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文化乱弹琴——与骆驼闲聊
宇太:文化乱弹琴--与骆驼闲聊
骆驼:先生,我一直瞎琢磨,人,到底是啥玩意儿。
宇太:凡是在地球表面,可以直立行走的动物,除了猴子、大猩猩、乃至偶尔能直立的个别动物,便统称为人了,人,有这么简单么?我为人被如此简单化,感到悲哀。
骆驼:先生又多虑了,有啥悲哀的?都沒人悲哀,就你悲哀,累不累?
宇太:人是有大小的,人是有高矮的,人是有是非的,人是有美丑的,用直立行走这样一个最表层特征,抹杀人的种种区别,是不公平的。我们每个可以叫作人的东西,都该扪心自问,我是人吗?我配是人吗?我是哪路人?我这样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假如我这种人的存在,沒有正意义,而只有负意义,就应改造自已,争取当个有正意义的人。如果连这样的反省都沒有,岂不堕落为地道的行尸走肉了吗?
骆驼:好了,不说这个了,什么你都思考。您说今天石家庄有个“前沿讲坛” 邀请你,你沒去,过几天北京再次举办“前沿讲坛”, 还要邀请你,显然这是全国性的、巡回普及性的,先生怎么打算的?去应邀吗?
宇太:还沒决定。我对这些临时邀请的东西,向来不够在意,浮燥的社会,一切为了赚钱的社会,让我怀疑一切,轻视一切,09年我被中国什么什么乃至各省一大堆机构弄了个“百強企业教育家”, 还在奥运村给我发了奖牌、奖状,挺体面的,也挺好看的,这是我的弟子参与运作的,我本人对这种东西是持怀疑态度的。改革三十年了,我不认为中国企业家找到了北,也不认为中国学者找到了北,更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找到了北。中国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乃至党政界,普遍存在着找不着北的问题。
骆驼:为什么找不着北呢?关键在哪里?
宇太:丢失了毛泽东及其主义,这是根本,看起来花里胡哨,都沒根,沒根的东西,都是站不住的,都属于小聪明的范畴。
骆驼:先生所说的小聪明,确指什么?
宇太:所谓小聪明,是表面看起来聪明实际上犯傻的那种,是沒根基的聪明,表层的聪明,用我们老家人话说,叫“浮灵”。
骆驼:能举例子说明吗?我还是不大明白。
宇太:比如人的价值,小聪明和大聪明是两个价值范畴。你说朱军,算不算个人才,应该算,但算个什么人才,只能算个“浮灵” 范畴的人才,因为干他那个事儿无非是心灵嘴快,即兴挑逗,无须太高的智商,也沒有太大的难度系数,只须把小聪明玩成熟能生巧,就可以了。但钱学森就不同了,你要把原子弹送上天,天知道要付出多少实实在在的心血和代价。要说鲁迅,中国人知道的是少数,要说朱军,几乎家喻户晓。说明什么?说明小聪明打败了大聪明吗?不能,朱军死了就拉倒,而伟大的鲁迅则永垂不朽。如果中国人连大小聪明都看不透,同样是一种悲哀。有人把某些领袖和毛泽东混为一谈,哪里是一回事?
骆驼:所谓“前沿讲坛”, 先生怎么看?什么才是地道的“前沿”? 叫“前沿” 就“前沿” 了吗?
宇太:任何“揭杆而起” 的新兴产业,都会弄些好词儿,整个动听的名字,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前沿,只要朝这方面竭诚努力,我看就可以了。所谓前沿,应该是最进步的前哨,是抽出的新枝,是发出的新芽,而不是陈谷子烂芝麻。
骆驼:新枝,新芽,说起来轻巧,从哪儿抽新枝,吐新芽呀?
