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主席严厉批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文革中毛主席严厉批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一宗不该出手时乱出手国际影响恶劣的涉外事件

邹 一 民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涉及我们的核心利益时，应毫不犹豫手软，果断出手，对一切来犯之敌坚决予以回击。毛主席遵循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天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我军最高统帅部指示前线部队：“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但如外舰对我渡江在实际上无妨碍，则可置之不理。”在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的当天，解放军最高统帅部通知渡江部队，在长江中游弋的外国军舰挡住我军渡江前进的路时，用信号旗向军舰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离开，如不听警告继续航行，可以开炮驱赶。之前，新华社还被授权发布公告，指令外国军舰在4月20日前撤离长江。解放军炮兵部队受命负责执行封锁长江的任务。4月20日，国共两党谈判破裂，解放军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4月20日拂晓，英国远东舰队的一艘1500吨级驱逐舰“紫石英号”(HMS Amethyst)倚仗着皇家海军昔日海洋霸主的地位，仍然高挂米字旗在长江水域中耀武扬威地从上海驶往南京，替换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驱逐舰(HMS Consort)。英国远东舰队继承英帝国主义的霸道衣钵，傲慢地把解放军视作丧失了民族尊严、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认为解放军炮兵部队不敢向英国军舰开炮，所以胆敢闯入解放军渡江战区，横挡在解放军渡江大军面前。驻扎在江苏泰兴的负责封锁江面任务的解放军炮兵部队发现了由下游上驶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立即发出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但不返航或停航，反而不顾警告继续加速上驶。解放军炮兵部队随即开炮，“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在历时数分钟的炮战中，“紫石英号”舰桥被直接命中，前主炮被击毁，舰体被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制，“紫石英号”转向南岸，错误地驶入一处浅滩搁浅。英舰挂起白旗，解放军随即停止炮击。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英作战史上英帝国主义的军舰第一次对中国军队打出白旗。正在南京江面游弋的另一艘英舰“伴侣号”慌忙急驰镇江，妄图救援“紫石英号”，我军当即对其炮击。受伤的“伴侣号”自知难敌解放军的炮火，开足马力逃往江阴。
    在此顺便插叙一件事。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击溃北洋军阀直、鲁联军占领南京后，美、英、法、意、日等国增兵上海并调集军舰去南京江面进行威胁，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损毁无数房屋财产。事件发生后，美英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同时还向中国提出惩凶、通缉、赔偿等无理要求。3月30日，国民党政府就“南京事件”向美英帝国道歉、赔款，并以枪杀中国人“谢罪”。随后，国民党政府与法、意、日等国达成同样协议。
1949年4月20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部获悉两艘军舰在长江与人民解放军交火并遭受重创后，当晚决定派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亚历山大•梅登中将(Alexander Madden) 率领由香港驶来的英国海军“伦敦号”重巡洋舰(HMS London)与驻扎在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HMS Black Swan)，狂妄地闯入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航道上，企图以“伦敦号”掩护“黑天鹅号”将“紫石英号”拖出浅滩救回上海。这一行动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于是双发再次发生激烈的炮战。在解放军猛烈炮击下，英国两舰皆中弹累累。“伦敦号”多处中弹，舰桥被击中。重创的两艘英舰被迫放弃援救“紫石英号”的企图，掉头返回上海逃出长江水域。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继续强行上驶，武力劫夺“紫石英号”，解放军渡江指挥部必定下令坚决击沉这三艘英国军舰。后来，搁浅的“紫石英号”军舰在一场台风登陆过后，利用江水上涨的机会逃逸驶出了长江口。

