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工会，一个并不遥远的共同体

义乌工会，一个并不遥远的共同体

东方早报记者  赵岚

有的时候，义乌市总工会大楼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会觉得这里似乎并不太像是工会。“因为在中国工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工作呢？”
这里常常的情景是，在接待室内，不仅每天拨进来的热线电话响个不停，而且那些前来求援的民工也几乎从没间断过。而隔壁的办公室内，工作人员的桌上总是摆着厚厚的劳资纠纷材料，他们说，“是这样的，旧的还没完，新的又已堆积如山了。”在档案室，那些装满卷宗的柜子已经完整的占据了几面墙壁……
义乌市总工会现有35名工作人员，但正是这个团体却承担着义乌市每个镇、街道以及各类企业总共2460家基层工会的组织工作，承担着203357名工会会员的维权职责。
而这些会员，他们绝大部分是外来民工，用总工会主席陈有德的话说，“许多还是刚洗脚上田的农民。”
今天，他们要是被老板拖欠了工资，发生工伤事故要求资方补偿，或者集体被无理解雇等，他们都要走进义乌工会这幢陈旧的大楼向这里的维权中心求援。

的确如此。位于义乌市保联西街的这幢总工会大楼自建成以来，一直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了清静闲散的半个多世纪。像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会一样，一杯茶，一只烟，或者一张报纸，就是它过去几十年光景的全部。
但从1999年起，这样的光景开始打破。新来的总工会主席陈有德拒绝再让义乌工会甘当“花瓶”。
1999年是个什么年头呢？那时候，义乌人每天一见面就在讨论一种叫做“新经济”的东西。因为此前一年，即1998年，义乌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进行改制，实行“三买断”政策，即现在通常说的买断工龄、买断资产、买断改制企业土地使用权。
义乌的“三买断”政策在当时尚属全国首创，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改制后，义乌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上变成股份制企业或个体私企。而且它的职工构成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最大后果是，像无数个体私企一样，源源不断的外来民工开始成为了这些工厂内新的“产业工人”。
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使得义乌工会开始寻找自我突围的路子。陈有德认为，股份制企业和个体私企等非公经济成为了义乌当时主要的经济形态，以前的工会主力军中的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变化，而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入了工厂，并成为生产链条上的中坚力量。工会变革势在必行。

“先求所有，后求所属”
1999年6月，在陈有德的领导下、包括工会组织部长刘云方、“义乌工运研究”主编葛海有等在内的组建班子来到义乌市北部的苏溪镇开始试点工作。
之所以选择苏溪镇，主要是因为这里繁荣的小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是新的劳资关系产生的集中区域。
那时，苏溪镇工厂林立，私有经济十分活跃，堪称中国义乌小商品城四大卫星镇之一，该年底的一项统计显示，那时聚集在这个镇上的个体私有企业就达632家，并吸纳了2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这使得这里劳资关系复杂、劳资矛盾突出，1998年，还曾发生过200多人为讨工资集体上访的事件。工运在这里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状态，正好在这个时机让它落地生根。
同时，选择苏溪镇作为试点另一个条件是，这个组建班子中许多人都曾在苏溪工作过，而有些还是土生土长的苏溪人。其中，陈有德在任职总工会主席之前曾当过苏溪镇党委书记，葛海有曾在这里教过十多年书等，组织部长刘云方也曾在镇上工作过，这不仅使得他们对苏溪镇的情况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展工会组建工作他们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
陈有德说，“那里的工厂基本是外来民工，我也是出身于农民，此前在镇上的几十年也是跟农民打交道，他们所想所求，我是很熟悉的。”
一般情况下，政府人员的工作原则是，法与制度放在第一位，在法的前提下再来讲理。但工会却不同。葛海有说，“工会工作首先要讲究感情投入，然后再才讲道理。”
他说，“工会工作本身就是群众工作，群众基础自然十分重要。”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和条件，1999年6月，工会试点人员来到了苏溪镇。随后陈有德首先找到镇政府，寻求支持。后来又通过镇政府拉上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供电所、信用社、土管分所等单位，每个机构出一名人员，编成四人小组，每个小组由工会人员具体指导，然后带上《致苏溪企业公开信》、《工会法》以及《怎样组建工会》等几样东西，在苏溪镇上依片区进行挨家挨户地走访。
在3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向苏溪镇上的民工讲解《工会法》，甚至还进入企业老板的家里去宣传组建工会。葛海有解释说，“之所以拉上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这些机关单位，因为考虑到它们中许多都是对企业具有制约作用的，主要想借用他们的一种力量来宣传和组建工会。”
葛海有介绍说，其实，试点行动有充分准备的，工作组所带的几样东西也是经过工会事先思考过的。
为什么要发一封针对全部老板的《致苏溪企业公开信》呢？葛海有说，这个由工会牵头，由苏溪镇政府、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十几个机关单位，联合向苏溪镇企业发出的公开信，主要内容是的借用当地政府和机关的力量促成企业老板组建工会。
这样一来，这个工作小组里面“有法的指示，也有情感的投入”，因此，苏溪镇的试点很有效果。3个月后，苏溪镇几乎所有股份制和个体私企均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

