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主义文化对社会无所不在的轻理重管（48）

论管理主义文化对社会无所不在的轻理重管（48）　　

听婵释禅　　

一、“管理主义文化”的要点和要义是：“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　　

古往今来，“管理主义文化”渊源深厚、源远流长，流派浩如烟海、枝繁叶茂，组织管理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博大精深、异彩纷呈、汗牛充栋。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的群体性分工合作的“衣食住行用娱乐”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市场经济运行活动，“管理主义文化”就如影随形地追随并组织管理协调着这些活动。“朝廷或是政府”对“自身组织体”的管理，对外部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体的管理；“企业”对自身组织体的管理，对外部组织体的管理和影响；“家庭”对自身组织体的管理，对外部组织体的管理和影响等，都以一种或大或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原则和方式方法等在进行着“决策、执行、监督”等的“行政、经营、家政”的组织管理活动。而在对这所有组织体和其成员的管理活动过程中，其中“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十六个字，就是对“管理主义文化”的“集大成”抽象和概括。而这也正是“管理主义文化”之要点和要义。这里之所以只取“管理”这个词来集合概括，除了为了说话的简略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管理”这个词的含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为了把“管理主义文化”这个大概念说得更清楚、使其更有含盖性，“管理”这个概念的外延也就必须还要扩大到可以说明“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样更大的范畴。而对于无论是各层级组织体和其成员来说，还是叫做“市场经济、经济、计划经济”等的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等的运行体来说，其从“管理主义文化”对其的渗透所形成的“管理”来说，这“十六个字”都是“万变不离其衷”并概莫能外的“管理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点和要义。　　

管理主义文化，是“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其覆盖并适用于“管理”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级别类型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的运行和运作过程。既然这各类组织体都具有符合其市场经济级别类型性质和特点的“公权力”，那么无论对于“世界、国家、政府”这类宏观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运行体，还是“企业、家庭”这类“中、微观”市场经济运行体，其都是各具有其“公共管理职能和权力”的组织体，只是各组织体所对应的组织体成员有多有少罢了。也即“最高级别类型”的“世界级别类型”市场经济运行体对应的是全人类和各个国家；“第五级别类型”的“家庭”这类小型市场经济运行体对应的是几个或是几十个家庭成员罢了。但“世界级别的联合国组织体”与家庭的“家长”，是具有同样的对各自组织体发号施令的“公共管理权力和职能”的组织领导集团或是组织领导者。所以说，所谓的“公共管理权和职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只有政府才具有，而是所有的“各层级组织体”或是“各级别市场经济运行体”都是具有与各自组织体相对应的“公共管理权和职能”。也即具有对这些“组织体和市场运行体”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公共管理权和管理职能”。　　

更深一步地讲，任何意义上的“市场化”，都不是对商品的价格、数量、品种、质量、安全等要素的完全任性而为和放任自流。不仅企业对“这些要素”要进行深入过问和注意注重，而且政府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只不过是随着企业自主权力的增大，政府对这些“商品要素”的管理监督、调节调控等，变得更宏观、更法度化罢了。即使是“家庭”那样的微观经营组织体，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商品之价格、数量、品种、质量、安全”等的投票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啊。世界各国对贸易往来的“商品之价格、品种、数量、质量、安全”等更是从来没有放弃任何监督检验许可等的权力和职能呀。也就是说，“管理主义文化”已渗透到对“各层级组织体和其成员”的无孔不入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尤其包括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业的“企业组织体”在其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商品之“价格、数量、品种、质量、安全”等要素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的管理工作。而这种“管理主义文化”的渗透，不仅存在于政府那里，更存在于企业的自我管理之中。也即企业首先要对自己生产的商品之“价格、数量、品种、质量、安全”等要素进行负责和管理。而“政府和家庭”等组织体只是一种外在辅助性的管理监督体。　　

 可以这样说，“管理主义文化”是“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或是叫计划经济”这匹实际上是“合三为一”的任性而为、放荡不羁野马的进行最坚硬、最有效管理和约束的“笼头和骑手”。“管理主义文化”做为可以与“科技主义文化”这个社会财富创造的“发动机和制造器”相提并论，并能够把社会潜能发挥到极至的文化形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有序、健康、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具有“高强度组织力”的“推进协调平衡器”。当把“科技主义文化”这个“动力能源”加入其中后，这个社会就会象开足马力的稳健协调高效高速奔驰向前的巨型航母，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着“文明进步”发展方向迈进的强大动力。就拿2010年夏天泛滥成灾于全中国的大洪水来说吧，这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高度组织管理力量”的社会主义大政府和应用现代化的“科技主义文化”和“管理主义文化”的丰硕成果所形成的抗拒自然灾害的强大力量，而是放在一盘散沙式的组织力、管理力和科技力极弱的旧社会，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管理主义文化”做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想潮流，从古至今所具有的对整个社会无所不在、不孔不入并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积极而重要作用。而做为“管理主义文化”要点和要义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十六个字，始终都在促使、促进整个社会的“有序协调、和谐稳定、健康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上闪耀着其普惠众生的光芒。　　

