或在其它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指手画脚充当别国的“教师爷”。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都不是唯一的或一层不变的，都需要由各国的人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世界各个国家最终将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殊途同归。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者一步到位。共产主义的实现也要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种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违背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也经历很多次的曲折反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将不可避免地经历许多困难和曲折，不能因为暂时的曲折就看不到光明的前途。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两个“绝不会”鲜明、精炼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道路的曲折性。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而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也就是说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与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还是适应的，所以资本主义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而不会很快灭亡，所以国际共产主义的实现还会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发展是新事物替代旧事物的过程，是具有前进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历史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违反的必然规律，所以社会主义的前途、世界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欧洲某些国家（如瑞典、挪威等）已经具有了很多的社会主义特征，成为了“粉红色”国家。所以正如李大钊所说：未来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阿尔巴尼亚，这个很多年长的中国人似曾相识的国家，这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走了一条和中国非常相似的道路的国家。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来说，阿尔巴尼亚是“真正的朋友”，是“东欧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是“宁死不屈的海岸风雷”；对于当今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是世界上最“红”的国家。而如今，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消失，由“红得发紫”的变成了“一片雪白”。阿尔巴尼亚的红旗落地并不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但却雄辩的证明了封闭僵化、死板教条的体制的失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违背了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同时又忽视自身的政治建设，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的红旗飘落了，“东欧社会主义的明灯”熄灭了，“矫健勇敢的红色山鹰”坠落了。阿尔巴尼亚在“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更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从阿尔巴尼亚政治制度的剧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本本”出发死板教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走封闭僵化的道路，忽视对党自身的政治建设只有死路一条，最终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只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路线方针，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显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不断促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封闭僵化是老路，改旗易帜是邪路，停滞倒退是死路，盲目冒进是弯路，实事求是、科学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康庄大路。阿尔巴尼亚乃至整个东欧地区以及苏联的政治制度剧变只能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巨大挫折，但并不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经过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