对于苏溪工会组建模式，后来曾致力义乌工运理论研究的葛海有说，当时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先求所有，后求所属”。
这八个字，葛海有把归结为义乌工运发展的首要经验。他说，“义乌工会以这种模式开端，是基于工会自身的特征，它没有行政权力，因此，必须‘借力’，先把架子搭起来，以后逐步完善它的属性。”葛海有补充说，“到目前为止，义乌工会也仍在完善之中。”

产业民工  草根维权
实际上，义乌工会首先在苏溪镇开花结果，当时还有一些重要的客观促成条件。
上世纪90年代小商品经济已经在义乌获得了蓬勃发展，苏溪镇是其中一个典型，生产规模化使得这里迅速形成了“产业民工”聚集的“洼地效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开始大量涌入。
其中一个例子是，到2000年时，仅安徽省定远县一地来苏溪镇上务工的民工就已达9000人，分布在这里的400多家民营企业内，为了方便，有的民工甚至将“家”也从定远搬到了苏溪镇，后来他们还建立“华立民工子女学校”，不仅使用安徽本地教材，还把安徽本地教师也聘请过来，学校的规模从开初的300多人，后来发展到900多人。
巨大的民工涌来，加上不规范的用工因素等，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里的社会稳定，并滋生了一些危及社会的帮派团体。
一直以来，由于信息的无序，中国农民工就业的方式十分盲目，大多基本上以“亲连亲，互帮互”的团体就业形式。在义乌也是如此，后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日益扩张的带有浓厚地域性的自我保护势力。据悉，2000年前后，苏溪镇的胡宅、蒋宅两大村庄，外地务工者数量就超过本地居民，每村多达8000余人。在此情况下“老乡抱成团”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苏溪镇上近万的安徽定远人很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权威中心”，当地人称他们为“定远帮”。起初，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麻烦和纠纷，在苏溪的定远人于是就自发选出了一个有威望的“掌门人”来解决他们的“麻烦”，比如，由他出面讨回被拖欠的工资等。而作为条件，这9000定远人每人每月则要交纳10元钱，作为处理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各种“麻烦”的保护费。
　　后来，只要是定远人，无论他们是在打工中遇到的劳资纠纷或是生活中遇到的个人难以解决的“麻烦”，“掌门人”都可出面“搞定”。
而这样发展的一个后果是，只要是定远人，最后成了“有理也得赢，无理也得赢”的局面。以前民工怕老板，现在甚至出现了“老板害怕民工”的反常现象。
像“定远帮”一样，那时在义乌许多工厂内的产业民工自发的草根维权力量，十分普遍，而且爆发力粗野，不仅企业常常感到自危，后来当地政府也觉得，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
 “而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劳动者流动频繁，职工队伍不稳定，集体跳槽现象很严重，对个私企业稳定生产带来了严重威胁，不少企业老板随时都有失员停业的危机感。” 曾参与苏溪工会试点的葛海有描述说。
他认为，义乌工会首先在苏溪镇开花结果，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对此情况，总工会秘书长陈灏说，“义乌当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如果工会不去占领，就会产生一些帮派组织去占领。”