回顾中国的百年近代史，从满清政府，到各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哪一朝政府不是在洋人面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解放军炮兵部队痛击了肆无忌惮的四艘英国战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终于打掉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内河航运权”，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饱受列强欺侮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7年11月毛主席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访苏期间，毛主席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在场。毛主席说：“斯大林曾经担心我过不过长江，担心打过长江会引来美国人武装干涉。你问问米高扬，（1949年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时见过毛主席——笔者注。）我怎么对他讲的？我说我们曾经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威胁，我们不吃那一套。我们攻打济南、进入青岛时，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我们打北平天津，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到我们的部队来，就带上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左倾”思潮一度空前泛滥，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包括中国的外交事业。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内敌人建立新中国后，毛主席开始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领域，制订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革命外交路线，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础。文革中，有些极端分子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17年来毛主席制订、周总理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一条所谓“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的路线。（“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笔者注。）激进分子急于盲目地推行“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针锋相对，敢于斗争”。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形“左”而实右。这帮激进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使得我国对外关系全面紧张。1967年一度出现混乱局面。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我国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党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除了与美帝、苏修继续保持相互敌视的态势外，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尼泊尔、蒙古、朝鲜、肯尼亚、英国等国家都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偏激分子在群众大会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国政府的口号，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制造了一系列不该出手时乱出手的重大涉外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声誉和对外关系。毛主席、周总理及时排除“左”的干扰，扭转了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将极“左”思潮对我国外交的干扰和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所谓“三砸一烧”，即1967 年6 月17 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6 月29 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 月5 日砸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和8 月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注一）。其中影响最恶劣、行动最过激的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下面专门谈谈1967年8 月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景。

1966年5月，国内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央对《新华社香港分社》（1997年香港回归前，该机构并非是一家新闻单位，而是我国在香港的最高级代表机构，内部称“港澳工委”。——笔者注）的指示是，文革只限在国内进行，香港地区还是英国殖民主义管辖的地区，不在我们党的领导权利之内，所以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在我国派驻香港的金融、商贸、航务、侨务等机构内，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并提醒他们不能自乱阵脚，让英美帝国主义和台湾当局有可乘之机。

1967年1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对内是“港澳工委”书记——笔者注）来北京向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负责港澳事务）汇报工作时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内有一些人在进行串连，酝酿“造《新华社香港分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明确地正告梁威林说，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有关机构还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在美蒋反动派的眼皮底下，谁也没有发动群众对领导造反的权利，只有全党上下团结一致，警惕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进攻，保卫党的革命事业，绝对不能夺权。谁知道是谁夺了我们党的权。梁威林返港后向《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并号召大家要密切注意英帝反共反华动向，把要求参加文革的积极性引向反帝斗争的正确方向。

5月6日下午香港九龙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重剥削进行静坐罢工，自发起来捍卫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及其家属进行镇压，并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一些工人。港英当局的这一暴力举措激怒了港九地区和大陆的群众。香港工人举行集会游行，坚决回击港英当局的武力镇压。《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正午报》等三家香港非左派报纸报道了这场反英抗暴斗争，并刊登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鼓动香港民众起来造反，成为香港的主人。

5月15日我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外交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镇压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要求港英当局必须立即停止法西斯暴行。5月26日，英国一艘航空母舰抵达香港，并进行“军事演习”。

6月3日，王力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把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社论，号召对港英当局发动全面斗争，不获全面胜利，决不罢休。

8月4日，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举行《首都电影、新闻界支援港九同胞斗争大会》，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会前，中央文革代表关锋和戚本禹同外交部代表“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注二）进行了短暂的谈话。讲话中，关锋和戚本禹对外交部的工作多加指责，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激进派。

当谈到对缅甸的新闻报道时，关锋对姚登山说，关于缅甸问题，《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送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另写了一篇。外交部这篇社论旗帜不鲜明，战斗力不强。最后总理还是决定用《人民日报》写的。外交部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发表这样一篇社论。紧接着，《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中提到了“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外交部又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看来，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分子组成“揪陈（毅）大军”在东交民巷外交部楼前安营扎寨、游行示威、冲击外交部、坚决打倒陈毅外长等问题时，戚本禹对姚登山说，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种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戚本禹接着解释说，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8月5日，头脑发热的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了关锋和戚本禹的讲话。

8月7日晚，刚从武汉“英勇”受伤归来的王力抱病在他的钓鱼台办公室接见外交部姚登山和坚决“打倒陈毅”派的六位代表，抛出了他的“王八七讲话”，矛头直指周总理和革命群众组织。这棵大毒草在外交部和外事系统掀起轩然大波，影响极坏，流毒深广。