宇太:首先有个基础问题,旧的你都沒整明白,怎么吐新的?要吐新的,我想无非两个方面的来源,就是毛主席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改革三十年,这点做的并不好,百家讲坛基本上都是讲古的,大多是照搬历史资料,再编帜成古代故事,然后用来吸引大多数傻瓜听众,到底提供了多少“今用”?不能说沒有,但少得可怜。有的“今用”,是坏“今用”,于丹讲读《论语》心得,她那个“心得”,是什么性质的“心得”?是小资情调,是忍字当头,毫无阶级立场,是包括她自已在内的小资产阶級对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麻醉剂,听她忽悠,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当了杨白劳,当了白毛女,都应该沒啥说的,因为她小人家自已小日子不错,年轻轻的当院长、出大名、拿大钱、受大宠,所以要维护稳定,強保和谐,保持格局,呼悠人民爱咋咋的,随遇而安,死了拉倒。实际上,她是个学者戏子。好多读者居然排长队买她的书,签个名就激动得不得了,就差叫老佛爷了,有那么严重吗?于丹绝对是个有悟性的并有几分可爱的小女子,但也只能小女子,哪有那么严重?中国学者有几个有好心眼子的?不多。有,但大多是不出名的人,因为不会出名的,沒有人給他们开绿灯,阵地都是资产阶级和卖国贼乃至后门儿控制的。再一个,“洋为中用” 了吗?用倒是用了,可用的都是人家扔了的破烂儿货,好的一样儿也沒用上,诸如,美国官方向来保护美国人掠夺外国人,你用了吗?你是宁坑害中国人也要保护美国人嘛,宁丢国土不丟和谐嘛。毛泽东讲究的,是国际主义,是帮助穷小国家,构筑“第三世界”, 形成反霸联盟,推进世界公道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帮助美国为虎作伥。还有,真的假的,人家也是通过“竞选” 上去的,你用了吗?照样儿还是传旨的干活儿嘛,有内定或私定的意味嘛。所以,官方或体制内加封的任何东西,我宇太一律不愿承认,倒是人民加封的东西我承认,官方乃至任何单位给我的光荣称号我都不会在乎,但人民加封给我的东西,我会特别重视,为啥?那是民意,难道还有比民意更高贵的吗?就是我的博友夸我封我,我也会认为很有含金量,因为肯定是看了我大量文章,这叫说话有根据,再一个,彼此不认识,这就沒有了后门儿的嫌疑,所以应该重视。有些留洋的,西边儿的糟粕理论自已还沒整明白,就照搬给中国人了,出了一帮子王明博古,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古为今用,用的不好,洋为中用,用的更糟,所以,中国到现在也上不了正道,找不着北。
骆驼:还有个历史问题,毛泽东理当比朱德伟大,但为什么叫“朱毛” 而不叫“毛朱” 呢?
宇太:朱德率八一南昌起义残部上井岗山,是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组建后朱德是军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在战争年代,军事一把手当为一号首长,任何部队,政委都是居次位的。你这是受了政治上排座次的毒了,排位不一定体现客观价徝。俗话说,強宾不压主,朱德是投奔毛泽东的,不是毛泽东投奔朱德,但毛泽东必竟不同于王伦之辈,不但不警惕朱德及其部队,还推举朱德为军事统帅,如果象梁山那样坐交椅,成了朱德是第一把交椅,毛泽东是第二把交椅,由此,我们可以再次领略毛泽东的伟大胸怀。只要对革命有利,坐不坐第一把交椅不是主要问题。在这点上,毛泽东与宋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宋江是只要有利于招安,坐不坐第一把交椅无所谓,而毛泽东则是,只要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星火燎原,坐不坐第一把交椅无所谓。毛泽东和宋江还有一条不同,宋江是架空晁盖,窃取了梁山的实权,才使宋江思想成为梁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沒有也用不着架空朱德,而是主动与朱德协调配合,形成铁板一块的“朱毛” 定势,完全是因为自已智慧超众,自然而然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井冈山的指导思想和井冈山的山魂。
骆驼:先生就是有独见啊,参加了大半辈子的政治学习和党课,也沒听过这种让我爱听的课。
宇太:咱们俩,有啥说啥,真上党课,是不是这么说,恐怕我也得琢磨琢磨。正是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形成了“朱毛” 定势,才使中国找到了北,正是宋江上了梁山,才使梁山找到了北。
骆驼:毛泽东和宋江可不是一回事儿。
宇太:那当然,毛泽东找到北,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把洋马列和中文化结合起来,毛泽东先占山为“王”, 走“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与瓦岗寨、水泊梁山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古为今用”, 但瓦岗寨被唐朝李世民和谐了,水泊梁山被宋朝赵佶招安了,因为他们沒有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有了马列主义,又不照搬列宁那一套,而是将其中国化,这就是“洋为中用”, 毛泽东吸纳了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精髓,构筑了伟大的毛泽东主义。宋江那厮懂什么?懂得“封妻荫子”,追求上中央组织部档案,懂得投靠体制,追求被官方承认,所以,宋江虽然为好汉们找到了北,却是败家的北,寒冬腊月的北,是死路一条。可见,领袖水平低,同志们都受气,领袖水平高,同志们都得好。
骆驼:水平高低,关键体现在哪里?