“新经济工会组织”
“4人工作组”在苏溪3个月的深入调查与宣传后，镇级联合工会的组建开始卓有成效。绝大部分企业都组建了工会，而且25人以下企业（许多是家庭作坊）还一起建立了联合工会。1999年底，苏溪镇在这些企业工会及联合工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苏溪镇新经济组织工会联合会”，这是镇一级的重要基层工会机构。
“新经济”就是当时对新兴勃发的各类非公经济的称呼。它极大的改变了义乌的社会面貌。在苏溪镇试点推广收到成效后，2000年义乌市总工会起草文件，通过义乌市委的名义下发，“新经济工会组织”以副市长为组长，司法局等都有人在领导名单中，然后通过市委将《新经济工会组织实施意见》下发到全市，义乌工会工作全面铺开。
这仍然是“先求所有，后求所属”的基本思路的进一步实践，由于有政府等权力机关的推动作用，因此，许多地方很快都像苏溪镇试点一样建立了联合的基层工会。
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以前被称为是‘官办工会’，是由上到下组建的。现在我们自己去搞宣传，发动职工，然后跟企业主谈。”
他说，“由于工会主席带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因此在许多企业内，民工们的参与积极性很强，又是发表演讲，又是直选，而当选者也知道以后该为谁说话了。”
到了2002年初，经过一年半的发展，先后有2737家企业组建了工会，义乌工会新格局开始展露。
2002年底，总工会将这2737家企业的基层工会进行了整合，最后的基层工会数量减少为1600多家。而为什么数量会减少了呢？葛海有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根据具体工作情况，对有些企业的工会进行了整合，主要是规模比较小，一般在50人以下企业，大量进行组建联合工会。”
而这在当时之所以成为一种必要，是因为基层工会人数少，规模太小，许多工作难以执行。整合后，义乌基层工会在50人以上的企业占543家，共有职工2，003，357人，其中国家税收500万以上的非公企业职工为1，701，706人。
义乌工会进入了工运史上的新时期。

