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不争论”枷锁--解放民主和真理的时空

杨福清　　

“不争论”的说法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按理说，它早已是陈旧不堪的思想观念了，但是，由于它出自“名门”，因而直到今天，那些执政的“鹦鹉”们，却依然把它当作“学舌”的“口头禅”。因为学舌是鹦鹉的本能，所以尽管是错误的、过时的声音，他们也无法分辨而照学不误，无论对错，都要一代一代、一级一级地学下去、传下去。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政界和理论界的一大耻辱，是当代权威理论家们的一大耻辱。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口头禅”已经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论，束缚了人民民主和真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束缚了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解、掌握和运用。可以想像，如果什么都不争论，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科学发展观？　　

对“争论”一词，无须考证谁都明白：“争”是争端，“论”是论证。“不争论”就是既不承认争端存在，也不须对争端加以论证，不管是非曲直，都要不争不论，即便错误，也不纠正。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不争论”下个定义：它等于不认真、不求是、不民主三者之和。对此，不仅无产阶级视为反动，就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能容忍，只有封建帝王、奴隶主才是“金口玉言”，唯我独尊。　　

争论与不争论，从来都不依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只要是客观地存在矛盾，就必然会有分歧，有分歧就有争论，怎能凭借“不争论”的一句话就能“摆平”呢？争论是绝对的，不争论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有小争、大争之分，明争、暗争之别；而没有绝对的不争。严格地说，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有思想的人，就会对某一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争论。而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实践中生活，经济地位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思想素质不同，怎么能使人们的认识完全一致呢？在创作理论中有句名言：“有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而在这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之中，人们的视野、视角怎能完全一致？对不一致的认识，又怎么可以不争不论呢？　　

通常人们往往把“不争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所谓的“求大同存小异”；但决不可理解为绝对的不争论。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比如在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在提倡剥削还是反对剥削的问题上，在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上，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上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人民和民族存亡的问题上也不争论，那岂不是要亡党亡国、灭族灭祖吗！而当前人们所要争论的正是这些大是大非问题！　　

“不争论”是心虚的表现，是做了错事害怕批评，做了坏事害怕惩罚的表现，同时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不掌握真理的人最怕争论，因为一争论就会使人们明辨是非，就会揭穿他们的虚伪性、欺骗性和丑恶性。他们明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又要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子，装出唯物主义者的样子，利用共产党人的名子，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帽子，充当欺骗人民群众的骗子。所以一旦砸碎了这块“不争论”的牌子，他们就会丑态百出，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怎能不使他们担惊受怕、心慌胆战，而举出“不争论”的“免战牌”呢！　　

所谓“不争论”也不是真的不争论，而是只许自己争论不许别人争论。众所周知，在“不争论”的背后，他们修改了《宪法》，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修改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把按劳分配原则修改为“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从而为发展资本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不争论”的背后。他们修改了《党章》，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三个代表”，把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全民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搞折中主义。在“不争论”的背后，他们处处体现一个“争”字，向社会主义争阵地，向无产阶级争权利，他们究竟代表谁，向谁争？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人们不禁要问：当三十年前，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时候，“不争论”者为什么不说“不争论”呢？说穿了——所谓的“不争论”实质就是只许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而不许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论”，就是主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行剥削和压迫！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争论”居然出自于自称是“改革派”之口。这本身就是一个“以己之矛戳己之盾”的自我嘲弄。要改革也是你，不争论也是你，岂不知改革是要发展，要前进；而不争论又恰是阻止发展，阻止前进。这不分明是用自己的左手打了自己的右耳光，再用自己的右手打了自己的左耳光吗！这又恰恰说明，今天所谓的“改革派”并不是真正的具有进步和发展意义的改革派，而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意义上的“改革派”。对于这种“改革派”，人们称之为“资改派”是完全正确的，是恰如其分的。　　

笔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非争论不可的时候了！再不争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被资本主义吃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要完全丧失，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要重新回到苦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所以我们必须争论！　　

三十年前，曾经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了“两个凡是”，把“两个凡是”“争论”成了“教条主义”，再用“教条主义”的大斧砍掉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并以“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取代了毛泽东思想，紧接着便是“猫论”、“摸论”、“唯生产力论”。开始还戴着“四项基本原则”的面纱，然后就在“不争论”掩盖下，大张旗鼓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步，以文化革命的某些失误为口实，全盘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　　

第二步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第三步是全面改革开放，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实行私企、外企、股份等多种经营，改变按劳分配为多种分配方式，对外开放，加入世贸，与国际接轨，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不得不听从“美国老大哥”指挥；　　

第四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实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资本家在剥削中发财了，政府官员在腐败中致富了，知识分子在竞争中分化了，工人、农民在劳动中贫穷了；　　

第五步是千方百计推进私有化。通过“国退民进”向私人资本家廉价出卖国有企业，让外资兼并国企，逐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六步，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改革上层建筑，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资产阶级民主党取而代之，迫使中国共产党或者解散，或者接受改造。　　

以上这些，就是三十年的资改实践。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么就让我们用上述的实践，去检验一下，究竟是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还是资改派的理论是真理？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当然，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就是真理的阶级性。但是，我们坚信真理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标准就是时间与空间。实践的结果也只有时间和空间给出客观地定论。　　

我们之所以要求打破“不争论”的枷锁，就是要解放民主与真理的发展时空。时间有无限伸延性，空间有无限的广阔性，因而真理的发展也是没有终点、没有边际的。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认为，关于三十年前“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不应当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划上句号。因为在真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永远没有句号的。今天，我们就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客观地评价历史，科学地展望未来。人们发现：“两个凡是”并没有错，因为今天所看到的是，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具危险性、欺骗性，它正在开着历史的倒车！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庄严而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无毒、无娼、无性病的国家。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是如此，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专政，坏人无处藏身。再看今天，资本横行，贪官遍地，官商勾结，民不聊生，腐、黑、黄、毒、赌、盗、劫、拐、骗、假，自私、贪婪，弱肉强食，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变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黑暗、邪恶的丛林世界。难道这不是客观事实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伟大的真理，只有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建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正在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既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今天出现的一茬一茬的腐败分子，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指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吗？实践还将证明，只有消灭资本才能铲除腐败。如果货币不成为资本，仅仅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人们还能视钱如命，贪得无厌吗？资本主义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只要这个土壤存在，反腐败就只能象“割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又一茬！　　

毛泽东一生最恨的是两个字——剥削，最爱的也是两个字——人民。如果你也是人民的一员，你能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吗？　　

笔者认为，中国走到今天这步，再也不能“不争论”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然已经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就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武器，彻底打破“不争论”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言论大民主，象三十年前讨论“真理标准”那样，在各大网络和其他媒体，开展一场“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功过”的群众性大讨论，以便广泛民主，充分集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理解、掌握、运用科学发展观，使其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1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