宇太:方略定位,你得找着北,这是领袖智慧的最高体现,回顾一下党的历史,陈独秀的错误就是方略定位不对,王明博古也是方略定位不准,都找不着北,只有毛泽东,才把共产党的方略定位定准,找着了北。共产党的胜利,首先是毛泽东方略定位的胜利,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但沒有毛泽东,就沒有共产党,所以,沒有毛泽东,就沒有新中国。
骆驼:有道理,还真是这么回事。
宇太:方略定位,至关重要,宋江及其梁山好汉下场悲哀,就因为宋江方略定位定错了,方腊虽然沒能最终灭宋,但方略定位是正确的。我们一直強调“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力量吗?当然。我儿时常在原野遥望远飞的大雁,一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它们或排成“一”字,或排成“人” 字,阵容整齐,团结一心,非常美感。但有时也发现一只孤雁独自南飞,偶尔发出一声叫声,好象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等等我。”看到形单影孤,好生难过,以致看不见了还在想,“这可怜的孤雁能找到爸爸妈妈吗?”
骆驼:好嘛,你这大文豪一描述,孤雁好可怜。
宇太: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团结的力量和必要,但大雁的团结合作不是盲目的,定位是准确的,线路是明确的,时令是掌控的。如果沒有这一前提,团结就失去了最高意义。刘、关、张团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铁板一块,但由于一直沒有准确方略定位,因而使这种团结缺乏实效,是孔明的出山,帮他们找到了准确的方略定位,即,立足荆州,拓展西川,最后夺取全国,才使事业有了实质性发展。我之所以对改革以来的中国存有忧虑,就在于我们一直沒有找到北,或者说,我们找到的北,是宋江式的北,靠不住的北。毛泽东时代的日子的确清贫,但那是必然的,毛泽东建立了那么大的功勋,打天下不思个人坐天下,絲毫沒有膨胀享受欲,而是号召全党干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和人民一道艰难创业搞建设,砸实国家家底,日子虽清贫,但却沒有内忧外患,絲亳沒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因为毛泽东的战略定位非常准确,步子迈得非常稳健踏实。那时的中国,就象大雁的雁阵,定位准确,目标一致,线路清晰,团结如一,威力无比,一切都是明明白白,透透彻彻,从来沒有似是而非、朦朦胧胧、云来雾罩、假模三道的无聊官方话语。
骆驼:深刻,收获。再问个有趣的小问题,《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是哪个村儿的?
宇太:我听区队长说,刘姥姥是鬼不灵的,我听高传宝说,刘姥姥是高家庄的,我听回回说,刘姥姥是鸡窝洼的,我听大脚焦二菊说,刘姥姥是东山坞的,我听石光荣说,刘姥姥是蘑菇屯儿的。
骆驼:哈哈哈,先生拿我开涮。
宇太:是你拿我开涮,有问这问题的吗?连曹雪芹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骆驼:觉得你四部古典弄得挺明白,沒有不知道的。
宇太:不知道的,多了去了,都是一知半解,比不了所谓的红学专家,人家是一辈子靠这部书吃饭的。你以为我什么都该知道,实话告诉你,我知道的,只不过是不知道的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骆驼:国家花钱养着这么多看《红楼梦》的,有劲吗?老百姓该买不起房,还是买不起房啊。
宇太:文化这个东西,不能太急功近利,《红楼梦》是绝佳艺朮作品,包藏着中国文化神韵,沒人研究,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但研究的人需要多少,是个问题。怎么研究,又是个问题,国计民生都不研究,都去研究《红楼梦》,行吗?显然不行。光研究刘姥姥是哪个村儿的,她丈夫是谁,她爸妈是谁,是干啥的,干得怎么样,有意思吗?也沒啥意思。
骆骆:先生怎么看刘姥姥?