“工会维权，义乌模式”
1999年“新经济联合工会”在义乌全面展开。“先求所有，后求所属”的工运发展思路，极大地突破了在新兴非公企业中发展工会的“瓶颈”。
一项对比数据是，1998年原来公有制企业加入工会的480多家，非公有制企业只有34家，而苏溪试点后不到一年时间，整个义乌市组建工会的非公企业就增至1900余家。
这个庞大的工会组织网络构建起来后，2000年3月，义乌工会又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成立“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当时称之为“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
陈有德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中说，“在公有制经济领域，工会与行政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同一主体利益内部的配合，支持和辅佐关系；而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工会和行政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谈判和妥协的关系。”
陈有德说，“鉴此，工会必须明确自己的服务主体，寻找最佳的服务载体，才能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维权中心这个新诞生的载体，因此成了义乌工会进行工运实践的重要方式。
实际上，近几年来，在产业密集的义乌，各种劳资纠纷、劳资矛盾十分突出，并由此引发的“绑架老板”、“焚烧厂房”、“集体上访”等社会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弱势群体盲目非理性的反抗方式，常常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维权中心成立后，很快就将此前民工自发形成的“草根维权”纳入到法制途径来，苏溪镇上势力庞大的“定远帮”和江西“开化帮”也被成功地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并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
其中，在义乌的“开化帮”“掌门人”汪升利，还被推选为维权中心联络人员。2000年10月至今，汪升利曾先后17次带领老乡来维权中心求助，并每次都获得妥善解决。
以前，人们说，“工会是一只公鸡，毛是好看的，叫是会叫的，”但是实际作用呢？他们就不说了。以前，也有人说，“工会是把晴雨伞，用得着的时打开，用不着的时候拉起来。”
的确如此。但现在义乌工会正在打破这种光景，维权中心的“24小时维权热线”开通后，这里忙碌异常，后由于人力不足，总工会又从社会上招聘了七八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来进行专职维权工作。
但具体困难总是接踵而至，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说，有时候，一位民工就只为讨回两三千元的工资，弄得他有时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交纳诉讼费了。
2004年6月，工会组织了一场为弱势民工的募捐活动，并募得了1.9万元，工会随即将这部分资金作为困难民工的“诉讼费垫付基金”。
民工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但一个现象是，通过工会和老板打官司，一般民工都得赢。十分谙熟工会工作的葛海有引用了人们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天下只有老百姓那里有道理。而且，老百姓也只剩下了道理。”
而一个好的情势是，常常出庭为民工打官司的维权中心秘书上陈灏说，很多次，诉讼费也一般是由工会先垫付，等官司了结后，案子胜诉了再还回来。但如果多宗案件一起发生的时候，诉讼费巨大的缺口就不好解决了。
 陈灏说， “诉讼费垫付基金”开始滚动运行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有17位民工受益了。
    通过维权中心这个载体，义乌工会将其20余万会员纳入到“合法反抗”的当代工运中来。5年来，“工会维权”共受理民工投诉案件3104起，办结2832起；其中，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13起，阻止群体性恶性事件28起，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892.03万元。
    陈灏说，比如“诉讼费垫付基金”等，事实上，乌工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始终以工会维权为目标。葛海有说，要说模式，这就是义乌工会的模式，“要想有地位，必须先要有作为。”

机制更新，扩权博弈
    初生之物，其貌必丑。实际上，义乌工会一开始也是充满艰难。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说，不用讲外部反应如何，去苏溪镇试点之时，就是义乌工会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人对此表示并不理解。
    而工会维权一开始，就既有劳资方面的维权，又有安全健康方面的维权，也有政治民主权利方面的维权，其内容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
以前，传统的工会工作方式“以会议代工作”是家常是便饭，如果要开展活动，接下来必然是没完没了的会议；或者就是“统一组织，统一活动”，然后往往是“一个活动反复搞，一个形式上下套”。
陈有德说，要改变这一现状，做到真正“有所作为”，必须要面对重重困难，推动机制更新。2000年春节刚过，市总工会引进两名法律专业人员，并按“一不三定”（不增加编制，工作联系定点，定调研内容、范围和课题，定帮辅对象）新机制实施。
之后，3月20日，义乌总工会又挂牌成立了“法律顾问室暨工会法律援助中心”，这是义乌工会进行维权的重要载体。
谁知刚一出来，就当时马上被义乌当地司法机关告知，涉及“法律”两字，都要主管部门审批。这时，工会只好出面进行交涉，但毫无用处。很快，市政法委派人来敲掉了“维权中心”这块的牌子。
工会在扩权的过程中不得不同各方开始博弈，在遭遇迎头痛击之后，陈有德利用自己是金华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全市人代会召开时据理力争，经过四次拉锯战，在多方利益的博弈中，最终，市民政局批准通过成立维权协会，工会以社团协会的方式继续对产业民工进行维权实践。
陈有德说，“不打不相识”，经此之后，义乌工会和义乌市司法局等机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起来。而且工会维权过程中的诸多纠纷案件和与司法局还不时进行过合作。
但是，它和义乌市劳动局的关系却没有那么顺利。2004年，义乌工会曾开展的“亦工亦学”活动，也因“侵犯”了当地劳动部门的利益，而被责令逼迫停下来。
    这个活动是工会组织的，针对中西部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外来青年务工人员，他们通过白天上班，晚上由工会组织进行高中课程学习。是一种送“教学上门”的服务，其学费由企业和个人承担一半。
但很快，义乌市劳动局令其停顿，原因为“不具备劳务培训资质”。陈灏说，这可真的很糟糕，职工培训是工会的几大重要职能之一，而且已经写进了《工会法》。同时，他们已经同教师、相关企业以及四川、河南等地来的青年务工人员等几方都签订了协议。但义乌市劳动局直接给参与培训的企业下发了罚单，责令其立即停止。
像这样工会要开展活动，则不可避免地要与一些行政职能部门产生摩擦。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保护民工权益的活动也只好停下来。”
由于义乌需求很大的劳动力，义乌工会去年曾通过成都市工会和重庆丰都县工会等对口单位，引进了一批劳务人员，经过多方艰苦努力，在2005年春节之后，在这批务工人员启程赶往义乌时，义乌市劳动局发现后，也是以不具备劳务输送与引进的资质而被“紧急叫停”。
葛海有说，一个现实是，在所有社团及权力机构中，工会是弱者，在所有法律中，《工会法》也是弱者，经常不被“依法行事”。
虽然遭遇了各方力量的冲突与纠葛，不过，更多时候，工会却是勇敢的往前面探索。它们不时机的与新闻传媒合作，扩大自身的影响，启动“社会大维权”，将社会力量纳入到工会维权的网络中来。更重要的是，现在义乌工会在创新意识和不断作为下，已经声誉鹊起，并赢得了社会尤其是义乌7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广泛认可，人们亲切的称之为“老酿舅”。
 