王力对这伙人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王力进而煽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他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还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8月9日外交部召开全体大会，传达了“王八七讲话”。之后，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更加泛滥起来，把动乱推向了顶峰。从8月9日到31日短短的二十几天内，外交部接连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和涉外事件。例如：
8月11日，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外事系统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少数激进分子跳上讲台企图殴打陈毅，被警卫人员拦阻。8月14日，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以及留学生中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砸了外交部政治部，篡夺了中央外交人事大权，成立“反迫害”大队。19日，外交部激进分子假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激进分子“封闭”外交部部党委，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通令”，宣称“外交部一切党政大权归”造反派，强夺了中央的外交大权。据不完全统计，8月19 日至22日，外交部造反派擅自处理重大案件42宗，向我国五十多个驻外使、领馆签发通报，号召“打倒陈毅”， 篡改中央对陈毅“一批二保”的指示。 8月21日深夜，外交部机要局的极端分子冲入张闻天家，将张和他的夫人刘英劫持到外交部。23日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激进分子联合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张闻天大会》，等等。后来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时就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现在再回过头来接着谈香港工人抗暴事件。

面对香港工人的正义斗争，港英当局总督戴麟趾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镇压措施。8月18日凌晨，港英当局分别逮捕《香港夜报》社厂胡棣周、《田丰日报》社长潘怀伟、《香港商报》总经理李少逸、《南昌印务公司》董事长翟暧晖等人，并查封了《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正午报》。

与此同时，外交部西欧司港澳办公室酝酿考虑采取应对措施。港澳办公室的几位激进分子跟国防部商量，建议派一个营解放军逼近香港，抓香港两个连作人质，跟香港当局交换被捕人员。他们的荒谬建议被国防部和总参驳回。因为开第一枪，放第一炮，动一个班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可是那几位头脑发热的人还是杜撰出一篇“抗议照会”，强令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纠正一切错误，否则将遭遇回报，即所谓“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外交部领导同意上报了。在忙乱中，周总理被迫无奈地签发了。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正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否则就要采取措施。

同日，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并成立所谓“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策划“采取革命行动”。周总理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大耍两面派手法，当面向周总理保证说：“我们将递交抗议书，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集会，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但绝对不冲进代办处”。
8月22日傍晚，“反帝反修联络站”中的大专院校内的盲目排外的狂热分子，打着“抗英斗争“的旗号，聚集一万七千多人包围了位于北京朝阳区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代办处，在代办处楼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晚10时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到，英国政府还不予置理后，大会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宣布采取“革命措施”。人群里头脑发热的偏激分子和别有用心的的狂热分子呼喊：“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队伍出现了混乱，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拥挤冲向英国代办处办公楼，不理性的民族情绪蔓延起来。没有严密组织的群众，他们的举止肯定是缺乏理智、授人以柄的。代办处里面的英国人和中国雇员惊呆了。守卫代办处的解放军战士见到局面失控，迅速脸朝外，手臂挽着手臂形成圆圈，禁止示威的人靠近大楼。一些偏激分子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打伤二十余名值勤的解放军警卫战士。22时40分，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交学院的激进分子率先突入。随后，大批群众冲击代办处正门，一些红卫兵翻墙入院。10分钟后，冲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激进分子冲进代办处的院子后开始点火。顷刻间，火焰腾升，东边的办公楼、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边的宿舍、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消防车来了，由于集会群众不听指挥，消防队员无法进入院内救火。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英国外交官从烈火中救出，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局势完全失控。高音喇叭多次广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命令肇事者撤出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没能奏效。直到23日凌晨，那帮无法无天的人才陆续撤离现场。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外交代表的馆舍及其私人寓所不得侵犯。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头脑发热的偏激分子无视国际法的准则和中国应保护外国在华外交代表馆舍的规定，酿成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破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这是建国以来发生的一宗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8月 23日凌晨，当周总理获悉激进分子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外交部掌权组织的代表以及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等院校激进组织的代表，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周总理说：“火烧英代办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输了理。”他还说：“你们是不是打算四面出击，你们可以决定收复香港？你们把中央摆在什么地方？”“我和伯达、江青签字的意见都不听。你们是听谁的？肯定外事口有敌人。要警惕。…… 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问题。可以肯定，他们是妄想。是苍蝇碰壁。”“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指外交部掌权组织)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8月25 日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召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将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指令杨成武向毛主席汇报有关情况，并请主席指示。”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8月26 日上午毛主席召见杨将军，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毛泽东主席批评王力8月7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 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等人受到惩罚。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参加会议。北京市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和工代会等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总理提及香港抗暴斗争时说：“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修，连个香港澳门也不敢收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决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步署，现在每一步都做准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都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对于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早有察觉，并且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扭转了外交领域的动乱局面。外交失控现象很快得到了控制。