宇太: 曹老先生让刘姥姥几进几出荣国府,有他的特别用意,为啥王熙凤最后大彻大悟,把心爱的独生女巧姐托咐给了刘姥姥?可以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十二正钗里面最小的钗就是巧姐,那些大钗沒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几乎都是悲剧人生,或许巧姐是个转机,哪怕是给板儿当媳妇,小两口也会恩恩爱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还,至少不会有母亲吃尤二姐、秋桐、多浑虫妻醋的痛苦。为啥?富贵生磨难,清贫有平安。到底巧姐是咋回子事,曹雪芹这个玩弄读者的老滑头,话到嘴边留半句,不说了,留给我们,爱咋琢磨咋琢磨。
骆骆:先生对刘姥姥这个人怎么评价?
宇太:不咋好,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主动上门儿去访,下作,有巴结嫌疑,如果荣国府方面先行联络,她再回访,好些。沒有这回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人穷志不短嘛,又何必理之?去干嘛?明知不会有人在乎你,又何必去之?或多或少,有谋求赏赐的下贱意图。实践证明,刘姥姥这个老怪物,到了与环境极度错位的地方,成了豪门贵族小姐们的开心果和笑柄。但这个不懂做人尊严的老梆子,还要去,到这里,曹雪芹多少都有点儿耍笑乡下佬的味道。
骆骆:让您这么一说,刘姥姥倒不是个东西了。
宇太:不,刘姥姥是好人,是人民大众,属于无产阶級,但不属于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分子,既比不上娟子、曹春玲,也不如邓玉娇,大致属于祥林嫂那一类,虽然,值得同情,应该帮助,设法让她们天天过上好日子。
骆骆:前不久报道,中央要重新校定出版马列原著,视为党建的一个重大工程,先生怎么看?
宇太: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这么多年了,有几个真懂的?你们六零后的,有不少人都当了书记,还有的当了不小的官,懂马列吗?懂毛泽东吗?我看不咋懂,我看你也不咋懂。所以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马列是必要的,这个课早该补,你们才四十多岁,三十年了共产党不怎么学马列,更不学毛泽东,而是把邓理论当了重点,个个变成了猫,只顾抓耗子,是个很大的问题。
骆驼:先生曾说过,对中国社会以及人性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古代的是孔子,现代的是毛泽东。
宇太:是的,我说过。
骆驼:概括说,这俩人影响的最根本的东西体现在哪里?
宇太: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个字,“仁”。 体现到政治上,就是“仁政”, 体现到百姓上,就是德化,教化,在我看来,“以民为本” 的原创,当归属孔子。毛泽东是现代人,比起孔子有了巨大的飞跃,他是批判地继承了孔子的某些人文理念的,最明显的,就是要把“以民为本” 变成“以民为主”, 这是古往今来任何政治人物及最高领袖都沒有达到的大境界。看人不要死抠他说沒说那句话,他的思想里体现了那句话,就等于说了那句话。否则,作家要高级读者干嘛?宗教要高级信徒干嘛?毛泽东有我这么个学生何用?
骆驼:先生啊,理解你的太少啦,韩寒、徐静蕾的粉絲是以亿计的,连李承鹏都了不得,可先生的粉絲才三十多万啊。
宇太:完全沒有必要顾及这些。你们都不用吹捧我,沒好心的人也不用埋汰我,你吹捧,我是我,你埋汰,我还是我,都沒用,我早说过,我是客观存在。把文章拿出来,放在那儿,够了。就是乌有之乡的同志们把我的著作文章统统不放在台面上,也会有人找着去看,你信不,反正我信,要相信中国读者会越来越聪明,他们总会找到北的。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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