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冲动

《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之二

二、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冲动

人的能量包括精力、热情、注意、兴趣、志向、理想和愿望等，人体的能量需要释放，释放的指向分为向内和向外释放两种。向内释放是将人的注意力、智慧、兴趣和情感引向精神和心灵活动；向外释放是将人的注意力、智慧、兴趣和情感引向外部的物质世界和肢体活动。能量释放的两种指向形成不同文明的原始分野，并积淀为文明的不同基因，形成不同的价值趋向。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东方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属于前者的典型，西方文明属于后者的典型。

能量释放的两种不同指向不仅决定不同文明人民的个体特征，也决定其整体文化特征。东方文明能量向内释放，引出宗教、玄学、艺术和情感生活；西方文明能量向外释放，引出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东方文明属于心性的文明，西方文明属于理性的文明；东方的宗教、艺术和形而上学为发挥人的智慧和精力提供无穷无尽的空间，在终极关怀上，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间的平衡；西方的理性和科技将人的智慧和精力引向对有限物质世界的无限追求，在终极关怀上，不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间的和谐。

个体生命冲动逐渐积累为整个文化的扩张冲动，个人主义的放大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个人主义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无限发展的动力。西方文明的外倾性特征决定了它的行动方向，注定要向外寻找出路，通过外在方式来表达内在冲动。

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从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传教、殖民、世界贸易、旅游、探险、贩卖非洲黑奴、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贩卖鸦片、殖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到当今的全球化，都一致体现了西方文明内在的、强烈的扩张冲动。近代的科技和商业发展也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冲动造成的。

能量释放不同指向，在最初主要是由食物，即食肉的多寡决定的。《大戴礼记》说：“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惠而巧”。食肉多者，体内热量高，容易产生躁动和亢奋，需要更多活动来消耗体内能量。当人类还无法主动选择、控制和生产食物的时候，环境的赐予，就成了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西方文明所处地区适合牧业，食肉较多；东方文明所处地区适合农业，五谷百蔬为主食。不同的物产决定了不同的食物结构，不同的食物摄取加上其它自然条件慢慢形成不同的生理、心理和气质特征，原有的差异得到强化。食肉多的民族具有更强的冒险冲动和征服欲望，这种征服包括对人的统治和对物的占有，而物质占有又可以发展成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和创造发明。西方文明具有一种致命的扩张倾向，这种倾向与其食物结构有关。

西方文明在对其他文明的征服中已将其本性发展到极至，现代文明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结果。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导致了近代无数的流血冲突，西方的进步历史观导致了现代化对自然和人性的破坏。当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统治文明，当西方价值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整个人类的灾难就注定了，而过去一切所谓的灾难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

今天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安排，包括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在根本上都服从的理性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科技万能、市场至上已成为人们普遍的信条，科技和市场本身已经被作为了目的。从西方文化观念发展出来的各种现代价值，代表的是功利和权利。宗教和玄学因科技兴盛而式微，艺术与市场合流而沦为娱乐产业。因为上帝不在了，一切都成为可能，自然不再受神的庇佑，传统不再受天理保护，各种禁忌的破除动摇了整个人类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基础。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体系脱离了宗教、艺术和形而上学的指引，完全陷入了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活动。现代性不仅造成个人的物质迷恋，现代性还造成整体民族意识的疯狂（如德国、日本、美国），把战争后果仅仅归罪于个别战争狂人，是为这些民族和文化的开脱。

令西方人一直感到自负的现代科学技术正朝着无限精微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对人类和自然的整体认识上却知之甚少，在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终极意义上，西方价值显得既幼稚又矛盾，甚至远不如他们的先辈。当科技把一切解读为物质，所有的神圣都被亵渎了。今天，科技已成了满足贪欲的工具，市场为满足贪欲提供机会，法制则使者一切制度化。科技的发展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金钱和科技的力量正在消解和掏空一切，而科技与市场的结合使人类在背离自然和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化成了一种以市场和科技为手段的弱肉强食。社会已失去了敬畏和终极关怀，人可以为所欲为，各种灾难正相互诱发，又互为因果。现代化——多少灾难假汝之名而生。

世界的各个部分都是紧密相关，盘根错节的，生命和宇宙的奥秘超出了理性主义和现代科技达到的境界。历史正在证明，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将不足以弥补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人类巨大的创造力将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现代西方文化的智慧与愚蠢一样令人惊叹，正如物质的过剩与物质的匮乏一样有害。

对于人类和生态问题的种种反思，将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创造的原初智慧，尤其是从东方文明中的那些宇宙智慧和生命智慧中去寻找现代性的制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