二、“管理主义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古至今，纵横环宇的对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及其成员的从各种“管理理论”的原理原则到“管理实践”的方式方法等，汇集成了对当代整个大社会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管理主义文化”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和汗牛充栋。 从中国古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的以“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管理的“基本政府组织体系架构”以来，从上至下的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朝廷或是政府”的组织架构体系，就始终发挥了其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组织和管理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整个封建社会里，除了“朝廷”这个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宏观组织体外，再就是“家庭”这个分散但却是非常庞大的微观“家企合一”的组织体。正是这“两大”奠定整个封建社会基础的宏、微观组织体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决定性的组织和管理，才推动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运行和运作。至于封建社会的那种以单纯“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的比较正规的“中观企业”组织体还非常弱小，以至在“朝廷和家庭”这两大组织体面前甚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朝廷和家庭”的宏、微观组织体“庞大”，而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的“正规企业”组织经营体“弱小”，是“封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基本特征。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重要特征，就是“私有或是公有资本”开始挣脱“政府和家庭”等组织体的束缚，完全独立出来进行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地形成了“正规企业”的组织形式。由此，这种以扩大“中观企业”组织体的“金本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此而诞生并迅速萌芽了。以英国等为首的世界工业革命，把世界各国的“中观企业”组织体，推到了整个社会的前台和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的特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到了“私有或是公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形式“集中资金办大事”所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等的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现代化大工厂、大公司等的时代，也就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进入了成长和壮大的阶段。而“中观企业”这个组织体也就在整个社会的“各种组织体”里开始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启蒙或是萌芽时期，应该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向西方学习创办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的“正规企业”的“洋务运动”做为起点吧。而社会发展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这种“中观企业”组织体的“公有化”过程，也就使“政府、企业、家庭”这种“宏、中、微观”的“公有化组织体”连成了一片。于是，一种以“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由此在人类社会里诞生了。这种社会里“各基本组织体的强弱大小”的演变发展过程，正是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的这类“最高级别类型文化”指导下的 “管理主义文化”在进行着具体的组织管理和社会结构的重新架构和重新组合过程， 这也就为现代“管理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客观需求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由此，“管理主义文化”也就由以“政府和家庭”的文化形态为重点，转移到了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大分配、大交换、大消费活动的“企业讲硬角”的文化形态身上。但由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则仍然是各个国家制定、推行“管理主义文化”的最根本的策源地，其决定了“企业、家庭”等中、微观层级组织的“管理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等宏观框架和取向。比如：中国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也即“土地国有民营”经营管理组织制度，及以家庭和家族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型市场经济运行体，则决定了“家企合一”的家庭经营组织体的“管理主义文化”的组织管理方向和方式方法等，又与封建社会的“家企合一”组织结构形态有了千回百转的轮回。虽然如此，但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的“中观企业”，特别是私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则为鲜明的资本主义特征重彩浓墨地重重画上了一笔。而“管理主义文化”在其中的具体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的施展，始终发挥着推动这些组织体运作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管理主义文化”不管是在“各类组织体”的性质和特点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其始终“没有阶级性”并如影形地服务着这种变化。也即“管理主义文化”做为一种“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始终要为“最高级别类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或是资本主义文化”起到“或是添砖加瓦，或是拆台破坏”的作用。　　

      三、“管理主义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根本思想理念原则、公共道德和方式方法　　

 “管理主义文化”的所蕴含和追求的“互助、合作、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全局、秩序、协调、可持续、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等是其最基本的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宗旨，并且也是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共道德”性质和特点的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当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也要适当地讲一讲这些管理原则和道德。而“管理主义文化” 所蕴含和追求的与之相反的“自由放任、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贫富分化”等的原则和道德，那就是消弱“管理主义文化”的那种“有序、健康、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和追求目标的“不道德”行为。　　