“产业民工”与义乌工会
农民工进入了工会，并成为其主要力量，这是义乌工运的新内涵。
2005年5月，在义乌市总工会保联西街的办公室内，葛海有向记者阐释了他对新时期工会的思考。
“我现在基本接近退休年龄了，以前在中学教了17年的书，后来又在工会上干了十多年。”葛海有说。但他却认为，“自己这辈子，也基本上是在陈有德主席领导工会工作的这六七年内，才将自己的潜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出来。”
作为《义乌工运研究》的主编，葛海有一直参与陈有德领导的义乌工会在苏溪试点工作及后来的维权工作等，同时也一直致力于从理性上探讨义乌工会的新出路。
葛海有说，当代工运必须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廓清工会在时代新的职能内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使得农民工日渐被纳入到现代化大生产的“产业链条”中来，实际上，义乌工会所吸纳的17万多非公企业中的会员，基本上都是农民工，总工会主席陈有德形象地称他们为“刚洗脚上田的农民”。
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这正是当代工运所面临的新内容。
“以前工会的对象为在国家地位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而今天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必须包含处于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产业民工。”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
农民工成为工运的重要力量，因此必须要研究他们所思所想，要研究他们的群体特征。
义乌工会在一年多时间内所完成的250多篇调研报告显示，与之前的中国工人阶级相比，农民工从“单位人”向“自然人”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制度性的缺陷以及文化知识水平的不足，他们成为今天社会中突出的一类弱势群体。
第一， 干工人的活，却没有工人、会员身份。有20%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在工厂、在城里务工十年，甚至20年以上，但因为户籍在农村，没法获得正式职工身份，永远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式工人、工会会员的同等待遇。尽管表现再出色，也得不到应有的任用、培训、升任，谈不上在单位的政治地位。
第二， 同工、同劳，但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农民工基本上没有节假日，常常要加班加点，每天平均劳动在10小时以上，多的甚至日工时超过16小时。
有的农民工干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到头来企业主、包工头跑了，分文无得，什么都被打水漂了。义乌工会法律维权协会所调查的上千案例中，有85％属于工资打水漂的问题。
    第三，劳动管理、劳动用工存在歧视。因为劳动用工的市场化、企业的自主化，不少农民工只要有活可干就上，往往被业主随意左右，任务压得重，工资压得低，乱收押金，任意克扣。