1967年9月毛泽东主席从上海回北京后，外交部工作人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中的问题。王海容向毛主席反映火烧英代办处做法不好时，毛主席肯定王海容的看法，并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王海容回部后即向外交部领导作了汇报。

1967年10月，周总理在北京专门召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和副社长祁烽。周总理说，我最近问过毛主席，香港的形势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需要作新的考虑。毛主席说，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嘛，没有什么要改变嘛！所以现在非常明确了，毛主席根本一点没有要改变香港地位的想法。香港搞的斗争是城市盲动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外交路线，破坏了中英关系，并指示他们设法尽快恢复香港的社会秩序。

1967年12月1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各方代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参加会见。周总理愧疚地作自我检讨说：“外交路线总的方针、政策、理论都是出自主席，但是我们执行的不是那么正确，有出入。（陈毅插话：还有违背的。）还有违背的。使馆馆长，大使参赞有责任。我们做馆员的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要做自我批评。我不是说不应批判大使们，外交部还有错误嘛，往上推，还有我的责任。八月份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是我同意后送给中央的。主席为我开脱，说被迫签字。但被迫签字就说不过去。做为老党员，王中琪、姚登山（当时领导外交部文革运动的负责人——笔者注）没有拉着我的手签字。我以为没什么，签了，发了。这个自我检讨不知我说了多少次，恐怕你们已经不愿听了。有四十八小时要烧英代办（处），没有四十八小时他们也会找其他借口烧英代办（处）。因为那天下午听说要烧，就打电话，但不行。后来我和伯达、康生、江青、文革（小组）联名打电话去还不行，阻挡不了。已经进去了。这怎么能说自己的思想成熟了呢？”
1970年4月11日周总理接见外事口代表谈到“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说：“烧英国代办处的，不能说都是坏人，绝大多数是出于爱国热情，生英国的气，因为不懂得外交政策，被坏人利用和煽动，我们已独立了的，有政权。怎么能烧呢？……群众不清楚，不能说参加烧代办处的都是有五一六嫌疑，你得区别嘛！”
笔者认为，一万七千多的参与者，可分为三种人：①示威群众、②看热闹的起哄者和③别有用心的嫌疑犯。三种人员未必都有联系，以大学生红卫兵为主体的示威者不一定有暴力行为，有暴力犯罪的是第三种人。
1970年11月18日，周恩来总理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时说：“……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五•一六”，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经周总理批准，外交部所属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修缮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毁的办公室。1971年2月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国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招待会。周总理指示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全称为“西欧美洲司”）司长章文晋向英国代办当面表示：“1967 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

在那次乔迁招待会上，章文晋司长怕被认为自己“右倾”，没敢在有许多外国使节出席的外交场合说出这番话。事后，周总理得悉章文晋并未向英方道歉后，便立即召见外交部领导和当时参加招待会的同志，对章司长进行了“严肃批评”。周总理说，毛主席几次都说火烧代办处是坏人搞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他还批评章文晋说:“你本人也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不对的，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1967年8月29日，为了报复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些英国民众到伦敦我国驻英国代办处进行挑衅。在英国警察偏袒下，英国示威人士挥舞大棒等器物殴打我方外交人员。我国代办处三人受重伤，十多人受轻伤。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受到英方的报复。——笔者注。）

1971年3 月2 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道歉。他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由中国方面负担。”英国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线上出现了大转折。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驱除国民党代表、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还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世界各国掀起了与新中国的建交热潮。这是新中国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自强自立的新中国正式走上世界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至1976年，我国已与1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笔者注。）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受到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一切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附注
注一：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1 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 年6 月17 日，中英双方同意建立代办级关系（半外交关系），中英两国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代办处。1972 年3 月13 日，中英两国才将两国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全面外交关系），建立大使馆。

注二：文革时，姚登山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当时他是大使馆的第一把手，带领大使馆全体人员坚强勇敢地反击印尼反动派的抗暴斗争。1967 年4月底回国后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是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他利令智昏，对抗中央的指示，盲动“造反”，坚决“打倒陈毅”。1967年9月王关戚垮台后，姚从“红色外交战士”突然一下子沦落为一名“阶下囚”，被关押了十三年。