“管理主义文化”的“管理原则和公共道德宗旨”与“科技主义文化”的公共道德宗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可以形成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交换能力”等。但“管理主义文化”虽然能组织和领导包括“科技主义文化”等在内的所有力量去“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形成创造财富的巨大能量并创造出大量社会财富，但却仍然不能解决“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的这个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根本性问题。也即决定社会财富分配流向的是要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定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组合形态”。　　

管理主义文化，只能是人类在向其终极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并“相对过硬”的手段工具和“次级别类型的文化”。虽然“管理主义文化”对当今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并推动并维护了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的“有序协调、健康高效、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把“科技主义文化”有效地融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并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有助于“科技主义文化”的能量发挥到极至，而且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的这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是叫“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通过“管理主义文化”的弘扬在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里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但“管理主义文化”必竟也只是人类的一种“组织管理”等的组织架构格局和方式方法而已，其与“科技主义、爱国主义、实用主义”等文化思潮一样，只能是人类在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的“次级别类型”并“相对过硬”手段和工具罢了。　　

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为了“管理现代化”而只追求“管理现代化”，并为了“管理主义文化”而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类更高层次的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而被动地由“管理主义文化”所左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当由落后腐朽并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管理主义文化”妨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文化”的运用和运行时，人类也是会毫不犹豫地打碎那种旧有的“管理方式或是叫统治方式”。毛泽东时代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就是在打碎旧有的组织管理“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之“私有制”组织架构方式方法后重新建立和架构的“公有制”的管理方式方法，并形成了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具体“管理主义文化”。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学习西方社会，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本来是更多地放在对西方“管理主义文化、科技主义文化，及国际主义文化的贸易互通有无”等管理经验、组织架构方式方法，科学技术、技能、技巧、技艺，贸易规则和技巧等方面的学习上，但却连带着把“私有制”这种社会财富的根本分配方式也一同学习了。随着中国私有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演进，适应“私有制”、特别是“私有股份制”的企业管理方式方法就不能不成为向西方学习的重点了。这种原本想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只学习西方“次级别类型”的“管理主义文化和科技主义文化”等，却把“关系社会制度存亡”的西方“私有制”的根本分配制度也一同学习地进行了“跑偏”，也算是“正打歪着”的意外收获吧。由此，也就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进程蒙上了一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因素在里面了。　　

四、“管理主义、科技主义、国际主义”等次级别类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将推动人类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引领的“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凸显，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日益盘根错节化和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的走向“趋同化、统一化和合并化”，以“科技主义、管理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文化思潮做为重要的“次级别类型”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的“最高级别类型”主流文化的日益重要的帮手和助推器。“科技主义文化”引领人类走进了“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进步文明的新时代；“管理主义文化”又将这种“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经济运行运作，进行了“宏、中、微观”的合理架构和严格的秩序化、规范化、法制化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国际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又给人类带来一场走向“世界大同”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彻底“革命性”变革之热望。　　

“管理主义、科技主义、国际主义”等次级别类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将推动人类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当今世界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社会资本主义”这种相对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随着“科技主义、管理主义文化”的日益成熟和发展所推动的 “物质极大丰富”时代的来临，人类文化的“文明和进步”也一定需要有一种叫做“国际主义”的文化思潮出来“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各种根本利益关系；来“探讨和解决”人类根本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如如何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以便使人类能更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问题；来“应对”有如气候变暖、淡水缺乏等的各种自然和环境灾害问题；来“推动、组织和引领”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和谐稳定繁荣共存共处“人本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大一统”的发展进程。当然，也“必然要探讨”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和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文化的“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等极大浪费挥霍、高成本、不经济、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缺乏规划计划的任性而为等的严重危胁人类长久的根本生存与和平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只有在这时，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的“人本位”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平合理、平等正义、低成本节约、有规划计划等的主流文化，才会真正地由“国际主义、科技主义、管理主义”等文化的“合作和合力”所引领的由世界各国所共同组建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所倡导起来。这也是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走向文明进步的正确道路。那种试图通过霸权和战争来毁灭别国或是别族而妄想自己独存独享的企图，最后都只能通过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的战争来使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同归于尽。　　

总之，所谓“管理主义文化”：就是指对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及其成员的组织架构模式和进行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等的体系化、法度化、实践化的“次级别类型”的文化思想潮流。也就是说，理性的“管理主义文化”应该是对人口、资源、环境等的自觉自愿、合情合理的共同节制、节约、约束、调控、规划和组织，而不是通过战争或是非战争的弱肉强食手段等去消灭别国的人口、抢夺别国的资源、恶化别国的环境等的破坏人类共存共处和谐稳定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新秩序。　　

　2010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