不仅工作上如此，而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极为不乐观。

其一、农民工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无法真正获得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即使像义乌这个号称“没有围墙的城市”，外地农民工依然无法与本地职工相提并论。失业了，得不到失业救济；生活困难，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疾了，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负伤了，致残了，意外事故发生了，也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抚恤。
其二、名义上为新一代产业工人，实际的主人权力和地位都受侵害。据调查反应，在许多国有和改制、转制企业中，城、乡两种户籍身份的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完全不同，管理方式也完全不同。据对建筑业、商业、市场、餐饮服务业调查，城市户籍的工人越来越少（约占5％），而农民工却日渐增加，并呈大变动、大流动之势，很多农民工体力消耗差不多了，该涨工资了，却被辞退了，单位又找了几个年轻的农民工。
其三，社会不承认，摔包袱，农民工思想落差大。农民工得不到社会的真正承认。例如，目前很多大城市在计算人均GDP时，就没把农民工的数字算进去。另外，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把青壮年劳动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的老者退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了农村，这是一种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方式，也是城乡差距在拉大，贫富差距在拉大，内需差距在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年来，城市的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普遍提高了，但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反而呈下降趋势，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也在降低。

    制度的歧视和利益的侵害，使得农民工身上的无理性反抗行为在今天的生产过程中大肆发生。葛海有把发生在义乌的由劳资纠纷演变而成的绑架老板、焚烧厂房等频繁的社会暴力事件，称之为“弱势群体的公开文本”。
     他认为，由于找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农民工在遭受极端不公正、走投无路时，最容易孤注一掷，引发暴力事件。而解决这些长期积累而得的劳资矛盾，政府将之称为排除“定时炸弹”。
葛海有说，工会组织诞生200年来，一部工人运动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史。今天，这些主体阵营处在非公、合资、外资等一些粗加工企业的、正在演变成新一代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产业民工，怎样在当前的条件下更大程度地维护他们的权益，这成为了当今工运的基本职责和重中之重的内容。

劳权关系新研究
同时，要认清工会在新时代的职责，廓清它在时代新的内涵，还必须要更新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劳动现象”的认识视野。
葛海有认为，在市场经济、科技革命、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等因素下，中国社会劳动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
今天它的基本构成包括，首先是直接参与到劳动过程中，并相应地付出体力和脑力，做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的“劳力形态”，它也是当前最活跃的劳动现象。其次，还包括拥有一定社会文化资源，并以此参与创造财富的科技形态，同时还包括市场形态、管理形态、服务形态和网络形态等。
劳动形态的变化，这也是当今工运面临的新内容。而社会实践表明，劳动是可以转化为资本，劳动权益的积累是可以转化为所有者权益。因此，工会对民工劳动权益的基本保护，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葛海有认为，通过维护好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知识和技能得以不断提高并积累一定的财富，就为劳动者转化为财产所有者或由较小的财产所有者转化为较大的财产所有者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也能为进一步维护劳动者的所有权益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葛海有说，从发达国家来看，进入20世纪以来，工会活动已从劳动关系领域扩展到产权关系领域，开始维护劳动者的产权利益了。
这表现为，首先，一些国家，工会在宏观层面积极推动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第二次分配，使得劳动者在获取其工资收入的同时，实际上分享到了一部分利润；其次，工会在微观层面，通过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推动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职工持有本企业股票，使职工参与企业产权管理、直接拥有企业产权，并因此而获取一部分企业利润。
尽管，当前义乌工会的重心仍然没有转移到产权领域来，葛海有说，“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表明，那就是，把工会仅仅限定在劳动领域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实际上，义乌工会1998年188家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就有600多职工走向社会自谋职业，并大部分实现了“三买断”政策。由于传统工会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对在这次职工的劳动产权的损害毫无作为。
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引发的劳权关系变化给工会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传统以单位为本位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否应该向社区、行业的单位组织形式过渡？又该怎样担负起新的社会维权使命？
西方工会的历程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所有制的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与此同时，它也有力的说明了劳动力已资本化，它与金融资产、房地产、物质生产资料等被视为产权内容，劳动者向企业投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劳动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他们不仅付出了劳动，也付出了青春、希望和再选择的机会成本，因此不但应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应该获得产权收益。
在新的劳动现象中，由于产权关系和劳动关系既是两种不同的，又是两种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经济关系，因此，工会在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应该既是有所区别的，又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离开了土地，而在城市又一无所有的农民工来说，保护他们劳动权益的积累，最终将可以使之转化为所有者权益。

并不遥远的“共同体”
　  2005年1月，义乌电信的100多名职工在企业改制被解除原用工合同后，再度上岗。不过与以前不一样的是，他们虽然还是在原单位上班，但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却不是向电信公司直接领取，而是从义乌市总工会领取。
   这批职工由市总工会下属“沃克培训排遣服务中心”负责管理，包括重新给它们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档案，替它们交纳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在内的等5类保险，还给它们提供新的教育培训等。
    浙江电信上市后，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改制。而以前义乌分公司100多位职工将解除原用工合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再度上岗。而且在重新上岗之前，还在这批职工之间首先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样一来，事实上这些民工就成了我们工会下面的职工了。”义乌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协会秘书长陈灏说。
而按照合同，电信方面必须每月向总工会支付这些职工的工资，还要存一个月的工资预备金，然后再由总工会发给职工。该公司一负责人表示，虽然这样一“折腾“，包括各种保障在内，公司每年要因此多支付出100多万元，但他说，“而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真真切切的为我们卸下了一个包袱。”
义乌工会向进行劳务派遣的模式在电信义乌分公司获得成功之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航、中国邮政、浙江电力集团等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工会模式”。
没人能否认，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像浙江电信义乌分公司一样，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向工会“购买”劳动力。
同样，也没人能否认，在未来，工会最终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共同体”，它不仅直接给我们发工资，交养各类保险，而且还给我们提供社会教育和技能培训。它保障我们的健康与安全，培养我们的价值认同，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启发我们的民主意识，在越来越广泛的意义上成为“我们的组织”。
今年1月25日，义乌市总工会就为那里10多家小企业代买了175张火车票，顺利的完成了这些小企业没有达到规定人数而想购买团体票的愿望。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比喻，义乌工会还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做得更细节。实际上，依据陈有德他们的构想和有关的《工会法》精神，目前义乌工会所做的还只是它未来规划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随着非公企业工会组建的完成，专业市场工会组建已摆上议事日程。义乌现有9个专业市场，共有个体工商经营户（摊位）24352家，个体工商经营人员48704人。
 这些五花八门的行业工会的逐个建立（目前已有几个行业工成立会），在某些时候，每一个它们都将更具有决定性或者关键性的意义，比如，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影响着全球人穿棉织T恤的问题，会无意识中影响着全地球人是否使用打火机的问题。
又比如，目前剑拔弩张的中国纺织品出口的贸易矛盾问题，实际上，她们真的可以直接坐在欧盟的对手们面前，对他们说yes，或no。
如果说，义乌工会作为一个未来共同体，目前还只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比喻，那么在现实面前，它的确也显示了某种让你惊异的经济实力。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每个加入工会的事业或企业单位，前者每个单位每年要交纳400元会费，后者交纳800元会费，个人会员年度会费为20元。
另外，像对电信义乌分公司进行劳务派遣一样，每个这样的公司都得向工会下属的沃克中心支付每人每月25元的管理费和10元的工会活动经费。
如果按义乌工会现在的规模，在全市24个局、镇（街）工委中，基层工会共有2460家，职工会员203357人，而这个计算的结果最终将会让你感到真的不可思议。
实际上，这只是在义乌，在中国的一个小小县级市的情景，如果我们再将义乌工会的情景放大些，那么，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个未来共同体的存在不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